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彥宏及另五人

DCCC 751/2020

[2023] HKDC 148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0年第7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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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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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共有9名被告人，即第5被告（D5）、第7被告（D7）、第9被告（D9）、第13被告（D13）、第14被告（D14）、第15被告（D15）、第17被告（D17）、第18被告（D18）及第20被告（D20）。

2.  所有被告人一同被控一項「暴動」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9(1)及(2)條（控罪1）。

3.  另外：—

(1)  第5被告被控一項「管有適合用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17條（控罪2）；

(2)  第7被告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17條（控罪3）；

(3)  第14被告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17條（控罪4）；

(4)  D18被控一項「管有適合用作非法用途的工具」，違反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17條（控罪5）。

4.  D5、D14及D18於開審前承認控罪1。在這情況下，控方同意將控罪2、控罪4及控罪5留檔，除非獲得法庭批准，否則不可繼續予以起訴。

5.  其餘的6名被告，即D7、D9、D13、D15、D17及D20均否認控罪1。D7亦否認控罪3。經審訊後，法庭裁定所有上述被告控罪1罪名成立，但控罪3則罪名不成立。此乃本席就控罪1的判刑理由。

6.  本席已於裁決理由書詳述本案案情，現不贅。衆被告人基本上對控方案情沒有爭議。本席打算參考控方撰寫的案情撮要簡述案情：—

(1)  2019年11月11日，示威者開始「三罷」行動，即罷、罷課及罷市。大批示威者進佔香港理工大學（理大）；理大一帶發生了暴動和其他違法事件。警方在理大一帶設防，包圍理大，阻止其他示威人士進入理大和附近一帶的範圍。警方的佈防和理大事件在本案發生當日，即2019年11月18日仍然持續。上述事件期間的不同時段，大批示威者聚集於尖沙咀、佐敦、油麻地及/或旺角一帶。

(2)  所有關鍵時間，警務處處長沒有就上述事件期間涉及的任何公眾集會活動接獲根據第245章《公安條例》第8條所作的舉行集會或第13A條作出的舉行遊行的意向通知。

(3)  2019年11月11日至2019年11月18日期間：政府及警方不斷透過各大傳媒和社交平台（包括媒體的不同平台，例如電視、電台、流動應用程式等）發放公告，告知公眾理大及九龍一帶的事態發展和執法情況，呼籲市民注意交通情況及不要造訪上述有關地區。

(4)  理大事件發生期間（包括案發當日），更有人在網上透過討論區和通訊軟件，例如LIHKG討論區（俗稱「連登」）和Telegram（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等不同渠道，呼籲其他人在2019年11月18日（即案發當日）上街聚集，組成「戰線」「營救」理大內的示威者，其中的「戰線」包括彌敦道至加士居道一帶。

(5)  2019年11月18日，油尖旺區彌敦道一帶的交通嚴重受阻。運輸署在當日約0400時已陸續封閉彌敦道不同的路段。彌敦道介乎油麻地咸美頓街及尖沙咀海防道（來回方向）於約1705時開始封閉，而於約2103時起封閉路段，延長至彌敦道自旺角亞皆老街至尖沙咀梳士巴利道一段。

(6)  港鐵於案發當日約1520時已關閉油麻地站，列車亦不停油麻地站。

(7)  本案的暴動發生在2019年11月18日香港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與咸美頓街之間的彌敦道一帶（控罪地點）。D7、D9、D13、D15、D17及D20是警方在約2326時採取圍捕行動而拘捕的被捕人士的一部份。

(8)  當日約2100時，警方到達彌敦道至加士居道一帶處理該區的示威活動。由於路面交通受阻，警方於約2200時抵達加士居道，組成防線，向北往彌敦道方向推進。並於約2230時抵達文明里一帶。推進期間，警方不停遭受示威者投擲汽油彈等雜物。警方亦須發射催淚煙驅散示威者。

(9)  同日約2230時至2245時，警方防線抵達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界南邊，並與在交界以北的示威者對峙。示威者大部份衣衫尚黑，以口罩或防毒面罩遮掩容貌，更有部份人佩戴頭盔、護目鏡等不同裝備。示威者在與警方對峙期間，多次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包括：

(i)  無視警方口頭和舉旗的警告，在當時的情況下繼續以大量人數集結和逗留在彌敦道一帶，拒絕散去；

(ii)  用雷射光線照射警方；

(iii)  以類似排陣的方式，排開面向警方；

(iv)  用雨傘及其他自製物件，築起陣地，完全堵塞控罪地點的南行和北行的行車道；

(v)  不斷向警方投擲汽油彈和其他雜物；警方估算案發期間，示威者向警方投擲了250枚汽油彈；

(vi)  汽油彈爆發，引致車道上多處着火；

(vii)  不時衝向警方防線，投擲汽油彈，令彌敦道行車道上火光熊熊，更曾迫使警方在某階段須把防線後移。

(10)  警方作多次警告後發射催淚煙等彈藥，以驅散及擊退示威者，但示威者仍然持續集結，未有退卻。

(11)  同日約2326時：警方展開圍捕行動。警員由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界向咸美頓街方向、東邊碧街向西邊碧街方向作出驅散。

(12)  面對警方圍捕行動，示威者逃跑，避開警方追截，包括向北逃跑（咸美頓街方向），亦有大批示威者，由彌敦道嘗試轉入碧街近油麻地港鐵站A1出口位置逃離現場。

(13)  警方在衝前驅散後，設下一個近似長方形的封鎖區，封鎖區南至北為窩打老道至咸美頓街，東至西為兩邊碧街。警方最終成功在上述封鎖區內截獲213人，包括D7、D9、D13、D15、D17及D20。該213名人士內，有大批人士是在碧街近油麻地港鐵站A1出口位置附近被制服。

(14)  約2345時，警方在彌敦道上分別設立了等候區、醫療區和臨時羈留區。每個區域均有警員把守，所有未經準許人士不能進入或離開區域，而所有進出臨時羈留區的人士均必須事先登記。

(15)  被截獲人士（包括D7、D9、D13、D15、D17及D20）被分批押解至臨時羈留區作處理，再分批拘捕，然後送往警署。

(16)  2019年11月19日約0322時，D7、D9、D13、D15、D17及D20由女偵緝高級督察伍漫華宣布拘捕，罪名為「暴動」罪。

(17)  警方從D7檢獲以下證物：—

(i)  一個護目鏡；

(ii)  一個“3M”灰色防毒面具，連兩個粉紅色過濾器；

(iii)  一件黑色長袖外套；

(iv)  一條藍色長褲；

(v)  一對白色鞋；

(vi)  一支黃黑色螺絲批；

(vii)  一個黑色泳鏡；

(viii)  5枝生理鹽水；

(ix)  一隻黑色手套；

(x)  一隻灰黑色手套；

(xi)  一頂黑色鴨嘴帽；

(xii)  一個黑色面罩；

(xiii)  一部黑色手提電話，一個電話機殼，一張電話卡；

(xiv)  一張個人八達通卡。

(18)  警方從D9檢獲以下證物：—

(i)  一件黑色長袖外套；

(ii)  一條黑色長褲；

(iii)  一對黑色鞋；

(iv)  一部黑色手提電話，一張電話卡；

(v)  一張八達通卡。

(19)  從D13身上檢獲的證物包括：—

(i)  一件灰色長袖外套；

(ii)  一對灰色手套；

(iii)  一件白色短袖上衣；

(iv)  一對黑色鞋；

(v)  一部白色手提電話，一個透明電話機殼，一張電話卡；

(vi)  一張八達通卡；

(vii)  一條黑色長褲。

(20)  警方從D15檢獲的證物包括：—

(i)  一張八達通卡；

(ii)  一個藍色口罩；

(iii)  一個啡色電話套；

(iv)  一條黑色長褲；

(v)  一件黑色短袖上衣；

(vi)  一對紫色鞋；一部黑色手提電話，一張電話卡。

(21)  從D17檢取的證物包括：—

(i)  一個黑色護目鏡；

(ii)  一件紅黑色長袖毛衣；

(iii)  三條黑色頸箍；

(iv)  一卷白色繃帶；

(v)  一對黑色手袖；

(vi)  一個藍色背包；

(vii)  一條黑色短褲；

(viii)  一件黑色長袖外套；

(ix)  一對綠色鞋：

(x)  一部黑色手提電話，一張電話卡；

(xi)  一張八達通卡。

(22)  從D20檢獲的證物包括：—

(i)  一個綠色背包；

(ii)  一對黑色襪；

(iii)  一對黑白色手袖；

(iv)  一件黑色短袖上衣；

(v)  一對黑色鞋；

(vi)  一條黑色長褲；

(vii)  一部粉紅色手提電話，一張電話卡；

(viii)  一張八達通卡。

(23)  本案中，有四名警務人員因執行職務而受傷，詳情如下：—

(i)  警長3265在驅散示威者時，因馬路上有大量汽油彈殘餘物而滑倒，引致右手手指受傷，其後獲送院治理；

(ii)  警員18822在制服其中一名示威者時，被示威者手持的玻璃樽碎片割傷，其後獲送院治理；

(iii)  警員24279在驅散示威者時，因馬路上有大量電郵而滑倒，引致右肩受傷，其後獲送院治理；

(iv)  警員25239在驅散人群時，因馬路上有大量汽油彈殘餘物而滑倒引致左腳受傷，其後獲送院治理。

(24)  控辯各方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B同意的證人供詞顯示，附近居住的市民和工作人士表示，因為暴動者的行為而擔心其人身安全，位置案發現場附近的商店需提前關門。

(25)  另外，不受爭議的是現場道路石壆、店舖外牆、工商銀行外牆和油麻地港鐵站A1出口外牆，被人用噴漆噴上示威字句。油麻地港鐵站的各出入口亦分別被破壞，維修費為86,490元。彌敦道555號馬路中間分隔線石壆的街燈受破壞，街燈燈箱內的電線被剪斷，維修費約為1,200元。窩打老道8號行人道的燈柱被鋸斷，有隨時倒塌危險，移除及更換費約為20,000元。

被告人背景

D7

7.  D7於2002年10月出生，現已21歲；案發時17歲，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他與父母同住。父親為退休公務員，曾任職懲教署；母親是註冊護士。D7的長姊於英國任職物理治療師。中學畢業後，D7於香港知專設計學院修讀高級文憑時裝設計，完成首年課程後停學處理本案。

D9

8.  D9現年22歲，未婚，與祖母、父母及弟弟同住。她沒有刑事定罪紀錄，擁有副學士學位（主修媒體學）。她亦獲取化妝行業相關的認證，現任職新娘化妝師。

D13

9.  D13現年31歲，未婚，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他的學歴為副學士，被捕前從事室內設計。

D15

10.  D15現年21歲，案發時17歲，未婚，與家人同住。他曾接受至中四教育，日間任職髮型學徒，晚上是酒吧待應，亦有兼職模特兒。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D17

11.  D17現年22歲，案發時18歲，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他於單親家庭長大。後來母親再婚，並於2019年5月隨繼父移居澳洲。中學畢業後，D17於香港專業進修學院修畢副學士課程，後獲香港城市大學有條件取錄入讀文學院。

D20

12.  D20現年22歲，案發時18歲，沒有刑事定罪紀錄，與父母同住。因家境清貧，中學時期已開始任兼職幫補家計。

判刑原則

13.  暴動罪是極嚴重的控罪，最高刑罰為10年監禁，但沒有判刑指引。於 Attorney General v Tse Ka Wah [1992] 2 HKCLR 16一案中，上訴法院指經審訊後被定罪的量刑起點應為5年監禁。於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eung Chun Chin [2002] 2 HKLRD 233，法庭重申「暴動」罪的量刑起點為5年監禁，但該兩件案件的情節嚴重，量刑起點上調至6年監禁。

14.  上訴法院及終審法院亦指出，「暴動」罪的判刑，着重阻嚇及懲處：見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 2 Ors [2018] 2 HKLRD 699；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 2 Ors (2018)  21 HKCFAR 35。英國案例則見R v Dixon-Jenkins (1985)  14 A Crim R 372。

15.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楊家倫（Yeung Ka Lun）[2018] HKCA 146（CACC 130/2017, 18 April 2018），上訴法院副庭長楊振權於第59及60段指出：—

「59. 本庭必須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是和平和安寧的社區，絕不容許本案所出現的無故及嚴重的暴力行為…

60. 本庭認同原審法官的說法，要對有關罪行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對犯案滋事者迎頭棒喝，防止同類事件再次出現，否則社會要付出慘痛代價，有違公眾及執法者的利益。」

16.  於HKSAR v Leung Tin Kei & Others (No 2) [2020] 3 HKC 659 內，上訴法院於第73及75段指：—

「73. 為了保護公共秩序不被暴力破壞而令法治受到損害，法庭對暴動罪的判刑，必須反映法律對維護公共秩序的決心，並向社會和公眾清晰說明，法律絕不容許公共秩序被人以暴力非法破壞或擾亂：見 黃之鋒 案第 122 至 128 段；Caird 案，第511頁；R v Blackshaw & Ors [2012] 1 Cr App R(S)  114第4至第6段；Tang Ho-Yin 案，第22及23段。⋯。

75. 根據適用案例所確立的原則，法庭會對干犯暴動罪的人處以具懲罰性和足夠阻嚇性的判刑，在一般情況下即時監禁是必然的判刑選擇。」

17.  而無論香港或國外都早有案例指出法庭在同類案件判刑時需考慮的因素：R v Pilgrim (1983)  5 Cr App R(S)  149；Attorney General v Tse Ka Wah（同上）；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eung Chun Chin（同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楊家倫（同上）；HKSAR v Tang Ho Yin [2020] 1 HKC 475, [2019] 3 HKLRD 502等。

18.  於Leung Tin Kei案內，上訴法院考慮了多個案例：—

「78. 暴動罪的控訴要旨（gravamen）是犯案者恃人多勢眾以暴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參考Caird案，第504至第505頁；Blackshaw案第9段；黃之鋒案第123至127段，在Tang Ho Yin案第24段，上訴法庭副庭長麥機智特別指出（意譯）：

「從以上兩個案例典據（Caird案及Blackshaw案）可得出三個重要原則：第一，暴動罪的嚴重性不可只憑個別參與者有作出或沒有作出的行為來判斷，必須考慮其協助的那群人的所作所為。第二，罪行的嚴重性可能會因為參與者在暴動時進一步干犯其他罪行而加重。第三，必須大力阻嚇那些陪同及聯同其他人，務求以廣泛的暴力手段來造成大規模破壞的人。當然，並非所有暴動案件的規模及嚴重性也一樣，從Caird及Blackshaw兩個案例的案情及判刑某程度上亦可見一斑。在部份案件中，騷亂是有敵對的組織或幫會引起，而警方則嘗試從中維持秩序。在其他案件中，警方本身就是群眾攻擊的目標。有關法庭鑒別暴動行為的嚴重性的考量，上訴法庭於Pilgrim案有以下看法：

『法庭必須考慮使用暴力的程度、證人描述有關暴動或毆鬥的規模、事件是早有預謀或是相反地突發出現的及最後一點，參與人數。』」

19.  上訴法院於第79至80段指出，一般而言，暴動判刑的考慮包括：—

(1)  暴動是即場突然發生，還是預先計劃的，若是後者，計劃周詳及精密的程度為何；

(2)  暴動人數多少；

(3)  暴動者所使用暴力的程度，包括有否使用武器，若有的話，是什麼武器和數量；

(4)  暴動的規模，包括發生暴動的時間、所在之處、地點數目及範圍；

(5)  暴動歷時多久，包括暴動有否拖長；是否經警方或其他公職人員重複警告後仍然進行；

(6)  暴動所造成的傷害：例如有否對財物造成任何損失或破壞，若有的話，其程度為何；是否有人受傷，及若有的話，傷者人數及傷勢為何；

(7)  暴動造成之威脅的嚴重性及逼近程度為何；

(8)  暴動對公眾造成滋擾的性質和程度；

(9)  暴動對社群關係的影響；

(10)  暴動對公共開支造成的負擔；

(11)  犯案者的角色及參與程度，如除自己有參與暴動外，有否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與暴動；以及

(12)  犯案者在暴動發生期間，有沒有干犯其他罪行。

亦見黃之鋒案第135段及Wong Chi Fung案第121段，參考楊家倫案第62段；Tang Ho Yin案第24段。

量刑起點

辯方指稱的典據

20.  D20的大律師不但向法庭提述一系列的區域法院判刑案件，指稱該些案件是「典據」及「案例」，更要求本席於量刑時作出比較。

21.  眾所周知，同級法院的判決對本席並無約束力。上訴法院已多次重申，每件案件的案情有別；其他案件的判刑，指導性不大。可是業界對上訴法院的裁決，似乎視而不見聽若罔聞。上訴法院於最近的兩宗案件認為需再次強調，該做法不會被法庭接納。

22.  於律政司司長 對 唐健帮及另二人CAAR 13/2022, [2023] HKCA 896，上訴法庭於第35段指出：—

「第一， 雙方於本案存檔了多份區域法院的判刑理由書，希望藉此支持己方立場，本庭在律政司司長 訴 溫達揚一案第27段已指出：

『…因為這些判刑，從來也沒有經過上訴而被肯定，也沒有什麼量刑原則可言，對量刑既沒有約束力也沒有參考價值，根本起不了任何指導作用，根本不應稱之為「案例」…』

(1)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劉晉旭及另三人CACC 243/2021, [2023] HKCA 1098，上訴法庭指：—

「51. 在完結前特別一提。申請方曾在他們的書面陳詞援引區域法院另一宗二號橋暴動案的原審判刑（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起行 [2021] HKDC 874，作為適用蔡家輝案的支點以支持本案量刑基準過高的主張，結果終被勸退。本庭已在過往指出過多次，在今年的律政司司長 對 唐建帮及另二人[2023] HKCA 896 （判案理由書日期：2023年8月25日）又再重申：未經上訴的原審判刑對同級法院沒有約束力，對上訴法庭也沒有任何參考價值，不應被業界用作上訴時的依據。」

23.  基於上述原因，本席不打算處理朱大律師「援引」的指稱「案例/典據」。

量刑

24.  本席先根據Leung Tin Kei案內所述的量刑因素，決定量刑基準，再處理加刑及/或減刑因素。

暴動是突發還是先有計劃

25.  D13的大律師指沒有證據顯示D13是響應號召而參與暴動。他續指本案的暴動計劃程度不高。D20的大律師亦指D20並非「預先策劃或有預謀」。

26.  大律師的陳述簡直是漠視法律原則及本案不爭的事實。首先，於Leung Tin Kei案內，上訴法院指法庭須考慮的，是案發事件是突發還是先有計劃，針對的是事件，而非被告人的個人決定。考慮量刑時，法庭必須一併考慮當時的環境及社會氛圍。不受爭議的是2019年11月11日始，理大及其一帶不斷發生暴動及違法事件。警方於是圍封理大。辯方亦承認，由2019年11月11日至案發當日，政府及警方就理大和九龍一帶的公衆活動不斷發出公告及要求市民不要到訪有關地區。不受爭議的是，案發當日，有人於網上號召他人前往理大一帶，組成「戰線」「營救」佔據理大的示威者；其中的戰線包括彌敦道至加士居道一帶。從辯方承認的錄影片段可見，警方到達加士居道後開始驅散行動。大部份示威者帶有口罩/防毒口罩及頭盔。警方到場後，示威者且戰且退。到達案發地點，示威者利用自備的木板、雨傘及其他物品，一字排開，築起防線與警方對峙。他們更帶備雷射筆、電筒、大量的汽油彈及/或製造汽油彈的物資，向警方進行攻擊。示威者準備的物資，從他們於1小時內，向警方投擲超過250枚汽油彈可見一斑。示威者猶如一支熟練的軍隊，分別從窩打老道西及彌敦道向警方防線推進，一度迫使警方向後退。明顯地，該場暴動並非突發，而是先有預謀，亦有一定程度的計劃。

參與人數

27.  根據不爭的證供，當時示威者的人數超過1,500人。

28.  D13的大律師指「本案暴動雖在高峰期超過1,500以上的示威者，但在集結中實質上使用如此暴力的人似乎只屬集結人群的一小部份…」

29.  大律師援引Leung Tin Kei案，但他的陳述竟然與上訴法院在該案例的判刑原則背道而馳，全無可取之處。

暴力程度及規模

30.  D13的大律師於陳詞的第8段中指：—

「(c)  本案的暴動局限於香港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與咸美頓街之間的彌敦道一帶，但示威者和警方對[峙]的範圍只集中於窩打老道至碧街的一段彌敦道，範圍不算廣，規模不算大；

(d)  就示威者的暴力程度而言，案中證據顯示有人投擲燃燒彈等行為，但從沒有人衝擊警方防線，而燃燒彈亦沒有擊中警方…」

31.  本席不同意大律師的陳述。從不受爭議的錄影片段可見，當晚示威者不但堵路、築起防線與警方對峙、用雷射筆及強光電筒照向警方，還向警方投擲磚塊及超過250枚的汽油彈。錄影片段亦顯示，示威者於該段彌敦道上，造成嚴重損毁，包括拆卸鐵欄、路牌及磚塊，破壞交通燈等等。示威者的行為極度暴力，完全肆無忌憚，目無法紀。另外，不受爭議的是，示威者曾一度向警方防線推進，迫使警方後退。陳偉彥大律師續指，示威者投擲的燃燒彈或物品的著落點與警方相距甚遠。這與不爭的影片段有嚴重分歧。片段顯示，汽油彈被投擲到警員面前，其中一個汽油彈著落在警員的腳尖；如非警員閃避及後退，汽油彈便會傷及更多的警員。

32.  D13的大律師亦力陳，當時警方「有足夠裝備去應對是次暴動，例如防暴裝備和以催淚彈控制現場情況，並一直築起防線，而且警力亦是十分充裕，能對示威者進行圍捕工作。辯方認為本案的暴動所造成的威脅嚴重性及迫近程度並不算是同類型案件中最嚴重的」。

33.  大律師的陳述與不爭的證供完全是背道而馳，有誤導法庭之虞。根據證供，示威者人數遠超警力，雙方的比例約為10比1。雖然警方有保護裝備及不同彈藥，但完全無法招架示威者的攻擊；警方曾欠缺彈藥，需要增援；這時示威者向警方防線推進，迫使警方向後退。其他隊伍因於途中遇上示威者，無法到場增援。事實上，警方當時的情況十分危急。可幸後來速龍小隊到場增援，警方可進行圍捕行動。雖然如此，警方亦只能截停及拘捕200多名示威者。因警力不足，大部份的示威者已逃之夭夭。本案的暴動是香港有史以來其中一場最嚴重及最暴力的暴動。

34.  大律師的陳述亦完全漠視判刑原則。如上文所述，考慮量刑時，法庭必須一併考慮案發時的社會情況及氛圍。不受爭議的是，2019年11月11日始，示威者發動「三罷」行動。自此，理大一帶發生連串暴動和其他違法事件；情況一直持續。案發當日的不同時段，大批示威者聚集於尖沙咀、佐敦、油麻地及/或旺角一帶。政府及警方於2019年11月11日至2019年11月18日期間，不斷透過各大傳媒和社交平台（包括媒體的不同平台，例如電視、電台、流動應用程式等）發放公告，告知公眾理大及九龍一帶的事態發展和執法情況，呼籲市民注意交通情況及不要造訪上述有關地區。案發當日，油尖旺區彌敦道一帶的交通嚴重受阻。運輸署在當日約0400時已陸續封閉彌敦道不同的路段。彌敦道介乎油麻地咸美頓街及尖沙咀海防道來回方向在約1705時開始封閉，而在約2103時起封閉道路延長至彌敦道自旺角亞皆老街至尖沙咀梳士巴利道一段。港鐵亦約於1520時已關閉油麻地站，列車亦不停油麻地站。彌敦道是油尖旺區的主要樞紐。 從錄影片段可見，示威者於加士居道一帶造成嚴重損毁。警方到場後，示威者才且戰且退，到達案發地點。示威者完全漠視警方連日來的警告包括於現場的多次口頭和舉旗警告。 雖然沒有證供顯示衆被告人參與其他地段的暴動，但他們是在上述情況下參與本案的暴動。於案發地點一小時內發生的暴動只是最暴力的環節。

造成的傷害

35.  各方同意，該次事件引致四名警員受傷。另外，港鐵出入口、街燈、電線及燈柱被破壞，部份建築物外牆被噴漆。從錄影片段所見，地上佈滿示威者投擲的磚塊及汽油彈的油漬、玻璃碎片及示威者遺棄的物資。

威脅及迫近程度

36.  無可爭議的是，案發當日因應暴動情況，全港學生均需停課，油尖旺區的交通完全癱瘓，地下鐵被封閉，該區的店舖均無法營業，需提早關門。事發交界附近的建築物是民居，示威者投擲的汽油彈帶給在場人士，包括警員、途人、記者及附近的居民直接人身傷害及財物損失的實際風險。

37.  就如上訴法院於楊家倫案第54段指出：—

「本庭不能忽視上述暴力行為發生在人煙稠密及有大量市民居住的市區中心，如果暴力事件失控，對社會秩序和市民的生活造成的危害是難以估計的。」

對公眾造成滋擾的性質和程度

38.  因該次的暴動，彌敦道一帶的店舖無法營業，影響其他人士的生計。附近的店舖及居民亦受到極嚴重的滋擾及火警的風險。

39.  D13大律師指本案暴動發生前，油尖旺區的交通已癱瘓，因此本案暴動對公眾造成額外滋擾極有限。本席已於上文指出，量刑是法庭必須考慮當時的社會情況及氛圍，現不再重覆，

對社群關係的影響

40.  毫無疑問，此事會加深不同政見人士的分歧，亦破壞警民關係。

對公共開支造成的負擔

41.  錄影片段顯示，案發現場的港鐵出入口、街燈、電線、鐵欄及地磚等均受到破壞。錄影片段顯示，案發現場地上還佈滿垃圾、雜物、示威者遺留的物資、汽油彈的玻璃碎片及油漬和從地上掘起的磚塊。這種種的損毁均對公共開支造成負擔，價值難以估計。

犯案者的參與程度

42.  本席接受，本案內沒有證供顯示衆被告人有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與暴動的角色。雖然本席裁定D7面對的控罪3罪名不成立，但這只因控方選擇以不合適的法例作出起訴。不受爭議的是，參與暴動時D7管有螺絲批。

43.  上訴法院於楊家倫案內指出：—

「53.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申請人本人亦有以磚塊擲向警員，但他誠如原審法官指出，當有人以磚塊擲向執法警員時，申請人是和該批暴徒在街頭一起集結。他們一起和警方對峙，顯示申請人認同該批暴徒的罪行，並參與他們的罪行。」

44.  於Tang Ho Yin案，上訴庭亦指：—

“26. … It does not seem to us material whether the appellant threw one brick, as Mr Kwok suggests, or more than one brick,… and the appellant is clearly shown as one of a large group of rioters directly confronting the police, who are plainly outnumbered. At that time, the police were being subjected to a hail of bricks and bottles from the rioters, who assembled together in a phalanx… and throwing a brick (or bricks)  at the police, he was clearly lending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to others in the group to violently challenge and attack the police with missiles…

29. The question remains as to what the appropriate starting point should be for the appellants’ involvement in this particular riot. As we have said, to isolate the appellant’s actions from the riotous behaviour to which he attached himself can be unrealistic and misleading. Equally, to compartmentalise the events of that night in Mongkok as individual riots is to underplay the overall seriousness and intensity of the disturbances, which lasted for several hours. The particular incident in which the appellant was involved was plainly the part of an ongoing battle on the streets of Mongkok by mobs of organised rioters, acting in almost military formation, whose sole function was to challenge the police, break through the checkline, overpower them, and physically attacked them. Members of the public, witnessing the scenes on the street or on television, could only look on in horrified disbelief, and wonder why a civilised society which prides it self on the rule of law, should have to tolerate the kind of deliberate violence that was meted out to law-enforcement officers who were doing their duty in trying to protect public order and preserve the peace.”

45.  上訴庭於上述案例的描述亦完全適用於本案。

46.  考慮到上述所有因素，本席認為本案適當的的量刑起點為5年監禁。

減刑因素

悔意

47.  大律師均指衆被告人現已深感懊悔。本席不同意。他們是經20多日的審訊後被裁定罪名成立，表現與悔意南轅北轍。面對判刑才指稱後悔只是口惠而不實。

沒過份挑戰控方案情

48.  部分大律師指被告人同意大部份控方罪情，節省法庭時間。本席亦不敢苟同。雖然辯方同意部份控方案情，但控方仍需傳召數十名證人作供，而辯方對絕大部份的證人，連盤問也欠奉，簡直是浪費法庭的時間及資源。

個人背景及良好紀錄

49.  大律師指衆被告人個人背景良好，亦沒有刑事定罪紀錄。眾所周知，當法庭處理的是嚴重控罪時，個人背景及紀錄良好均變得微不足道。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0^th Ed)  指出：—

“[6-29] For some offences, courts may be justified in treating deterrence (hence punishment)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sentence, only just after the question of punishment: Attorney General v Poon Kam-shing [1990] 2 HKC 177, 180, [1990] 2 HKLR 643, 645.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fung and Ors [2018] 2 HKC 50, (2018)  21 HKCFAR 35, [2018] HKCFA 4, the Court held that ‘it is now necessary to emphasise deterrence and punishment in large scale unlawful assembly cases involving violence’ [120]. There are some offences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accused and the circumstances leading to an offence will count ‘much less than in others, because these offences demand, as a matter of public protection, deterrence as an overwhelming consideration’: HKSAR v Leung Pui-shan [2008] HKCU 241 (CACC 317/2007: 5 February 2008, unreported)…

“[7-6] Credit for a clear record is, however, by no means a given. Much will depend upon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offender. In HKSAR v Law Nam-chun [2014] 6 HKC 606, 617, Lunn VP said:

“[T]he principle is that good character is not a factor relevant generally to determining the starting point to be taken for sentence in serious criminal offences for which a deterrent sentence is required.”….

[7-16] …a clear record is not so much a mitigating factor as a ‘neutral feature in the case’: HKSAR v Wen Zelang [2006] 4 HKLRD 460, 465, [2006] HKCU 1554, [22].

[7-18] The relevance of good character is related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accused. Good character sometimes refers to no more than an absence of previous convictions, and this is not a basis for an additional discount: HKSAR v Wong Kai-shing, Jackie [2010] 4 HKC 580, 584. At other times, it may refer to something altogether more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can be recognised as a factor in mitigation ‘where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is shown by, for example, the provision of unpaid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as opposed merely to the absence of a criminal record’: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Tso Tsz-kin [2004] 2 HKC 139, 144. The mere absence of criminal convictions must not be confused with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and the simple discharge of duties in a proper manner ‘does not constitute what is to be regarded as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HKSAR v Leung Ping-nam [2007] 5 HKC 413, 422; HKSAR v Chung Ka-hung [2010] HKCU 738 (CACC 349/2008, 31 March 2010, unreported).”

[7-23] if the Court decides that the offence is such as to require a deterrent sentence, it may be necessary to select a higher starting point. The clear record of the accused will not, that is, affect the starting point for sentence: HKSAR v Lam Ying-yu [2014] 2 HKLRD 895, [2014] HKCU 820. In such circumstances, perhaps because of the magnitude or prevalence of the offence and the need for deterrence, the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accused will count for little. In Re Applications for Review of Sentenced [1972] HKLR 370, 406, Huggins J said: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classes of case where the public interest so manifestly calls for a deterrent sentence that only mos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o the offender could outweigh the need to deter others…”

50.  D7於求情信中指去年回到教會，每星期參與派飯給基層家庭、獨居老人及傷健人士，似乎是指除了沒有刑事定罪紀錄外，還有正面品格（positive good character）。D7被定罪後才承認參與本案的暴動。本案於去年6月初開審。於他指稱悔過的期間，D7一直否認控罪，還聯同父親於庭上切詞狡辯，謊話連篇。這並非改過自身的表現。本席不接受D7有正面良好品格。

判刑對家人的影響

51.  本席明白家人目睹被告人長期監禁的傷痛，亦可能對某些家庭造成經濟壓力，但這並非求情因素。就如上訴法院於楊家倫案內指出：—

「60. 本庭認同原審法官的說法，要對有關罪行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對犯案滋事者迎頭棒喝，防止同類事件再次出現，否則社會要付出慘痛代價，有違公眾及執法人員的利益。

61. 對於一名出生自良好家庭及有良好教育的年輕人處以長期監禁的刑罰，對他個人、其家庭、甚至社會都是悲劇，但法庭必須堅決打擊本案所顯示的罔顧法紀及漠視社會秩序和執法人員安危的犯罪行為。」

學業

52.  部份被告人於案發後繼續學業。可是作為一個好學生並非減刑因素；他不能憑藉其教育獲取特別的待遇。法庭的比重在於公眾利益，不可以將被告人的福祉視作首要考慮因素（one cannot by virtue of his education claim preferential treatment. In addition, courts should, in each case, give proper weight to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not simply to regard the welfare of the defendant as the paramount consideration）： R v Caird (1970)  54 Cr App R 499.

朋輩及/或社會氛圍的影響

53.  大律師指案發時D7是被社會事件牽動着情緒，受社會氛圍鼓動，在沒有深思熟慮，才被煽動到案發現場。他是在朋友極力慫恿及帶領下進行違法的行為，但卻未完全了解到帶來如此嚴重的法律後果。

54.  盲目跟隨他人使用暴力或犯案根本並非減刑因素：R v Blackshaw（同上）。指稱「為勢所迫」或藉着集結或暴動表示對警方的不滿亦非減刑因素：HKSAR v Wong Chi-fung & Ors；HKSAR v Leung Tin Kei；R v Poynter ex parte Attorney General (Qld) [2006] QCA 517；R v Carling [2016] EWCA Crim 1947, [20].

身體狀況

55.  大律師指2019年後，D9患上抑鬱症，一直須覆診。首先，明顯地，大律師並非指D9因抑鬱症而犯案。這並非減刑因素。

56.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0^th Ed)  指出：—

“[30-174] The ill health of an accused ‘is not a licence to commit crime’: Clarkson v R (2007)  171 A Crim R 1, 49.

[39-175] In Yip Kai-foon v HKSAR [2000] 1HKC 335, 339, (2000)  3 HKCFAR 31, 35, Li CJ said: ‘Under the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evolved by the courts, medical grounds will seldom, if ever, be a basis for reducing the sentence for crimes of gravity’…

[30-176] The objective criminality of particular offences will often be such that the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which is otherwise appropriate is necessary, irrespective of health factors: HKSAR v Tong Fuk-sing [1999] 3 HKC 332, 336, [1999] 3 HKLRD 710.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operates ‘excellent medical facilities: HKSAR v Wong Chi-choi [2005] HKCU 1443 (HCMA 628/2005: 6 October 2005, unreported)  …

[39-177] In HKSAR v Tam Yuen-tong [2007] 1 HKLRD 894, 896, [2007] HKCU 165, McMahon J made the point that ‘as a matter of reality most prisoners receive medical attention in prison of an equal or better standard than they would otherwise receive’…Save in the rarest of cases, a ‘prisoner’s medical condition is not a matter to which this Court will have regard for mitigation of a proper sentence’: R v Ho Mei-lin [1996] 4 HKC 491, 493.”

訴訟的壓力

57.  大律師指各被告人被拘捕後一直面對審訊的壓力。被告人選擇犯案，壓力是咎由自取。這並非減刑原因。

重犯機會

58.  大律師指D20犯案時「未有深思熟慮其參與暴動而引致的嚴重後果，還押期間已有深刻反省，且本港自國安法立法後，社會環境已大幅改善，被告重犯機會可謂微乎其微」。

59.  本席同意國安法立法令社會回復正常及平靜。可是，一直以來，暴動、非法集結、刑事損壞、縱火及管有攻擊性武器等均為嚴重的刑事控罪。這是連小學生也明白的道理。況且，除了叛國及恐怖份子外，國安法下的控罪的最高刑期為10年監禁，與暴動的最高刑期相同。本席不明白為何國安法會令D20重犯的機會較低。

坎坷身世/基層背景

60.  大律師指D17於單親家庭長大。D17母親指他自出娘胎便已欠缺父愛。後來母親患上精神病，無法照顧D17；因此直至2016年，D17居於不同的兒童院舍。根據大律師的陳詞，D20出生後被安排交由內地親人照顧，入讀幼稚園時才回港與父母團聚。她的父母年邁，家境清貧，中學時期已開始兼職幫補家計，日常在家中更負起打理家務的重任。首先，他們的身世並不可稱為特別坎坷。況且，面對嚴重控罪時，這亦非減刑原因。

61.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0^th Ed) 指出：—

“[30-96] Many offenders suffer from social disadvantage. However, a claim to leniency based on a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 may not attract the sympathy of the Court: Re Applications for Review of Sentences [1972] HKLR 370, 419. Certainly, if the crime is grave, the offenders may have great difficulty in shifting the blame for the delinquency onto their parents or their upbringing, particularly if they ‘knew perfectly well what they were doing’: Attorney General v Li Ying-kuen and Anor [1995] 3 HKC 539, 541…”

年齡

62.  大律師指案發時D7只是17歲，心智未成熟，人生閱歷尚淺；現時D7只是剛剛21歲。大律師分別兩次要求法庭考慮索取教導所報告。D15的年齡與D7相若。另外，案發時，D9、D17及D20均為18歲。

63.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0^th Ed) 指出：—

“[30-21]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fung and Ors [2018] 2 HKC 50, (2018)  21 HKCFAR 35, [2018] HKCFA 4, it was said that the ‘age of the offender, whether youth or advanced age, is always a relevant mitigating factor in sentencing’ [84]. The court added that, in light of section 109A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Cap. 221)  (which enjoins a court not to sentence a person between the aged of 16 and 21 to imprisonment unless ‘no other method’ of dealing with him is appropriate), the imprisonment if a young person is ‘a sentencing measure of last resort’ [86]. Although it is an offender’s age at the time of sentence which is relevant under section 109A, if ‘a young person has turned 21 years of age between the date of offending or conviction and the date of sentence, the fact of his youth will be a powerful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for him’: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eung Hiu-yeung and Ors [2018] 6 HKC 99, [76], (2018)  21 HKCFAR 421, [2018] HKCFAR 43…

[30-25] Youth notwithstanding, the Court must keep in mind the classical principles of sentencing which, apart from rehabilitation, include retribution, deterrence and prevention: Attorney General v Fong Ming-Yuen [1989] 1 HKC 327, [1989] 2 HKLR 177, 180.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must also be considered: Attorney General v Law Ying-cheung [1981] HKC 161, 163…

[30-26] In Re Applications for Review of Sentences [1972] HKLR 370, 417, it was explained that: “The personality, youth or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may pale into insignificance because of the magnitude or prevalence of the offence in question”. If serious crimes are committed by young persons, they cannot expect to turn their age to their advantage upon conviction. The courts, instead, must be prepared to ‘steel themselves, unless there are particularly powerful and peculiar contrary reasons attach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and his involvement in the offence, to the imposition of substantial prison terms: HKSAR v Law Ka-kit and Ors [2003] 2 HKC 178, 187.

[30-27] In Attorney General v Li Chi-Ko [1987] 6 HKLR 1233, 1235, [1987] HKCU 254, it was said that, in the case of serious robbery, a term of imprisonment is inevitable in the absence of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youth of itself is not such a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 although extreme youth might be’. This approach i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HKSAR v Bugaay [2008] 6 HKC 326, 331. Such extreme youth, the Court added in Li Chi-ko, could be claimed by an offender aged 15 years. In Attorney General v Yau Wing-hong [1995] 3 HKC 95, 98, the court emphasised that ‘a person older than that cannot plead ‘extreme youth’…”

總結

64.  本案中，沒有證供顯示各被告有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與暴動。亦沒有證供顯示各被告人曾使用暴力。因此，如上文所述，本案適當的的量刑起點為 5 年監禁。

65.  各被告人均經審訊後被定罪，不可獲認罪的扣減。案發時，D7和D15是17歲；D9、D17和D20則18歲。根據案例，他們並非極度年輕（extreme youth）。年輕並非萬靈丹。案發時現場尤如戰場，就算是年輕人也會知道該行為會帶來嚴重的法律後果。

66.  D7的大律師分別兩次要求法庭傳閱教導所報告。教導所最長的刑期為3年，但一般只會囚禁1年多。就算被告人年紀較輕，也不會令判刑由5年減至1年多。因此，判處教導所是明顯過輕。

67.  本案內全無減刑因素，所有被告人均判處5年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