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漢標 對 李妙桂

CACV 340/2023,[2025] HKCA 754

原案件: [2023] HKCFI 27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上訴法庭

民事上訴2023年第340號

（原本案件編號: 申請將法定要求償債書作廢2023年第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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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由上訴法庭副庭長關淑馨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  這是何漢標先生提出的上訴，針對2023年10月3日時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徐韻華的判決(“作廢申請判決”)[1]。徐法官拒絕何先生請求將法定要求償債書 (“償債書”)  作廢的申請，授權債權人李妙桂女士可就償債書追討的債項，隨即向法庭提出破產呈請，又命令何先生支付李女士的訟費，以簡易程序評定為$60,000。何先生在2023年10月26日，就上述判決存檔上訴通知書。

2.  李女士旋即在2023年10月12日提出破產呈請，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靜芬在2023年11月27日作出破產命令。何先生2024年2月16日存檔傳票申請，要求原訟法庭准許逾期上訴破產命令。2024年3月26日，陳法官頒發判決書[2]拒絕申請。何先生不服判決，2024年4月2日在原訟法庭存檔傳票申請，要求撤銷陳法官3月26日的判決命令，陳法官在2024年6月5日拒絕申請。就破產命令而言，至今未有上訴程序，本庭現處理的上訴，無論結果如何，也不能撤銷或使破產命令作廢。

3.  何先生在徐法官席前的聆訊和這上訴，都是親自行事。債權人李女士在原訟法庭由大律師代表，上訴初期她有法律代表，她在2025年5月26日存檔親自行事通知書。她出席了上訴聆訊，但由於她未有按法庭指示提交論點綱要，本庭不聽取她就上訴作口頭陳詞。

4.  何先生在聆訊時提出，副庭長關淑馨及上訴法官周家明應該避席，因為他在2024年9月提出司法覆核申請(HCAL 1693/2024)，針對處理他的破產程序和其他法律程序的六位法官(包括關法官及周法官)和一名大律師。他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已在2024年11月13日被原訟法庭法官高浩文拒絕[3]。他在11月25日存檔上訴通知書，編號CACV 499/2024，這上訴尚未排期聆訊。

5.  本庭不認為在CACV 499/2024未裁決之前，由關法官及周法官審理本上訴，會有實在或表面的偏頗。以一個明理、合理、知情的第三者的客觀判斷，不會認為由這兩位法官審理本上訴，會有實質的偏頗風險。

6.  2024年8月5日，何先生在這上訴存檔傳票申請，要求加入四項新證據。他聲稱新證據“與本破產案有直接關係”，作用是支持“上訴申請許可”。正如上文解釋，本庭現處理的上訴，並非“破產案”，這是何先生在指定期限內提出的上訴，他沒有逾期，毋需“申請許可”上訴。司法常務官在2024年10月7日指示，新證據申請與這上訴由上訴法庭同時處理。

7.  何先生提交了“再經修訂的上訴申請文件冊”、“爭議的文件冊”及“新證據申請文件冊”。他在2025年5月30日提交了10頁論點綱要、三個案例，及有關大陸民宿多份媒體報導。他的論點綱要還有提及多個其他案例，但沒有提供副本給法庭，本庭已憑判案書號碼取得案例閱讀。民宿的報導，沒有申請加入新證據，不可隨便引用，本庭不會考慮。

新證據申請

8.  本庭先處理新證據申請。

9.  新證據有四項: (1)  2023年11月27日陳法官聆訊的錄音謄本; (2)  2024年3月20日陳法官聆訊的錄音謄本; (3)  2024年6月5日陳法官聆訊的錄音謄本; 及(4)  2024年6月5日何先生打999號電話向警察投訴陳法官的錄音光碟及謄本。

10.  第(1)至(3)項是法庭程序的錄音謄本，一如法庭的判案書或命令，與訟人可以引用，毋需以證據形式提交。首三項的申請，是不必要的。

11.  至於第(4)項，何先生說如同首三項，都是證明 “破產命令 … 在法官陳靜芬恐嚇下產生”。何先生依賴的新證據，完全不符合Ladd v Marshall[4]所訂立三個條件的第二條件，即是如果接納有關證據，對上訴的結果會有重要的影響，雖然不一定是決定性的影響。本庭重申，這上訴處理的，是徐法官的作廢申請判決，並非陳法官的破產命令。何先生對陳法官作出破產命令、拒絕讓他逾期上訴破產命令，和拒絕撤銷否決逾期上訴破產命令的種種投訴與批評，和這上訴毫無關連，故此擬加入的新證據，對這上訴沒有絲毫影響。

12.  本庭於是撤銷2024年8月5日的新證據申請。由於李女士沒有實質的參與，本庭不作訟費命令。

償債書

13.  償債書在2023年3月6日發出，追討的債項，是判定的債項和已評定的訟費，金額合共人民幣13,750元和港幣89,041.64元，附帶償債書發出後的利息。債項都是在區域法院DCCJ 3481/2020案，和其後就該案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CAMP 129/2022)產生。

14.  在DCCJ 3481/2020，何先生是原告人，李女士是被告人，李女士是何漢嘉的遺孀及遺產管理人，何先生是何漢嘉的兄長。何先生聲稱，由於何漢嘉違反“發展內地物業協議”[5]，他提出DCCJ 3481/2020向李女士申索[6]:

“70. 基於被告人[何漢嘉]已去世，大陸兩屋的投資發展協議已無法執行；

71. 上述14段的聲明及授權書不再有效；

72. 被告人分享大陸兩屋的業權不再有效；

73. 被告人分享大陸兩屋的租金收益不再有效；

74.  原告人[何先生]就上述單方面毀約的申索賠償港幣1,568,478.46元得[直] …”

15.  經聽取何先生及代表李女士大律師的陳述，及審閱雙方的誓詞，區域法院法官歐陽浩榮裁定何先生的申索應被剔除。他的申索陳述書，沒有合理基礎來指控何漢嘉有任何違約行為。根據《時效條例》(第347章)第4(1)(a)條，基於簡單合約的訴訟，於訴因產生日期起計滿六年後，便不得提出，何先生根據何漢嘉2010年的違約，在2020年始提出DCCJ 3481/2020的訴訟，已經太遲。何先生依賴的《時效條例》第20(1)(a)條、26(1)(b)和11條，都不適用。再者，他原本在DCCJ 1316/2013[7] 已提出與何漢嘉的投資協議(包括內地物業)的申索，他後來將此申索“抽起”，在2015年2月交由佛山市的法院審理[8]。他理應在早前在區域法院的案件，或其後佛山法院的案件，提出現時的申索。根據“一案不能二審” (res judicata)的法律原則，他不應獲准現時才展開新的訴訟，向何漢嘉或其遺產執行人追討。

16.  至於李女士追討平分2015年3月至2020年8月內地物業租金的反申索，歐陽法官留意到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裁斷，何漢嘉可獲內地物業2013年2月至2015年2月租金的一半。何先生也承認在2015年至2020年，他有把物業出租。歐陽法官裁定何先生對反申索沒有任何可爭議的抗辯理由，只需稍為調整他應支付的金額。

17.  2022年1月26日，歐陽法官頒發判決書[9]及作出以下命令：

(1)  駁回何先生上訴區域法院聆案官李家樂於2021年9月6日，剔除何先生的申索陳述書，及撤銷其申索的判決；

(2)  推翻聆案官於2021年9月6日，就李女士的反申索所作的命令；

(3)  就李女士的反申索作出簡易判決，下令何先生須支付人民幣13,750元予李女士(“第1筆債項”)；

(4)  批准李女士撤回有關把李女士名字加入內地物業房產證的反申索；

(5)  何先生須向李女士支付上訴聆案官判決的訟費，包括聘請大律師的費用，如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有關金額將交由聆案官評定；及

(6)  聆案官於2021年9月6日作出的訟費命令，維持有效。

18.  2022年2月7日，何先生存檔傳票，申請許可就上述第(1)及(3)項命令上訴。2022年4月20日，歐陽法官頒發判決書[10]，拒絕准許上訴，命令何先生支付李女士在申請的訟費，以簡易程序評定金額。

19.  2022年4月26日，何先生以傳票方式向區域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撤銷2022年4月20日作出的上訴許可申請訟費命令。歐陽法官在經審閱雙方呈交的書面陳詞，及何先生的誓詞，於2022年6月10日作出以下命令：

(1)  撤銷何先生的申請；及

(2)  何先生須向李女士支付相關的訟費，上訴許可申請訟費評定為港幣25,000元，申請撤銷2022年4月20日的訟費命令評定為港幣5,000元，何先生須於14天內向李女士支付總額港幣30,000元(“第2筆債項”)。

20.  何先生於2022年4月27日及6月29日，以傳票方式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許可申請(CAMP 129/2022)，及擱置歐陽法官2022年6月10日的訟費命令。上訴法庭在2022年8月31日頒下判決書[11]，裁定何先生沒有任何有效的上訴理由。他聲稱與何漢嘉及他們母親達成的口頭協議成立家庭基金，餘款用作投資，在HCA 660/2014與HCA 1966/2013的判決書已被法庭拒絕接納[12]。有關《時效條例》適用的時效期，歐陽法官作出正確的裁定。就一案不能二審的原則，何先生未能提出任何可爭辯的上訴理由。至於李女士的反申索，上訴法庭同意歐陽法官的觀點。上訴法庭於是頒令： (1)  撤銷何先生的申請，及(2)何先生須支付李女士在申請的訟費，金額評定為港幣55,000元(“第3筆債項”)。

21.  2022年9月13日，何先生就上訴法庭8月31日的判決，申請許可上訴至終審法院，該申請在2022年9月28日，被上訴法庭命令撤銷。何先生另於 2022年10月17日，就上訴法庭之訟費命令，提出申請上訴許可，亦被上訴法庭於2022年11月23日命令撤銷。

22.  其後何先生再就上訴法庭2022年11月23日之裁決，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FAMV 632/2022)，該申請被終審法院認為沒有合理上訴理由而命令撤銷。

23.  在何先生耗盡一切法律程序後，李女士始於2023年3月6日發出償債書，追討法庭已判定的債項，即第1至3筆債項。

作廢申請判決

24.  何先生在2023年3月21日，申請要求將償債書作廢。他存檔了三份誓詞，提出三個作廢的理由:

(1)  他有一項反申索，金額是港幣1,568,478.46元，超過償債書的債項，見DCCJ 3481/2020存檔的申索陳述書第68至77段。

(2)  在DCCJ 3481/2020，他的申索不應被剔除。他作出極嚴重的指稱：代表李女士的大律師，妨礙司法公正；聆案官判李女士反申索勝訴，是非法利益輸送；原訟法官判案如同“球證吹黑哨”，法官更篡改申索陳述書的訴因；上訴法庭是無理拒絕許可上訴。由區域法院至上訴法庭，他聲稱被多位法官嚴重打壓。

(3)  償債書的格式及內容，未能滿足《破產規則》(第6A章)第44條的要求，償債書未有列明各筆債項的代價，亦無列出判決的詳情。

25.  徐法官裁定，以上三項作廢理由，俱不能成立。

26.  何先生依賴的反申索，已經在DCCJ 3481/2020被法庭剔除及裁定為敗訴，他擬提出的上訴，又被上訴法庭拒絕上訴許可。他的反申索不能成立，不能依賴這反申索要求把償債書作廢。

27.  根據確立的法律原則[13]，倘若償債書是基於判定債項，在作廢申請法庭一般不會在這階段研究判決或命令的正確性，或調查判決債項的有效性。無論如何，他對參與DCCJ 3481/2020代表對方的大律師，審理該案的聆案官和法官，處理上訴許可的上訴法庭，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法庭不會接納。

28.  償債書的格式和內容，並無違反《破產規則》第44條的規定。就每一筆判定債項，償債書已列出判決日期、案件編號、法官名稱、判決金額。

這上訴

29.  何先生存檔的上訴通知書，除了要求撤銷徐法官的作廢申請判決，還要求本庭作出命令如下:

“1. 頒令該兩屋是[何先生]唯一在法律上及物業的實益權益擁有人; 及

2.  頒令根據第6A章《破產規則》48(5)(a)在申請作廢的聆訊，[何先生]一項反申索，即DCCJ 3481/2020申索證人陳述書第68-77段的已算定1,568,478.46港元及濟助，涉及該要約代價的有值交易付出。”

30.  在處理應否把償債書作廢，法庭毋需亦不應就法律上任何實質權益，作出裁決，這並非制定把償債書作廢這程序的用意。即使上訴法庭撤銷徐法官的判決，也不會作出以上要求的命令。

31.  何先生的上訴理由，可歸納如下:

(1)  原訟法庭法官在HCA 660/2014與代表何漢嘉的大律師，阻撓他在香港法庭提出內地兩屋的申索。

(2)  區域法院法官與代表李女士的大律師合謀、欺詐及非法利益輸送，剔除他在DCCJ 3481/2020 的申索，剝奪他真誠的申索及訴訟權利。

(3)  區域法院法官的判案，有如“球證吹黑哨”，迴避大律師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謊言，及懲罰何先生而批准李女士的反申索，又篡改他的申索陳述書的訴因。區域法院的判詞詮釋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詞，是斷章取義。

(4)  就上述的爭議，徐法官作了錯誤考慮，又錯誤認為償債書符合《破產規則》第44條規定的格式和內容。

32.  何先生其後的論點綱要，強調他的爭議理應成立，李女士沒有抗辯理據。他在DCCJ 3481/2020的申索不應被剔除，他再提申索並沒有違反一案不能二審原則。他聲稱何漢嘉/李女士違約侵權，要負上法律責任，他應該獲得法庭濟助。他重申李女士沒有權益提出反申索，去追討內地物業2015年至2020年的一半租金收入。他又指稱上訴法庭拒絕准許上訴，是“實際偏頗”。他引述徐法官在一宗破產呈請的判案書[14]，和另一宗要求作廢償債書的判決書[15]，聲稱徐法官沒有把償債書作廢是“雙重標準”。

33.  他並且引述上訴法庭在馬高發展有限公司及藍松[16]的判案書第42(1)至(6)段，聲稱上訴法庭這樣說:「判定債項只是表面證據，可被反駁，破產法庭並非最終受判定債項的判決約束，可就判決“進行探究”，要查明判定債項是否有真正的代價」。

34.  最後就陳法官在破產呈請的聆訊，和其後申請逾期上訴的過程，何先生作出不少看來是沒有根據的指稱。由於與這上訴無關，本庭不會受理。

討論

35.  徐法官處理的申請，是要求作廢償債書，並非破產呈請。就基於判定債項發出的償債書，徐法官引述了確立的法律原則，見Leung Kwok Chun v Seavi Advent Asia Investments (IV)  Ltd, §§22至26和當中引述的案例。Leung Kwok Chun其後獲上訴法庭認同(Leung So Hung Siem v Carson Wen [2019] HKCA 678, §18)，也有在其他原訟法庭作廢償債書的判決書引用(例如A v R [2022] HKCFI 3390, §12)。根據這原則，在處理償債書作廢的申請，除非有清晰可信的證據證明，判定債項是因欺詐、合謀或審訊不公而獲取，一般而言法庭不會在這階段去研究判決或命令是否正確有效，因為償債書作廢的申請，需要從速處理，以免債務人在明顯不合理的情況下被入稟破產。

36.  本庭認同徐法官的裁斷，何先生提出的作廢理據，顯然達不到上述的門檻。

37.  上訴法庭在馬高發展有限公司及藍松所處理的是破產呈請，與償債書作廢的做法不同。至於何先生引述的第42(1)至(6)段，其實是上訴法庭總結上訴法庭法官袁家寧在覃美金案(Re Tam Mei Kam, ex parte Chiu, Szeto & Cheng, Solicitors (a firm), CACV 87/ 2012, 8/5/2013)  (也是一個破產呈請)  第22.1段至27段的分析，原文如下:

“(1)  破產法庭會把判定債項的判決，視為判定債務人欠下判定債權人有關債項的表面證據。

(2)  作為有關欠債的表面證據，是可被反駁的，這就是所謂對該判決「進行探究」的意思。破產法庭這做法有兩個理由。第一，破產會影響個人的法律地位。第二，這是為了保障債務人真正債權人的權益，以免債務人串通虛假的債權人，以不誠實手段取得判決，從而展開破產程序，減少可償還真正債項的資產。

(3)  破產法庭並非最終受判定債項的判決約束，可以在適當的情況下就判決「進行探究」，這就是要查明判定債項是否有真正的代價。不過，這並不是說在每一個案，破產法庭都會行使這權力。畢竟，判定債務人已面對過訴訟，和被判敗訴。

(4)  如果判定債務人已就判定債項的判決上訴，破產法庭可暫緩破產呈請的聆訊，以等待上訴結果，但破產法庭不一定會酌情這樣做。倘若判定債務人未能令法庭信納，就判定債項的判決上訴，有合理的勝訴機會，法庭就會拒絕暫緩破產呈請的聆訊，繼而作出破產令。換言之，未能達到這標準的上訴，就不是可行或真誠的上訴，判定債務人就未能反駁判定債項的判決，作為欠債的表面證據。

(5)  如果判定債項的判決，是經過全面審訊後作出，一般的原則是破產法庭只會在判定債務人能證明有詐騙、串謀或司法不公，破產法庭才會對判決「進行探究」。「司法不公」在這個情境，被理解為倘若司法程序是恰當地進行，法庭就不會，或極可能不會，裁定債務人有欠下申索的債項。

(6)  如果在破產呈請聆訊時，判定債務人的上訴，已因實質理由駁回，破產法庭就極不可能裁定，判定債務人能反駁欠債的表面證據，除非他能基於上述的討論，令法庭接納他有理由質疑上訴裁決的正確性。”

38.  何先生對上文的理解，未免流於斷章取義。上文清楚說明，並非每一個案，破產法庭都會就判定債項的判決“進行探究”，只是在適當的情況下，才行使這權力。

39.  假設在本案情況下，引用的是破產呈請的處理方式，可對債項的判決“進行探究”，本庭也會裁定何先生未有任何合理的反駁。DCCJ 3481/2020引致的判定債項，是經過聆案官和區域法院法官的兩次聆訊，再由區域法院法官和兩位上訴法庭法官審視擬提出的上訴理由，一致裁定何先生的申索應被剔除，李女士的反申索成立。他也不能向終審法院上訴，他的訴訟實在已告終。在這情況下容許他推翻或否定判定債項的判決，是完全不可能的。

40.  本庭也認同徐法官的意見，償債書的格式和內容，並無違反《破產規則》第44條的規定。

41.  何先生的上訴理由，無一成立。他對法庭種種指控，是毫無事實基礎。

結論

42.  本庭駁回何先生的上訴。

43.  本庭已聽取雙方就訟費的陳詞，何先生和李女士都沒有反對上訴勝訴一方可得訟費的原則。李女士也承認在提交親自行事通知書後，她沒有為訴訟做實質的工作。本庭命令何先生須支付李女士，2025年5月26日前在上訴的訟費，金額如有爭議，交由聆案官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