|
DCCC 1027/2023
[2024] HKDC 1729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1027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出席人士: |
許卓倫先生，為外聘大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 |
黃子元先生 ，由陳柱楷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
| 控罪: |
[1] 串謀詐騙 (Conspiracy to defraud) |
| |
[2] 企圖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Attempting to deal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刑理由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被告人承認一項企圖 “洗黑錢”罪，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和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G及159J條。
2. 本席在判刑前索取了一份勞教中心／更生中心／教導所報告及一份青少年罪犯評估委員會報告。
案情
3. 2023年4月17日上午9時30分左右，91歲的黃炳章先生（黃先生）收到一名自稱是他女婿（自稱女婿）的來電，聲稱自己涉及一宗交通意外，正在元朗警署，需要金錢。當黃先生表示自己有港幣150,000元的定期存款時，自稱女婿叫黃先生到銀行提取該筆款項，日後會連本帶利歸還。
4. 黃先生信以為真，打算到銀行提款。提款前與女兒見面時，發現是個騙局，遂報警處理。
5. 黃先生同意參與警方的監控行動，以自稱女婿所提供的電話與該人聯絡，對方表示會有一名叫“阿民”的人到黃先生的元州邨住所樓下的兒童遊樂場收錢。
6. 黃先生在該遊樂場見到被告人並問他是否“阿民”，及他是否前來拿東西。被告人回答“是”。黃先生遂將一包看似是載着錢的東西交給被告人。
7. 被告人離開時被警員截停，並向警員表示自己是透過電話指示向一名老翁收取保釋金，他的酬勞是500元。被告人當場以“行騙”罪被拘捕，於警誡下承認收到來電，指示他“過嚟揾個阿伯收嗰啲呃人保釋金”。
8. 被告人在錄影會面中表示，某人透過Telegram與他聯絡，問他想不想透過收取物品賺快錢，每次500元，他同意這樣做；他於案發當日中午收到一名男子來電，指示他前往元州商場；到達後，他在電話中被指示扮作“民仔”，向一名老翁收取保釋金，並獲告知老翁的特徵；他終於與該老翁（黃先生）見面，向對方確認自己是“民仔”，並獲對方給予一袋東西。
被告人的背景
9. 被告人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10. 他現年20歲，案發時19歲。他在本地接受教育，並於2022年考畢中學文憑試。他於案發時無業，與父母，姊姊及外婆同住。
求情
11. 代表被告人的黃子元大律師在有關判刑法律原則的陳詞中，引述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案判案書第9段所列出的量刑參考因素，與及上訴法庭法官司徒敬在HKSAR v Boma [2012] 2 HKLRD 33案判案書第40段所歸納的一些顯著的量刑因素（obvious factors）[1]。
12. 黃大律師亦援引了若干宗區域法院案件，以指出涉電話騙案的罪犯可被判入更生中心[2]，勞教中心[3]，教導所[4]，甚至接受感化[5]。
13. 黃大律師懇請法庭考慮以下因素：
(i) 被告人沒有案底，犯案時還未滿20歲；
(ii) 他初出茅廬，缺乏社會經驗，因一時貪念犯案；
(iii) 他沒有實際策劃或參與電話行騙，只是一隻被指派去收錢的棋子；
(iv) 犯案時間短暫及只涉一次性的交易；
(v) 所涉金額並非十分龐大；
(vi) 黃先生沒有金錢損失；
(vii) 被告人沒有得益；
(viii) 本案不涉跨境成份；
(ix) 被告人與警方合作，把事件和盤托出；
(x) 他選擇第一時間認罪，除表現出其悔意外，還節省法庭時間及資源，及免卻了黃老先生出庭作供；
(xi) 他的家人和朋友對他甚為支持，他亦有參加義工。（辯方呈上7封分別來自被告人，他的父母，姊姊，姑姐姑丈，兩名中學老師及一名學友的來信，與及被告人的義工服務紀錄。）
14. 辯方對控方的加刑申請及用以支持這個申請的證人口供沒有陳述，唯指出加刑幅度應該不超過三分一。
判刑考慮
15. 雖然涉案罪行背後所涉的可公訴罪行是電話行騙，但被告人承認的是企圖“洗黑錢”，法庭應以他所承認的罪行作為判案基礎。
16. 由於每宗“洗黑錢”案件的情況與案情不盡相同，因此這項罪行沒有量刑指引，但上訴法庭曾列舉了一些量刑的考慮因素。上訴法庭法官司徒敬（當時官職）在Boma案判案書第40段所歸納的一些顯著（但並非詳盡無遺）的量刑因素為：
(1) 產生“黑錢”的前置罪行的性質及判刑；
(2) 被告人是否知道該前置罪行是甚麼；
(3) 有否國際元素；
(4) “洗黑錢”的罪行是否涉及繁複的步驟、計劃或詐騙手段；
(5) 如罪行是由或替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干犯，這會加重刑責；
(6) 交易的次數及犯案時間長短；
(7) 被告人是否在知道前置罪行的性質後仍然繼續洗“黑錢”；
(8) 被告人的角色及報酬。
17. 上訴法庭法官張澤祐在許有益 案判案書第9段所列舉的考慮因素引述如下：
(a) 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利益。
(b)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
(c) 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d)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分，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像受損。
(e) 涉案的時間。
18. 正如上訴法庭在許有益案指出，一般而言，“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黑錢”的數額。
19. 但作出判刑時，法庭可以考慮和被告人罪責有關的整體背景從而作出適當的判刑。其中一些背景就是被告人對前置罪行的知悉程度。
20. 被告人對前置罪行性質的了解，是直接從指使他行事的人口中得知。正如他所向警方承認，他收到來電，指示他“過嚟揾個阿伯收嗰啲呃人保釋金”。但他只是當日去到收錢之處才被告知“呃人”一事。沒有證據顯示他有份參與詐騙。
21. 從上訴案件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岑華擴[2015] 2 HKLRD 945，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宗悅 [2015] 3 HKLRD 182及律政司司長 訴 陳晧傑 [2024] HKCA 409來看，當“洗黑錢”行為涉及犯案者從受害人收取源自電話詐騙的款項，而犯案者對該源頭罪行是有所知悉，一般的量刑基準會是3年監禁，而因電話騙案的猖獗而加刑的幅度會是三分之一。
22. 考慮到涉案金額，簡單的犯案手法及被告人甚為有限的參與程度，被告人是於行將收錢時才簡略知悉“黑錢”來源，與及岑華擴案，林宗悅案及陳皓傑案等案例，以監禁式刑罰而言，本席會以3年監禁為量刑基準。
23. 根據警方資料，本案騙徒的犯案手法被定性為“猜猜我是誰”。從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2) 條向法庭提供的資料，即是一份日期是2024年8月27日、由鄭思為總督察所提供的口供，電話騙案由2018年的615宗每年增加至2024年上半年度的3,220宗。電話騙案當中的“猜猜我是誰”類別由2018年的262宗增加至2023年的2,237宗，而2024年上半年度則有475宗，所涉的累計金錢損失的增幅亦甚為可觀，由2018年的13.52百萬元至2023年的188.68百萬元，而2024年上半年度則為39.71百萬元。
24. 本席認為控方已毫無合理疑點地證明了電話騙案（包括本案所屬的“猜猜我是誰”行騙手法）的猖獗程度，對社區造成的禍害及金錢損失。若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刑，加幅會是三分之一。
25. 但被告人至今仍未屆21歲，按《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A條的規定，對於像被告一樣的少年罪犯，監禁應被視為最後選項。有見及此，本席索取了一份有關被告人的勞教中心／更生中心／教導所報告及一份青少年罪犯評估委員會報告，以協助量刑。
26. 從兩份報告可見，被告人自中四開始交上不良同學而行為出現問題，包括吸煙及流連酒吧和遊戲機中心，學業成績亦因而更走下坡。完成2022年的中學文憑試後，被告人賦閒在家至2022年11月才開始間斷及不固定地工作。他因交上損友而於2023年4月開始吸食可卡因，其後犯上本案，於2023年4月17日被捕。獲保釋後不久，被告人於同年7月再次吸食可卡因，至年尾才停止。但於2024年4月被告人出於好奇開始服用俗稱“太空油”的依托咪酯 （Etomidate）[6]。
27. 勞教中心／更生中心／教導所報告指出，被告人的體能令他不適合接受勞教中心羈留，但他的精神及身體狀況均適合接受更生中心或教導所羈留。從所得資料及評估過被告人於羈留期間的行為與態度後，報告認為更生中心對被告人更為合適。
28. 青少年罪犯評估委員會報告指出，當被告人被引導檢討自己過往的不當行為時，他對過往鬆散的生活方式、損友對他的影響以及濫藥等問題缺乏深入了解及醒覺，對重建未來亦缺乏具體計劃。委員會認為被告人需要一段時間的禁閉式嚴格紀律訓練，以幫助他改過自新，於是建議更生中心羈留。
29. 辯方大律師表示被告人明白兩份報告內容，並謂被告人已知錯，立心改過自新，他的家人及朋友都對他十分支持，希望法庭給予被告人機會，並接納兩份報告的建議。
30. 本席接受並採納兩份報告的建議，下令被告人就他承認的控罪羈留在更生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