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瑛明代胡寶棠 對 陳百強及另十五人

DCEO 8/2019

[2020] HKDC 1179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平等機會訴訟2019年第8號

--------------------

--------------------

-------------------

判決書

-------------------

1.  謝瑛明先生是胡寶棠女士的兒子。

2.  謝先生聲稱代胡女士提出此訴訟，控告答辯人歧視胡女士，違反《性別歧視條例》及《殘疾歧視條例》。

3.  答辯人（以下以R及其答辯人號碼代表）分別發出傳票，申請剔除申索通知書及撤銷訴訟（「剔除申請」）。

4.  本席聽罷謝先生及答辯人的初步陳詞後，命令剔除申請以書面形式處理，並指示各方存檔誓章及陳詞。

5.  經考慮呈堂文件，本席決定剔除申索通知書並撤銷訴訟，理由是：（1）謝先生違反《區域法院規則》第80號命令第2及第3條規則，訴訟屬濫用法律程序；及（2）申索通知書並無披露合理的訴訟因由，屬惡意中傷、瑣屑無聊及無理纏擾，詳情如下。

背景

6.  2014年12月，法律援助署（「法援署」）發出法援證書給胡女士進行HCA 2554/2013的法律程序，並委聘外委律師及大律師代表她。該案的其中一項爭議，是胡女士於2014年6月簽署放棄其已故長子的遺產的文件時，是否有足夠的精神行為能力處理或管理其財產及事務。

7.  外委律師對胡女士是否有能力在法律程序中給予指示存疑，外委大律師亦認為需尋求法定代表律師協助或委任起訴監護人代胡女士進行訴訟。當時，謝先生表示願意擔任胡女士的起訴監護人，法定代表律師因而拒絕介入案件。然而，謝先生沒有提供任何文件證明他與胡女士的關係，法援署於是取消了胡女士的法援證書。

8.  2016年12月，謝先生申請法律援助，希望代胡女士進行HCA 2554/2013的法律程序。

9.  2017年6月，法援署向「謝瑛明先生代胡寶棠」發出法援證書，並按謝先生的提名委聘R5為外委律師，進行HCA 2554/2013的法律程序。R6及R7分別是R5所屬律師行的見習律師及律師，有份協助R5處理案件。

10.  同年10月，法援署再按謝先生的要求委聘R8為外委大律師。

11.  2018年9月，原訟法庭在HCA 2554/2013頒令，委任謝先生為胡女士的起訴監護人代胡女士進行訴訟。

12.  本案的R1至R4及R10至R16是法援署的律師或職員，曾經處理謝先生/胡女士的個案及投訴。

13.  R9是精神科專家醫生，獲聘就胡女士的精神行為能力進行醫學評估，並撰寫專家報告。

申索人的案情

14.  謝先生在本案沒有法律代表，親自擬備申索通知書。

15.  他明顯不滿HCA 2554/2013的進度，在申索通知書A部（申索詳情）起首寫到：—

「事實勝於狡辯有乜嘢原因玩咁多年？」

並在近結尾寫到：—

「區域法院法官:

向法援署申訴屬於無用今年2019年6月13日千真萬確事實就係事實毋容懷疑無須懷疑拖延時間毋容置疑事實2年長1年不是短時間2017年6月13日批法援至2018年7月4日加上以前梁嘉祐時代足足5年咁長接下來的不是複雜為何要拖延時間2年推論不是真正要處理檔案案件唔至在唔稀罕唔重視唔願要幫助老弱有病當事人長者加上又唔會無費$錢到時到候會面」[1]

16.  他多次聲稱答辯人「殘疾歧視」及「性別歧視」胡女士，並投訴：—

- R1故意拖延案件、監管不力、濫用權力、誤導及欺騙他、威脅取消法援，以及屢次拒絕與他溝通。

- R2欺騙他及於2017年會面時「蓄意坐近本人身旁」。

- R3態度敷衍。

- R4監管不力、屢次拒絕與他溝通，以及包庇下屬。

- R5拖延案件、沒有歸還600元給他，以及威脅退出案件。

- R6沒有按他的要求出信給伊利沙伯醫院，更威脅要他聽從她的話，否則沒有遺產。

- R7罔顧R5的指示硬要他在文件上簽名，更不接聽他的來電，留言又不回覆。

- R8拖延案件，沒有履行大律師的職責及本份。

- R9拖延案件。

- R10屢次拒絕與他溝通及包庇下屬。

- R11至R16漠視他的投訴及屢次拒絕與他溝通。

17.  謝先生代胡女士申索：（a）「轉換另一組別的律師」；（b）R1及R4合共賠償2,000萬元；及（c）餘下的答辯人除了R6之外每人賠償100萬元。

答辯人的案情

18.  答辯人均否認所有謝先生的投訴，亦否認有任何歧視胡女士的行為。

19.  綜合他們的案情：—

(a) 法援署有按相關規例及程序處理謝先生和胡女士的法援申請、HCA 2554/2013案件，以及謝先生的投訴。

(b) 法援署有監督外委律師及大律師；外委律師亦有按指引定期匯報案件進度。法援署認為他們沒有任何不當之處，滿意他們的表現。

(c) 法援署認為處理案件所需時間因案情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法援署認為有以下因素，影響HCA 2554/2013的進度：（i）早前的外委律師發現胡女士精神上沒有行事能力，需指示專家評估胡女士的精神狀態，亦要聯絡法定代表律師，查詢他們是否願意介入案件；（ii）謝先生表示願意作為胡女士的起訴監護人後，法援署需聯絡房屋署和入境事務處，查詢謝先生和胡女士的關係；及（iii）R5需聯絡多間醫院及胡女士過往的精神科醫生，索取有關胡女士的醫療紀錄，以供專家評估胡女士簽署文件時的精神狀態。

另一方面，R5至R7認為有以下因素影響案件的進度：（iv）謝先生時常轉換手提電話號碼（不少於21次），來電一般隱藏號碼，不會主動提供新的號碼，需消耗大量時間聯絡他；（v）謝先生帶胡女士到醫院求診時沒有出示胡女士的身分證，所以醫院先後給予胡女士多個病人號碼，增加索取有關胡女士的醫療紀錄的困難；及（vi）謝先生時常提出與HCA 2554/2013無關的事宜，例如投訴多間醫院及法援署等，需要花很長時間方能向他取得所需的資料及文件。

(d) R5獲委任後，胡女士早前的法援外委律師要求收取文件轉交費用。法援署曾聯絡謝先生，告知他不要直接支付有關費用，但謝先生堅持在R5的辦公室留下600元現金。雖經多次聯絡，謝先生仍沒有取回款項。法援署於2019年6月20日發出銀行本票，把款項退回謝先生。

(e) R5至R8有跟進HCA 2554/2013，例如於2017年11月27日與謝先生開會，向他提供法律意見，以及按他的指示索取醫療報告。

(f) 2018年6月，R9獲指示須就胡女士當時及2014年時的精神行為能力進行醫學評估。

2018年7月，R9和謝先生到醫院評估胡女士之後，提供了有關胡女士於2018年的精神行為能力的專家報告。

2018年9月，R9再與謝先生會面，準備有關胡女士於2014年的精神行為能力的報告。R9當時只有胡女士2015年後的醫療紀錄，亦對謝先生提供的資料存疑，所以要求索取進一步的醫療紀錄。R9提供所需報告的草稿，表明需待進一步客觀資料才能完成報告。其後，R9相繼收到胡女士的醫療紀錄。經檢視胡女士的腦掃描底片，R9發現胡女士的腦部於2013年至2015年間有萎縮及退化跡象，遂建議聘請放射治療科專家提供進一步意見。在等候聘請放射治療科專家期間，R9接獲指示因應謝先生的投訴須完成報告。R9於2019年6月提供所需報告的修訂稿，表明尚欠放射治療科專家意見。

(g) 2017年11月27日的會面後，R8一直沒有收到進一步指示，直至2019年5月獲悉R9需要進一步資料，以便完成有關胡女士於2014年的精神行為能力的報告。

(h) R9提供專家報告的修訂稿後，R5及R8原本安排了於2019年6月24日與謝先生會面，但謝先生突然提出本案，R5及R8因利益衝突不能再在HCA 2554/2013代表謝先生及/或胡女士行事。

(i) 謝先生曾要求針對明愛醫院提出訴訟，R5表示自己是該醫院的管理委員會委員，存在利益衝突，不可在針對明愛醫院的訴訟中代表他或胡女士行事。

剔除理由（1）：謝先生違反《區域法院規則》第80號命令第2及第3條規則，訴訟屬濫用法律程序

20.  根據R9的評估，[2]胡女士於2018年已是一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這亦是謝先生聲稱代胡女士提出本案的基礎。

21.  《區域法院規則》第80號命令第2及第3條規則的相關條文規定：—

「2. 無行為能力的人須由起訴監護人…代為起訴等

(1) 無行為能力的人，除非是由其起訴監護人代表， 否則不得提起任何法律程序或在任何法律程序中提出申索…

(2) 除本規則的條文另有規定外，凡在任何法律程序的一般進行中，本規則的條文規定或批准該等法律程序的一方作出的任何事情，如該一方是無行為能力的人，則該事情須由或可由其起訴監護人…作出。

(3) 除非是由法定代表律師擔任起訴監護人…，否則無行為能力的人的起訴監護人…必須由律師代表行事。

3. 起訴監護人…的委任

…

(6) 除非區域法院已為無行為能力的人委任起訴監護人…，否則 —

(a) 不得在訟案或事宜中將任何人的姓名用作無行為能力的人的起訴監護人；

…

除非與直至第(8)款所列出的文件已送交登記處存檔。

(8) 第(6)款所提述的文件如下 —

(a) 由擬在有關訟案或事宜中擔任無行為能力的人的起訴監護人…的人作出同意擔任該職的書面同意；及

(b) 凡無行為能力的人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而擬擔任其起訴監護人…的人，根據條例第II部獲授權在有關訟案或事宜中以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名義或代表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進行法律程序，則有關文件為根據上述第II部作出的命令或發出的其他授權書的已加蓋高等法院印章的正式文本，而該人是憑藉該命令或授權書獲如此授權的；及

(c) 除非無行為能力的人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而擬擔任其起訴監護人…的人是如(b)段般獲授權，否則有關文件為代表無行為能力的人的律師所發出的證明書，核證 —

(i) 他知道或相信(視屬何情況而定)證明書所關乎的人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並(如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列明其所知或所信的理由；及

(ii) (凡無行為能力的人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無人如前所述般獲授權；及

(iii) 在證明書中被指名為起訴監護人…的人，在有關訟案或事宜中並無相逆於無行為能力的人的利害關係的利害關係，但如該被如此指名的人是法定代表律師，則屬例外。」

22.  明顯地，上述規則是要保障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利益。倘若擬提出的申索明顯屬無理纏擾（obviously vexatious），委任起訴監護人代為提出或進行訴訟將毫無意義，訴訟應被剔除。[3]

23.  謝先生聲稱在本案代表無行為能力的胡女士，但他既不是法定代表律師，亦沒有委聘律師代表行事，未能按上述規定確立其「起訴監護人」身份，根本無權代胡女士提出及進行訴訟。

24.  答辯人曾於過堂聆訊提示謝先生須遵循第80號命令行事，本席亦應謝先生的要求給予他較長時間處理案件。

25.  於押後期間，謝先生曾就本案申請法律援助，但申請遭到拒絕，法定代表律師亦沒有介入案件。

26.  R5至R7建議本席考慮擱置法律程序。[4]

27.  謝先生在申索通知書第1頁陳述HCA 2554/2013時寫到：

「本人申索人媽媽胡寶棠女士千萬萬真實確要法援原因貧窮無錢$MONEY若果加若然本人申索人媽媽胡寶棠女士和本人有一舊錢、即時搵私家律師」

就算本席擱置案件，相信他也不會自費聘請律師。

28.  更何況，本案並非謝先生聲稱代胡女士提出唯一的平等機會訴訟。在此之前，謝先生聲稱代胡女士提出DCEO 3/2019，投訴胡女士入住的護養院的院長及照顧者性別及殘疾歧視胡女士。2019年10月11日，區域法院命令剔除該案的申索通知書及撤消訴訟，其中一個原因亦是因為謝先生違反第80號命令。[5]所以，謝先生應該知道相關的法律規定。

29.  謝先生一直沒有按照適用的法律行事，沒有恰當地使用法律程序，加上（如下文所述）其申索通知書並無披露合理的訴訟因由，屬惡意中傷、瑣屑無聊及無理纏擾，本席認為讓他在本案代胡女士進行訴訟，將損害胡女士的利益（例如招致訟費損失），訴訟應該剔除。

剔除理由（2）：申索通知書並無披露合理的訴訟因由，屬惡意中傷、瑣屑無聊及無理纏擾

30.  根據上訴法院的案例，處理剔除申請有以下的法律原則：—[6]

(1) 法庭只會在明顯和清晰的情況下，才引用第18號命令第19(1)條，或法庭固有的司法權力，來剔除狀書。

(2) 一個合理的訴訟因由，是可以單就狀書上的指控作考慮，便已有勝算機會。原告人不但要在申索陳述書中，提出法律認可的訴訟因由，還要列出所有關鍵的事實，以證明這訴訟因由在法律上成立。被告人要知悉原告人的案情，才可知如何應對。

(3) 瑣屑無聊是說這訴訟不可以用道理去辯論，是沒有根據或勢必失敗的。無理纏擾是對對方構成欺壓或欠缺誠意的。濫用法律程序，是意味著沒有真心誠意和不恰當地使用法律程序。

(4) 於處理剔除申請時，法庭應該假設狀書的內容是真確的，以決定訴訟因由是否成立。

31.  根據上述的法律原則，謝先生不單要在申索通知書聲稱有歧視行為，還要提出關鍵事實，說明該等行為如何構成歧視。謝先生除了在申索通知書聲稱胡女士受到「性別歧視」及「殘疾歧視」之外，沒有指出《性別歧視條例》及《殘疾歧視條例》的適用條款，也沒有提出任何關鍵事實，說明答辯人如何「歧視」胡女士。

32.  R5至R7估計謝先生的投訴關於「提供服務的歧視」，並涉及「直接歧視」，即《性別歧視條例》第5(1)(a) 及第28條及《殘疾歧視條例》第6(1)條及第26可能適用。問題是，為何要答辯人猜測謝先生/胡女士的案情呢？

33.  眾所周知，歧視很難有直接證據，法庭一般需考慮是否可從經確立的證據作出歧視的推論。[7]本席明白謝先生沒有法律訓練，未必能清楚陳述，所以有仔細考慮他呈堂的文件，但仍未能理解胡女士如何遭到答辯人的歧視。例如：謝先生在2020年5月21日存檔的誓章投訴R8收費昂貴；但按照《法律援助(費用計算)規例》第4條規例，法援外委大律師的收費是要經法庭評定或由法援署署長訂定的，R8的收費不可能與歧視有關。

34.  終審法院最近在梁國雄（又稱“長毛”）訴 懲教署署長 [2020] HKCFA 37（第15段）重申，「直接性別歧視」由以下四項元素組成：（a）一名人士獲給予的待遇有別於另一名（不同性別的）人士；（b）兩名人士的有關情況沒有重大分別；（c）投訴人獲給予的待遇差於該名與其比較的人士；及（d）如此待遇上的差異是基於性別。相同的測試，應比照適用於「直接殘疾歧視」。

35.  假設HCA 2554/2013曾有延誤，而答辯人亦有謝先生投訴的行為，並視之為較差待遇，法庭亦不可能單憑謝先生的指控作出歧視的推論；案件延誤及答辯人被投訴的行為，可能是基於答辯人的判斷失誤、疏忽、疏於職守、沒有察覺到下屬犯錯，又或是基於答辯人錯誤理解謝先生的指示或相關法律等與歧視無關的原因導致的（即上述測試的（d）元素）。換言之，本席不可單就申索通知書上的指控，便看出謝先生有勝算機會。

36.  本席亦認為因謝先生沒有在申索通知書提出關鍵事實，他的指控不可用道理去辯論及勢必失敗，繼續訴訟將會對答辯人做成無理纏擾。

37.  如前述，本席曾考慮其他呈堂文件，但不認為謝先生可透過修訂申索通知書來作出補救，他亦沒有這樣的要求。

38.  本席裁定申索通知書並無披露合理的訴訟因由，屬於惡意中傷、瑣屑無聊及無理纏擾，應該剔除訴訟。

結論

39.  基於以上原因，本席裁定謝先生違反第80號命令，濫用法律程序，其申索通知書並無披露合理的訴訟因由，亦屬惡意中傷、瑣屑無聊及無理纏擾，須予以剔除，訴訟撤銷。

訟費

40.  答辯人均要求訟費。

41.  《區域法院條例》第73B(3)條規定：—

「區域法院根據《性別歧視條例》行使其司法管轄權的法律程序的每一方須各自負擔其訟費，但如區域法院基於以下理由另作命令，則屬例外 —

(a) 法律程序的提出是出於惡意或瑣屑無聊；或

(b) 有特別情況令判給訟費合乎理由。」[8]

42.  本席已裁定本訴訟屬於瑣屑無聊。謝先生沒有遵從第80號命令的規定進行訴訟，亦構成特別情況令判給訟費合乎理由。更何況，法庭早已按同一原因剔除了他在DCEO 3/2019的申索。

43.  R5至R7提出謝先生可能並非訴訟的其中一方，法庭須按《區域法院條例》第53(2)條及《區域法院規則》第62號命令第6A條規則行事。但根據《區域法院條例》第2條，「一方」（party）包括每一名就任何法律程序獲送達通知書或出席法律程序的人，即使其姓名或名稱並非列於有關紀錄之上。謝先生在本案聲稱代表胡女士，雖然他以「謝瑛明代胡寶棠」的名義興訟，但他本人有出席聆訊，可被視為訴訟一方。

44.  本席命令謝先生須支付答辯人處理本案的訟費，包括本申請及保留待定的訟費，並且頒發大律師證書。

45.  訟費金額方面，倘若各方未能達成協議，答辯人可於判決頒布日期起計的14天內存檔及送達訟費陳述書（須參照實務指示14.3附件A的格式），謝先生可於隨後的14天內存檔及送達其扼要的反對理由，由本席循簡易程序書面作出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