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徐美儀

DCCC 15/2024

[2025] HKDC 1668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4年第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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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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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被告人徐美儀於本席前經審訊後被裁定兩項控罪罪名成立，兩項控罪均為“串謀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俗稱“洗黑錢”罪），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及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及159C條。

2.  兩項控罪的罪行詳情相若，第一項控罪指被告人於2021年12月15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間，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其名下於南洋商業銀行持有的帳戶（帳戶一）內共港幣（下同）5,244,749.31元的據法產權，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與1名稱為“Apple”的人串謀處理該財產。第二項控罪則指被告人於2021年12月15日至2022年5月25日期間，於同一情況下與“Apple”串謀處理其名下於滙豐銀行持有的帳戶（帳戶二）共11,477,893.39元的據法產權。

案情

3.  本案案情已詳列於裁決理由書，本席在此不贅。簡單而言，案發之前被告人為「網上情緣騙案」的受害人，被騙去數十萬元，引致她債台高築，債主臨門，急需金錢應付及還錢給朋友替母親醫病。她於互聯網平台尋找貸款途徑，接觸到1名稱為Apple的人，表示可以為她安排100,000元貸款，條件是被告人要分別在4間銀行開設4個不同銀行帳戶，並交出控制權給Apple。

4.  被告人因求財若渴，於是同意並開設相關帳戶，包括涉案的兩個帳戶，並交出控制權給Apple。其後該兩個帳戶曾被用作處理網上騙案的「黑錢」。於兩項控罪的相關時段，第一項控罪的帳戶共處理過5,244,749.31元，而第二項控罪的帳戶則共處理過11,477,893.39元。

加刑申請

5.  控方引用第455章第27條，申請就被告人被定罪的控罪加重刑罰，並按該條例第27(2)條提交由李耀南總督察於2025年10月2日撰寫的書面報告以支持申請。

被告人背景

6.  被告人現年30歲，1995年9月28日於內地出生。她父母已離異，母親與香港永久居民再婚，移居香港。她於2018年取得香港身分證，於2019年與弟弟到港與母親團聚定居。她未婚，於內地曾受教育至大專程度，獲得大專專業醫藥證書。她自約2022年初開始任職保安員，月入15,500元，另於快餐店兼職，平均月入2,000元。被告人沒有刑事紀錄。

求情

7.  代表被告人的張大律師陳詞，指被告人欠債的原因是因為她遭1名男子張偉情騙而向外間借錢，最後在Facebook認識了Apple，開立了涉案戶口而犯下今次被控告的兩項控罪。她並不知道兩個戶口黑錢的上游罪行是涉及甚麼，也不知道戶口的金錢轉帳來歷。案情背後當然涉及一定的組織性，涉及電話騙案，但沒證據證明被告人知情及有份參與，她的角色是提供了傀儡戶口。本案也沒有證據涉及國際因素。涉案時間兩條控罪約為5個月。

8.  張大律師呈上被告人於2025年10月11日親筆撰寫的求情信 ， 指其內容充分反映了她的悔意， 決定改過，希望法庭給予1個改過自新的機會，盡量輕判 。

9.  就量刑方面，張大律師援引5宗案例[1]供法庭參考。考慮到被告人的背景、案情及角色，張大律師希望法庭判處被告人低於5年的判刑起點，兩條控罪同期執行。

10.  就控方的加刑申請，張大律師並沒有提出反對。至於加刑幅度而言，張大律師援引另外5宗案例[2]供法庭參考。

11.  張大律師引述李耀南總督察的口供，指在表A 2021至2022年度詐騙和洗錢案件的宗數並沒有很明顯的飆升（58.31%升至70.44%）。雖然洗錢的比率由2020年所錄得的31.38%升至2024年的75.10%，這是逐年增加的增幅，不至於突然的每年飆升，在2025年1至8月被捕傀儡總數是3703人，佔5142人的72.01%，少於2024年的總人數7883人。同樣地，在表B詐騙和洗錢案件由2020年至2025年（1至8月），金額由30.1789億下跌至24.5554億。而涉及傀儡帳戶案件金額亦由18.7983億下跌至2025年（1月至8月）的7.2338億。

12.  基於以上的數據，張大律師陳詞加刑幅度應為三分之一。

量刑

13.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59C條，“串謀洗黑錢”罪與“洗黑錢”罪的量刑考慮相同。

14.  “洗黑錢”罪行並沒有量刑指引，上訴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廖麗婷^[3]一案中，就此罪行的量刑，有以下指引性的評語：

“ 21. 上訴法庭曾在許多案例中明確指出，「洗黑錢」是十分嚴重罪行，原因是參與清洗黑錢的人不但協助處理和保存非法活動的得益，並試圖使犯罪得益合法化，而且實際上也間接鼓勵罪犯進行非法活動，因此判刑必須要有「阻嚇性」：見 Boma 一案第36段，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慧茵 [2012] 4 HKLRD 189，第16段。

22. 由於每宗「洗黑錢」的案件的情況不大相同，案情甚至可以說是千變萬化，上訴庭不能也沒有對「洗黑錢」的罪行訂下量刑指引。上訴庭副庭長司徒敬在 Boma 一案第40段列舉洗黑錢案件的判刑因素，並強調除了“黑錢”的數額之外，其餘因素包括：

(一) 產生黑錢的前置罪行的性質及判刑；

(二) 被告人是否知道該前置罪行是甚麼；

(三) 有否國際元素；

(四)洗黑錢的罪行是否涉及繁複的步驟、計劃或詐騙手段；

(五) 有否犯罪集團存在；

(六) 交易的次數及犯案時期的長短；

(七)被告人是否知道了前置罪行的性質後仍然繼續洗黑錢；

(八) 被告人的角色及報酬。

23.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上訴法庭法官張澤𧙗在第9段指出下列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

(一) 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利益。

(二)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

(三) 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四)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分，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像受損。

(五) 涉案的時間。

24. 就涉案的「黑錢」數額而言，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律政司司長訴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第15段指出：

『當涉案「黑錢」是100至200萬元時，量刑基準約為3年，300萬至600萬元約為4年，而1000萬元以上則可以超過5年。』”

15.  本席理解上訴庭於雲國強一案並非作出量刑指引，而只是1個觀察，但本席認為亦可於量刑時作為參考。

16.  本席同意本案於同類案件中屬於簡單，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知悉或有參與相關的詐騙行為。本席接受被告人因其面對的困境，而被犯罪集團利用，開設相關帳戶清洗黑錢。本案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知道或有參與產生黑錢的前置罪行，亦不涉及繁複的步驟，案情顯示最終被告人沒有得到任何利益。第一項控罪為期約1個月，涉及5,244,749.31元，第二項控罪則為期超過5個月，涉及11,477,893.39元。

17.  考慮過所有相關因素，就第一項控罪本席以4年作為量刑起點，而第二項控罪則為5年。兩項控罪涉及不同帳戶，於不同時段處理不同金錢，刑期理應分期執行。考慮到總刑期原則，兩項控罪共涉及16,722,642.7元，本席認為以5年3個月作為整體量刑起點，足以反映被告人於本案的整體刑責。

18.  被告人經審訊後被定罪，不能獲得刑期扣減。考慮到被告人的犯案原因及其背景，包括沒有刑事紀錄，本席酌情減刑3個月，總刑期減為5年。

19.  就控方引用第455章第27條申請加刑而言，上訴庭經常指出，此為非常嚴苛的權力，法庭必須謹慎使用，目的在於增加判刑的阻嚇性^[4]。上訴庭於 HKSAR v Chung Chi King^[5]一案中指出，加刑的目的在於阻嚇往後準備犯案的人，所以法庭應考慮判刑時同類罪行的普遍程度及對社區的損害程度，而非案發時的情況。

20.  辯方並沒有反對申請，對控方提供李總督察的口供內容亦沒有質疑。本席考慮過李總督察的口供內容，顯示利用「傀儡帳戶」洗黑錢的罪行，從2020年開始，按年遞增，至2025年8月情況並沒有改善。本席接納同類型案件有明顯上升趨勢。另外，本席亦接納李總督察口供中列出此等罪行對社區的損害。本席接納相關控罪的普遍程度及其導致社區受損害的性質和程度，已達致所需的門檻，本席批准控方的加刑申請。

21.  就加刑幅度而言，上訴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梁耀輝^[6]一案中指出，就該條例第27條加刑的幅度，應由主審法官按不同案件及有關情況酌情處理。

22.  就此議題，考慮過本案相關的案情，本席認為同類案件近年仍然猖獗，加刑幅度必須能達到阻嚇性的作用。就本案而言，本席認為總刑期加刑1年6個月，即約加刑28.5%足以達到阻嚇作用。為達致此總刑期，本席作出以下判刑。

總結

23.  就被告人被定罪的兩項控罪，本席判刑如下：

第一項控罪：4年，加刑1年1個月至5年1個月，與第二項控罪同期執行

第二項控罪：5年，加刑1年6個月至6年6個月

總刑期 ：6年6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