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和能及另三人

DCCC 604/2022

[2025] HKDC 146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2年第6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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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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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本案共有四位被告人（D1-4）。在審訊的第一天，D1承認控罪一。本審訊只涉及控罪二和控罪三。

2.  控罪二訴D2，而控罪三訴D2、D3及D4。

3.  控罪二和控罪三的控罪詳情為:

控罪二向代理人提供利益[1](訴D2)

D2於2021年7月27日在香港，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代理人，即協興建築有限公司的僱員吳和能Ringo，提供利益，即提供形式為港幣1,000,000元的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佣金，作為該吳和能Ringo在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事上，對利成泥水工程有限公司予以或曾經予以優待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吳和能Ringo作出或曾經作出上述行為而向他提供該利益。

控罪三 串謀揑改帳目[2](訴D2、D3及D4)

D2、D3及D4，於2015年7月13日至2021年11月10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一同串謀和與麥志遠串謀，為使他們自己或另一人獲益，或意圖使另一人遭受損失，而不誠實地揑改多份為會計用途而製備或需要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即:

(i) 利成泥水工程有限公司（「利成」）向順發貿易公司（「順發」）發出的採購訂單；

(ii) 該順發向該利成發出的發票；

(iii) 該順發的送貨單；及

(iv) 該順發發出的正式收據，

方法是在該等文件內贊同作出要項上是誤導、虛假或欺騙的記項，而該等記項看來是顯示該利成曾向該順發支付上述採購訂單的款項。

4.  D2、D3及D4否認各人所面對的控罪。

控方指控簡要

D1-D4及麥志遠

5.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協興建築」）是一家樓宇及基建建築公司。協興建築於香港有多項建築工程項目。協興建築會將不同範疇的建築工程分項透過招標方式外判予分判商。D1是協興建築的員工。

6.  利成泥水工程有限公司（「利成」）是一家泥水工程分判商。利成是協興建築其中一家泥水工程項目的分判商，項目包括：太古坊項目、青衣運輸署驗車中心地盤、將軍澳入境事務處地盤等。利成亦就體育園項目的泥水工程投標，但最終不能獲標。D2和D3是利成的股東和董事。麥志遠是D3的兒子。

7.  順發貿易公司（「順發」）是一家紡織品貿易公司，業務的產品是紡織物料及橡筋。D4是順發的東主。

控罪二（針對D2）

8.  控方指，在2021年7月27日D2將一個載有100萬元現金的粉紅色環保袋交予D1，用以作為一般甜頭 (general sweetener)使D1在與其主事人有關的事務上，對利成提供優待，控方依賴的地盤項目包括:太古項目、青衣運輸署驗車中心地盤、將軍澳入境事務處地盤、中環美利道2號地盤以及啟德體育園項目。

控罪三（針對D2-4）

9.  利成的股東和董事（D2和D3）委託林展超會計師事務所為利成編制會計帳目及核數報告、作週年審計及稅務申報。

10.  控方指， D2至D4及麥志遠於2015年7月13日至2021年11月10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一同串謀捏改利成帳目，製備了控罪詳情中指稱的需要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該些文件內作出在要項上是誤導、虛假或欺騙的記項），並將相關文件交予林展超會計師事務所以編製利成的會計帳目及核數報告，作週年審計及稅務申報。控方指D2至D4及麥志遠藉該等文件虛假表示順發曾售賣及交付建築物料予利成，而利成亦已以現金方式繳付有關款項；導致林展超會計師事務所將該等文件顯示的支出納入利成於2017-18、2018-19及2019-20該3個財政年度的直接開支，並作出利潤扣減。

11.  控方指，利成在相關財政年度少繳了稅款，稅務局亦即少收了稅款，3個年度共1,460多萬元。

審訊

12.  控方共有64位控方證人（傳召於庭上作供及或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程序條例》第65B條呈遞證人供詞）[3]。控辯雙方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程序條例》第65C條承認事實，共3份（證物P469、P470及P483）。

13.  審訊時，D2、D3及D4 反對控方呈遞以下項目作為證據考慮:

(i) D2的現場口頭回應及廉署人員公事記錄冊內的補錄警誡（於特別事項中段陳詞後，控方撤回呈遞記錄冊內的補錄警誡）。

(ii) D3的錄影會面記錄、廉署人員公事記錄冊內就D3警誡陳述、D3兩部手提電話的檢取及D3的兩部手提電話的WhatsApp內容。

(iii) D4的錄影會面記錄及D4手提電話的WhatsApp內容。

(iv) D1、D3、D4及麥志遠的手提電話的WhatsApp內容，辯方爭議有關WhatsApp內容的表面真確性。

14.  審訊以交替程序進行。

15.  於特別事項， 所有被告人選擇不作供，除D4有1位辯方證人，其餘被告人沒有辯方證人。

16.  於一般事項，所有被告人選擇不作供，沒有辯方證人。

特別事項

17.  經特別事項考慮後，法庭不接納D2的現場口頭回應呈堂。其餘控方就特別事項呈遞的項目及D1、D3、D4及麥志遠的手提電話的WhatsApp內容，法庭批准呈堂為證據考慮，理由載於《附件一》至《附件四》。

一般事項

證人證供

18.  審訊中，控方的64名證人[4]，可歸類如下：

		證人
1	協興建築員工	PW1-5、65
2	利成員工	PW6-9、31
3	順發員工	PW32-35
4	廉署人員	PW15-24、26-30、40-45、47、53-55、60、62-64、66-72
	(*特別事項)	PW18、20、26-29、40-41、43-45、47、53、64、67-72
5	其他
	(i)     林展昭會計師事務所	PW36-37
	(ii)     狄偉會計事務所董事	PW39
	(iii)     稅務局評稅主任	PW48
	(iv)     WeLab Bank網絡安全部高級經理	PW38
	(v)     運輸署駕駛執照辦事處行政主任	PW49
	(vi)     泥水、建材公司負責人/員工/董事	PW50-52、61
	(vii)     西環馬六餐廳員工	PW11
	(viii)     東方棕泉桑拿員工	PW12、14

19.  控辯雙方於書面陳詞中，控方總結了本案有關證人的證供，各辯方於書面陳詞中就證人的證供亦作出補充。除特別事項涉及的證人，其他證人的證供均不多大爭議或挑戰。就有關證人及經特別事項後被接納的證供並同意的事實，控罪二及控罪三控方的案情歸納如下。

控罪二控方案情（針對D2）

協興建築及協興工程

20.  協興建築是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的全資擁有子公司，而新創建的母公司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新創建旗下有另一子公司，名為協興工程有限公司（「協興工程」）。協興工程因擁有政府牌照，可以承接公營工程包括政府工程項目，而協興建築是不能承接政府工程項目。 協興建築與協興工程都是建築公司，無論是協興建築或協興工程的工作，負責處理的人員一般都是受聘於協興建築的[5]。

（PW1-5及PW65）

21.  有關協興建築的控方證人：阮興國（PW1)是協興建築分判合約部前高級經理，PW1退休後，由梁廣智（PW2）於2021年6月1日繼任工作；而下屬是分判合約部經理梁文建Ken（PW65）。協興建築執行董事（營運）關美成（PW3）是D1的直屬上司。鄭安琪（PW4）是協興建築合約部總經理。協興建築行政部助理總經理林麗娟（PW5）主管人事管理及行政的事宜。他們全都是受聘於協興建築。

分判/招標流程

22.  協興建築或協興工程會將不同範疇的建築工程分項透過招標方式外判予分判商。

23.  PW1及PW2的分判部負責統籌及執行協興建築或同一集團的協興工程所有工程合約分判工作[6]。分判合約部會根據內部指引，而作出決定邀請多少位承辦商報價。分判合約部的工作流程包括：(1) 草擬標書、(2) 邀請分判商報價、(3) 撰寫報價分析報告、(4) 挑選合適的分判商進行會面（俗稱「見標」）、(5) 與分判商進行議價及 (6) 將分析報告及最終覆價呈交定期判標會議成員，並作出建議，由判標會議成員作出決策。PW1及PW65都會出席判標會議。就協興建築與協興工程的工程項目，判標會會按有關原則及多項考慮因素判標。一般而言，承辦商的價錢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然而，最低價的承辦商不一定會獲得合約。

24.  在見標時，即使是有關工程項目的人員（Project Team）出席講解工程的要求，然而，相關工程項目的人員都不會被告知承辦商的報價。原因是承辦商的報價是機密資料，只有分判合約部負責的職員及協興的管理層才可以接觸到。協興建築決定將分判項目判予那個分判商是需經過董事管理層的嚴格審批，並不會偏袒任何分判商[7]。

25.  PW65的職責包括於見標時向工程承辦商要求減價，目的是為公司在工程中爭取更有利的價錢。一般而言，按照協興招標流程的一貫做法，協興的人員並不會於承辦商發出投標邀請書前，個別通知承辦商某個地盤將會舉行招標。

26.  PW3指，招標日期、開標日期及見標日期不是秘密資料。因為投標的制度是公平，預早讓承辦商知道工程項目的上述日期不會對任何承辦商競投有幫助，亦不影響判標結果。

利成泥水承辦商

27.  利成是協興建築的多項的泥水承辦商，項目包括：落禾沙、柯士甸站C地盤、荃灣西站第六期、將軍澳95號地盤及太古坊二期 [8]。

28.  協興建築曾泥水工程項目向各承辦商發出投標邀請信(證物P426-P428)。就各工程項目投標邀請時間為：

招標時間	泥水工程項目
2019年1月29日	青衣運輸署驗車中心
2021年10月11日及 2022年10月13日	入境處大樓
2021年3月19日	中環美利道二號

29.  就中環美利道二號的泥水工程項目，利成沒有獲標。

太古坊二期泥水工程項目（「太古項目」）

30.  協興建築就太古項目泥水工程招標。於2020年4月24日，PW65於太古項目見標活動中見過D2及其工料測量師周錦強（PW31）。PW65亦曾以電話號碼9081 8455聯絡D2。太古項目中，利成最接近的競爭對手是威利信泥水工程有限公司。但利成在價錢及定標總分均是最佳。PW65在考慮所有標書後，向判標會議成員推薦利成承接該工程（證物P429）。利成獲得太古項目合約[9]（證物P33）。根據合約，利成可以按已進行之工程進度分階段向協興建築作出糧款申請，

31.  太古項目涉及後加工程指示的報價及糧款申請，當中包括本案中所關注的第六至十二期的糧款[10]（證物P34及P406-P411）。PW4解釋因為該泥水工程的預備工作已經完成，並進入中後期的施工階段，因此第六至十二期的申請申請涉款額會比較大（每期涉及200至400多萬），亦屬正常現象。PW4指於2020年9月22日太古項目後加的工程，工程師曾將工字位油防鏽油的VO（Variation Order）（額外或後加指示）交付予利成進行。就此，在工程完成後，利成向協興建築申請有關糧款，並報出$84,800的費用，但協興建築認為利成報價過高，最終只是批出$42,400（證物P404及P405）。一般而言，在一項協興建築的工程中，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有權向分判商發出後加工程指令，而每項工程後加工程可發的總額是沒有限制的。只是當後加工程牽涉的金額大於50萬時，要由協興建築的管理層批核[11]。

體育園項目

32.  在2018年年底，政府就體育園項目的設計、建造及營運合約進行公開招標，該合約其後由新創建特別為體育園項目成立的子公司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投得，而新創建另一子公司協興工程獲委任為體育園項目的總承建商。啟德體育園是公營工程項目，對外以協興工程為名洽商[12]；於處理項目時，都是由協興建築和協興工程兩公司的僱員負責。

33.  於2021年2月，協興工程就體育園項目的南面工程之泥水工程合約，向包括利成在內的十多名泥水工程分判商發出招標邀請。於2021年5月，協興工程再就體育園項目的北面工程之泥水工程合約發出招標邀請。利成亦有就體育園項目的南面及北面泥水工程回標。

（體育園南場）

34.  於2021年4月20日，利成就體育園項目的南面泥水工程簽署投標報價文件（證物P24-P25）。於2021年6月11日，利成就體育園項目的南面泥水工程減價（證物P26）。最終，威利信泥水工程有限公司投得體育園項目南面泥水工程的主場館合約。就體育園南區項目，招標報告的內容屬於協興高度機密的資料，包括由分判部篩選了的承辦商就體育園南區主場館泥水工程的報價分析、向協興判標委員會成員提供的判標建議及判標委員會成員同意的判標結果[13]。PW65指協興並不會向未能在招標中取得合約的承辦商作出通知。

（體育園北場）

35.  於2021年6月11日，利成就體育園項目的北面泥水工程簽署報價文件（證物P29-P30）。於2021年7月19日上午，PW65與D2就啟德體育園項目的「北場」工程進行見標（證物P431），亦有要求利成減價。於「北場」的標書中，協興忽略了提及一個建造室內體育中心的特別要施工求，即在牆體內加入一條不鏽鋼管。由於這個做法並不常見，因此PW65在見標時，曾向各承辦商特別作出說明，而各承辦商均表示困惑，不知道該如何作出報價。有關該不常見的要求，均列印在有關的標書中（證物P31，917頁）及圖表（證物P31，931頁）之中。於2021年7月28日，利成就體育園項目的北面泥水工程減價（證物P31）。利成在「北場」室內體育中心合約及公眾運動場、零售商場、運動健康中心及公眾開放區域的投標項目均不成功，當中原因是過往工程項目表現不符合標準^[14]。最終，恆記工程有限公司投得體育園項目北面泥水工程有關公眾體育場、碼頭廣場零售、體育及健康中心及公眾地方的部份；而陳橋建築泥水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投得體育園項目北面泥水工程有關室內體育中心的部份（證物P32）。

D1

36.  D1於1981年加入協興建築。D1於協興建築工作超過30年。D1約於2010年開始擔任協興建築工地事務部門（Site Service Department）的主管。於2014年晉升為工地事務部的高級經理，負責管理協興多個地盤的雜務工作。D1在2021年8月1日離職。PW3指，D1與同事之間相處融洽、工作表現亦良好。

37.  D1所屬的工地服務部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安排地盤的清潔、保安、安全監督、緊急維修及完工後的後加工程。D1曾因工作需要可會與分判商有公事來往的工種，包括緊急維修工作及完工後後加工程。D1安排利成進行一些協興建築的後加工程及緊急維修工作，涉及的地盤包括柯士甸站C地盤、荃灣西鐵站第六期及將軍澳95號項目（證物P21至P23）。

38.  於青衣運輸署驗車中心項目、柯士甸站項目、荃灣西鐵站第六期發展項目、將軍澳95號住宅項目、中環美利道二號及太古項目中，D1的職責都不牽涉分判程序。D1一般是不需要負責與協興建築工程本身主項有關的招標外判工序、建造工作及分判商糧款申請。協興建築批核利成就太古項目的糧款申請、後加工程的利成報價及糧款申請，亦均不涉及D1的職能範疇。

39.  在啟德體育園項目中，D1沒有任何職責。由於啟德體育園的工地支援工作是外判的，所以D1並不需要負責該工地的支援工作，而且他的職責也不涉及任何招標或報價的事宜。PW3表示因為職能的關係，D1是會大約知道協興工程的出標時間，但分判商是直至收到協興的投標邀請信才會得悉相關項目的招標事宜。

40.  D1是受協興建築的員工紀律守則所約束（證物P19至P20）。每位新入職的協興建築員工都必須閱覧及遵守員工守則。員工守則列明協興建築的董事及員工在代表公司進行業務的時候，不可以向他人索取利益或接受他人利益。如有員工向他人索取或收受利益，或觸犯防止賄賂條例，會令協興聲譽上受損或導致經濟上的損失。D1代表協興建築進行業務往來時，是不可以收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及借貸。如遇上私人利益與公司利益有所衝突，又或者因禮節性的情況需要接受有價值的物品，員工必先作出書面申請。PW5確認D1從未作出過有關申請。PW3從沒有批准D1從任何承辦商收取利益或貸款。

41.  有關機密資料方面，D1是受協興建築的保密條款所限制，不可以向任何人披露協興的機密資料（證物P17）。協興建築於2020年6月30日向D1發出證物P17，有關協興的保密條款（證物P17審訊文件冊第573至574頁）當中列明：如非正當目的，即使協興建築員工是從口頭上得到的商業機密，亦不得直接或間接地向任何人士透露，避免公司機密資料外洩。PW5 確認協興建築並不容許員工向承辦商披露商業秘密，除了會影響投標的公平性，而且還會導致協興建築的聲譽受損。

42.  所有協興建築的控方證人指，他們全都沒有受到任何人士的干預或在工作上受到不正當影響。PW1亦從沒有向第三者透露任何有關投標事宜的機密資料，亦沒有在判標過程中偏袒任何承辦商。PW65因工作關係而認識D1，二人並沒有私交。PW65從沒向D1透露投標的機密資料，D1也沒有要求PW65協助任何承辦商取得協興建築的工程項目或促使利成取得相關的泥水工程合約。

利成

43.  利成工料測量員王潤佳PW6按D2的指示填寫太古項目、啟德體育園南場及北場工程標書，包括所有報價。他曾獲D2通知利成在啟德體育園南場工程的投標失敗。

44.  PW6指D2為人疏爽大方，雖然利成公司規模不大，但同事之間的感情都頗深厚。D2曾至少有兩次於2017年及2019年從利成公司提取金額，借錢給PW6作為買樓首期和還賭債，分別10萬元及38萬元，直至現在尚未歸還（公司分錄傳票單據及提款單證物P49）。利成員工周錦強（PW31）也知道D2借錢給PW6渡過難關。

45.  利成工料測量員盧建邦（PW7）表示太古項目一直是由D2負責。D2指派PW7跟進太古項目（證物P33），而該工程PW7的職責包括定期向協興建築申請工程費用，包括太古項目的工程12期的糧款申請表（證物P34, P406至P411）。

D1與D2

2021年5月8日至7月21日秘密監察

46.  於2021年5月8日至7月21日期間，廉署人員（PW12及PW14）進行秘密監察行動，D2及D3反對有關證供呈堂。法庭經考慮後批准呈遞為證據，理由戴於《附件五》。

47.  廉署人員於秘密監察行動中發現，D2曾4次[15]與D1於佐敦的東方棕泉桑拿會面，以及1次[16]於銅鑼灣的東方棕泉桑拿會面。

2021年7月19日逸軒秘密監察

48.  於2021年7月19日，D1及D2於沙田帝逸酒店內的逸軒餐廳（「逸軒」）會面，廉署人員（PW20）進行秘密監察。D2反對有關證供呈堂。法庭經考慮後批准呈遞為證據，理由戴於《附件六》。

49.  在2021年7月19日1206至1250時，D1及D2在逸軒會面，廉署人員對二人會面進行錄影及錄音（控方證物P218，謄本證物P43）。

2021年7月27日拘捕

50.  D2於2021年7月26日從利成的中銀戶口以現金支票形式提取港幣50萬（證物P45）。於2021年7月27日，D2從利成的中銀戶口以現金支票形式提取港幣50萬（證物P46）。

51.  2021年7月27日1500時，D2駕駛車輛（車牌US9077）並停泊於皇后大道西的讚記廚房外。其後，D1乘的士到達並與D2一同進入讚記廚房（證物P226）。約1600時，D2離開餐廳，從車輛中取出一個粉紅色環保袋內有100萬港元（證物P234）交予D1，而D1亦往皇后大道西的方向離去。D2隨後被廉署人員董兆祺PW28拘捕。

52.  廉署人員PW28及PW29於皇后大道西截停由D2駕駛的車輛（車牌US9077）並對D2作出拘捕、警誡並岀示搜查令。於搜查車輛期間，搜獲 (i) 一部手提電話，內有一張SIM卡（證物P385）；(ii) 一張中國銀行就利成從利成中銀戶口提款港幣50萬的提款單，日期為2021年7月27日（證物P41）；(iii) 一本屬於利成的支票簿，該支票簿的存根顯示，D2將其於2021年7月26日及2021年7月27日所提取合共港幣100萬現金記錄為「公司用」（證物P42）及 (iv) 一個啡色公文袋內載有40套會計文件（證物P238、P138至P177）。

53.  1559時，廉署人員PW24於皇后大道西的尼斯花園門外拘捕D1，並從他的身上搜獲一部手提電話，內有SIM卡（證物P227）、一個粉紅色環保袋，當中載有一疊一千元的紙幣，等值100萬港元（證物P234）。

D3手提電話檢取

54.  於2021年7月27日廉署人員PW26及PW27於D3的住所作出拘捕、警誡並岀示搜查令。搜查期間，從D3的住所中搜獲一部D3手提電話，內有一張SIM卡（「電話1」證物P228）。

WhatsApp內容

55.  廉署人員PW18及PW47從D1檢取的電話（證物P227）及D3的兩部電話（證物P228及P229）中把相關電話的WhatsApp內容擷取。相關電話的WhatsApp內容予以截圖並呈遞為證物。

56.  D1的手提電話的WhatsApp內容有D1與D2的對話。就WhatsApp內容對話截圖呈遞為證物P245-254, P306-307, P309, P310-313, P315, P319及P325-328。

57.  控方指，D1與D2的WhatsApp對話內容顯示D1和D2多次討論有關協興及利成的工程項目或投標事宜，而D2亦曾就協興的事務或業務咨詢D1。D1亦會向D2預先透露協興招標項目的進度及相約D2見面商討利成與協興有關的事宜。

58.  控方申請廉署人員衛智文PW64以WhatsApp專家的身份出庭作供，D2反對。

59.  控方傳召PW64為WhatsApp訊息和視訊通話應用程式的功能及作業行為[17]專家，為法庭就WhatsApp的運作、使用，技術性層面給予證供。

60.  辯方反對主要基礎為傳召專家必要性及質疑證人本身是否有足夠的資歷協助法庭就相關的題目給予專業證供，這包括她未曾於WhatsApp公司工作亦沒有參與程式研究WhatsApp等。

61.  本席考慮了證人的背景包括學歷、過往工作經驗，包括處理WhatsApp數據庫及訓練經驗及訓練。證人於2005年開始有法證研究的背景，另有處理過有關應用程式、800個法證研究及測試及處理過超過80個手提電話。本席接納證人為WhatsApp訊息和視訊通話應用程式的功能及作業行為專家。

62.  PW64解釋WhatsApp如何運作，包括WhatsApp用家轉發訊息及剷除訊息的功能（證物P247）。PW64解釋在D1向D2傳送的說話:「亞穩，體育園會出埋北場，一起定標，來跟一致兩個禮拜會出，努力」沒有在D1電話中的（證物P312）出現的原因是D1向D2傳送該訊息後，被D1以 “Delete Message for Yourself” 的功能剷除了。然而，該功能並不會影響D2手機的內容，因此D2將有關對話以螢幕截圖後傳送給D3，可以在D3的電話中見到D1已經剷除了的訊息。

控罪三控方案情（針對D2至D4）

背景

63.  利成是一家泥水工程分判商。2014年10月至2021年10月，D2和D3是利成的股東和董事。利成委託林展超會計師事務所為利成編制會計帳目及核數報告、作週年審計及稅務申報。林展超（PW37）是執業會計師，他於1994年成立林展超會計師事務所。自2010年起為，林展超會計師事務所為利成提供會計、審計和稅務申報服務。

64.  麥志遠是D3的兒子。麥志遠於WeLab Bank任職電腦工作。

65.  順發是一家紡織品貿易公司，業務的產品是紡織物料及橡筋。D4是順發的東主。

利成

（PW6-9, PW31）

66.  有關利成的控方證人包括：利成工料測量員王潤佳（PW6）（時任）、盧建邦（PW7）及周錦強（PW31），另有利成文員鄭詠佩（PW8）（時任）及陳永儀（PW9）。

67.  利成在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港元往來戶口[18]（「利成中銀戶口」）。D2和D3各自均可簽發利成中銀戶口的支票。D2和D3會不時在一些利成支票存根上寫上「公司支出」，並指示PW8和及後的PW9根據支票存根上所寫的內容製備分錄傳票，以供林展超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但當中並無提供任何證明文件支持有關支出的用途。

林展昭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員凌振（PW36）及執業會計師林展超（PW37）。

68.  利成文員會在每年的年中安排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會計文件送到林展昭會計師事務所作簿記、審計和稅務申報之用。在處理利成2017/18年度的賬目時，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員凌振（PW36）留意到利成中國銀行戶口有一些用途不明的提款。相對應的分錄傳票憑證顯示該些款項屬於科目「C/A to Lee Shing」，而摘要一欄則寫上「公司支出」，但並沒有附上支持文件。PW36就該些款項致電PW8查詢，PW8亦曾向D2了解，復述解釋是「老闆喺公司攞錢走」。於是執業會計師林展超（PW37）表示會在與利成董事開會時向D2及D3查詢。

69.  約2018年9至10月，PW37與利成董事開會時，問及該些用途不明的款項，D2回答該些提款被用作購買材料。由於涉及大金額，PW37要求D2提供單據支持這個解釋，D2答應會補交相關文件。於會議後，D2及/或D3[19]親自把一個載有一疊文件的公文紙袋（證物P235，內有P50至P73）交給PW37，並告訴PW37該些是購買材料的單據[20]。PW37隨後告知PW36有關的解釋，並把公文紙袋連同單據交給PW36處理。

70.  接著的2018/2019年度和2019/20年度的會議情況與2017/18年度的會議與相若，D2及/或D3在會議上把公文紙袋（2018/2019年度, 證物P236，當中載有單據P74至P97；2019/20年度, 證物P237，當中載有單據P98至P137）交給PW37，D2均亦表示單據是作購買材料之用。

71.  PW36及PW37就該些單據所作出利成帳目審計調整。PW36擔任製備審計和稅務申報的角色，而PW37則擔任審閲的角色。PW36於每個財政年度收到上述公文紙袋及內載的單據後，他會先按照單據上的資料製備一個列表分別是證物P181, P182及P183，然後再進行審計調整以得出調整後試算表（adjusted trial balance）分別是證物P184、P185及P186：

(i) 於2017/2018財政年度，基於PW37告知PW36利成兩位董事提供的解釋，PW36把該些單據的開支$30,072,200納入於營運成本（direct costs）中，即利成支付供應商的買料費，並抵銷之前被記賬為「C/A to Lee Shing」的款項$25,069,691，而餘下的金額$5,002,509則被平均分配成利成欠兩位董事的債項（liabilities），即是 “C/A YIU S W” 及 “C/A MAK H C” 的兩個項目。

(ii) 於2018/2019財政年度，PW36亦把該些單據的開支$30,109,000納入於利成的營運成本，以抵銷相關被記賬為「C/A to Lee Shing」的款項$28,233,800，而餘下的金額$1,875,200被平均分配成利成欠兩位董事的債項（liabilities），即是 “C/A YIU S W” 及 “C/A MAK H C” 的兩個項目。

(iii) 於2019/2020財政年度，PW36亦同樣地把該些單據的開支$28,411,600納入於利成的營運成本，以抵銷相關被記賬為「C/A to Lee Shing」的款項$17,402,972，而餘下的金額$11,008,628被平均分配成利成欠兩位董事的債項（liabilities），即是 “C/A YIU S W” 及 “C/A MAK H C” 的兩個項目。

因此，2017/2018、2018/2019和2019/2020年度利成的稅前利潤相對應地扣減了$30,072,200、$30,109,000及$28,411,600。

72.  2017/18年度、2018/2019年度和2019/20年度的核數報告（分別是證物P187, P188及P189）和利得稅報稅表（分別是證物P190, P191及P192）均是由PW36製備。該三份利得稅報稅表是由D2簽署，用作稅務局評稅之用；而三份核數報告是由PW37簽名核實，亦由D2及D3的簽名作實。

73.  PW37確認涉案三個年度的核數報告都有他的簽名（分別是證物P187（1915頁）；P188（1934頁）及P189（1954頁）），當中亦有D2和D3的簽名（分別是證物P187（1912和1919頁）; P188（1931和1938頁）；及P189（1951和1958頁））。PW37於每個年度都以中文向D2和D3講解核數報告的内容，包括獨立核數師報告中董事就財務報告的責任（Responsibilities of the Director fo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的段落（分別是證物P187（1914頁）；P188（1933頁）；及P189（1953頁））。PW37指D2和D3是明白以上報告的内容後作出簽署的。

74.  利成就2017/2018、2018/2019和2019/2020財政年度向香港稅務局繳交的利得稅分別是$570,975、$1,134,846及$725,105（承認事實P470）。

75.  PW36指假如在準備核數報告時，發現公司有一些開支沒有文件支持，會計師事務所同樣會將該些開支報上稅局，只是同時會在核數報告上寫上保留意見，並解釋有若干數額的開支是沒有支持文件。假若稅局在看過核數報告後認為有問題，可以開立檔案調查。

76.  稅務局高級評稅主任PW48[21]指利成分別於2017/2018、2018/2019及2019/2020財政年度的應評稅利潤為$2,699,860, $5,349,464及$5,432,625[22]。利成如虛報營運開支，向稅局少報的利潤是需要以16.5%的百份比評稅。如利成於上述三個財政年度分別少報了以下的利潤，將會對政府庫房帶來金錢損失是：

財政年度	如果利成少報的利潤為	政府庫房的金錢損失
2017/2018	$30,072,200	$4,961,913
2018/2019	$30,109,000	$4,967,985
2019/2020	$28,411,600	$4,687,914
	總共：	$14,617,812      =========

證物P50-P73、證物P74至P97、證物P98至P137[23]及證物P138至P177(「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

77.  就2017/2018、2018/2019及2019/2020財政年度，D2及或D3分別向會計師（PW37）所提供的文件，即證物P50-P73、證物P74至P97及證物P98至P137的單據，顯示利成曾向順發採購建築物料，而利成亦已以現金方式繳付順發有關款項。

78.  另廉署人員於2021年7月27日拘捕D2時，於D2車上搜獲一個啡色公文袋內載有40套會計文件（證物P238、P138至P177）。文件顯示2020/2021財政年度利成向順發支付採購訂單的款項共$35,387,150。

79.  以上文件（證物P50-P73、證物P74至P97、證物P98至P137及證物P138至P177），是控罪詳情中控方指稱為會計用途而秘製或需要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控方指稱該文件虛假地顯示利成曾向順發支付採購訂單的款項。（「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

80.  控方指，該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是由麥志遠使用手提電腦備製的。

麥志遠的手提電話及手提電腦檢取

81.  2021 年11月10日廉署人員拘捕麥志遠，並於麥志遠住所內憑搜查令檢取了麥志遠的手提電話（證物P230）及一部ThinkPad手提電腦（證物P242）。WeLab Bank 網絡安全部高級經理蔡瑞群（PW38）[24]是麥志遠的上司，PW38登入上述手提電腦，並曾將桌面上一個名為「LS」的文件夾，當中載有一個名為「PO」的Word檔案及一個名為「PO Data 2019」的Excel檔案。廉署人員張浩程（PW60）指Microsoft Office中利用Mail Merge功能，使用者可以用「PO」的Word檔案作為模版，再套用「PO Data 2019」的Excel檔案內VALUE試算表中的相對應變數，這樣便可以用於製作大量相同式樣，但不同內容的文件。包括利成的Purchase Order、順發的發票、順發的送貨單及順發的發票（證物P391和P392）。

82.  從麥志遠手提電腦中所製備的文件（證物P391及P392）的內容及格式分別與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證物P50至P70[25]）相對應。

83.  利成文員PW8表示從未見過有關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證物P98），亦對順發這間公司沒有印象。利成工料測量員PW6的職責是訂購物料，他指有關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的樣式（證物P50和P137）與他於利成工作時所使用的訂貨單樣式（證物P200和P201）完全不同，更表示他從來沒有見過該文件，亦認不出文件中代表利成的簽名屬於誰人。他曾訂購過瓷磚這個種類的物料，但他從來沒有聽過順發這間公司。

84.  利成工料測量員周錦強Philip PW31於2011年加入利成，他的工作需要採購工程物料，包括瓷磚（行內稱為瓦仔），而相關的Purchase Order是由他負責預備的。一般而言，利成採購工程物料都是向供應商先以支票形成支付訂金，於收貨時再交付尾數。PW31表示他從未試過以現金形式支付採購工程物料的費用，即使有需要以現金支付，只會涉及細額的訂單，即幾千或幾萬元。利成常用的瓷磚供應商是名望及合興隆。

85.  PW31表示他沒有代表利成向順發訂過工程物料。雖然有關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上，顯示Philip CHOW是代表利成人員，但PW31從未見過或處理過該些文件，亦不知當中代表利成人員的簽名屬誰（證物P50至P137）。有關該些文件聲稱是利成發給順發的Purchase Order上的編號，PW31表示該編號是利成一貫的寫法，其解讀是「LS」代表利成，而「LWS」是代表落禾沙地盤。然而，該些Purchase Order的編號中雖然都聲稱物料採購是屬於落禾沙地盤，但文件當中實際的工程內容卻與落禾沙地盤無關。

86.  利成證人於盤問下指:

(i) 利成文員PW8是根據D2的指示，把該資料記錄在憑證上。會計師行就「公司支出」向利成查詢，相關交易是由D2負責，PW8亦轉達給D2。

(ii) 利成文員PW9指她不需要落地盤，只按地盤管工或工料部主管PW31告知地盤需要訂購的物料指示，負責打電話安排運送，而供應商聯絡等事項，早已有人決定。她需要訂的物料除了砂磚或者「粗料」外，還有其他建築用的物料。瓷磚會由較為熟悉地盤運作的利成老闆D2或PW31負責。PW9同意利成會用多於一種樣式的訂貨表訂購物料。

(iii) PW9指D3不懂英文、電腦、財務或會計，亦沒有給她任何財務上的指示。D2及D3兩位老闆各自接生意及各自負責生意的支出。D2及D3分開使用不同的支票簿，就負責的項目發出支票。

(iv) 利成工料測量員PW6大部份的職責是幫公司預算成本，一個月只需要去地盤3至4次，主要目的是了解工程的進度。PW6同意協興合約只是由D2負責。D2經常「跑地盤」視察工程。

(v) PW6知悉協興的分判合約有超出材料損耗率的罰則條款，而額外耗損的材料費是需要利成承擔。利成從來沒有向協興提出過有材料超出損耗率的問題，沒有因此需要被協興罰錢。D2從來沒有叫PW6處理關於材料短缺的緊急情況。PW6不排除利成採購瓷磚時曾經預少了需要的數量，因而要緊急搜購瓷磚，亦不會驚動發展商或向其說明有些不是正貨磚。這情況並不常見，補貨的數量不大，涉及的數量都只是補回貨尾。

(vi) 利成工料測量員PW31指，無論是協興包料或是利成提供材料，利成都會留意材料使用的損耗率及材料的成本，以避免被罰款。利成並沒有因材料損耗被協興罰錢。若泥水工程需要趕進度，利成需要周圍找瓷磚盡力如期完成工序。假若工程項目需要在短時間內找到瓷磚，利成有可能先向「行家」詢問有沒有多餘的瓷磚，也會在國內購買「水貨」或其他代理商的瓷磚。這些瓷磚未必是從發展商指定的瓷磚供應商得來，因此利成未必能夠堂堂正正告知發展商協興。由於這些是「水貨」瓷磚，即使價格可能較貴，但取貨時間一定會快於購買「行貨」瓷磚。

(vii) 就PW31同意工程會有用剩的瓷磚，以由其他途徑售賣或找「行家」接貨。同樣，一些行家也會將多餘的瓷磚售賣予其他分判商。對於發展商而言，接手的分判商並非是購買和使用正貨磚，因此分判商不會隨意向外間披露他們使用「水貨」磚或其他非正式渠道購買的瓷磚。

順發

87.  有關順發證供的控方證人：順發會計文員黃藹欣（PW32）、跟單員陳志豐（PW33）、順發司機（時任）黃英洪（PW35）及姚俊紀（PW34）。

88.  D4是順發及順發彈性纖物（國際）有限公司（「順發國際」）的老闆，兩間公司業務都是售賣紡織物料及橡筋帶。順發是負責舊客戶，而順發國際則是十年前成立，專門成立負責新客戶。兩間公司從未做過有關建築材料，包括瓷磚的生意。順發及兩間公司於2017至2021年度的客戶清單（證物P205至P209）當中，並沒有利成這個客戶。

89.  順發會計文員黃藹欣PW32[26]加入了順發逾三十年，負責雜務及會計工作。順發兩間公司的稅務事宜，PW32會將每個財政年度的營銷開支表及銀行月結單交給狄偉會計事務所處理。

90.  順發跟單員陳志豐PW33加入了順發逾廿年，負責跟單的工作。他指兩間公司的發票及送貨單是手寫的，由他負責發出，而收據則是由會計同事負責。他不認識利成、D2及D3。

91.  順發司機黃英洪PW35（時任）於2011年入職，離任後，姚俊紀PW34於2019年接任。PW35負責將順發的貨品由內地廠房運到香港的辦公室，由於貨物過境需要清關，因此他清楚知道貨物的內容。據PW35所知，利成不是順發的客戶或供應商。PW34為順發送貨期間，從來沒有送過瓷磚或工程物料到工程地盤或泥水公司，包括利成。

92.  PW32-PW34從未見過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證物P98），該些文件與順發日常使用過底紙、一式多份的發票樣本（證物P202）、送貨單（證物P203）及收據（證物P204）的模樣均不相同。該文件中順發的印章是橢圓形，但是順發一般都是使用圓形的印章（證物P420）。

順發稅務

（狄偉會計事務所董事蘇毅然（PW39））

93.  狄偉會計事務所董事蘇毅然（PW39）[27]為順發提供報稅服務已十多年。D4向他表示順發的業務是彈性織物的銷售，與其商業登記牌照上申報的業務相符。在這十多年來，D4從未告知PW39順發的業務性質有變更。

94.  每年約5月至7月期間，PW39會根據順發提交的會計文件製作Statement of Account以及為順發和D4向稅務局進行報稅。從順發的2017/2018、2018/2019及2019/2020財政年度的Statement of Account（證物P210、P211及P212）所見，順發的銷售額於2017/2018財政年度為$4,865,821（證物P210（2,237頁)）於2018/2019財政年度為$3,863,111（證物P211（2,248頁））及於2019/2020財政年度為$20,731,625（證物P212（2,259頁））。

95.  約2013至2014年，D4成立了順發彈性纖物（國際）有限公司（「順發國際」）並委托PW39替順發國際進行報稅。D4向PW39介紹順發國際的業務是銷售彈性織物，亦與其商業登記牌照上申報的業務相符。順發國際的賬目會先由班利仕會計事務所有限公司進行審計和製備相關的審計報告，然後再由PW39於每年11月向稅務局進行報稅。

96.  PW39確認他從未曾在順發的會計文件中見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證物P50），他亦從沒有聽過順發或順發國際與利成有任何生意往來。據PW39所知，順發和順發國際都不是銷售建築材料或磗瓦的公司。

97.  順發證人於盤問下指:

(i) 順發會計文員PW32指D4英語水平不好。約2015年前順發有用橢圓形印章（放在D4的辦公桌沒有鎖的櫃筒），但使用率低，她常用的印是圓印。

(ii) 順發跟單員陳志豐PW33入職超過20年，他指圓形印章是較常用，亦曾見過橢圓形印章。德高達及Smartex是順發的客戶（證物P205、D4-1及D4-2），文件上有順發的橢圓形印章，格式與平時順發用的發票樣式不一樣，原因是應Smartex要求英文的發票而發出。PW33指D4聽覺問題大約出現了10年；一般與D4要大聲對話，也需重複，亦寫出來讓D4閱讀。自2020年，D4在工作上給予的指示越來越少。

協興

分判合約部助理總經理梁文建（PW65）

98.  就協興將軍澳95號項目，PW65不肯定利成是否有需要為協興購買瓷磚，但利成的後加工程評估記錄（Variation Assessment Record）及後加工程總結（Variation Order Summary）顯示利成需要為項目在後加工程執瓦。就荃灣西站第6期項目[28]的分判合約（證物D2-2），PW65確認合約的Schedule of Rates顯示利成需要提供瓷磚，而合約顯示利成需要提供價值400萬元的瓷磚。就太古坊2商業大樓泥水工程項目，雖然合約顯示總承建商會負責供應瓷磚，但合約註明假若分判商在實際施工過程中，材料損耗超過規定之損耗率（允許損耗率為3%），分判商必須以超出之額外損耗之材料費另加7%行政費賠償給總承建商。荃灣西鐵站及太古項目的工程若延誤，亦須繳付賠償金。

99.  PW65確認，利成在協興觀塘海濱道花旗大樓工程項目及將軍澳95號工程項目（包括外牆及紙皮石工程）手工都做得不好。PW65也確認，處理泥水工程期間有眾多可能導致瓷磚損耗的情況，但他未曾處理過協興向利成就工程材料過渡損耗的罰款。

泥水、建材公司證人

100.  有關泥水、建材公司的證人：威利信東主趙曙光（PW50）、滙達建材有限公司董事潘少華（PW51）、名望貿易有限公司東主姚煥勝（PW61）及合興隆建材供應有限公司銷售經理程永威（PW52）。

威利信東主趙曙光（PW50）

101.  趙曙光（PW50）是威利信（泥水工業同行）董事[29]。他有25年業內經驗。他的日常工作需要採購工程物料，包括瓷磚。PW50從未聽過順發這間公司。威利信亦需要日常向不同泥水物料供應商採購工程物料。

102.  盤問下，PW50同意不排除市面上有可能可從其他渠道購買到新嘉利瓷磚，亦有可能有「清倉貨」流入市面。

滙達建材有限公司董事潘少華（PW51）- 「新加利」（Saint Galerie）品牌的瓷磚

103.  潘少華（PW51）於1992年成立滙達建材有限公司（「滙達」），是Saint Galerie（中文名為：新加利）品牌香港區的瓷磚代理商，在香港註冊了商標（證物P285）。新加利的瓷磚有五種特定的尺寸，記錄於產品證書上（證物P286）。除了滙達及維高達的公司外，香港沒有其他分銷商可以售賣新加利瓷磚。

104.  滙達與利成2016年至2024年間有生意往來，期間只訂過新加利的瓷磚六次，共涉款14萬多元（售貨記錄證物P287）。順發不是她的客戶，亦從未聽說過這間公司。

105.  PW51表示控罪詳情中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中（證物P94及P106），當中證物P94提及的Saint Galerie瓷磚尺寸151 x 150 mm並不存在。瓷磚業內的交易是以支票支付貨款，大額的貨款是不會使用現金交收。PW51呈交了滙達與利成之間的Purchase Order（證物P288），與控罪詳情中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的樣式不同。

106.  盤問下，

(i) 滙達委託大陸工廠幫公司生產「新加利」瓷磚。市場上有不少渠道可買到「新加利」瓷磚。由於他們擁有「新加利」的商標註冊，若他人委託廠商做類似的瓷磚，是不可在香港使用「新加利」的名稱。

(ii) PW51承認有很多建築公司都會與「新加利」瓷磚生產商特高特做生意，向特高特取貨然後在香港售賣材料。另「維高達」會獨立地售賣瓷磚，不需要再過問PW51。

(iii) PW51確認公司的瓷磚會提供予不同承辦商使用，包括房署項目、私人商廈項目、政府設施等。PW51同意建築商或分判商用剩的瓷磚可以賣給「收買佬」，而PW51不能控制「收買佬」如何再轉賣相關的瓷磚「清倉貨」的瓷磚。

(iv) 辯方向PW51出示「江蘇嘉理生態環境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商標註冊資料（證物D2-4第6頁）顯示有 “Saint Galerie” 字眼的標誌，與PW51公司註冊的「新嘉利」商標 外形相似。辯方另出示「EBG Tiles」公司的網頁（證物D2-5），顯示該公司同樣售賣「新加利」品牌的瓷磚，PW51指她對此並不知情。PW51承認她不能排除市面上有其他渠道購買到「新加利」品牌的瓷磚。

107.  覆問時，PW51表示在行內，「新加利」瓷磚需要轉讓給下一手買家的瓷磚數量根本不多。

名望貿易有限公司東主姚煥勝（PW61） - 「Alba」及「Sima」品牌的瓷磚

108.  姚煥勝（PW61）於1996年成立名望貿易有限公司（「名望」），是Alba及Sima兩個品牌的瓷磚在香港區的總代理商。Alba及Sima兩個品牌的瓷磚的廠商與名望簽署了合約，如果該兩個品牌的瓷磚要在香港區銷售，是會先向名望供貨，再由名望轉售予香港區的買家。當然，該兩個品牌的廠商是可以將該兩個品牌的瓷磚售賣予香港以外的其他公司，而該些公司再將貨物以水貨的形式轉售予香港的買方亦是有可能，但這做法必然會影響價錢，對香港買家而言，成本會更高。

109.  根據控罪詳情中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中稱聲所售賣Alba瓷磚的九套交易文件（證物P84, P85, P86, P113, P116, P131, P153, P161及P171），PW61表示該些文件上的Alba瓷磚描述籠統，只有瓷磚的尺寸，部份甚至沒有註明厚度，也根本沒有註明該品牌瓷磚的哪一種型號及款式，比如要寫明是3YD表示黃色大點等。該文件中稱聲所售賣Sima品牌的瓷磚的七套交易文件（證物P50, P51, P66, P72, P87, P99 及P139），PW61表示該些文件上的Sima瓷磚描述也不詳盡。PW61確認順發並不是名望的客戶，也不認識D4。PW61呈遞利成向名望購買瓷磚的Purchase Order（證物P393），與詳情中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的式樣不同。

110.  PW61指行內以現金交收購買瓷磚只會涉及較細的銀碼，而罪詳情中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當中涉及的數量巨大（交易金額少則數十萬，多則甚至是二百萬），是屬於地盤的用貨量，如果涉及此用貨量，一般都是由發展商向名望直接訂貨。PW61說依他在行內的經驗，以上的金額使用現金交易的機會是接近零。

111.  盤問下，

(i) PW61確認雖然他的公司是香港總代理，其他香港公司也可以賣「Alba」瓷磚。例如通過國內銷售再賣來香港，也可以有人在意大利先買瓷磚，然後再在香港賣，這些瓷磚稱做「水貨」。

(ii) 辯方向PW61出示Archiexpo Connect網站截圖（證物D2-8A-C），看似可提供與「Sima」瓷磚類似的產品。

(iii) PW61的公司向很多香港建築商或外判商提供「Alba」或「Sima」瓷磚。若有其他承辦商在工程上購買了過多的瓷磚，他們在市場上可再轉賣該些多餘的瓷磚。PW61指有地盤「收買佬」會購買這些瓷磚，或用作補貨。

112.  覆問時，PW61澄清名望只是紅光磚的獨家總代理，而沒有「Sima」品牌其他系列瓷磚包括「Emilia」（證物D2-8B）的總代理權。

合興隆建材供應有限公司銷售經理程永威（PW52） - 「Golden Collection」品牌的瓷磚

113.  PW52是合興隆建材供應有限公司（「合興隆」）的銷售經理，他在業界工作逾廿年。合興隆會為發展商在國內採購瓷磚，發展商之後會要求建築公司或地盤的承辦商直接向合興隆購買該已揀選好的瓷磚。合興隆會將它由國內採購的所有瓷磚以Golden Collection命名，再以不同的型號區分不同的瓷磚。PW52表示合興隆將瓷磚命名為Golden Collection的原因是為了不想讓買家知道合興隆的供應商是甚麼公司。香港沒有其他公司的瓷磚是以Golden Collection命名。

114.  利成是合興隆的客戶，但所有生意都是發展商指定，連售價亦是由發展商協議好。PW52指利成的聯絡人是Philip CHOW，他不認識D2-D4，也沒有與順發有任何生意往來。

115.  根據控罪詳情中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中稱聲售賣Golden Collection瓷磚的十六套交易文件（證物P90, P95, P96, P102, P103, P122, P127, P130, P142, P143, P151, P155, P156, P162, P167 及P170），PW52表示該些文件上並沒有列明Golden Collection型號。

116.  盤問下，

(i) PW52指合興隆並沒有註冊「Golden Collection」這品牌，該名稱沒有專利。PW52公司用「Golden Collection」作為品牌名稱，是為了令行家不知道他們是找哪一間廠生產瓷磚。PW52 同意當工程趕急時，未必經總代理買貨是正常，亦不能排除市面上可以有其他途徑購買與他們公司同樣的瓷磚 。

(ii) PW52指利成有向他們購買瓷磚，金額視乎工程項目大小，幾十萬至過百萬的貨款也有。控罪詳情中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中（證物P151），稱利成為粉嶺警務人員宿舍重建項目所購買的瓷磚，PW52確認「Golden Collection」是有交易文件上顯示的呎碼（100 x 100 x 18 mm）的瓷磚，而文件上顯示的過百萬購買價錢（7,000 m² @$168 = $1,176,000）是合理的 。

117.  覆問下，PW52表示雖然合興隆沒有註冊Golden Collection，但他在行內從沒有見過有瓷磚供應商將瓷磚改名為Golden Collection，因為這個名字根本不是一個具有商業價值的品牌。

D3手提電話檢取

118.  於2021年7月27日廉署人員PW26及PW27於D3的住所作出指D3涉及「違反防止賄賂條例」控罪對他作出拘捕、警誡並岀示搜查令。搜查期間，從D3的住所中搜獲一部D3手提電話，內有一張SIM卡（「電話1」證物P228）。

119.  於2021年11月10日廉署人員PW40及PW41於D3的住所指D3涉及「串謀詐騙」控罪對他作出拘捕及警誡，並在D3的身上搜獲一部D3手提電話及SIM卡（「電話2」證物P229）。D3亦於PW41公事記錄冊（證物P6）簽署確認電話密碼。

D3錄影會面紀錄撮要

120.  於2021年7月28日0106至0121時，PW26及PW27與D3於廉署1122室進行錄影會面（證物P216，謄本P3）。於會面警誡記錄，PW40及PW41指D3涉及「違反防止賄賂條例」控罪，並確認於家中所檢取的證物，包括D1提供電話1的電話密碼。

D4手提電話檢取

121.  2021年11月10日廉署人員PW44及PW45於D4的住所作出拘捕、警誡並岀示搜查令。搜查期間，從D4的住所檢取了一部手提電話（證物P231）。同日，PW44及PW45與D4進行了警誡會面（證物P217，謄本P4）。他們亦與D4一起到順發的辦公室搜查，檢取了的物品包括兩個順發的印章（證物P243和P244）。

D4錄影會面紀錄撮要

122.  辯方只就會面警誡記錄謄本的2個記項的準確性爭議：記項709，控方指是「攞黎報一報稅啫」，D4指是「可能報一報稅啫」及記項746，控方指是「咁我呀同佢扱既，然後」而D4指是「咁樣求其扱既，之後」。法庭審視有關內容，認為就爭議的字眼不清楚，但會接納辯方所指的說法。

123.  於D4的會面警誡記錄（證物P217，謄本P4），D4表示順發是他的公司，專門做橡筋及製衣配料的貿易生意，公司有五名員工。順發並沒有做建築材料生意[30]，D4對瓷磚建築材料不熟悉[31]。

124.  D4指D2是他認識了幾十年的同姓鄉里，大家由細識到大，於近8至10年互相頻密來往[32]。D2與D3同是利成的老闆，從事建築行業。D4承認在他家中被廉署人員檢取的手提電話是由他使用的。D4與會與D2以WhatsApp語音溝通，亦約見面到圍村打麻雀。D4是經D2介紹而認識D3，D4與D3並不相熟。D4也不認識麥志遠[33]。順發與D2、D3及利成都沒有生意來往。

125.  於會面警誡記錄，廉署人員PW44向D4展示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證物P50）。D4指於大約三、四年前（2017年），D2曾向他要求：「幫我手啦，我即係話阿、可能報一報稅啫咁樣。」[34]，而D4回應：「是但啦。」其後D2到順發公司樓下找D4，D2把文件給D4，D4看過文件後「我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呢，即係我自己啊，即係話大家係兄弟我話冇所謂啦，報一報稅啫咁樣」[35]並把順發的公司印章即場給D2蓋印在三至四張文件上[36]。D4後稱是由他蓋印在三至四張文件上[37]。但他沒有把順發公司印章給予D2保管[38]。

126.  PW44向D4展示其他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證物P51-P97）。D4指，文件中的印章似是順發的，但D4忘記了是否D4蓋印[39]，亦指有些不是D4蓋印的[40]。D4指，文件顯示順發公司但實不屬D4順發的文件，順發亦沒有發出或受權過有關文件。D4沒有留意銀碼亦沒有簽署於文件上，文件上的簽名亦不屬D4的[41]。D4只於2017年幫D2蓋印文件，但於2018-2020年沒有[42]。

127.  D4表示他知悉文件D2是用作「做稅、做數用」[43]。D4知悉文件D2是用作報稅的意思是將公司的生意開銷交予會計師做審核，後交給稅務局[44]。D4沒有收過文件上所指的金額[45]。D4知道發票內容（即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沒發生[46]及虛假，但因D4與D2是兄弟而同意蓋印[47]。

128.  D4指，順發發票的形式與控罪詳情指稱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不同，即順發是沒有使用該形式的電腦打印發票，亦沒有開立該送貨單及正式收據[48]，而順發的客人亦是極少以現金的形式支付貨款[49]。

WhatsApp內容

129.  廉署人員PW18及PW47從D3的兩部電話（證物P228及P229）、D4的手提電話及麥志遠的手提電話中把相關電話的WhatsApp內容擷取。相關電話的WhatsApp內容予以截圖並呈遞為證物。

130.  相關的手提電話的WhatsApp內容有分別D2和D3、D2和D4、D2和麥志遠及D3和麥志遠的對話。WhatsApp內容對話截圖呈遞為證物[50]。

中段

131.  控方舉證完畢，各辯方沒有中段陳詞。

132.  本席裁定D2-D4各面對的控罪，表面證據成立。

辯方案情

133.  全部被告人選擇不作供，沒有辯方證人。

證據分析

134.  本席謹記舉證責任在控方，而舉證標準是要達致毫無合理疑點水平。任何疑點利益須歸於被告人。被告人沒責任證明任何事情。

135.  D3及D4沒有任何定罪紀錄，本席謹記對被告人作出有利的指引，被告人的可信性高，犯罪傾向性低。

136.  D2、D3及D4選擇不作供，選擇不作供是被告人的權利，本席不會對被告人作出不利揣測。

137.  本席須分別考慮對每一名被告人不利和有利的證供，然後作出個別裁決。

138.  被告人如涉及多項控罪，本席須就着每被告人各項控罪及相關的證據作出分開和獨立考慮。

139.  本席提醒自己，如要作出任何推論，必須是唯一不可抗拒的推論。在作出推論時，本席是可以考慮個別實際情況所加起來的累積效應。

140.  控方確認不會依賴「共謀者原則」（co-conspirators’ rule），因此控方指稱的共同犯罪者在被告人不在場的情況下作出的言行不能用以針對該被告人。

控辯雙方的陳詞

141.  於審訊完結時，控辯雙方呈遞書面陳詞。其後，控方呈遞書面回應，辯方亦有呈遞書面陳詞補充。各辯方認為控方呈遞回應並不合適。辯方認為嚴重地違背 Leung Chun Kit Brandon [2018] HKCFA 30一案的法律原則。HKSAR v Leung Chun Kit Brandon明確說出即使被告人是有律師代表，但沒有作供的話，雖然控方是可以作出結案陳詞，但這個做法應該謹慎地，甚少地作出。即使執行，有關的陳詞亦理應簡短。

142.  本席於編排案件的陳詞聆訊日期時，免有不預期的情況又再需要押後另訂日期，預留訂下控方回應或補充陳詞的呈遞日子，亦表示這是為了倘若控方有需要回應或補充；同時也定下辯方的最後陳詞呈遞日子，辯方有最後結案陳述權。辯方沒有提出反對定下控方陳詞回應呈遞的日子。

143.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尹浩洋（Wan Ho Yeung） [2015] HKCU 1062[51]:

「有關結案陳詞的慣例，目的是要防止陪審團在純粹的事實裁斷上過份受控方大律師的陳詞技巧所影響（R v Mondon (1968) 52 Cr App R 695 at 698）。反之，在本案，事實的最終裁斷者是裁判官，辯方又向他指出了控方的有違慣例，裁判官會受過度影響之說，因此是難以成立的，哪怕他的裁決與控方的主張一樣。事實上，裁判官的看法若非與控方一致，他也不會裁定上訴人罪成。」

144.  控方在被告人有律師代表但沒有傳召辯方證人下作結案陳詞的權利的限制，用意是為了確保公平審訊，避免訴訟中出現強弱懸殊的現象:香港特別行政區 v LCL 及其他人 [2024] 4 HKC 159。於整個審訊，本案全部被告人均有資深大律師及大律師代表。辯方於控方呈遞回應後，亦有呈遞補充結案陳詞，以保障被告人權益[52]，辯方最後結案陳述權仍有。

考慮

145.  控辯雙方確立於書面陳詞詳列有關控罪的相關法律原則及援引的相關案例。

控罪二

相關法律

146.  就「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根據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第9(2)(b)條：

「(2)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任何代理人提供任何利益，作為該代理人作出以下行為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代理人作出以下行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 —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或

(b) 在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事上對任何人予以或不予，或曾經予以或不予優待或虧待。」

147.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志雲及另一人 [2016] 3 HKLRD 164，第61段：

「構成該罪行的要素只有三項：

(一) 收受或提供利益；

(二) 作為某些行為的報酬；及

(三) 該行為是和代理人的主事人之事務或業務有關。」

148.  就意圖，於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an Chi Wan Stephen (2017) 20 HKCFAR 98，第69段:

“In offering cases, the prosecution must prove that the offeror intended that the advantage would be accepted as an inducement or reward for or otherwise on account of the agent’s act or forbearance which is aimed at and intended to influence or affect the principal’s affairs or business.”

149.  就針對的損害，於第53-54段:

“…In my view, on a proper construction of section 9 in the light of its mischief, the induced or rewarded conduct “aimed at the principal’s business” has to be conduct which subverts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 It is not the legislative intent to stigmatize as criminal, conduct of an agent which is beneficial to and congruent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principal (as in the present case).

I hasten to add that the prejudice to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 to which I refer does not need to involve immediate or tangible economic loss to the principal or benefit to the agent at the principal’s expense. Of course, it will frequently (or indeed, usually) do so, but that is not essential on the true construction of the section. The agent may, for instance, be induced to act prejudicially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principal’s business or to divulg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ithout any immediately palpable loss to the principal. Where the offering, solicitation or acceptance of an advantage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that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injure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loyalty that a principal is entitled to expect from his agent, this in itself is capable of constituting the necessary detriment. This reflects increasing recognition in the field of employment law,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ciprocal duties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employer and employee – perhaps the most common agency relationship – with the evolution of remedies for damage to that relationship.”

150.  辯方明確表示本案不涉及合理辯解的議題。

151.  許資深大律師陳詞，就控罪二，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證明:

i. 控罪指稱啟德體育園南場及北場泥水項目，是協興建築的事務或業務，因此法庭不應考慮所有與啟德體育園項目相關的證人證詞及WhatsApp證據。

ii. D2具有相關意圖，即是D2希望該利益被D1接受，作為D1作出或不作出某行為的誘因或報酬，而該行為旨在左右或影響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

iii. D2所提供的港幣100萬元是作為D1在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事上，對利成予以或曾經予以優待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D1作出或曾經作出上述行為而向他提供該利益。

逸軒監察證據

152.  就逸軒會面的錄像及謄本內容，控方不是依賴其真確性。

153.  辯方指控方過份主觀地詮釋的謄本記項。該會面內大部份的討論意思含糊或模稜兩可，加上整份謄本完整性成疑，很多地方均為「聽不清」的句子。這方面控方的陳詞指，D1及D2故意用暗語及壓低聲線溝通，而且有關證據是在秘密監察的情形下錄取，因而有「聽不清」的情況。如此，雖然本席接納逸軒監察證據可呈堂作證據的考慮，本席認為就着藤本的內容及有關的討論內容清晰度，是否能作出控方所指的詮釋結論實在成疑，就有關證據不給予比重。

主事人及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

154.  就D1的主事人，於控罪書及控方檢控的基礎，是指協興建築。辯方陳詞，啟德體育園項目並非協興建築的事務或業務，因協興工程擁有政府牌照，可以承接公營工程包括政府工程項目，而協興建築是不能承接政府工程項目。啟德體育園屬政府工程項目。控方的基礎是，無論是協興建築或協興工程的工作，負責處理的人員一般都是受聘於協興建築的。唯辯方進一步指，控方沒有證據證明兩間公司在法律上有任何關連及並非所有協興建築的僱員都有參與協興工程旗下的啟德體育園項目。

155.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對何年宋及另一人[2019] HKCA 1306（第65）:

「另外，跟據HKSAR v Luk Kin Peter Joseph[53]一案，一名人士的「代理人」身份無須建基於已存在的法律、合約或受信關係；只要一人在接受另一人指示時，涉及他須負責任及誠實地為該另一人的利益執行指示，便符合條例中「代理人」的定義。終審法院又指出，即使該人不曾被要求行事而自願如此行事，該人亦可能承擔受信責任而成為條例中的「代理人」。」

156.  協興建築證人都是受聘於協興建築，但他們亦有處理協興工程的項目。PW1-2及PW65有參與協興工程的體育園投標事項，因此他們雖是協興建築的僱員，但仍負責任及誠實地為該協興建築利益執行指示，處理協興工程的體育園投標事項。證供見D1亦有參與協興工程啟德體育園的事項，即毫無疑問D1亦須負責任及誠實地為該協興建築的利益執行指示。再者，協興建築和協興工程的母公司都是新創建。依Luk Kin Peter Joseph案及證供考慮，本席認為啟德體育園項目是協興建築的事務或業務，亦即啟德體育園項目是D1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

提供利益

157.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2)(1)(a)條，利益的定義是：

「利益 (advantage)指 ——

(a)任何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佣金，其形式為金錢、任何有價證券或任何種類的其他財產或財產權益；」

100萬

158.  證供指，於2021年7月27日，D1和D2一同進餐後， D2從車輛中取出一個粉紅色環保袋內有100萬港元（證物P234）交予D1，而D1亦往皇后大道西的方向離去。控方指，D2向D1提供的利益是該100萬現金的饋贈。

159.  辯方指D2給D1的100萬現金是借貸，本席不認為。控方指，縱使該100萬港元現金辯方的說法是借貸，亦是符合《防止賄賂條例》第(2)(1)條利益所下的定義。

160.  辯方不爭議D2於2021年7月26日從利成的中銀戶口以現金支票形式提取港幣50萬現金（證物P45），另於2021年7月27日，D2從利成的中銀戶口以現金支票形式提取港幣50萬現金（證物P46）。D2於接近會見D1前的時間，先後2次從利成中銀戶口分別提取現金共100萬，隨後與D1見面時當面以粉紅色膠袋內共有1000張$1000面額鈔票親手交給D1。辯方明確表示借貸的說法是主要基於PW6證供所指D2為人疏爽，亦曾借貸給他。本案的D1 ，並非如PW6 ，並非是D2或利成的員工。D1的銀行戶口所見，D1現金充裕，資產亦不少。D2給D1的手法亦是一手交一手，D1沒有即場或嘗試打開看看膠袋內的內容，D1明顯知道粉紅色膠袋內載着的是甚麼。再者於互相對WhatsApp話所見，從沒有提及過借貸。D2牽涉金額的對話是：「我有野比你」。證供沒有指向該100萬是借貸。D2亦見是主動約D1親身見面，再把粉紅色膠袋內的現金給D1。

161.  但本席仍須考慮D2向D1提供該利益的意圖。

優待

162.  控方指，控罪二提及的利益不是依賴某一特定交易或目的或某項將會作出或實際作出的特定的優待行為作為該100萬元的交換條件或相等的補償: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張觀池 [2011]HKCU 1261。D2向D1提供的100萬是一般甜頭(general sweetener)，是用作給予D1接受的一般善意餽贈，籍此與D1保持良好的關係及持續被討好的狀況(keeping sweet)，以確保D1由於作為協興建築的資深員工能向利成作出優待的行為，而向D1提供有關的利益。對主事人利益的損害，並非局限於對主事人造成即時或有形的經濟損失，或於損害主事人的同時得益。主事人有權期望代理人維繫與主事人之間信任與忠誠的關係，若代理人取酬的行為破壞了這種關係，本身已可構成對主事人利益的損害。

「指向」(aimed at) 和「旨在左右或影響」(intended to influence or affect) 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及意圖

163.  有關D1對利成所提供的優待，控方是指牽涉協興建築地盤項目包括:太古項目、青衣運輸署驗車中心地盤、將軍澳入境事務處地盤、中環美利道2號地盤以及啟德體育園項目。控方主要倚賴D1和D2 WhatsApp的對話內容。

164.  就D1和D2 WhatsApp的對話內容:

i. 就青衣運輸署驗車中心的泥水工程:

D2	能哥協興是否無比標我落
D1	不知
D2	收到
D1	那一單
D2	青衣
D1	不知問一問
D2
D1

ii. 就將軍澳入境事務處泥水項目:

D1	(轉寄訊息)入境泥水標可能要出年二三月先出，業主未比資料
D2	收到能哥吾該

iii. 就太古項目:

  a. 後加工程

D2	(已轉寄訊息) 姚生，太古坊已經出正式VO單，工字位油防銹油，應該點報價比上家？
D1	點報能哥
D2	晚上再說
D1	好

  b. D2向D1就有關6期的糧款，D2於每次發放後致謝D1。

iv. 就中環美利道2號的泥水項目:

D2	能哥單有冇我份
D1	星期日約你飲茶好嗎
D2	好亞

v. 就啟德體育園項目:

  a. 於2021年4月20日，利成向協興就體育園南面泥水工程回標，於2021年5月5日至8日

D1	早晨亞穩，單嘢不樂觀，很抱歉，盡了力
D2	好星期六見
D2	早晨能哥星期六是否老地方
D1	是

  b. 於2021年5月11日（在發出該投標邀請書前10天）

D1	亞穩，體育園會出埋北場，一起定標，來跟一致二個禮拜會出，努力
D2	收到唔該晒

  c. 於2021年6月7日1000時至1030時，D2代表利成就啟德體育園南埸泥水項目進行見標

D2	能哥早晨南場見完等復價
D1

  d. 利成需就協興體育園北埸泥水工程

於2021年7月15日

D2	早晨能哥北場下星期一地盆見標我10點見完飲杯茶呢
D1

於 2021年7月19日見標

D2	早晨能哥見完如家過來好嗎
D1	可以

  e. 體育園北區泥水工程進行見標時，牆體中加入不鏽鋼管的施工要求

D2	供應商80元米明天覆價我地落幾錢好呢
D1	下午頃

165.  控方的陳詞是，D1向利成的優待不單只是公事公辦，實事求事，而是在與其主事人（即協興建築）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事宜上向利成或D2予以優待，包括：(一)對D2的有關協興建築事務的查詢有問必答、(二)主動向D2提供協興建築的內部情報及工程消息、(三)D1聲稱從其他協興建築內部人士取得協助及(四)向利成/D2提出建議及聲稱向利成作出暗中幫忙。這樣令D1身困利益衝突的情況，不可能不偏不倚地履行維護協興建築權益的責任，嚴重地影響了協興的事務或業務，亦損害了代理人與主事人之間信任與忠誠的關係。協興的證人亦表明D1收受承辦商金錢是會令協興建築的聲譽或金錢受損，而D1向D2不當地透露投標資料亦會導致整個投標制度不公平。

166.  辯方指:

i. D1的直屬上司PW3指，針對某一項目的開標及見標日期，對任何承辦商參與投標並不會產生實質的幫助或好處，對協興分判也沒有影響。因此，開標及見標日期並非機密。

ii. 實際上承辦商是否有被邀請投標，也不是密資料。不被邀請投標的承辦商，無法對該次招標造成任何影響。該等資料即便被透露，也不會對協興建築造成任何影響。

iii. D2向D1詢問如何就太古項目工字位油防鏽油及啟德體育園北區工程標書的一項細節作報價D2有可能是純粹對兩項報價項目均不熟悉，因此向D1請教報價事宜。

iv. 證據顯示D1的職責不涉投標及太古項目後加工程的報價及糧款申請及D1與啟德體育園招標事宜無關，因此事實上根本沒有為D2或利成提供任何協助。法庭必須裁定D2所發送的致謝訊息完全與D1是否有提供協助無關。

167.  因此，辯方指D1和D2所談論或提供的資料，並非「指向」(aimed at) 和「旨在左右或影響」(intended to influence or affect) 主事人的事務，以及顛覆代理人關係的核心以致損害主事人的利益。因此，控方以上提及的交流，無法證明D2具有相關意圖。

168.  辯方指，控方在本案強調不會依賴WhatsApp訊息的真確性。但控方所指的WhatsApp對話，也必然是依賴WhatsApp訊息的日期和時間的真確性，這與控方的立場矛盾。

169.  控方主要倚賴WhatsApp內D1與D2的對話內容，以確認D2提供該金錢及當時的思想狀態必然是出於賄賂D1。本席須小心考慮就WhatsApp內容無論事件、時序背景和內容所指的主題，就是控方於證據交織出來相對的事實以證明WhatsApp截圖所得出的唯一結論。

170.  辯方指，許多時候就牽涉的WhatsApp訊息，一天只有數個短訊，有時甚至是簡單的一問一答，數量亦有限。本席認為，在考慮上文下理及對話是否完整自然，是包括訊息本身、整體及互相應對考慮，並非單憑訊息的數量多少釐定。然而，就是簡單的一問一答及有限的數量是否能夠達致控方所致的唯一結論是關鍵。但實在，控方主要倚賴的WhatsApp內容大部分都是一個或一組對答。奈何，每當D2帶出一個問題後，D1回應有關的內容都未見是實質的。舉例: 不知問一問、晚上再說、星期日約你飲茶好嗎、下午頃、又或以一個Emoji符號回覆。交替地，每當D1帶出一個訊息後，D2又未見追問實質的內容。舉例: 好星期六見。

171.  本席接納辯方指，即使D1與D2曾在WhatsApp討論協興的事務及業務，法律未有禁止一名代理人與第三者討論有關主事人的事務及業務，重點是他們談論的是甚麼。D1和D2的WhatsApp內容所帶出的主題，未有實在的回覆內容，甚或有否正面地回覆有關主題。而D1和D2互相談論或提供的資料，是考慮「指向」和「旨在左右或影響」 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以及顛覆代理人關係的核心以致損害主事人的利益的基礎。

172.  就WhatsApp的揣譯是否如控方的陳述是唯一的結論本席必須謹慎考慮。本席留意的是，控方於陳詞中指，本案控方因需考慮協助法庭管理案件的考量，沒有把眾被告的所有WhatsApp訊息列為證據，而只是將與案有關及在相關時段內D2及其他涉案人士WhatsApp訊息以錄影及截圖下來呈堂[54]。本席認為，控方考量是合理，但缺陷在本案控方未能夠讓法庭了解控方就所指的相關時段是如何抽岀而呈堂，未能夠讓法庭了解控方如何定為相關時段。

173.  證人的證供亦實在指D1於太古項目的職責不涉投標及後加工程的報價及糧款申請。就中環美利道二號的泥水工程項目，利成沒有獲標。證供亦指D1 的職能範圍不涉及啟德體育園招標事宜。D1就控方倚賴的項目中實際於協興建築或協興工程所涉的範疇不如PW1-2等屬投標的關鍵人物。啟德體育園南場及北場最終利成沒有中標。

174.  就着提供的100萬元現金和D2提供該金錢的意圖是否必然是D1的事務上有關，控方指  D2向D1提供的100萬是一般甜頭，是為了保持雙方一般的良好關係。就控方的立場，是不見於控方的開案陳詞內。

175.  控方須證明該100萬元是「一般甜頭」，且D2目的就是為了使D1在主事人的業務上給予利成優待。本案證供只可見款項是一次性的提供，而非持續的利益輸送。本席接納辯方指，該筆100萬的支付發生在2021年7月27日，雖然時間亦是於進行啟德體育園投標的背景下；但控方所依賴的聲稱優待的開始，是屬較早期的包括2019年1月29日的青衣運輸署驗車中心泥水項目，接著是2019年底的太古項目，及後在2020年10月27日有將軍澳入境處的項目。這些聲稱的優待遠早於該筆100萬的支付，事隔有2年至2 年半。

176.  本席整體考慮認為，就控方所指(一)D1對D2的有關協興建築事務的查詢有問必答，基於以上述所指的對答內容，不以肯定。(二)D1主動向D2提供協興建築的工程消息是否屬內部情報，證供亦見有關定義不清晰。(三)D1聲稱從其他協興建築內部人士取得協助及(四)向利成或D2提出建議及聲稱向利成作出暗中幫忙，證供並不明確。

177.  就以上的考慮，本席裁定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D2所面對的控罪二，本席裁定D2面對的控罪二罪名不成立。

控罪三（D2、D3及D4）

相關法律

178.  就串謀性質的罪行，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條列明：

「(1) 除本部條文另有規定外，如任何人與任何其他人達成作出某項行為的協議，而該項協議如按照他們的意圖得以落實，即出現以下的情況 ——

(a) 該項行為必會構成或涉及協議的一方或多於 一方犯一項或多於一項罪行；或

(b) 若非存在某些致令不可能犯該罪行或任何該等罪行的事實，該項行為即會構成或涉及犯該罪行或該等罪行，

則該人即屬串謀犯該罪行或該等罪行。」

179.  於HKSAR v Harjani Haresh Murlidhar (2019) 22 HKCFAR 446（第87段）:

「第159A(1)條可拆解為下述幾個組成部分，若要確立該罪行，這幾個部分必須獲證實：

(1) 有兩人或多於兩人達成協議。

(2) 根據該協議同意將會作出某項行爲。

(3) 該協議之下雙方（各方）的意圖。

(4) 最後，必須證明該協議如按他們的意圖得以落實，即該項行爲必會構成或涉及協議的一方或多於一方干犯一項罪行；或若非存在某些致令不可能犯該罪行的事實，該項行爲即會構成干犯該罪行。」

180.  就「偽造帳目」罪，根據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19(1)及(2)條:

「(1) 凡任何人為使自己或另一人獲益，或意圖使另一人遭受損失而不誠實地 ——

(a) 毀壞、污損、隱藏或揑改任何帳目，或為會計用途而製備的紀錄或文件，或需要作為會計用途的紀錄或文件；或

(b) 在提供資料作任何用途時，提出或使用任何他知道在要項上是或可能是誤導、虛假或欺騙的帳目或任何上述的紀錄或文件，

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監禁10年。

(2) 就本條而言，任何人在帳目、紀錄或文件內作出或贊同作出任何在要項上是或可能是誤導、虛假或欺騙的記項，或在帳目、紀錄或文件內略去或贊同略去任何要項，均視為揑改該帳目、紀錄或文件。」

181.  在Ting James Henry v HKSAR (2007) 10 HKCFAR 632一案中確立了「偽造帳目」罪的元素（第22段）：–

「(1) 被告人在一份需要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內，作出或贊同作出記項；

(2) 該記項在要項上是虛假的，亦即是說有重要性，是重要的事項，而且被告人知悉該記項是虛假的；

(3) 被告人不誠實地如此行事，或贊同如此行事，並且是為使自己獲益或另一人獲益而如此行事；

(4) 或意圖使另一人遭受損失。」

182.  根據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8條：

「獲益（gain）及損失（loss）除在第16A條外，須解釋為只引伸至 金錢或其他財產的獲益或損失，但卻引伸至不論是暫時或永久的獲益或損失，而且 ——

(a) 獲益包括藉保有已有的東西而獲益，以及藉取得未有的東西而獲益；及

(b) 損失包括未有取得可取得的東西而引致的損失，以及失去已有的東西而引致的損失。」

D3電話1的WhatsApp內容及D3錄影會面記錄

183.  D3電話1的檢取及錄影會面紀錄，控方是以「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的罪名拘捕D3。謝資深大律師指，D3現面對最高刑罰為10年監禁的控罪三「串謀揑改帳目」，較最高刑罰為7年監禁控罪二「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為嚴重；控方卻依賴第一次拘捕D3而沒有被起訴的控罪二得來的證據在審訊中指證D3，違反案例定下的原則。本席經考慮電話1的內容與控方依賴的指控，接納辯方陳詞，就有關證據不給予比重。

為會計用途而製備或需要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

184.  本案執業會計師林展超PW37於2017-18、2018-19及2019-20財政年度（「該3個財政年度」）要求D2及D3解釋就不明的提款於憑證寫上「公司支出」的用途。PW37指他不肯定D2和D3有否一起出席解釋，若然不是，他肯定作出解釋的一定是D2一人。就這方面的證供，本席考慮了PW8是按 D2指示，在分錄傳票上寫上「公司支出」；而當PW36向PW8查詢用途時，PW8也只有向D2了解，並未有提及D3。因此，D3有否也在場向PW37作出解釋，證供不能確立。然而本席肯定的是，D2在該3個財政年度均有向PW37解釋是「買料」用途及提供單據文件。

185.  於該3個財政年度，D2為了提供證明支持利成以「公司支出」記帳的銀行戶口支出款項，是以「買料」用途解釋，分別向PW37提供證物P50-P73、證物P74至P97及證物P98至P137 ，即每套有 (i) 利成向順發出的採購訂單；(ii) 順發向利成發出的發票；(iii) 順發的送貨單；及 (iv) 順發發出的正式收據，共88套單據文件。就該單據文件，PW36先按照該些單據上的資料製備一個列表分，然後再進行審計調整以得出調整後試算表，為利成帳目審計調整。PW37審閱及備製核數報告向稅局呈交。

186.  就D2車上檢取的證物P138至P177，共40套單據文件，控方指由於該年度仍未到達核數時段，D2已被拘捕，所以尚未交給會計師作核數之用。然而，證供未能肯定就有關文件D2必然會交給PW37審計及/或顯示其後用途，因此本席不接納控方所指的用途。

187.  證供所見，本席認為證物P50-P73、證物P74至P97及證物P98至P137，是《盜竊罪條例》第19(1)(a)條所指的為會計用途而製備或需要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下稱「為會計用途的文件」）。

D2

188.  許資深大律師陳詞，就為會計用途的文件，(i) 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的基準下證明交易文件上有誤導、虛假或欺騙的記項。(ii) 控方錯誤認為順發一定要是瓷磚的末端供應方。控方未能排除一些另類交易模式的可能性，包括順發實際上是擔當中間人的角色為利成在國內搜購瓷磚。(iii) 並非任何在交易文件上的記項均是要項。許資深大律師亦指，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的基準下證明 (i) D2有意圖獲得金錢或財產上的利益，或意圖使稅局遭受金錢或財產上的損失。(ii) 被告人不誠實。(iii) 證據不足以證明串謀者的意圖及思想狀態相同，更不能證明各串謀者的思想狀態符合實質罪行所要求的精神成分。

189.  就為會計用途的文件，D2表示是「買料」用途，即購買瓷磚的開支。控方指，利成和順發從沒有生意來往，瓷磚的開支沒有發生，該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是虛假地顯示利成曾向順發支付採購訂單的款項。辯方指，購買瓷磚一事不是虛假的，就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所指的工程項目名稱、瓷磚採購的日期、型號、數量、價錢及供應商（順發）不是虛假的。辯方陳詞，本案不能排除順發實際上是擔當中間人的角色為利成在國內搜購瓷磚，再將瓷磚轉售利成；或利成以順發的公司名義先購買非「正貨」瓷磚，然後再向順發購回該些瓷磚。原因是利成在處理協興泥水工程項目時可有瓷磚材料損耗的情況，為避免影響協興對利成表現或聲譽考量及繳付行政費用罰款，不能排除利成選擇自費購買物料而不通知協興的可能性。

190.  每套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有 (i) 採購訂單；(ii) 發票；(iii) 貨單；及 (iv) 正式收據，代表購買物料的一個交易，全部文件都是顯示由利成曾向順發採購建築物料，而利成亦已以現金方式繳付順發有關款項以完成交易。獨立地於文件抽出單個記項來看，有些記項如工程項目名稱，舉例將軍澳95號（證物P50）或荃灣西站第6期（證物P63），利成是有承接相關協興工程項目；又或獨立地抽出採購的日期，利成在相應的日期是有承接該協興工程項目。辯方指，文件上的付款方式不是要項，不屬控罪基礎的一部份。就算如辯方說，有關付款方式不是要項；但是，文件中顯示的購買物料交易有否發生，是要整體拼合考慮所有記項才有意義。

191.  在整體拼合考慮所有記項下，會發現在三個財政年度的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每套內的 (i) 採購訂單日期與相對應 (ii)-(iv) 發票、貨單及正式收據日期都是相隔7天。舉例，2017/2018年度證物P50[55]的 (i) 採購訂單日期是2017年4月4日而相對應 (ii)-(iv) 發票、貨單及正式收據日期是2017年4月11日；2018/2019年度證物P74[56]的 (i) 採購訂單日期是2018年4月4日而相對應 (ii)-(iv) 發票、貨單及正式收據日期是2018年4月11日；2019/2020年度證物98[57]的 (i) 採購訂單日期是2019年4月4日而相對應 (ii)-(iv) 發票、貨單及正式收據日期是2019年4月11日。

192.  若如辯方陳詞，D2因損耗的情況需要找「水貨」瓷磚或其他非正式渠道購買瓷磚四處趕急尋找，理應不會巧合地採購及貨單到貨於不同地盤及不同的財政年度都會是相隔7天。就算如盤問下，多位瓷磚公司證人及協興證人不排除市面有水貨又或怕協興罰款，都不會是於單據上所顯示的採購和送貨效果、亦不會是單據顯示的情況。利成及協興證人證供指，利成從來沒有繳付協興罰款。再者，若D2是用公司數購買，但D2用意又不向利成員工透露，只叫利成文員PW8於分錄傳票上寫上「公司支出」，有關的數款都不能清晰向利成公司交代。利成的董事又不只是D2一人；而每個財政年度所指稱購買瓷磚開支的金額亦不少（即三個財政年度分別是$30,072,200、$30,109,000及$28,411,600），而付款的方式又是現金。辯方的說法不合理。就算D2陳詞指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的送貨日期及付款方式均不是檢控基礎(本席不認同)，本案亦有充分的證供得出有關結論。

193.  在三個財政年度的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每套式樣或格式均相同。利成證人和順發證人均表示從未見過有關文件，又表示與他們分別於利成和順發工作時所使用的訂貨單樣式完全不同。利成證人沒有聽過順發這間公司；順發證人指沒有利成這個客戶。協興和順發從沒有生意來往。滙達PW51指為會計用途的文件證物P94提及的「新加利」瓷磚尺寸151 x 150 mm並不存在。名望PW61指利成向名望購買瓷磚的採購訂單，與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的式樣不同。PW51和PW61指瓷磚業內的交易是以支票支付貨款，大額的貨款是不會使用現金交收。合興隆PW52表示該些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上並沒有列明Golden Collection型號的瓷磚。

194.  辯方陳詞，為會計用途的文件上註明的瓷磚供應商（順發）不是虛假的。辯方指有兩個可能性，第一，順發實際上是擔當中間人的角色為利成在國內搜購瓷磚，再將瓷磚轉售利成。或是第二，利成以順發的公司名義先購買非「正貨」瓷磚，然後再向順發購回該些瓷磚。這兩種交易安排，藉以隱瞞真實的瓷磚供應商，為免讓協興承辦商知道有關瓷磚以「水貨」或非「正貨」的方式購買，亦不讓利成及順發員工知情。

195.  辯方陳詞，文件以順發為名藉以隱瞞，可確保坊間不知道利成使用非「正貨」的瓷磚；同時若承辦商查問瓷磚的來源或利成使用的瓷磚款式時，利成也能夠提供文件證明。然而，文件本身所稱的順發根本都不是售賣瓷磚公司，承辦商（協興）又或業界人士如趙曙光PW50必清楚知道順發不是售賣瓷磚的，而證人亦有指文件內裏有些瓷磚資料亦不對，利成提供該文件根本不能夠證明瓷磚來源，甚至更加可被要求作進一步澄清真實的供應商。本席不認為該文件利成交予協興可作為購買瓷磚的來源或利成使用的瓷磚款式的證明。

196.  另辯方陳詞，利成以順發名義先購買非「正貨」瓷磚，然後再向順發購回該些瓷磚是有可能；利成及順發選擇不讓員工知情是無可厚非，這是保障利成商業聲譽的合理做法。本席認為，順發本身不是瓷磚公司，於瓷磚業內無人認識而利成又要用這迂回的做法和一間非瓷磚公司作瓷磚交易，並不見能保障利成商業聲譽。況且這迂迴的交易不只牽涉利成，順發亦需要就生意交易作出記錄，而順法亦有委託會計師報稅。順發的會計師PW39確認他從未曾在順發見過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未見順發與利成有任何生意往來。正就是因為沒有這樣的交易，利成及順發員工沒有認知。因此，本席不接納辯方所指有兩個交易安排可能性的說法。

197.  就本案的證據，D2就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的唯一目的，就是向會計師解釋有關款項的用途，向會計師表述「公司支出」的單據；文件交予會計師以籌備核數報告，作稅務申報。因此，文件的記項看來顯示該利成曾向該順發支付上述採購訂單的款項是屬要項。

198.  就以上考慮，本席完全排除辯方所指的說法。本席唯一不可抗拒的結論，是購買瓷磚是虛假的，而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是虛假地顯示利成曾向順發支付採購訂單的款項。

199.  控方指，就D2與D3的WhatsApp有對話，當中包括，要求D3跟進麥志遠製備該些文件：「麥生，應該同舊年差唔多啦，佢至到三月份個生意額多過舊年少少啦，應該要多過舊年嘅」（證物P452，謄本P453（電話證物P229））。控方指，就D2與麥志遠的WhatsApp有對話，當中包括，D2指示麥志遠製備為會計用途的文件，包括：「阿麥志遠，你睇幾時可以print返嗰啲買料嗰啲單出嚟，等我去搵人去吸印呀吓，你幫吓手，唔該」」（證物P358，謄本P359（麥志遠電話證物P230））。控方指，就D2與D4的WhatsApp有對話，當中包括，D2曾多次要求及催促D4的協助，即是帶備順發的公司印章或將虛假的交易文件交D4蓋印，包括：「順全順全，二十九號嗰日同你一齊返深巷飲呀，你帶埋個印呀，記得呀，幫手帶埋個印我，我有，我有啲嘢要搵你吸印呀吓，唔該」（證物P347，謄本P348（D4電話證物P231））。

200.  控方於書面陳詞中指，就本案控方因需考慮協助法庭管理案件的考量，沒有把眾被告的所有WhatsApp訊息列為證據，而只是將與案有關及在相關時段內D2及其他涉案人士WhatsApp訊息以錄影及截圖下來呈堂。本席認為，控方考量是合理，但缺陷在本案控方未能夠讓法庭了解控方就所指的相關時段是如何抽岀而呈堂，未能夠讓法庭了解控方如何定為相關時段。再者，本席在考慮控方陳詞內所指的有關WhatsApp對話時（包括以上舉例），必須要確定有關內容就是控方所指的唯一結論，例如上述對話的例子所說的「有啲嘢要搵你吸」是否能確認就是控方所指的主題意思。本席未能肯定。因此，本席不會倚賴WhatsApp的內容作考慮。

201.  就串謀，控方不用證明所有共同串謀者在同一時間達成協議或各人之間直接溝通，一個串謀者可在任何時間加入一個已存在的串謀。

202.  就本案的證供， D2和D3會不時在一些利成支票存根上寫上「公司支出」，並指示PW8和及後的PW9根據支票存根上所寫的內容製備分錄傳票，以供林展超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但當中並無提供任何證明文件支持有關支出的用途。於該3個財政年度，會計師要求利成(D2及D3)就利成以「公司支出」記帳的付款憑單作出解釋。為了提供證明文件支持利成以「公司支出」記帳的銀行戶口支出款項。D2向會計師表示該些支出是「買料」用途，並提供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的原檔案於麥志遠手提電腦發現，是由他製備。他是因着D3是利成董事又是他父親的關係而行事。

203.  辯方指，D2製備的文件是順發的公司真實的公司印章，D2若有意圖製備虛假的交易文件，D2無需要這樣做。D2一直就着為會計用途的文件都是用真正順發的公司蓋印，用順發真正的公司地址、真正的公司名稱、及真正的公司電話和傳真。而不爭議的是順發只有一名東主D4。D4不只擁有一間順發公司，他兩間公司亦有作稅務申報多年。本席已裁定有關文件上的交易是虛假。D2能夠使用順發公司真正的蓋印，明顯D2與順發公司有一定的關係。D2能夠無懼，虛假地於文件表述是向順發採購並繳付款項，使用順發公司真實的公司印章，亦有能力地在眾多的單據虛假地表述利成是向順發採購瓷磚，而又明知順發根本沒有賣瓷磚給利成。本席唯一不可抗拒的推論是D2是明知道順發D4是不會揭穿該文件是虛假的。這充分反映出D2及D4必定有一協議。

204.  D2身為利成的董事，而D4身為順發的東主，D2和D4必然知道為會計用途的文件顯示的內容是虛假，而文件唯一目的是交予會計師以籌備核數報告，作稅務申報。文件有順發公司真實的公司印章，唯一不可抗拒的推論是D4授權的。D2和D4協議就為會計用途的文件顯示利成與順發之間以現金交收購買瓷磚的交易，而該交易是虛假，其目的是誇大利成的營運成本，以該些虛假交易文件去支持D2記帳為「公司用」的開支，是贊同記項看來是顯示利成曾向順發支付採購訂單的款項，串謀揑改，意圖使會計師在有關年度的利成財務報告上作出利潤扣減，為了減少向稅務局繳交的稅項之協議得以落實。

205.  在相關財政年度少繳的稅款，亦即稅務局少收的稅款，$14,617,812的金錢損失，就是控罪指D2意圖的「獲益」或導致稅務局遭受的「損失」。

206.  D2使用為會計用途的文件虛假地顯示利成曾向該順發支付採購訂單的款項，而他知道利成沒有向順發購買瓷磚，客觀而言，D2的行為必然是不誠實。主觀而言，D2必定知悉他的行為必然是不誠實。D2的行為根據R v Ghosh[58]的驗證標準，必然是不誠實。

207.  就以上考慮，本席裁定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D2所面對的控罪三，本席裁定D2面對的控罪三罪名成立。

D3

208.  謝資深大律師陳詞，本案D3主要爭議是有關的協議是否存在，若有，D3是否參與其中；及D3有否不誠實。辯方指，本案整體指控D3的證供是薄弱的，D2及D3在利成是各自獨立運作，各自承接自己的生意，各自負責自己的開銷，有關協興工程項目與D3沒有關連。控方不能毫無合理疑點證案的標準證明指控D3的控罪。

209.  就本案針對D3的證供，本席有以下觀察：

(i) 2014年10月至2021年10月，D2和D3是利成的股東和董事。利成證人指D2及D3兩位老闆各自接生意及各自負責生意的支出。D2及D3分開使用不同的支票簿，就負責的項目發出支票。有關本案協興工程項目是D2負責。因此，本案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內所聲稱的協興工程項目，證供沒有見D3也有參與負責項目。

(ii) 於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事項上，沒有證據指D3清楚知悉有關內容。

(iii) 利成證人確認D3不懂英文、電腦、財務或會計，亦沒有給利成文員任何財務上的指示。當會計員PW36向利成就「公司支出」的憑證作了解時，利成證人PW8亦只向D2了解，因此在本案利成的財務上不見D3有參與。

(iv) 本席已裁定在證供中不能肯定D3有否曾向執業會計師林展超PW37解釋「公司支出」的用途，未能確立D3有參與會計師每年安排的會議，亦沒有證據指D3曾向會計師遞交任何文件。

(v) 廉署人員檢取麥志遠的手提電話及電腦時，發現電腦內有利成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及製備檔案。麥志遠是WeLab Bank的員工，但使用屬該公司的電腦製備利成的文件，明顯是因着他父親D3是利成董事的關係，協助利成製備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

(vi) 證供未見順發與D3有任何連繫。

(vii) D3與D4沒有WhatsApp對話。

210.  控方指，就D2與D3的WhatsApp有對話，當中包括，D2在財政年度進行核數前，會指示D3或麥志遠製備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事項，D3亦有正面的回覆包括：「我同佢嗰日做咗嗰個數，俾咗個數好似做咗三千二喎，如果唔得咪叫佢加囉」（證物P454，謄本P455（D3電話2證物P229））。控方亦指，就D3與麥志遠的WhatsApp有對話，當中包括，D3對麥志遠多次催促製備虛假帳目的事宜包括：「大頭仔，果份數搞好未呀3千萬就OK啦」（證物P463，謄本P464（D3電話2證物P229））。另WhatsApp截圖中可以見D3向麥志遠發出有關順發的資料、不同地盤及瓷磚的尺寸的文件圖片，廉署人員亦從利成辦公室檢取相對的文件。辯方指，D3只是傳話不是參與其中。

211.  控方書面陳詞，控方因需考慮協助法庭管理案件的考量，沒有把眾被告的所有WhatsApp訊息列為證據，而只是將與案有關及在相關時段內D2及其他涉案人士WhatsApp訊息以錄影及截圖下來呈堂。本席認為，控方考量是合理，但缺陷在本案控方未能夠讓法庭了解控方就所指的相關時段是如何抽岀而呈堂，未能夠讓法庭了解控方如何定為相關時段。再者，本席在考慮控方陳詞所指的WhatsApp對話（包括以上例子）時，必須要確定有關內容就是控方所指的唯一結論，例如上述對話的例子所說的「俾咗個數好似做咗三千二喎，如果唔得咪叫佢加囉」等是否能確認就是控方所指有關討論的主題。本席未能肯定。本席接納辯方指，控方選擇性地抽取部份訊息陳詞。因此，本席不會倚賴WhatsApp的內容作考慮。

212.  D3是利成的股東和董事之一，但就着利成生意營運模式，兩位董事各自負責各自的工程及支出。兩位董事亦分開開立支票簿，就各自負責的工程發票。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內所聲稱的項目主要涉及協興工程，證供見工程項目都不是由D3負責。會計師向利成就「公司支出」的憑藉要求作出了解時，利成證人PW8亦只向D2了解，明顯反映該些「公司支出」都不是由D3負責。雖然D3身為董事有簽署於三個年度的利成核數報告作稅務申報；然而本案所關注的是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內容，證供未見D3參與。

213.  D3不懂英文或電腦。麥志遠是D3的兒子，麥志遠協助製備利成電腦文件亦屬正常。然而關鍵的是，麥志遠備製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時，D3是否知悉文件內所顯示的瓷磚支出，是虛假地顯示利成曾向順發支付採購訂單。案中沒有證據指D3知悉了解順發公司的情況。本席認為證供不能證明D3不誠實。

214.  就以上的考慮，本席裁定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D3所面對的控罪三，本席裁定D3面對的控罪三罪名不成立。

D4

215.  陳大律師陳詞，本案控方的證據只能支持D4知道若干文件所顯示的交易不存在，但為著和D2的關係，同意在某些向他展示了的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蓋印，但絕不能支持 (i) D4與D2的共識與任何揑改文件的事情有關；(ii) D4與D3或麥志遠有任何協議；(iii) D4對任何捏造事情的知悉，更不能說有此意圖；及D4有任何使他人得益或損失的意圖。

216.  辯方指，法庭需重新考慮D4的聽力問題，從而對錄影會面內容的可靠性及給予的比重作出評估。辯方認為D4在錄影會面中的陳述含糊或是不確定或不記得，法庭即使裁定不需剔除整份錄影會面，其證據價值也極為有限，法庭不應給予錄影會面內容任何比重，或只給予很少的比重。

217.  D4聽力不良好。本席亦考慮了辯方陳詞中列舉所指的含糊回答例子。整個錄影會面進行了兩個半小時。錄影會面過程中，從廉署人員發問及由D4所答的回應及內容所見，D4的答案及即時回應的內容，完全可表現出D4是清楚了解有關問題亦就問題回答的內容對位。另外整個會面錄影中不少的部份是廉署人員向D4展示兩個財政年度即2017/2018年及2018/2019年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給D4直接看（證物P50至P97）。錄影會面中的陳述對答，無論於問題及D4答案的回應，對展示文件的篇幅及範疇D4都是清晰。錄影會面中D4的陳述對答，無論於問題及D4答案，毫不含糊。本席不接納辯方所指，錄影會面證據價值有限。

218.  控方指D4的會面記錄，是混合記錄。D4最初聲稱是給順發的印章予D2在為會計用途的文件即場蓋印，之後又改稱是他親自在該些文件上蓋印，但總共只涉及三至四張文件，並只是於2017發生，於2018-20年度並沒有蓋印[59]，印章甚是D2做出來的[60]。然而，2017/2018年度及2018/2019年度為會計用途的文件內都顯示有順發的公司印章，D4亦承認印章是順發的。若然其他文件不是D4蓋印又或是由D2自己做順發的印章蓋印出來，D4又並不知悉的話，於這麽多項的文件向D4展示時，亦不見D4驚訝，反而一直的回應都是重重複複表示扱過三至四張文件。D4表示他沒有將順發公司的印章交予D2[61]。因此，如果他只有扱過三至四張文件，在所有展示兩個財政年度的文件，倘若D4對文件毫無認知並沒有蓋印，但文件內容都顯示順發的生意交易亦有順發公司的印章，而金額也不少；然而，D4卻不合情理地不覺得奇怪。法庭認為D4是清楚知道有關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有順發公司的蓋印，並且所顯示的內容，D4是知情的。D4於會面記錄的招認法庭給予絕對的比重，就開脫的部份本席不接納，不會給予任何比重。

219.  控方指，就D2與D4的WhatsApp內容，顯示D2曾多次要求及催促D4的協助，D4亦有作出正面的回應，包括：「啱啱送緊貨呀，依家送緊貨，呀，得啦，我吸咗我再通知你啦，喀」（證物P351，謄本P352（D4電話證物P231））。控方於書面陳詞中指，就本案而言，控方因需考慮協助法庭管理案件的考量，沒有把眾被告的所有WhatsApp訊息列為證據，而只是將與案有關及在相關時段內D2及其他涉案人士WhatsApp訊息以錄影及截圖下來呈堂。本席認為，控方考量是合理，但缺陷在本案控方未能夠讓法庭了解控方就所指的相關時段是如何抽岀而呈堂，未能夠讓法庭了解控方如何定為相關時段。再者，本席在考慮控方陳詞內所指的有關WhatsApp對話時（包括以上舉例），必須要確定有關內容就是控方所指的唯一結論，例如上述對話的例子所說的「我吸咗我再通知你啦」是否能確認就是控方所指有關討論的主題。本席未能肯定。因此，本席不會倚賴WhatsApp的內容作考慮。

220.  D4自己有兩間公司（順發及順發國際），順發專門做橡筋及製衣配料的生意。D4亦於10多20年前委託會計師幫順發的業務報稅，其後順發國際亦然。而有關報稅的金額雖非龐大，但亦不是小數目。

221.  D4與D2認識了幾十年，於近8至10年亦互相頻密來往，約見面到圍村打麻雀。D4知道D2與D3同是利成的老闆，從事建築行業多年。順發與D2、D3及利成都沒有生意來往。D4清楚知道D2的背景，D2的生意涉及地盤工程，亦知道利成於將軍澳及大埔有地盤工程[62]。

222.  D4清楚知道為會計用途的文件顯示的內容沒有發生^[63]及虛假，但因D4與D2是情同兄弟而同意蓋印^[64]。D2告訴D4文件D2是用作報稅，他亦清楚知道意思是將公司的生意開銷交予會計師做審核，後交給稅務局[65]。D4營商多年。D4必然知道目的是使D2的會計師在有關年度的財務報告上作出利潤扣減，以減少稅款。

223.  於錄影會面記錄中，廉署人員向D4展示2017/2018年度及2018/2019年度為會計用途的文件。於完成展示2018/2019年度文件後，因為錄影會面已差不多達三個小時，所以廉署人員表示結束錄影會面記錄，需要更換光碟才能繼續，亦接著打算展示2019/2020年度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給D4[66]。雖然2019/2020年度的會計用途的文件證供中未有展示給D4，但這年度的文件亦與較前兩個年度的文件，無論形式及內容均是相同及同一交易方向，都是顯示利成與順發的瓷磚交易，亦有順發的蓋印。D4亦表示他沒有交予順發公司的蓋印予D2[67]。2019/2020年度的會計用途的文件有順發的蓋印，唯一不可抗拒的結論就是D4如較早兩個年度處理文件的情況一樣，亦知悉內容。D2亦同樣把這年度的文件與較早兩個年度的行為一樣，有交予會計師核數，作出稅務申報。本席已裁定有關文件顯示的利成與順發的瓷磚交易是虛假。D4亦於錄影會面記錄清楚確認利成與順發沒有生意來往，D4是知道有關文件顯示的內容亦是虛假。

224.  就串謀，控方不用證明所有共同串謀者在同一時間達成協議或各人之間直接溝通，一個串謀者可在任何時間加入一個已存在的串謀。

225.  就本案的證供， D2和D3會不時在一些利成支票存根上寫上「公司支出」，並指示PW8和及後的PW9根據支票存根上所寫的內容製備分錄傳票，以供林展超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但當中並無提供任何證明文件支持有關支出的用途。於該3個財政年度，會計師要求利成(D2及D3)就利成以「公司支出」記帳的付款憑單作出解釋。為了提供證明文件支持利成以「公司支出」記帳的銀行戶口支出款項。D2向會計師表示該些支出是「買料」用途，並提供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為會計用途的文件顯示的內容是虛假的。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的原檔案於麥志遠手提電腦發現，是由他製備。他是因着D3是利成董事又是他父親的關係而行事。

226.  D4身為順發的東主，而D2身為利成的董事，D4及D2必然知道為會計用途的文件顯示的內容是虛假，亦知道就為會計用途的文件的唯一目的，是D2交予會計師以籌備核數報告，作稅務申報。D4及D2必然知道為會計用途的文件顯示聲稱利成與順發之間以現金交收購買瓷磚的交易是虛假，其目的是誇大利成的營運成本，以該些虛假交易文件去支持D2記帳為「公司用」的開支，是贊同記項看來是顯示利成曾向順發支付採購訂單的款項，串謀揑改，意圖使會計師在有關年度的財務報告上作出利潤扣減，為了減少向稅務局繳交的稅項之協議得以落實。

227.  在相關財政年度少繳的稅款，亦即稅務局少收的稅款，是$14,617,812。控方陳詞，D4是為了幫助同鄉才同意D2的要求。控方案情是D4在控罪三沒有個人的金錢得益。但D4是必然知道D2在該非法協議中會有金錢得益，同時亦會導致政府因D2報稅時所聲稱的虛假開支而導致金錢損失。本席接納D4是為使另一人即D2獲益，或使稅務局少收的稅款$14,617,812遭受損失[68]，這亦是D4的意圖。

228.  D4的行為使為會計用途的文件虛假地顯示利成曾向該順發支付採購訂單的款項，而他知道利成沒有向順發購買瓷磚，客觀而言，D4的行為必然是不誠實。主觀而言，D4必定知悉他的行為必然是不誠實。D4的行為根據R v Ghosh[69]的驗證標準，必然是不誠實。

229.  就以上的考慮，本席裁定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D4所面對的控罪三，本席裁定D4面對的控罪三罪名成立。

總結

230.  控罪二，

D2罪名不成立。

231.  控罪三，

D2罪名成立、

D3罪名不成立、

D4罪名成立。

附件一

D2特別事項判決理由 

1.     辯方反對控方呈遞以下為證據:

(i)     D2向廉政公署高級調查主任董兆祺（PW28）作出的口頭回應（「該口頭回應」）及

(ii)     PW28在記事冊上的補錄（「該補錄警誡」）

2.     D2的反對理由是D2沒有作出該口頭回應或該補錄警誡所指的內容。D2從沒有確認曾作出該口頭回應或該補錄警誡的任何部份，該補錄警誡亦沒有D2的簽署。

控方案情

3.     PW28於2009年4月加入廉政公署。

4.     2021年7月27日，PW28與助理調查主任朱俊軒（PW29）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572號地下侯命拘捕D2。約1559時，D2把車輛US9077停泊在附近位置。PW28與PW29按指示上前向D2出示委任證，並要求D2出示身分證以核實身分。PW28向D2作出拘捕，原因是懷疑D2串謀麥鴻藻或者其他人提供利益予協興高級經理D1，作為D1在處理協興有關外判工程合約時就給予利成優待的報酬，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9(2)條及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條。D2表示明白。PW28隨即警誡D2。D2亦表示明白。

5.     其後，PW28要求D2離開駕駛座並站於馬路邊。PW28向D2搜身，在D2右褲袋搜到港幣48,430元。PW28隨後向D2出示搜查令（證物P433），搜查D2的車輛。於PW28搜查車輛期間，在司機位置右邊車門發現一張中國銀行的提款單（證物P41）。PW28問D2：「頭先我見到你比咗袋嘢D1，入面係咩嚟嘅？」「我見到你撳咗50萬，嗰50萬去咗邊？」D2回答「出咗糧比工人」。PW28和PW29搜出26項物品，後由PW29保管。

6.     其後，PW28及PW29便與D2一同乘坐廉署車輛到北角總部。到達廉署總部後，PW28將一張「致被扣押人士通知書」予D2並向D2解釋其權利。D2要求打電話給他的兒子姚仁傑，目的為要求兒子將US9077駛離皇后大道西。約1710時，PW28便打電話向首席調查主任請示，主任回覆基於有機會對調查造成不合理的延誤而拒絕D2的要求，PW28將拒絕的原因告知D2，亦解釋有關決定會不時覆核。D2表示明白。

7.     1710至1752時，PW28將與D2的對話憑記憶補錄於PW28的記事冊上，當中包括有8條問答。補錄完畢，PW28給D2閱讀和確認記事冊的內容。D2拒絕簽署記事冊，並表示「等埋律師先」。PW29在記事冊上簽署為見證人。

8.     PW29作供陳述與PW28拘捕D2的過程。PW29見PW28向D2作出拘捕及警誡後，D2表示明白。PW29確認PW28有份參與搜車。PW28於司機座及右車門進行搜查期間，PW29站在D2的旁邊，PW29並沒有詳細聽到PW28與D2的對話內容。

9.     PW29作為檢取人員，確認檢取證物表是由他負責填寫簽署。PW29解釋，檢取證物人員不一定與簽署檢取證物表人員為同一人，因此在D2車上所檢取的26項物品雖然有部份由PW28搜出，但PW29亦將自己填寫為檢取人員。搜車期間，當PW28及PW29二人其中一人進行搜車，另一人則會負責看守D2，二人不會同一時間專注進行搜車。

10.     回到廉署總部扣留中心後，PW29向D2發出一張「致被扣押人士通知書」及解釋其權利，隔了不久，D2要求打電話給兒子安排及處理當時仍泊在街上的車輛，該要求在PW28 向上司作出請示後被拒絕。於1802時，D2要求找律師。

11.     盤問下，辯方指出，當時D2於車內正在以免提方式使用手提電話對話。PW28於出示委任證時，要求D2下車並搶走他的手提電話，D2並沒有表示過明白。PW28不同意。

12.     PW28被質疑為何沒有與D2確認於同日早上有否從中銀提取50萬，而直接將銀行提款單（證物P41）與D2給予D1的現金掛勾。PW28同意當時他並沒有先確認D2同日早上於中銀提款。PW28解釋由於知道D2於當日早上在中銀提取了50萬現金，所以當PW28在車上見到證物P41時，便即時聯想到這兩筆數是同一筆數，所以當時第一反應問D2「嗰50萬去咗邊？」。PW28否認證物P41不是他檢取的。PW29亦不同意所有於車內的證物都是由他檢取的。

中段陳詞

13.     控方於特別事項結案後，辯方就該補錄警誡作出中段陳詞。辯方指該補錄警誡只屬aide memoire，以協助PW28記憶當時聲稱D2的說話，而D2沒有簽署採納，該補錄警誡是不容許呈堂作為證據：Archbold[70]、R v Fenlon[71]及R v Dillon[72]。

14.     控方經考慮後，決定撤回該補錄警誡，不作呈堂。

15.     辯方就該口頭回應沒有中段陳詞。

16.     法庭裁定該口頭回應表面證供成立。

辯方案情

17.     D2選擇不作供，沒有辯方證人。

控方陳詞

18.     控方指該口頭回應屬混合性質。控方陳詞，辯方從沒有指在案發直至D2被帶回廉署之前或任何時段，廉署人員有對他作出任何不當的對待，法庭不需要就D2的口頭回應自願性作出裁決。而有關口頭回應是否存在及內容是否真確的裁決，法庭應在控辯雙方已就控罪提出全部證據及作出結案陳述後才作出。即使法庭認為需在現階段就D2的口頭回應的自願性作出裁決，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標準下證實該口頭回應是D2自願作出的。

辯方陳詞

19.     辯方不挑戰該口頭回應的自願性，但指出該口頭回應作為本案證據會對D2造成不公，法庭應行使剩餘酌情權摒棄該口頭回應。

20.     辯方陳詞，PW28與D2的對答是在他搜到辯方證物P41提款單後發生，但PW28沒有再次施行警誡，告知D2可以不回答問題，或沒有告知D2有權找律師。控方沒有充份證據證明PW28及D2談及的50萬為同一筆款項。PW28聲稱與D2的對話欠缺證據價值，而控方沒有解釋該口頭回應如何有助證明其案情。若接納該口頭回應為呈堂證據，會對D2的損害性影響高於其證據價值。

21.     根據Thongjai & Anor v The Queen [1997] HKLRD 678, 684E-F及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am Tat Ming & Anor (2000) 3 HKCFAR 168, 178J-179J 所訂的法律原則，即使D2否認曾作出該口頭回應，法庭仍須考慮假設D2曾作出該口頭回應，有關說話是否在自願的情況下作出，以及接納該口頭回應會否對被告造成不公。

考慮

22.     控方已撤回該補錄警誡，本席只就該口頭回應作出決定。

23.     本席考慮了辯方就證人，尤對PW28證供的挑戰。當時廉署是在進行一連串拘捕行動，而拘捕行動的部署並不是當時單獨拘捕D2一人，所以行動是分頭行事。PW28於行動中已經早有帶備法庭搜查令搜查D2的車輛，可見有關行動是有充分準備及對D2有一定的背景資料了解，如D2所屬車輛車牌申請搜查令。這並非一般截停搜查後始有懷疑，才對疑人作出警誡的情況。所以，本案PW28進行拘捕後，便立即作出警誡。本席信納PW28證供，PW28進行拘捕後亦作出警誡，而D2亦表示明白，非辯方所指D2並沒有作出任何表示。

24.     辯方陳詞，PW28和PW29的證供矛盾，當中包括PW29身為檢取人員又於檢取證物表簽署檢取車內證物。然而，PW28指，證物P41是他檢取。辯方指，車內證物是由PW29一人檢取。於行動時，二人雖有共識分工調查，檢取證物由PW29負責而查問由PW28處理；然而當進行調查時，會因應實際情況而作出調節。雖然PW29是檢取人員，但當時亦不會限制PW28不能進行檢取的工作，如檢取證物P41。當時PW28示意D2於駕駛座下車向他進行搜身，後亦於附近位置，即駕駛座位的門搜出證物P41。本席認為過程理順，毫不存疑。本席認為辯方於陳詞中對兩人證供的挑戰，不具說服力。

25.     就該口頭回應，本席有以下考慮。

26.     於PW28搜查車輛期間，在司機位置右邊車門搜出一張中國銀行銀的提款單（證物P41）。PW28問D2：「頭先我見到你比咗袋嘢D1，入面係咩嚟嘅？」「我見到你撳咗50萬，嗰50萬去咗邊？」D2回答「出咗糧比工人」。就頭一個問題，控方的證供指，D1收到的袋內實是載有100萬元的現金。PW28沒有就袋的內容確認。而PW28接着的問題，又問及D2提取的50萬去向。PW28的有關問題於表面上沒有連接性，兩問題所涉的金額亦不相符。

27.     PW28解釋，就接着有關50萬的問題，他是指於早上D2於銀行提取的那50萬。他確認並沒有向D2先作澄清。而PW28搜出銀行提款單（證物P41）後，亦並沒有向D2確認該提款單（證物P41）與他問題所指的50萬是相關的。控方的證供亦見，D2不只提取過50萬一次。盤問下，PW28被質疑問題是否會不清楚時，PW28同意更好的做法是，先作出確認所指的50萬是PW28於當天早上見D2於銀行提出的金額。

28.     於HKSAR v Zhou LiMei（周禮梅）(2017) 20 HKCFAR 71[73]，案例指若有關陳述存在不確定性或及含糊時，法庭要考慮其可接納性及行使酌情權豁除，免有關陳述作為證據會對被告有不利的影響。於本案，PW28沒有確認證物P41與問題是相連，證人自己亦同意問題可以處理得更好，應先向D2釐清所指的50萬。因此，證供所見，PW28身為發問者就當時情況，會認為問題沒有釐清而未必清晰；這可會就D2的回應的確定性有所影響。該口頭回應作為本案證據會對D2造成不公。

29.     再者，本案於PW28庭上作證時，就PW28與D2的對答內容，控方是以倒敘的主問方式引述。控方先給予PW28的記事冊給證人看。記事冊內有共八條問答，PW28指記事冊內容是當時的記錄後，控方便向證人表示：「你寫低咗啦，呢度我唔叫你重複（所寫的記事冊內容）。」控方然後呈遞記事冊為暫準證物。PW28又曾確認有關50萬的對話是涉及那八條問答。然而，控方於中段陳詞後決定就該補錄警誡撤回，不倚賴記事冊內容。換然之，有關部份於證供中便造成真空。而PW28又曾確認有關50萬的對話是涉於那八條題目內，最後D2亦沒簽名確認。雖然控方舉證時預計不到後來撤回的決定，但本席因而無法能整體考慮該口頭回應。

30.     就以上考慮，本席裁定接納該口頭回應作為本案證據對D2不公，豁除該口頭回應。

附件二

D3特別事項判決理由

1.     廉署人員於2021年7月27至28日（「第一次拘捕」）及2021年11月10日（「第二次拘捕」），分別檢取了D3共兩部手提電話（「電話1」及「電話2」）。

2.     D3特別事項的反對呈堂議題為：

(i)     於第一次拘捕時：

(a)     D3提供電話1的開機密碼及電話內容；

(b)     D3錄影會面紀錄。

(ii)     於第二次拘捕時：

(a)     D3提供電話2的開機密碼及電話內容；

(b)     廉署高級調查主任鍾國泰（PW41）的記事冊。

3.     辯方的反對理由主要是D3受到誤導、誘使、威嚇、脅迫、及/或不公平對待。

4.     就電話1及2內容的表面真確性考慮，理由載於《附件七》。

控方案情

2021年7月27至28日（「第一次拘捕」）

廉政公署高級調查主任吳卓謙（PW26）及助理調查主任謝婉雯（PW27）

（PW26）

5.     2021年7月27日1946時，PW26及PW27到達D3位於沙田第一城四座的住址（麥宅）。PW27 按門鐘，D3的太太（麥太）應門，PW26及PW27向麥太出示委任證表示找D3，D3接著應門。進入麥宅後，PW26及PW27向D3出示委任證並核對D3的身分證確認身份。PW26對D3作出拘捕，指他串謀姚先生（D2）及其他人提供利益予吳和能（D1），以得到協興工程的合約為報酬，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2)及刑事罪行條例第159條。D3表示明白。PW26後向D3作出警誡，D3亦表示明白。

6.     接著PW26向D3出示中英文版的搜查令（證物P395），解釋內容後給D3閱讀。D3表示明白。PW26進行搜查，在廳內的枱上見到電話1（證物P228），PW26拿起便問D3是否願意提供開機密碼，D3回答「7896」，PW26輸入「7896」並成功將電話1解鎖。PW26稍看過電話1內的應用程式及相片簿，深信電話1是屬於D3的。

7.     搜查後，PW27在麥宅填寫一份證物檢取表（MFI-35），PW27將開機密碼「7896」記錄在該表上，由D3簽名確認，後於回廉署時，把影印本給予D3。

8.     於2021年7月28日0010時，PW26及PW27與D3乘坐廉署車輛到達廉署總部。於廉署扣留中心，PW26向D3解釋「致被扣押人士通告」（證物P518）的內容並給予D3自行閱讀，D3簽署確認。由於在麥宅，D3曾表示他是一名需要服用藥物的人士，PW26亦見到一些藥物，向D3解釋如需要服用藥物，廉署人員必先帶他看醫生由醫生確認食用藥物合適性。0101時，在進行錄影會面前，PW26確認D3身體狀況適合進行錄影會面，並沒有提出任何要求。於0106至0121時，PW26及PW27與D3進行錄影會面（證物P216）。後於0900時，PW27應D3要求打電話給麥太及其兒子。約1245時兩位律師到廉署會見D3。約0400時D3表示需要食藥，PW26及PW27帶D3到將軍澳醫院急症室。

（PW27）

9.     PW27供述第一次拘捕D3的過程。她見PW26向D3作出拘捕，D3表示明白。PW26警誡D3後，D3亦表示明白。PW26向D3出示中英文版搜查令（證物P395）及予以解釋。PW26將證物P395給予D3閱讀，D3表示明白。PW27確認P395背頁是由她本人填上及簽署的。

10.     PW26見電話1在枱上，問D3是否願意提供密碼，D3便道出「7896」。PW26輸入密碼並快速檢視電話內容，後將電話1交予PW27。PW27把電話1轉為飛行模式便放入防干擾證物袋內，再放進PW27的手提袋。直至2021年7月27日2340時PW27將防干擾證物袋封存。PW26所搜出的物品，由PW27負責根據搜出物品的類別而非搜出次序記錄於證物檢取表（MFI-35）。

11.     於2021年7月28日0020時於廉署，PW26將「致被扣押人士通告」（證物P518）的內容扼要地向D3講述，亦有讓D3閱讀，D3表示明白及簽署，D3沒有提出要求行使證物P518上的權利。在與D3進行錄影會面前，D3亦沒有提出要求要見律師。

12.     盤問下，辯方指出：

(1)     於麥宅，PW26從沒有向D3施行警誡、真正展示或解釋搜查令內容。PW26命令D3交出手機，D3便照辦。麥太表現得很驚慌。PW26帶D3到露台說：「其實呢我知你哋做建築嘅，喺嗰行呀，耷骨、桑拿、食飯、應酬，好小事嘅啫，呢啲嘢」類似說話。回到屋內，PW26要D3說出電話1密碼。D3沒有回答。PW26向D3說：「你唔畀密碼，冇問題㗎，我哋大把高科技嘅人員可以去『鑿』得開你部機。你唔合作，你會仲麻煩」，「你知唔知我可以塔你？」。D3繼續沉默，過一陣子便說「7896」。在被帶離麥宅前，PW26不容許D3服用他的藥物，只准許藥物攜帶在身上。

(2)     於廉署，在D3交出個人物品後，D3被要求簽名於文件上，D3並不了解內容。D3然後被帶往羈留室休息。PW26突然又把D3帶到一房間。這時，D3再度提出吃藥及見律師的要求。PW26向D3：「唔使喇，對下嘢啫。咁夜搵律師搵到幾多點吖？有排等。」「做完錄影，我哋對完啲嘢，咁就可以安排你睇醫生，睇醫生就可以食藥。」PW26然後向D3進行錄影會面。在同日下午，D3感到身體不適及再三要求吃藥的情況下，才終於有機會被帶往醫院看醫生和批准他吃藥。

     PW26及PW27全部否認。

D3錄影會面紀錄

13.     於2021年7月28日0106至0121時，PW26及PW27與D3於廉署1122室進行錄影會面（證物P216，謄本P3）。錄影會面於庭上播放。辯方就謄本的準確性不爭議。

2021年11月10日（「第二次拘捕」）

高級調查主任楊志雄（PW40）及助理調查主任鍾國泰（PW41）

（PW40）

14.     於2021年11月10日0810時，PW40與PW41到達麥宅後按門鐘，麥太應門。PW40及PW41向麥太出示委任証。PW40核實D3的身分𢓭，PW40及PW41向D3出示委任証，然後PW40指D3涉及「串謀詐騙」[74]控罪向D3作出拘捕及施行警誡，D3表示明白。PW40按D3要求先完成進食早餐，後PW41陪同D3換衫。0845時，PW40向D3進行搜身，從D3的隨身物件裡搜出電話2（證物P229），PW40檢取並保管。

15.     於0858時，PW40、PW41及D3登上廉署車輛，PW40及D3坐後排，PW41坐前排。行車時，PW40提醒D3有緘默權並問D3電話2的開機密碼，D3回答「密碼係7896」。PW40 隨即指示廉署司機停車並離開車輛等待。PW40指示PW41將有關內容記錄在PW41的公事記錄冊內（證物P6），PW41記錄完後便逐字逐句讀給D3聽及後讓D3自行閱讀。PW41向D3確認記錄是否準確及是否需要修改，D3確認內容並簽署，PW40及PW41亦簽署。PW40便指示司機駛回廉署。

16.     PW40於廉署，PW40把電話2轉為飛行模式後關機，於1728時在D3面前封存於防干擾證物袋，後在2021年11月15日1035時交給證物主管[75]。PW40曾向D3錄取兩份錄影會面，均有律師在場。

（PW41）

17.     PW41供述第二次拘捕D3的過程。PW41與PW40到達麥宅按鐘，麥太應門。PW40及PW41向麥太出示委任証。D3在麥宅的廳，PW41確認D3身份後，PW40拘捕及警誡D3，D3表示明白。D3要求進食早餐，之後到睡房換衫，由PW41看守。PW40對D3進行搜身，過程中PW40問D3身上還有沒有其他物品，D3拿出了一些錢、八達通及電話2，PW40隨即檢取及保管電話2。

18.     0848時，PW40、PW41及D3一同離開麥宅登上廉署車輛。行駛途中，PW40再次提醒D3有緘默權，D3表示明白。PW40問D3電話2的開機密碼，D3回答「7896」。PW40隨即指示PW41進行即時記錄。PW41在其公事記錄冊（證物P6）記錄，後向D3覆讀一次及讓D3自行閱讀，D3簽名確認。

19.     回到廉署，於錄取錄影會面前，PW41向D3發出「致被扣押人士通告」（證物P519）並向其解釋權利，D3亦有自行閱讀，當時D3亦沒有表示需要行使任何權利。

20.     盤問下，辯方指出:

(1)     於麥宅，PW40曾威嚇D3：「你知唔知最高刑罰係幾多呀，串謀詐騙，14年啊。你又累理你個仔呀。」PW40命令D3交出電話2，D3服從。D3從沒有向PW40或PW41提供其電話2密碼。

(2)     於往廉署的車上，D3沒有提供電話2密碼。D3被要求於行車途中在PW41的公事記錄冊（證物P6）上簽名，但當時漏空了密碼，現看到寫上的密碼是其後證人補填的。D3當時沒有帶老花眼鏡，所以看不清楚。

(3)     D3帶回廉署後，所被要求所簽的文件，D3對內容均不清楚。

     PW40及PW41全部否認。

廉政公署高級調查主任謝曉峰Rex（PW18）

21.     直至2024年，PW18是本案的案件主管。盤問下，PW18同意，如廉署人員未能由被捕人得到手提電話密碼，會嘗試「撞密碼」。如知道密碼，廉署人員視乎習慣會記錄於袋上，為方便下一位處理電話的同事。PW18同意本案涉及的所有手提電話，廉署法證無法把內容擷取，全靠有關被告人（包括D3）提供電話密碼開啟。

22.     盤問下，PW18同意有處理過D3兩部手提電話。辯方指，電話1的防干擾證物袋上寫了「7896」密碼。但電話2的第一個由PW40封存的防干擾證物袋上，沒有記錄「7896」密碼[76]。2021年11月16日1430-1440時PW18處理電話2，嘗試用電話1的密碼開啟了電話2，試撞成功。PW18便把密碼「7896」寫於黃色報示貼上[77]，並貼存於電話2防干擾證物袋上（MFI-41-42）。因此，電話2的密碼並不是由D3提供，而是PW18以電話1的密碼套用於電話2試撞出來的。辯方進一步指，其後才把試撞成功的密碼，寫回特意漏空的PW41記事冊（P6）中。PW18完全否認。PW18指電話2的密碼是從PW40知悉，完全無需要試撞，亦不同意寫回密碼於PW41記事冊（P6）中。

中段陳詞

23.     控方於特別事項結案後，辯方沒有中段陳詞。

24.     法庭裁定表面證供成立。

辯方案情

25.     D3選擇不作供，沒有辯方證人。

考慮

26.     控方陳詞，D3特別事項的議題是，於第一及第二次拘捕時，D3是否自願提供其手提電話1及電話2密碼。

27.     本席謹記舉證責任在控方，標準是毫無合理疑點證明D3自願手提電話密碼。D3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本席謹記對被告人的可信性及犯罪傾向性有利指引。D3選擇不作供，這是他的權利，本席不會對被告人作出不利的揣測。

28.     於岑永根訴警務處處長[2020] 2 HKLRD 529案，不受爭議的法律原則，就是執法人員無權強逼任何人交出其手機密碼，裁判官發出的搜查令沒有此權力，而不交出手機密碼並不構成阻礙執法人員執法[78]。

議題(i)

29.     辯方是不爭議PW26有向D3作出拘捕，但指PW26沒有作出警誡。本案的背景情況是，當時廉署是在進行一連串拘捕行動，而拘捕行動的部署並不是單獨拘捕D3一人。行動前亦有舉行行動會議，參與的廉政人員亦會列席。PW26對D3有一定的背景資料了解。PW26於行動中早有準備帶著法庭搜查令搜查麥宅。PW26及PW27亦各有分工，PW27主要是協助角色。這並非一般拘捕搜查後始有發現懷疑，才對疑人作出警誡的情況。PW26清晰確認他到麥宅有對D3作出拘捕、警誡及出示解釋搜查令；亦指這三項是一整套工作，他當時必有進行。

30.     辯方指PW26於麥宅蓄意帶D3出露台，目的是方便對他作出威嚇或誤導的行為說話。PW26於露台與廳的交接位對D3作出拘捕，PW26解釋在那位置能與麥太有一些距離，因為本案只是牽涉D3個人的。辯方指D3已介65歲亦是需要長期服用藥物的人士。D3感到身體不適及再三要求吃藥的情況下，才終於有機會被帶往醫院看醫生和批准他吃藥。PW26否認。PW26證供指，PW26向D3解釋如需要服用藥物，必先帶D3往醫院由醫生確認食用藥物合適性。所以，若PW26是有延誤D3服用藥物，PW26知道最後要帶D3到醫院，醫生可會提出廉署人員行為不當的風險。PW26有容許D3於離開麥宅時攜帶藥物於身上。PW26不能判斷藥物對D3的影響性，所以向D3解釋如需要服用藥物，必先帶他往醫院由醫生確認食用藥物合適性。本案D3亦因他有食藥要求，而被帶往醫院看醫生。PW26證供合理。

31.     辯方指，PW26及PW27刻意在D3的家中於「檢取證物」表巧立名目地寫下電話1密碼，並叫D3簽名，目的是使他不能於其後有反悔的機會。辯方亦批評電話1密碼，記錄於表上方式不當。PW26及PW27到麥宅進行拘捕，涉汲本案的證物只有電話1一項；但亦有其他與本案無關的證物要向D3處理。「檢取證物」表亦有共26項檢取證物。本席留意到，檢取證物的數目不少，證人先於家中確認記錄並非不當。電話1密碼本身又不是實體證物，密碼寫在電話1附近位置亦不見有奇異。依證人證供，電話1密碼是於屋內D3提供的，證人因而即場記錄在「檢取證物」表中並要求D3簽署，並無不妥，亦不認為是要達到辯方所指的目的。。

32.     就D3錄影會面，控方的立場並不是依賴為招認，而是證明電話1密碼是D3自願提供。辯方指，D3是不知悉其權力的情況下錄取的。錄影會面內容主要是向D3確認檢取證物項目，亦沒有問答是關乎案情。PW26𠄘認沒有逐字逐句讀出D3「致羈留人士通知書」，但有給予D3閱讀。D3於錄影會面亦自行提出律師的議題，明顯他是知悉相關權利。

33.     本席考慮了PW26及PW27的證供及盤問下的內容，他們都直接回應，沒有回避。本席接納證供。

34.     辯方陳詞，廉署對D3第一次拘捕的警誡和調查方向根本與D3在本案面對的指控截然不同，控方不應將密碼和錄影會面呈堂。控方同意在本案中D3面對的控罪是「串謀捏改賬目」（控罪三），但第一次拘捕性質是「向代理人提供利益」。控方的陳詞是廉署起初因有關「向代理人提供利益」調查，才引致行動後階段，涉及串謀詐騙的指控。控辯雙方例擧案例，但案例是涉及招認的情況；然而，就D3特別事項的議題，控方並不是依賴此為D3的招認^[79]。另辯方陳詞強調，現階段法庭不應考慮電話內容（即WhatsApp內容）。因此，法庭現在的考慮只規範於電話1密碼的自願性。但此議題，仍於一般事項，於考慮有關電話內容時處理。

35.     辯方的立場是PW26及PW27沒有向D3施行警誡。若然有，PW26在麥宅對D3作出的只是一般性的警誡詞，他從沒有就索取密碼提醒D3他有權不提供密碼。然而，即使如辯方指，當PW26問及D3電話密碼時亦同時須施行警誡提醒，這並不表示相關證供不能被接納為證據。關鍵的議題依然是手提電話密碼是否D3自願作出的及確保在公平情況下作出。

36.     如上所述，就本席接納的證供，PW26於到達麥宅時有向D3作出拘捕及警誡。PW26便進行搜查，在廳內的枱上見到電話1（證物P228），PW26拿起便問D3是否願意提供開機密碼，D3回答「7896」，PW26將電話1解鎖，稍檢視電話內容以確認電話1是屬於D3的。D3於警誡錄影會面下，PW26向D3確認他是願意提供電話密碼（證物P3記項61-62）。本席肯定證人的證供，即他們沒有以任何形式作出威嚇或不當的行為迫使D3交出電話密碼。就證供的考慮，本席認為於麥宅及錄影會面中，D3向PW26提供的電話密碼均是在警誡中。PW26向D3拘捕並道出指控控罪，接著施行警誡亦在相關程序下問及電話密碼；在當時的環境情況下，所施行的警誡足以明確讓D3知道有權不是事必要提供電話密碼，D3是在知悉權利下提供電話密碼。本席裁定D3是自願向廉署人員提供手提電話密碼，而過程中不見對D3做成不公。

37.     綜合以上，本席裁定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D3是自願提供電話1密碼及D3的錄影會面是自願作出的，亦看不到任何理由需要行駛酌情權將之剔除。

議題(ii)

38.     就這議題，辯方向證人指出，D3從來沒有向廉署人員提供電話2的密碼。PW41的記事冊（證物P6）內容從沒有給予D3看過或讀過，只是拘捕D3後，於往廉署的車輛行駛途中，在D3沒有帶老花鏡的情況下D3簽上。簽上時，記事冊（證物P6）中有關的密碼位置是特意漏空的。其後，於2021年11月16日PW18搜查電話2時把電話1的密碼嘗試套用，而試撞成功。繼而，把成功撞中的電話2密碼寫於漏空的PW41的記事冊（證物P6）位置上。

39.     就辯方的案情，證人完全否認。本席認為，如在第二次拘捕D3時，廉署證人要D3在行車途中預先簽署在記事冊（證物P6）上，並特意把電話2密碼漏空；他們必須肯定其後這密碼必是可以填補上。他們必須肯定其後能夠撞中電話2的密碼。不然，那漏空的位置便不能填回，辯方所指稱證人的不當行為必然敗露。然而，在第二次拘捕時，PW18還未試撞密碼，怎能知道其後確保會得到密碼。再者，廉署證人已早知道廉署法證亦不能擷取電話內容，廉署證人根本不能夠有此把握其後能夠知道密碼。辯方的說法不合理。

40.     辯方向證人指出，是PW18於2021年11月16日撞中密碼後，寫回於PW41的記事冊（證物P6）漏空的位置上。但是，記事册的副本於2021年11月10日1035時提供予D3，D3亦有簽署（證物P6第24頁）。換句話說，依辯方的說法，當日提供的副本予D3時，PW18還未撞中密碼，記事冊中密碼位置仍然漏空。辯方的說法不可能。

41.     再者，辯方指出的案情與辯方的反對理由不一致。辯方的反對理由指，D3是在被帶回廉署總部後，被要求簽署記事冊[80]。但是，於盤問時，辯方向證人指，D3是在往廉署的車輛行駛途中，被要求簽署記事冊的[81]。

42.     PW40及PW41是在整個拘捕行動的第二階段，到麥宅以懷疑他串謀詐騙的控罪拘捕及警誡D3。PW40是根據廉政公署條例下賦予的權力檢取電話2。往廉署途中，PW40提醒D3有緘默權後，D3說出密碼。PW40便叫司機下車，進行記錄程序。本席考慮了PW40解釋，他於往廉署途中向D3問及電話2密碼，是想盡快及在合適的情況下進行。

43.     辯方批評PW41的記事冊（證物P6）字體潦草，而D3沒有戴老花眼鏡簽署。本席考慮了當時PW41是在車內情況寫下記錄。PW41亦確認把內容向D3讀出和給他閱讀、並向D3了解是否有任何修改或者補充需要，後D3於23頁底部簽名、寫下時間及日期。若D3沒有戴老花鏡看不清楚，而PW41又有沒有讀出內容的話；D3是不能知道他簽署的位置是否合適，甚不能自己清晰寫下時間及日期。

44.     本席考慮了PW40、PW41及PW18的證供及盤問下的內容，他們都直接回應，沒有回避。本席接納證供，於D3說出密碼前，PW40向其提醒有緘默權。PW41有與D3確認記事冊內容。PW18是從PW40知悉電話2的密碼。本席肯定D3是自願提供電話2密碼，D3亦確認簽署於記事冊中，過程中未見不公。

45.     本席裁定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D3是自願提供電話2密碼及確認簽署於記事冊中。本席亦看不到任何理由需要行駛酌情權將之剔除。

附件三

D4特別事項判決理由

1.     於D4特別事項中，有兩項反對呈堂議題：

(i)     D4的（第一份）錄影會面呈堂

(ii)     D4手提電話的內容呈堂

2.     就議題 (i)，辯方的反對理由主要是：

(1)     錄影會面是在D4不自願的背景及情況下錄取的。

(2)     廉署人員沒有向D4提出懷疑他干犯或參與現時被檢控的罪行。

(3)     D4有嚴重聽力問題，但廉署調查主任茹嘉年PW44沒有採取適切及/或足夠的措施保障D4在公平的情況下進行錄影會面。法庭應運用剩餘酌情權將內容剔除。

3.     就議題 (ii)，辯方的反對理由主要是：

(1)     D4是在不自願及不明所以的情況下，不公平地提供手提電話解鎖方法。

(2)     D4手提電話內容擷取的搜查令沒效，法庭應運用剩餘酌情權將有關手提電話的內容剔除。

4.     就D4手提電話內容的表面真確性考慮，理由載於《附件四》。

控方案情

廉政公署調查主任茹嘉年（PW44）

5.     PW44於2007年入職廉署。

6.     2021年11月10日0705時，PW44及PW45到D4位於元朗Yoho Town的住所，按門鐘後D4的太太（姚太）應門。PW44及PW45向姚太出示委任証並表示要找D4。D4當時在在姚宅客廳，PW44及PW45向D4出示委任証，核對D4的身分後，PW44以懷疑他涉嫌違反普通法的串謀詐騙罪拘捕D4及警誡D4，D4表示明白。PW44再向D4出示搜查令（證物P397）的中英文版並向D4解釋內容及讓D4閱讀，D4表示明白。

7.     PW44問及D4的手提電話，D4指在睡房。於睡房，PW44找到一部D4黑色小米手提電話（證物P231）。PW44原想將證物P231轉為飛行模式免受網絡干擾，但見到證物P231是Andriod作業系統，便問D4的開鎖方法。D4在PW44面前示範解鎖，之後PW44便將證物P231轉為飛行模式，並交由PW45保管。於行動中只檢取了證物P231。

8.     約0740時，PW44及PW45帶D4乘坐廉署車輛往廉署北角總部。整段車程PW44與D4沒有任何與案有關的交談。

9.     0832時於廉署扣留中心，PW44及PW45向D4發出「致被扣押人士通知書」（證物P525）讓D4閱讀，PW45向D4講解補充，D4沒有提出任何要求並簽署。0856時，PW44及PW45向D4給予一份證物檢取表（MFI-46）並由D4簽收。0943至1214時，PW44及PW45與D4進行第一次錄影會面（證物P217）。

10.     同日1828時，PW44及PW45帶D4到位於葵涌的寫字樓進行搜查，並於D4的枱上櫃桶內搜出兩個順發印章（證物P243及P244）。

11.     盤問下，PW44否認：

(i)     PW44及PW45從沒有向D4施行警誡。

(ii)     在D4家中，PW44要D4將他所知的一切交代，有律師在場對D4沒有好處。在大廈的電梯大堂，D4向PW44表明自己的聽覺有問題，希望到公司拿取助聽器，PW44以「唔洗啦，到時我大聲啲」拒絕。

(iii)     在前往廉署的車程中，PW44向D4問話包括D4及順發在內地的業務。PW44提出廉署與內地公安有緊密聯繫，暗示D4不會希望內地公安介入，以脅迫D4配合調查。

(iv)     在廉署，PW44及PW45沒有向D4解釋及看過「致被羈留人士通知書」，只指示D4盡快簽名。D4照做。

(v)     進行第1次錄影會面前，在錄影會面室中，PW44威嚇﹑誤導及/或誘使D4要回答問題、談及D4與D2的電話溝通及再述內地公安的說法。

12.     盤問下，辯方指，PW44於第一次錄影會面後，曾向D2的法律代表稱，他們若代表D4有潛在利益衝突。就這，PW44亦有告訴D4。最終，有另一法律代表D4進行第二及第三次錄影會面。

13.     PW44亦確認他有紀律記錄。

助理調查主任黎焯霖（PW45）

14.     PW45陳述拘捕及警誡D4的過程及確認解釋搜查令（證物P397）內容予D4，亦有給予D4自行閱讀，D4表示明白。搜查令背頁是由她填上及簽署的。

15.     PW45指，PW44從D4房拿出D4手提電話（證物P231）但不知從房間哪個位置拿出。PW44然後問D4證物P231有沒有上鎖，D4便自己將證物P231解鎖，PW44將電話轉為飛行模式並交予PW45保管。PW45將證物P231放入防干擾證物袋後再放入她的手袋內。後PW45回到廉署便將防干擾證物袋封存（時間約0915時）。

16.     於廉署，PW45 向D4發出「致被扣押人士通知書」（證物P525），讓D4閱讀亦有簡單講解內容，但沒有逐項讀出。D4表示明白，亦沒有要求行使任何權利。PW45填寫檢取證物表（MFI-46）並於0856時交一份複本予D4。PW44及PW45與D4進行第一次錄影會面。

17.     盤問下，PW45確認證物D4-3（一張A4 紙，共摺成四格）是她記錄的。左上角的一格是行動前一日PW45寫下的，而右上角的一格是在2021年11月10日（拘捕D4）PW45記錄的。左上角一格有一個圖，該圖是PW45於姚宅PW44問D4手提電話有沒有上鎖時，D4示範將其手提電話解鎖圖案，PW45便記錄在證物D4-3上。

18.     就證物D4-4，PW45確認文件是她負責打印的，內有關「串謀詐騙罪」的指控是行動前PW44指示她準備。而背頁，是於行動後，PW44指示PW45有多兩項對D4指控的內容；PW45於第三次錄影會面前（約2021年11月11日）準備及打印的。

D4（第一次）錄影會面

19.     2021年11月10日0943至1214時，於廉署執行處1142號錄影會面室，PW44和PW45與D4進行第一次錄影會面（證物P217, 謄本P4）。錄影會面於庭上播放。

20.     辯方只就謄本的2個記項的準確性爭議：記項709，控方指是「攞黎報一報稅啫」，D4指是「可能報一報稅啫」及記項746，控方指是「咁我呀同佢扱既，然後」而D4指是「咁樣求其扱既，之後」。

中段陳詞

21.     控方於特別事項結案後，辯方沒有中段陳詞。

22.     法庭裁定表面證供成立。

辯方案情

23.     D4選擇不作供，有一位辯方證人，是D4的女兒。

辯方證人姚詠儀（姚女士）

24.     姚女士是D4的女兒，大學畢業。她現年33歲，已婚，在警察部門擔任文職工作。

25.     姚女士指，D4於十年前開始有聽力問題，亦每況愈下。她與D4平日溝通會大聲慢慢說，有重要的事情會用WhatsApp或紙筆寫低給D4看。D4需要配戴助聽器，並在2024年4月進行聽力測試後更換了新的助聽器（D4-5）。在家時，姚女士不見D4戴上助聽器，只會放在公司。當D4聽不到別人講話時，D4會習慣話「係、係、係」。

26.     2021年11月10日早上約7時多，姚女士聽到有人按門鐘，她媽媽講「可唔可以除咗鞋先入嚟呀」，之後再聽到自己的房門被敲，D4的房門亦被敲，媽媽就大聲講「姚順全有人搵你」。姚女士便起床出廳，D4由他的房間行出。姚女士見廉署人員（PW44）出示證件及舉起展示一張紙並講「我哋係ICAC，今日上嚟做搜查嘅」，接著PW45很快便收埋證件同紙，沒有解釋亦沒有交過有關文件給D4或姚女士看。PW45沒有說過「拘捕」、「拉你」等字眼，只聽到一些名字、「利成公司」、「今日上嚟做搜查」。D4並沒有反應。PW45沒有作出警誡。姚女士當時以為是要配合廉署人員的搜查。

27.     PW44及PW45於飯枱見到兩部電話，問是否屬於D4。D4回答是，姚女士便插嘴否認因那是她媽媽的舊電話。她同D4講「你睇清楚啲先啦，呢兩部電話係媽咪架，你聽清楚先答人啦」。D4便再回答「唔係」。PW44問D4他的電話在哪，D4答「喺我間房入面」。

28.     PW44拿起放近D4房門口的枱上連接充電線的手提電話（證物P231），問D4該電話是否屬於他的，D4回答「係」。PW44問D4電話有沒有密碼，但D4沒有反應。姚女士便同PW44講「我爸爸撞聾㗎，佢聽唔清楚你講嘢」。PW44慢慢大聲再問D4，D4便回答「有」。D4一邊示範如何開鎖，一邊講「咁樣向上剔」。PW44將電話屏幕熄掉，再用同一解鎖方式，D4話「係喇」。同時，PW45在旁書寫記錄。PW44再問D4有沒有其他手提電話，D4表示沒有。PW44亦問及D4有沒有電腦或公司文件，D4指房中的文件都是他兒子的。

29.     當搜查完天台回到客廳時，PW44對D4講「你而家要同我返ICAC問話。你要清清楚楚講晒你知道嘅嘢出嚟，咁先係對你自己好，咁先幫到自己，如果唔係呢，就幫緊姚樹穩。」D4回應「好」。PW44再講「問話時間唔會超過48小時，如果去到晚餐時間嘅話呢，咁D4係可以要求打電話返屋企嘅。」

30.     D4回房換衫期間，姚女士問PW44可否重複先前入姚宅時講的一番說話並打算錄音記低及再出示一次搜查令讓她影相。PW44拒絕，但有向姚女士覆述說話，姚女士便即時用電話的備忘錄寫下（D4-6）。姚女士再問PW44牽涉的金額是多少，PW44回應「唔方便透露，但係過千萬嘅」。

31.     姚女士問PW44可否有人陪同D4去廉署，PW44回覆程序上不容許。姚女士指「因為我驚我呀爸聽唔到嗰度，佢會亂答人哋問題」。PW44回應「你放心啦，佢聽唔到嗰度我哋會幫佢嘅」。D4換完衫返回客廳，姚女士再問PW44「咁幾時可以叫律師」，PW44講「只要我阿爸講清楚佢知道嘅嘢嘅話，咁先係幫到佢自己先無事。如果有律師喺度嘅話，反而就幫唔到佢」，此時D4回應「知道」。姚女士其後亦有通知哥哥。於D4在廉署拘留期間，姚女士和家人亦沒有為D4找律師。

考慮

議題(i)

32.     就這議題，舉證責任在控方，標準是毫無合理疑點證明D4自願作出錄影會面。D4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本席謹記對被告人的有利指引。D4選擇不作供，這是他的權利，本席不會對被告人作出不利的揣測。

33.     控方倚賴PW44及PW45的證供。

34.     辯方指出，PW44過往曾於2010年有一個投訴記錄指他應直接面收而不應經電話或傳真確認、於2012年遺失了廉署發給他的武器的紀律記錄及於2017年有一個投訴成立記錄。辯方就2017年的投訴作出詳細盤問。事源是PW44接手一個由鄧先生作出的貪污投訴，於2017年9月PW44曾答應為鄧先生錄取口供。然而於12月PW44通知鄧先生已結案，但實在該鄧先生口供仍未錄取；原因是PW44將該名鄧先生與另一名堅持拒絕向廉署提供口供的黃先生混淆，導致PW44沒有為該名鄧先生錄取口供。辯方指，PW44未有恰當地跟進一項貪污舉報，手法有極令人憂慮之處。控方指，PW44承認有關記錄。PW44不是故意不向鄧先生錄取證人口供，亦非有惡意的失誤。即使PW44曾在該案件中犯錯，其內容亦與本案的情節扯不上任何關係。

35.     就PW44的紀錄，辯方對證人，尤PW44的批評，本席小心考慮。

36.     就本案的背景，廉署已正在進行一連串拘捕行動，而拘捕行動亦分階段進行。D4是於行動的較後階段。PW44及PW45確認拘捕前有參與廉署指示會議。當日PW44負責帶領PW45到D4家進行拘捕行動。PW44早有帶備法庭搜查令搜查D4家。另外，廉署亦有隊員備妥搜查令，搜查D4的公司。當時廉署對D4的拘捕行動是有部署計劃。所以，PW44及PW45上門的目的明確，就是要拘捕及調查檢取D4與案有關的證據，並不只搜查。這方面無論在本案整體行動背景及PW44和PW45的證供都是清楚明確的。本席不認為PW44和PW45到場，只有區區向D4表示搜查。本席接納PW44及PW45在確認D4的身份後，有作出拘捕並有作出警誡，而D4表示明白。PW44亦有把由法庭簽署傋妥的搜查令中英文版向D4解釋內容及讓D4閱讀，D4亦表示明白。

37.     本席考慮了辯方指PW44及PW45於D4家中、前往廉署的車程中及在錄影會面室內，對D4的說話及行為；包括證人沒有向D4了解「致被羈留人士通知書」便要D4盡快簽名。證人全都否認，並於盤問下作出回應。

38.     D4於香港從商，亦是兩間公司的東主。順發向稅局報稅的生意金額反映，公司有一定的規模。D4於香港一直打拼生活多年，他和家人亦於香港生活居住。本席不認為，以D4的背景及人生閱歷，在廉署人員已上門調查甚直至進行會面記錄前，D4若不了解PW44的問題D4會不作澄清，甚或不了解「致被羈留人士通知書」內容便立即簽署照辦。本席亦不認為，D4如有向PW44拿取助聽器要求時，D4接受PW44用「唔洗啦，到時我大聲啲」婉拒。相反，如辯方所指PW44是作出施壓﹑誤導及/或誘使D4的話，助聽器更能協助PW44，讓D4能更清楚威逼利誘的說話，更容易達致有關目的，應不去拒絕D4。D4亦有於內地做生意，深知兩地有關不同的制度，內地公安說法(縱然本席不接納曾有作出)難以理解如何令D4就本案造成施壓影響。

39.     PW45確認證物D4-3（一張A4 紙，共摺成四格）是用來協助她記錄事件發生的時間，方便日後的文書工作。辯方指證物D4-3分四格，D4的手機解鎖圖並不是記錄在相關事件發生順序的時間的右上方一格。辯方另有對筆跡深淺 “+Caution” 記錄作出質疑。PW45指當時解鎖那刻見狀趕急立即記錄解鎖圖，所以沒有按時序而在左上方格位置作出記錄。這趕急說法就她漏寫上箭嘴的情況配合。就筆跡深淺的記錄，PW45有確認是她的筆跡以記錄警誡（“+Caution”）。就證物D4-4，PW45確認是PW44指示PW45預先分兩次準備列印有關D4的指控內容。辯方指，預先印好的第一張指控文件，PW44未能確認去向，不能確認內容。PW45確認證物D4-4第一版面是拘捕行動前，PW44指示她印出D4的指控內容，文件亦有PW44的補充字跡；另一版面是於第三次D4錄影會面前所印的指控內容。兩次列印的指控內容都包含在證物D4-4中，有關文件內容及時序證供清楚。證物D4-4是PW44於拘捕前作出準備時，指示並依賴PW45的打印。就文件的去向，PW44明顯是依賴協助他的PW45處理。

40.     證人拘捕D4時，只檢取了一項證物，即D4的手提電話。本席不認為辯方指，檢取證物表（MFI-46）在廉署而不再D4家中作出記錄有關鍵的影響。檢取證物認收書副本亦有給予D4。證人亦指當時是發生在疫情期間。辯方亦批評，律師未到場便展開搜查順發辦公室。證據見，兩個順發印章（證物P243及P244）檢取時，是於D4在場下見證。而有關證物檢取表，D4是於律師在場下簽署（MFI-49）的。

41.     辯方指，於第二次D4錄影會面前，代表D2的律師到場要求會見D4。PW44向律師代表稱，他們如代表D4是有潛在利益衝突。PW44亦有告訴D4。辯方批評，PW44是希望震懾律師。然而，到場的是專業的代表律師，PW44的說話是否有基礎，專業的律師代表必然能作出判斷。D4最終是有會見第一組代表D2的律師。而第二組代表D4律師亦與D4進行第二及第三次錄影會面。這是關於同一律師代表兩位被告人，PW44而所作出的衝突陳述；辯方將此進一步指PW44是不想D4找律師的情況混為一談，本席不同意。

42.     辯方指，PW44及PW45在證人供詞或記事冊中特意留白/選擇性做記錄，例如並沒有記錄D4聽力問題或需助聽器和電話解鎖等。案件一般在審訊時，關鍵的爭議點才表明出現。PW44指在D4家中曾有有關助聽器的話題出現，D4指他不需要；而整個過程中，PW44與D4溝通不見有所困難。當時，PW44沒有認為是議題關鍵而做記錄。PW45亦有記錄電話解鎖圖。本席考慮了辯方所指沒有記錄的情節，不見PW44和PW45是蓄意留空於他們的紀錄中。

43.     本席考慮了姚女士的證供。她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44.     姚女士對D4的聽力問題十分關注。然而姚女士從不見在這關注的問題上作出任何實際方式以確保D4能聽到查問內容。姚女士沒有提醒或要求廉署人員拿取助聽器協助D4。若她指沒有想起助聽器，她證供提及有用筆錄的概念，她亦沒向PW44提出。若她指以為廉署可能有相關的儀器協助D4的話，她根本都沒有作出確認是否真的有相關的協助。在這議題上，她表述與行為不一致。本席認為她是知道D4聽力是可以應付查問。

45.     姚女士證供指出PW44於家中作出不少對話內容。於D4就PW44問及簡短的問題時， D4均未能即時回應或答得不對，姚女士需提醒D4要聽清楚問題才回應，又要向證人強調D4是「撞聾」的。但就PW44所說有關律師對D4不利議題，即一些較多及長的說話時，姚女士的證供又指D4能聽到及立即回應並說明白。

46.     姚女士指她沒有聽到PW44及PW45說「拘捕」及「警誡」的字眼。但她不是在所有時間都留意著PW44及PW45。例如廉署人員入屋後，姚女士聽到有對話聲，才在房間行出。姚女士未有知道證人入屋時的情況及曾刷牙梳洗。

47.     辯方指姚女士的iPhone備忘錄（D4-6）記錄了PW44按要求重複較早時的說話。這說法表示姚女士必然有曾聽過有關的說話內容，否則不會要求PW44復述。如當時是要PW44復述下所記錄的，姚女士無疑是想清楚了解他父親因甚麼事情而被廉署搜查，紀錄內容清晰準確才能達到目的。然而，備忘錄內裏牽涉的名字均明顯不準確，內容亦零碎。PW44明確表示沒有向姚女士說出「過千萬」，理由是這牽涉案件的內容，他不會予與案無關的人說出。姚女士亦指PW44說過不方便透露為大前提。本席有留意到有關備忘錄（D4-6）顯示的日子及最後製作時間，備忘錄（D4-6）是可以於製作的最後時間之前的任何階段記錄，包括PW44到場向D4時的對話作出記錄。

48.     盤問下，姚女士表示D4被帶往廉署後，沒有為D4找律師當中原因是她信納PW44只是帶D4返廉署配合調查，而律師是幫不到她父親的說法。然而，姚女士指PW44的行為例如到姚宅時沒有清楚展示搜查令，亦沒有讓她及D4看該搜查令內容，更沒有就內容作出解釋。PW44只是短時間舉起一份文件，PW45又立即把文該件收回。其後PW44斷然拒絕姚女士拍攝文件及復述較早前說話給她錄音。這一來就PW44及PW45的行為未見能讓姚女士有好的基礎信納證人。二來以姚女士的教育程度及工作背景，無論過往有否接觸這類事情，都不可能信納辯方所指PW44的說法或會認為律師是幫不到她父親的說法。本席不接納辯方的案情。

49.     雖然本席不接納辯方案情，但謹記舉證責任在控方於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錄影會面是自願作出的。

（錄影會面）

50.     辯方陳詞，PW44知道D4聽力有問題及有需要助聽器，但只是於錄影會面中表示會大聲慢慢講。PW44從未向D4提出可以選擇不用錄影方法，而用書面方法進行問話，他從未提供此一選擇給D4。辯方指，這是違反2008年12月編製的《查問疑犯及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82]（「規則及指示」）的指示6的註，即：

「向失聰人士錄取口供

如警方在調查案件時，有需要向失聰人士（聾及也許是啞）錄取口供，不論他是證人、受害人或疑犯，案件主管都應考慮聘請手語傳譯員協助。

…

若失聰人士是被捕人士或懷疑是犯了罪行的人，則必須請手語傳譯員在場，以協助問話及記錄任何警誡口供，並在日後法庭審訊時出任證人。

若失聰人士不是文盲，會見可以書面形式進行。任何人可書寫自己的口供，但人員必須作出適當的警誡，以及如果作供的人是疑犯，則他須在證供上簽署。」

因此，D4權利被剥削，該錄影會面內容是在不公的情況下取得。

51.     違反規則及指示並不自動引致不自願或不公平或必然導致有關的證據被剔除，重點是在於對被告是否有不公及影響被告獲得公平審訊。PW44承認他沒有為意有關指示，用書面方法進行問話。證供見，PW44及PW45是知道D4聽力差，這於錄影會面亦有提及並向D4了解[83]，沒有不理會。就他們所指，錄影會面進行時並沒有出現困難，溝通及問答亦是有效地進行。再者，本席不認為有任何違反指示的情況，即使有亦沒有造成不公，原因如下。

52.     本席審視D4錄影會面，PW44均有警誡，讓D4知悉其權利。整個錄影會面約兩個半小時。錄影會面過程中，從PW44發問及由D4所答的回應及內容所見，D4的答案及即時回應完全可反映他是清楚了解有關問題亦就問題回答的內容對位。D4聽力不佳，本席亦考慮了辯方陳詞中列舉所指的含糊回答例子。然而錄影會面中，完全看不到D4的聽力問題影響到他了解PW44的發問內容。錄影會面涉及篇幅範疇亦不少，亦有出示不少證物給D4說明。D4聽力程度不見不足夠應付整個錄影會面。反而，錄影會面中D4流露出自然及即時回應能力，實在沒有令人產生進行持續的錄影會面會有任何困難的疑問。PW44有問D4有否需要休息飲水，D4表示不需要，亦有按D4要求去洗手間[84]。錄影會面中的陳述對答，無論於問題及D4答案的回應所見，毫不含糊。本席不認為有任何所指的不公之處。

53.     控方同意，廉署人員在姚宅拘捕D4的指控和第一次D4進行錄影會面時的調查方向與本案的控罪三不同。這並不是PW44蓄意行為，而是當時根本沒有有關罪名的指示及未有律政署法律意見。現在指控D4的控罪三較當時所指的串謀詐騙罪刑罰為輕[85]。控方指，當一名被告人被控的控罪不是他被警誡的罪行時，他警誡之下作的招認就一定不能作為被控的控罪的證據。重點是在於警方原先的警誡是否能夠涵蓋疑犯所作出的供詞：HKSAR v Hui Russel & Another CACC  64/2009（第28至30段）。本席考慮了PW44拘捕D4時的指控、D4第一次錄影會面中的指控（記項9）及現控罪三的控罪指控，三者指控的核心基礎及方向沒有重大偏離，本席接納控方陳詞，認為沒有對D4造成不公。

54.     就PW44過往的紀律記錄，本席予以衝量辯方的批評，就證供考慮沒有讓法庭認為PW44於本案有不當之處。就辯方向控方證人PW44及PW45的盤問指控，PW44及PW45亦一一否認並作回應，沒有迴避或動搖。本席接納證人可信可靠及接納證供。PW44及PW45於D4家中、前往廉署的車程中及在錄影會面室內，沒有向D4作出施壓﹑誤導及/或誘使說話或行為。

55.     綜合以上，本席裁定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D4的錄影會面是自願作出的，亦看不到任何理由需要行駛酌情權將之剔除。本席接納D4的錄影會面可呈堂作為證據考慮。

議題(ii)

56.     就這議題，舉證責任在控方，標準是毫無合理疑點證明D4提供的手提電話解鎖方法是自願的。

57.     於岑永根訴警務處處長[2020] 2 HKLRD 529案，不受爭議的法律原則，就是執法人員無權強逼任何人交出其手機密碼，裁判官發出的搜查令沒有此權力，而不交出手機密碼並不構成阻礙執法人員執法[86]。

58.     辯方陳詞，PW44在提供手提電話解鎖方法前一刻，沒有再通知和警誡D4有權不提供解鎖方法。D4在不知道自己有權拒絕提供解鎖方法，或受誤導而提供解鎖方法，在這些情況下D4提供解鎖方法（即使他表示「願意」），他的決定或「願意」並不是一個有根據的決定，也不代表他表達了合乎法律要求的自願，對D4構成不公。D4的權利受到剥削及不當侵犯。然而，即使如辯方指，當PW44問及D4解鎖密碼時亦同時須施行警誡的情況，這並不表示相關證供不能被接納為證據。關鍵的議題依然是手提電話解鎖方法是否D4自願作出的及確保在公平情況下作出。

59.     如上所述，就本席接納的證供，PW44於到達姚宅時有向D4作出拘捕及警誡後解釋搜查令內容，D4亦表示明白。有關的搜查令是搜查屋內的物品有關本案的證供及有關電話的資料。PW44入屋時亦已向D4作出警誡。當時廉署人員已表明入屋的目的，D4是清楚知道屋內搜查的程序已在警誡中。於屋內PW44問及D4手提電話解鎖密碼方法，D4提供後PW44把電話轉為飛行模式，防止網絡上的干擾。盤問下，PW44知道岑永根案例，即他無權強迫疑人交出手提電話密碼。直至會面記錄進行，PW44亦沒有看過電話內容。D4於錄影會面警誡下，PW44問D4是否願意提供電話解鎖密碼，D4表示願意並把電話解鎖密碼道出，亦於錄影會面中畫出有關密碼圖案簽名作記錄。就證供的考慮，本席認為於姚宅及錄影會面中，D4向PW44提供的解鎖密碼均是在警誡中。PW44向D4拘捕並道出懷疑事項及控罪，接著施行警誡亦在相關程序下問及解鎖密碼；在當時的環境情況下，所施行的警誡足以明確讓D4知道有權不是事必要提供解鎖密碼，D4是在知悉權利下提供解鎖密碼。本席裁定D4是自願向廉署人員提供手提電話解鎖密碼，而過程中不見對D4做成不公。

60.     本席進一步考慮搜查令的有效性。

61.     辯方指搜查令（證物P397）被執行後便告失效，因證物P397於2021年11月10日0711時已經執行，搜查令被視作效用告終。另外，辯方指本案與D4有關的搜查令，只有證物P397有關搜屋及電子裝置的搜查令，廉署沒有再就D4的電子裝置內容擷取，向法庭申請搜查令。辯方指控方例舉的黃偉寧[87]案﹑邱承建[88]案及Indra Agus Setiawati[89]案，與本案情況不同。本案調查時，上訴庭已頒下岑永根案判詞。

62.     本席不認為一份有效的搜查令被執行後，該搜查令就批準檢取證物調查的時效便告失效，因在檢取證物後執法人員是需時作出調查，例如就電話內容的法證擷取。但本席接納辯方指，本案調查時上訴庭已頒下岑永根案，本案是一連串的拘捕行動，廉署亦就其他被告人的電子裝置內容擷取，有向法庭申請電子裝置內容擷取的搜查令，D4卻沒有。廉署在沒有有效的搜查令下擷取D4的電話內容並不合乎案例要求。

63.     終審法院在Muhammad Riaz Khan^[90]一案第15段指：

「本港的法律並沒絕對禁止接納在侵犯被告人的憲法權利的情況下獲得的證據，法庭可酌情決定。」

64.     另在第20段指：

「因此，應採取的驗證標準如下：在侵犯被告人的憲法權利的情況下獲得的證據仍然可被接納，條件是經仔細審視有關情況後，接納有關證據 (i) 有助於達致公平審訊；(ii) 與有關的一項或多項權利應受的尊重並無衝突，(iii) 看來不大可能會在未來鼓勵他人侵犯該項（該等）或其他權利。第三項元素所需的風險評估當然一直須由法庭按照其直至目前為止的經驗謹慎地作出，從而在個別被告人的利益與社會的整體利益之間達致適當的平衡而符合憲法的規定。擬定憲法的人不可能有意阻止達致這種平衡，這亦非憲法的作用。既然非絕對的憲法權利可因合理性和相稱性等考慮因素而受到影響，在侵犯憲法權利的情況下獲得的證據亦可因該等考慮因素而獲得酌情接納。根據上述驗證標準，有關的酌情權是合理和相稱的。在運用這項驗證標準時須考慮甚麼因素，以及每項因素的須予重視的程度，均須視乎每宗個案的情況而定。」

65.     廉署有向法庭申請其他被告人電子裝置內容擷取的搜查令；本案針對D4卻沒有做，明顯是遺留。再者，本案廉署亦已獲得D4搜查令檢取電子裝置（證物P397），在相關基礎下如廉署再要向法庭申請D4電子裝置內容擷取的搜查令，法庭亦理應允許的。本席認為，即使行使酌情權，採納相關證據，也不會變相鼓勵執法部門於未來繼續侵犯市民的隱私權。進一步而言，本案不見廉署有惡意不作申請，非被不真誠地侵犯私隱權利。本席亦考慮了D4面對的控罪嚴重性質，在平衡利害下認為納入相關證據呈堂是符合公眾利益。本席行駛酌情權納入相關證據呈堂。

裁定

66.     本席裁定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D4是自願向廉署人員提供電話開鎖方法，即使擷取D4電話內容有侵犯D4的隱私權利，就以上考慮，本席行駛酌情權將之納入為證據。

附件四

判決理由

就D1、D3、D4及麥志遠的手提電話的內容之呈堂性

背景

1.     法庭於D2至D4的特別事項作出裁定後，D2提出就D1、D3、D4及麥志遠的手提電話的WhatsApp內容（「相關WhatsApp 內容」）之呈堂性提出爭議。而D3至D4的立場是，倘若D2的陳詞適用於D3至D4，則予以採納。

爭議

2.     D2指控方並不能確立相關WhatsApp內容的表面真確性。

D2立場

3.     D2的陳詞主要為：

(i)     廉署人員無法對D2的手提電話（證物P385）內容作任何擷取或錄影，因此D2的手提電話內容無法分別與D1（證物P227）、D3（證物P228及P229）、D4（證物P231）及麥志遠（證物P230）的手提電話（「相關手提電話」）內容作出對比參照。

(ii)     控方無法依賴證物本身的性質及内容，即相關手提電話所擷取的WhatsApp的數量及上文下理互通性去證明表面真確性。

(iii)     本案沒有獨立證據顯示相關手提電話及/或其他有關電子設備在所有關鍵時間運作正常和不受干擾。

(iv)     在沒有專家證人作供的情況下，控方無法證明證物P385的作業系統出現問題對WhatsApp應用程式的運作或相關手提電話的內容會有何影響，亦因此無法證明相關手提電話及WhatsApp應用程式在警方拍攝相關影片時運作正常或未受到任何干擾。

控方立場

4.     控方的陳詞主要為：

(i)     證物P385與各被告電話之間的WhatsApp互相參照，只是眾多可以證明證物表面真確的其中一個方式。控方在本案中有大量的環境證供證明P385的WhatsApp內容是表面真確。

(ii)     把本案中的證供及相關WhatsApp內容一拼考慮，涉及的電話必然是正常運作，而且當中相關的訊息亦是由各被告人自己發出，反映各被告人的意思，在該些手機中錄取的ＷhatsApp影象及截圖，從對話的上文下理並沒有出現怪異，反之是通順的。

(iii)     就本案而言，並沒有相反證據證明證物是表面不真確的，當中包括：(1) 本案沒有證據顯示從各被告人的WhatsApp帳號發送的訊息是由他人發出；(2) 除證物P385，D2一方指廉署人員因試密碼而導致未能以輸入密碼的方式開啟手機，在處理各廉署人員作供時，包括負責對所有電話作檢取的廉署人員、負責對WhatsApp錄影及截圖的證物人員，辯方亦從沒質疑從其他被告人所檢取的手機有否不正常運作；(3) 辯方亦從來沒有質疑WhatsApp 訊息發送人並非各被告人。整體而言，控方的證據顯示P385的證物鏈是連貫、完整和妥善的。

(iv)     案例清楚確立即使在沒有專家證人的協助下，法庭也能夠就著證物的表面真確性作出裁決及證物的表面真確性可以以環境證據加以證明：HKSAR v Milne John (2022) 25 HKCFAR 257及HKSAR v Ko Wai Kit & Hui Wai Kit [2020] HKCFI 3001。

相關法律原則

5.     依終審法院案例HKSAR v Milne John的法律原則，法庭在考慮一名被告手機中的訊息（例如WhatsApp）的可接納性時，相關的標準為是否表面真確（prima facie authentic）。在處理相關議題時，法庭不應將證據的可接納性（admissibility），與其比重（weight）或可靠性（reliability）混為一談；前者為法官考慮的事項，後者則為陪審團考慮的事項（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李家田及其他HCCC  164/2022第4-5段）。

6.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關嘉耀 [2023] HKCFI 926第10段，黎婉姫法官採納了控方就此議題援引的法律原則：

「…

12.     以上案例[91]清楚確立：

(1)     即使在沒有專家證人的協助下，法庭也能夠就著證物的表面真確性作出裁決；及

(2)     證物的表面真確性可以以環境證據加以證明，包括考慮：

(a)     證物本身的性質及内容；

(b)     該證物和其他證物(包括其表面真確性同樣受挑戰的證物)的對比參照；及

(c)     案中是否有相反證據證明證物是表面不真確的。」

7.     辯方指，雖然控方確認在本案僅會依賴相關手提電話的內容作非傳聞證供用途，但法庭在考慮是否接納該些內容作為呈堂證據時，仍必須確保有關證據是可靠的：見HKSAR v Ko Wai Kit, 第52段；Oei Hengky Wiryo v HKSAR (No 2) (2007) 10 HKCFAR 98, 第36段及R v Shepard [1993] AC 380, 385G, 386B & 387B。

考慮

8.     D2確認不是挑戰相關WhatsApp內容與本案的相關性，而是表面真確性。D2亦確認法庭在作出決定時，可考慮相關WhatsApp中的內容。

9.     控方表明相關WhatsApp內容是以實物證據（Real Exhibits）的形式呈堂，以顯示被告人的思想狀態、意圖、知識及行為、各被告人曾作出的相關陳述及對其他訊息的回應，以及從上述用途作進一步推論，但並非採用該些內容的真實性。

10.     於李家田案，張慧玲法官考慮了叶辉^[92]、伍文浩^[93]、Yim Yu Hang^[94]、關嘉耀^[95]等案例，認為該等案件的事實情況與李家田案不同，幫助不大[96]。因此，當中包括所要考慮的是案件的事實情況，而每案的事實情況亦不相同。

11.     就本案的事實情況，是涉各被告人的WhatsApp訊息。這與其他案件涉及社交平台如Telegram、Line等群組，有關人士互相可能並不認識，而各人可不使用自己的真實名字，甚或使用一個與自己的名字完全沒相關的特別用戶稱號，一同建立一個特別命名的群組來互通訊息的情況不同。本案涉及的是WhatsApp訊息。於HKSAR v Ko Wai Kit & Other [2020] HKCFI 3001，布思義法官就WhatsApp通訊軟件的內容可呈堂性的考慮作出分析，基於WhatsApp作為通訊方式使用的普遍性，法庭可予以司法認知確認WhatsApp是香港大眾日常使用的通訊模式[97]。

12.     本案相關WhatsApp 內容，控方指都是各被告人單獨與另一被告人互通訊息的對話。就本案各被告人的關係與背景，尤D2與其他被告人的關係，互相並非互不認識，亦甚非泛泛之交。D2與D3是利成的股東。麥志遠是D3的兒子。利成一直是協興建築的多項水泥工程的承判商。D1是協興的員工。在這背景下，D1與D2亦有見面交往。D2就利成交予會計師的多份文件中，有提及順發公司。D4是順發的東主。D4警誡下指，D2與D4是由細便認識的同鄉。

13.     本案就各被告人的手提電話檢取，廉署人員是分別從各被告人的身上、家中又或在使用的車上搜出。廉署人員檢取各被告人的手提電話情況是：從D1的身上搜出、從D2當時使用的車上搜出、第一部於D3的家中及第二部於D3身上搜出、從麥志遠的身上搜出及從D4的家中搜出。於盤問下，辯方（D2）向證人（PW28）指於拘捕D2時，D2正在用免提使用手提電話（證物P385）對話。辯方（D4）案情指姚女士亦會用WhatsApp與D4溝通尤關於重要的事情。現今手提電話於生活上有一定的重要性，如非自用，一個合理的人不會把不能正常運作的電話放在身上、車上或家中當眼處。而大眾日常使用的WhatsApp程式是要配合正常運作的電話與他人聯絡。

14.     辯方指，廉署人員無法對D2的手提電話（證物P385）內容作任何擷取或錄影，因此D2的手提電話內容無法分別與相關手提電話內容作出對比參照。然而，D2的手提電話（證物P385）與各被告電話之間的WhatsApp互相參照，只是眾多可以證明證物表面真確的其中一個方式。於關嘉耀^[98]案：

「15.   …   該等Telegram訊息顯然與被告的心態相關，在考慮其表面真確性時，本席可依據環境證據去確立關於真確性的表面案情 ^[99]。有關訊息的表面真確性可依賴環境證據證明，例如法庭可以將該等訊息與其他在相同Telegram群組人士的訊息比較，從而確認該等訊息的表面真確性。」（底線後加）

將各被告人WhatsApp內容互相參照比較，並不是依據環境證據而確立真確性的唯一方式。

15.     本席同意控方在本案中有其他的環境證供證明相關WhatsApp內容的表面真確，當中包括：

(i)     相關手提電話及D2的手提電話所載有的SIM卡均是由各被告人的個人名義所註冊（除了麥志遠的SIM卡是由其妻註冊）亦與控方所呈上有關各被告於政府部門、工作或銀行等記錄相符[100]。

(ii)     相關手提電話中的WhatsApp應用程式內發現各人的WhatsApp註冊的電話號碼是與其他控方的證據相同，包括政府各部門記錄（入境處和運輸署）、通訊商電腦證書及銀行文件的紀錄相符；

(iii)     相關WhatsApp 內容的相互之間的WhatsApp Profile 表面上亦顯示使用者為相對應的被告人；

(iv)     從D1 WhatsApp中表面顯示D1及D2之間有會面的情況下，廉署人員目睹D1及D2在該些時間場合確實有會面，包括分別5次於東方棕泉不同分店會面、另亦有於逸軒茶樓及西環皇后大道西會面；

(v)     D1及D2之間的WhatsApp對話表面上顯示與協興的工程有關，當中包括：太古二期及啟德體育園、青衣運輸署驗車中心、將軍澳入境事務處及中環美利道2號泥水工程項目（證物P252、P253、P254、P310、P311、P312,、P246、P247、P249、P306、P307、P309、P313、P315、P319、P245、P248及P250）；

(vi)     D2傳送D1一張顯示D2的照片及利成的證書（證物P308）；

(vii)     從D1 WhatsApp中表面顯示D1及D2之間兩人的稱呼如二人的身份相符（「能哥」、「亞穩」）；

(viii)     D1及D2之間的WhatsApp對話表面上顯示，二人的對話與相關的出入境紀錄或缺勤紀錄相符合（證物P301）；

(ix)     從D3 WhatsApp中表面顯示D2及D3之間有會面的情況下，廉署人員目睹D2及D3在該些時間場合確實有會面，包括分別4次於沙田會所一號餐廳會面（證物P323、P324、P329至P334、P438、P439、P444至PP447）；

(x)     從D3的電話（證物P228及P229）多項WhatsApp中表面上顯示D2及D3之間的對話，是與從麥志遠的手機中（證物P230）D2與麥志遠之間的對話及D3與麥志遠之間的對話的表面內容是關連（證物P335至P344、P448至P457、P375至P384、P459至P468、P358至P361、P363至P373）；

(xi)     從麥志遠（證物P230）的電話中多項WhatsApp對話表面上顯示，兩人的稱呼如二人的身份相符（「麥志遠」、「姚生」）（證物P360及P361）；

(xii)     從D3的電話（證物P228及P229）的WhatsApp內容中，當中載有D2以螢幕截圖的方式截取D1及D2之間的WhatsApp對話，並將該截圖傳送給D3。而D1的電話的WhatsApp內容中，表面上亦發現該截圖中涉及D1及D2的對話（證物P251、P325至P328、P440至P441）；

(xiii)     D2及D4之間的WhatsApp對話表面上顯示，兩人的稱呼如二人的身份相符（「樹穩」、「順全」）（證物P351-P354）；

(xiv)     從D4的電話（證物P231）中，D2及D4之間的WhatsApp對話表面上顯示，二人的對話與相關的出入境紀錄相符合（證物P298、P299、P347及P348）；

(xv)     D3在兩次被拘捕時被搜到的電話中也載有相同的WhatsApp內容。

16.     協興建築分判合約部經理梁文建（PW65）亦曾以電話號碼9081 8455聯絡D2。

17.     於接納為證據的D3錄影會面記錄中，D3確認有用檢取的電話使用WhatsApp與他人聯絡（證物P3記項57）。

18.     於接納為證據的D4錄影會面記錄中，D4確認有用檢取的電話（證物P231）使用WhatsApp與D2聯絡，D4亦確認WhatsApp中的語音對話人分別是他自己及D2（證物P4記項189-299）。

19.     廉署人員無法對D2的手提電話（證物P385）內容作任何擷取或錄影，是因控方未能將證物P385解鎖，而並不是在能夠開啟D2的電話後，就電話內容進行搜證過程中產生問題。控方呈上證物P385的目的是確認D2的手機已被廉署人員檢取，而當中包含一張由D2所登記的手機SIM卡。根據電訊商的證據，該SIM卡的註冊號碼是90818455，註冊登記人就是D2（證物P403）。而這個電話號碼在相關WhatsApp內容是可發現的，即於D1、D3、D4及麥志遠的WhatsApp內容中均發現顯示與對話者的電話號碼是90818455（證物P321、P322、P355及P357），這不可能是巧合。

20.     另外，辯方指控方無法證明D2的手提電話（證物P385）的作業系統運作正常和不受干擾。證物P385作業系統出現問題和受到干擾的情況下，對WhatsApp應用程式的運作或相關手提電話的內容有何影響，控方亦沒有專家證人作供。

D2手提電話有否受干擾

21.     曾處理D2的手提電話（證物P385）的控方證人共10位，包括(按處理時序): 廉政公署高級調查主董兆祺（PW28）、助理調查主任朱俊軒（PW29）、高級調查主任謝曉峰（PW18）（本案前案件主管）、助理調查主任鄭德泓（PW20）、黃懷恩（PW43）、首席調查主任張淑儀（PW68）、助理調查主任余柏榮（PW47）、電腦法證主任陳志達（PW71）、高級調查主任陳堅定（PW72）及案件主管陳嘉敬（PW53）。

22.     於2021年7月27日約1640時，PW28及PW29帶同法庭搜查令一起行動並對D2作出拘捕，調查期間在D2車輛的駕駛座搜出證物P385。PW28把證物P385轉至飛行模式，並把證物P385檢取作證物[101]。回署後，PW28曾與時任案件主管 PW18嘗試將P385解鎖，但不成功。約2310時，D2進行錄影會面後，PW29將載有證物P385的貴重財物袋（貴袋）封存交給PW28，然後PW28放進一個可以上鎖的櫃中。

23.     於2021年7月29日，PW29將證物P385交給證物主管PW20保管。PW20將證物P385放進PW68（當時職位為總調查主任）的夾萬。在2021年7月29日至10月11日期間，若有人要從夾萬將證物取出證物，必定要經PW20處理，並且必定會有Internal Transfer of Properties的紀錄。

24.     於2021年9月20日，PW18表示曾有開過其他貴袋檢視其他證物的內容。

25.     於2022年5月17至25日，PW47擔任證物主管，將證物P385交給法證主任PW71並開封作檢查。PW71用剪開貴袋，做了一個初步檢驗，將電話和SIM卡連同貴袋分別放進法證部的櫃桶，然後鎖起。在2022年5月22日，即接收證物P385的8天後，PW71將證物取出檢驗。

26.     PW71確認當他於2022年5月25日打開證物P385電源後，P385的畫面顯示手機日期為2021年9月20日，而證物P385當時並沒有插入SIM卡。PW71也指其中一個可能性是，證物P385電源於2021年9月20日曾被打開然後關機，因此電話的日期便停留在當天。PW71同意在5月25日檢驗證物P385時，電話被上鎖，他無法對證物P385作進一步的檢驗。PW71將已封存的證物P385交予PW47。PW47將已封存的證物P385交予PW68存放入保險箱。

27.     於2024年4月23日至5月20日，PW68將保險箱內已封存的證物P385交給PW47作出有關該證物SIM卡的調查。根據證物P385 SIM卡上的序號向電訊商作查詢，該SIM卡的登記人是D2（證物P403）。PW47將已封存的證物P385交予PW68存放保險箱。

28.     於2024年7月5日，PW72協助D2的法律代表檢驗證物P385。PW72也確認，證物P385開著後，如證物D2-13所示，畫面顯示手機日期為2021年9月20 日，並寫著 “iPhone已停用”。開著的手機無法解鎖，連密碼都無法輸入。PW72把證物P385封存交給PW53。PW53把封存證物P385貴袋交給PW68再放入保險箱。其證物P385後由PW47看管，後證物被呈遞。

29.     辯方曾去信廉署，要求詳細披露所有接觸過證物P385的人員身份及即時紀錄。PW68在2024年7月26日回覆並表示因電話不能被開啟檢取內容，沒有記錄可提供給辯方。直至約2024年9月20日，廉署才首次向辯方披露PW71的 Examination Log（證物D2-15-16）。其後，控方才向辯方提供有關證據鏈的證人書面證供，而證人可能難以回憶具體細節或缺乏獨立記憶。就此，PW68於庭上解釋，她因為不清楚另外法證部門有關文件記錄（證物D2-15），當一了解到電話的連鎖性具挑戰時已立刻處理。控方並就相關證供提供證人書面供詞予辯方。有關證人亦傳召予辯方作盤問。

30.     辯方陳詞，若PW28已在2021年7月27日檢取證物P385當刻已將電話轉為飛行模式被妥當封存，電話的日期和時間應停留在電話最後一次曾與互聯網溝通的時刻，即7月27日，而不會是9月20日。這反映在2021年7月27日打後（至少是9月20日當天），必定曾有廉署人員在沒有記錄下處理證物過P385並將其再次連接互聯網。辯方指，這不能排除於2021年9月20日（或更多之前的日子）再有廉署人員將證物P385開機並連接互聯網。這與PW71的證據一致。另辯方指，合理的推論便是，有人遠距離對證物P385做成干擾，或是證物P385在不明的情況下系統產生問題，不能正常運作。再者，Internal Transfer of Properties（D2-14-15）紀錄的交收時間以前，可能已經有不同人員處理過證物；因此，紀錄不準確及證物鏈欠完整。

31.     辯方就證物P385是否正常運作提出的質疑，是基於辯方法律代表於2024年7月5日檢視該證物P385時的觀察。PW71指其中一個可能性是，證物P385電源於2021年9月20日曾被打開然後關機，但亦沒有證供指P385有受干擾。廉署人員是根本不能夠把證物P385開啟，以截取電話中的WhatsApp內容。證供卻不見實在證物P385作業系統運作不正常或如何受干擾。相反，證人的證供從沒有迴避，盤問下直接回應，證物P385的證物鏈是清晰的。再者，證供亦不見如何有出現辯方所指對相關電話的WhatsApp內容有影響。

32.     辯方陳詞，即使法庭接納貴袋在7月27日被封上後沒有再被開封，亦不等於廉署人員無法再使用電話，廉署人員可以隔著貴袋輕易使用該電話，辯方舉例如D4在錄影會面中反映的情況[102]。然而，本案沒有證供支持證物P385於隔着貴袋被使用。再者，倘若隔著貴袋可檢查電話，廉署人員並不需要每次把貴袋剪開又再封存記錄。其實D4進行錄影會面時，廉署人員最終亦要把貴袋解封才能把電話操作（證物P4記項241）。

33.     本席考慮了辯方陳詞及相關證供，不接納證物P385受到干擾又或對相關WhatsApp應用程式的運作或相關手提電話的內容有影響。

相關手提電話有否受干擾 

34.     控方的證供確立各被告人包括麥志遠被拘捕後，相關手提電話被檢取，及直至PW47把相關電話內的WhatsApp內容擷取及把擷取過程錄影拍攝[103]，相關證物鏈的證供完備。控方指本案並沒有相反證據證明證物是表面不真確。D3及D4主要的挑戰方向是檢取手提電話的密碼或解鎖方法。本席同意控方指，辯方於盤問時亦從沒質疑相關手提電話不正常運作或受干擾。

結論

35.     綜合以上考慮，本席裁定相關WhatsApp 內容，均為表面真確，可被接納呈堂為證據之考慮。

附件五

判決理由

D2和D3反對控方就廉署人員秘密監察行動證供呈堂

1.     審訊時，D2和D3反對控方就以下項目呈堂作為證據：

(i)     傳召以提供秘密監察行動的11名廉署人員證供包括PW15-19、PW21、PW53-55、PW62-63（針對D2-D3）；

(ii)     有關閉路電視證供（針對D2）；及

(iii)     簽帳收據證供（針對D2）。

2.     D2反對以上項 (i)-(iii) 項目呈堂，並爭議以上項 (i)-(iii) 證供的可呈堂性。

3.     D3反對以上只涉及D3的證供呈堂，即只是以上項 (i) 中秘密監察行動的廉署人員，即PW21、PW54-55及PW62-63的證供。

4.     D4的立場是，有關控方以上打算呈堂的證供都不是針對D4的。

控方立場[104]

5.     本案控方指有關項 (i)-(iii) 證供是關於D1及D2在不同時間出現在東方棕泉、不倒翁中日火鍋料理及D2及D3在會所1號水中天一同進餐證供。相關證供顯示被告之間聯繫，亦會支持控方有關呈遞WhatsApp的內容。控方指這亦是環境證供的考慮，沒有對被告人造成不公。

6.     控方指就相關性的測試，法庭亦可考慮行駛考慮剩餘酌情權（residual discretion）的考慮。

7.     控方引用HKSAR v Milne John FACC 2/2022及律政司司長對Wong Chi Wing (王志榮) (D1) CACC 132/2021[105]。

D2反對的理由[106]

8.     D2指相關證供沒有任何證據價值。有關被告在相關日子見面，或由誰結帳，與控方需要舉證的項目或本案的受爭議項目完全無關。D1與D2關係密切及交往頻繁與否，無法協助控方證明控罪二的任何一個控罪元素。這些背景資料不屬本案受爭議項目。

9.     若控方指相關證供不屬或不僅是「犯罪傾向」的證據（mere propensity evidence），相關證據的損害性影響（prejudicial effect）亦大於其證案價值（probative value）。

10.     D2亦指相關證供本案完全無關（irrelevant），不應被法庭接納為證供。就相關性，於HKSAR v Zabed Ali (2003) 6 HKCFAR 192一案，包括是否必須（Necessity）之考慮，辯方引用Doltan [2003] 1 Cr App R 18）。相關性測試4部為：

“23.     On this approach,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test in DPP v. P, the question of admissibil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along the following lines.

(1)     The matters in issue which the prosecution has to prove to establish guilt, having regard to the charge, must first be identified.  For this purpose, the defences open to and any specific defence raised by the accused w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However, in the well known words of Lord Sumner in R v. Thompson[1918] AC 221 at 232:

“The prosecution cannot credit the accused with fancy defences in order to rebut them at the outset with some damning piece of prejudice.”

Obviously, if a fact which the prosecution has to prove is accepted by the defence, it would not be in issue.

(2)     The evidence the admissibility of which is in ques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3)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should then be asked: what is the matter in issue to which the evidence is said to be relevant and why, that is, what is the reason for saying that the evidence is probative of that matter in issue?

(4)     If in answer to those questi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vidence is relevant to a matter in issue for reasons other than to show mere propensity on the part of the accused to commit the crime in question, that is, it is not mere propensity evidence, then the test in DPP v. P has to be applied in deciding as a matter of law whether it is admissible: whether its probative force in support of an allegation against the accused is sufficiently great to make it just to admit it, notwithstanding that it is prejudicial to the accused.  It is only where the test is satisfied that the evidence would be ruled admissible as a matter of law. If it is not satisfied, the evidence would be ruled inadmissible.  But if in answer to the above questi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it is mere propensity evidence, then it would be inadmissible on the basis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11.     D2陳詞，法庭仍要考慮相關證據的損害性影響是否大於其證案價值，不然需要運用剩餘酌情權，將之剔除。

D3反對的理由^[107]

12.     D3不是爭議所有秘密監察行動的證供，只是反對以上只涉及D3的證供呈堂，即只是秘密監察行動的廉署人員PW21、PW54-55及PW62-63的證供。

13.     廉署人員指見到D2及D3二人一起進餐，控方不呈遞對話內容錄音，可顯示他們的對話與控罪三不相關。D3方從沒有爭議D2及D3是互相認識，他們一起進餐正常不過。控方不可能以二人一起進餐的證據，來證明D3傾向干犯控罪三。

14.     就D2的陳詞，若當中適用於D3的，D3採納。

考慮

15.     控方就本案控罪基礎作出書面陳詞，以明確表述檢控基礎。

16.     控方呈遞相關證供的目的，主要就被告人的行蹤及互相之間聯繫，以支持控方呈遞各被告人的WhatsApp的內容。控方是憑控方證據交織出來的事實，以證明相關的證供是與控罪二及控罪三有相關性，該些證供有舉證價值。

17.     本席考慮了相關證供是就整體證供的支持與聯繫，有着相聯繫性的關係。本席考慮了控辯雙方就這議題的陳詞及案例，認為有關證供符合相關性測試。本席看不到實在損害性影響其證據價值的不公之處，亦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行駛酌情權將之剔除。本席批准項 (i)-(iii) 證供呈堂作為證據。

附件六

判決理由

D2反對控方就逸軒會面錄影片段及錄影片段

騰本證供呈堂

1.     審訊時，D2反對控方就以下證供呈堂作為證據：

(i)     逸軒會面錄影片段（證物P43）；及

(ii)     錄影片段騰本。

2.     以上項 (i)-(ii) 證供，只針對D2的控罪二。D3-D4沒有任何陳詞。

控方立場^[108]

3.     項 (i)-(ii) 的逸軒會面錄影片及片段騰本，是關於控方指稱D1和D2於2021年7月19日在一酒店內的「逸軒」中菜廳吃飯會面時，由廉署人員秘密監察攝錄兩人對話內容的證供。

4.     控方表明，項 (i)-(ii) 證供不是以招認作為呈堂基礎，亦不是倚賴內容的真實性，而只是依賴該會面內容的錄音錄影為D2接收D1提供的資訊等的實物證據。

5.     控方指，D1及D2在逸軒會面的對話是直接與協興的事宜（即D1的主事人的業務）有關由D1和D2之間的說話內容顯示，D1曾向D2所提供的優待，例如D1提醒D2要為可能取得啟德體育園的合約作出預備、安排人手。

6.     控方陳詞，D1對D2的談話是本案關鍵的證據，是有極大的相關性。根據案例，當控方要呈堂有關的對話時，並不是要去證明D1對D2說話的內容是真確，而是取決於該對話與控罪的相關性。當控方要呈堂有關的對話時，並不是要去證明D1對D2說話的內容是真確，而是要證明D1對D2說了哪些話，因此這種情況並不牽涉有關傳聞證供的法律原則。當D1與D2的對話是牽涉協興的業務，而該些說話內容的事項是與利成及協興的事務有關，這些說話對於法庭決定D1是否給予利成優待這議題上，是有著關鍵的相關性。

D2反對的理由^[109] 

7.     D2反對以上項 (i)-(ii) 證供呈堂。辯方表示曾多次去信向控方詢問逸軒會面錄影片段的相關性，控方每次回答均極為片面（控方回答了3封辯方的信函）。直至法庭於庭上觀看錄影片段及辯方陳詞後，控方才提出錄影及謄本有其他相關性，大幅擴大相關的範圍及議題，即擴大引入會面錄影的事項，主觀地考慮到對話內容的意思，強行與協興或協興項目拉上關係。這對辯方造成極大不公。

8.     就項 (i)-(ii) 證供是否捆綁式，辯方陳詞證物P43是逸軒會面時的對話語音記錄，而證物P218指示控方就有關對話自行準備容易協助法庭理解的藤本，並不是一個獨立成體的證物。因此若法庭拒絕接納證物P43呈堂， 證物P218應被自動剔除。若法庭接納證物P43呈堂，應謹慎考慮證物P218內各記項的準確性。

9.     辯方提議在法庭決定前，於庭上先就有關錄影片段播放，法庭可觀察其質素和效果及了解相對錄影片段騰本的可靠性。

10.     辯方指證物P43及P218內容含糊、模棱兩可，辯方引用HKSAR v Zhou Limei (2017) 20 HKCFAR 72。辯方亦應用相關性測（HKSAR v Zabed Ali (2003) 6 HKCFAR 192一案），指本案控方不應以背景為理由作為以上項 (i)-(ii) 證供呈堂的基礎。就相關性測試，控辯雙方指法庭亦可就行駛剩餘酌情權的考慮。

考慮

11.     控方就案件的指控及證據的運用必須明確向辯方指出，亦不應怠慢。如辯方指，控方不應以被動的方式作出回應。然而就本案，控方最終亦有向辯方明確指出相關證據的檢控基礎，讓辯方充分準備了解。

12.     控方只是證明D1及D2在逸軒會面中的對話的確有發生，而非證明其內容的真確性，亦非依賴該內容為D2的招認。這與辯方列舉有關的案例涉招認的情況不相同。

13.     於時間背景方面，D1及D2已在逸軒會面，是於本案有關體育園項目工程投標的時間背景下進行。就關係方面，二人亦於有關的時間背景下有相交並一起進餐。二人在逸軒會面的出現，亦是證人親自目睹觀察的證供，並作出監察錄影。再者，有關監察錄音的內容控方並不倚賴其真確性。本席認為項 (i)-(ii) 證供有着相關性。辯方指，項 (i)-(ii) 證供屬捆綁式。

14.     本席認為有關證供符合相關性測試，亦看不到實在損害性影響其證據價值的不公之處，亦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行駛剩餘酌情權將之剔除。本席批准項 (i)-(ii) 證供呈堂作為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