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馮嘉文及另四人

CACC 68/2023, [2025] HKCA 247

原案件: [2023] HKDC 236及 [2023] HKDC 41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不服定罪及/或刑期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23年第68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21年第240號)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判 案 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潘敏琦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  各申請人與其他人共同被控一項「暴動」罪[1]，本判案書沿用他們原審時的編號。D2、D8、D10和D11認罪，D1在審訊後被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鄭紀航（「原審法官」）裁定罪名成立，判囚4 年至5 年3 個月不等。

2.  D1不服定罪和刑期，其餘申請人則不服刑期，分別提出上訴許可申請。上述申請交由本合議庭直接處理。

控方案情

3.  2019年9月29日中午，多人參與起點為銅鑼灣崇光百貨的「全球反極權大遊行」，警方沒有對該遊行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示威者沿軒尼詩道及金鐘道遊行前往夏慤道政府總部（簡稱「政總」）外。各申請人被指在政總外的一帶連同其他人參與當日約16:22 時爆發的暴動。

4.  從相關片段的估算，當時約500 名示威者在添華道、政總附近行人路、夏慤道車路及行車天橋集結。有人向政總投擲汽油彈、磚頭、石塊等硬物，亦有人合力用巨型橡筋將硬物射向政總，更有人以鐳射光束照射防衛政總的警員。政總外的水馬也被汽油彈擊中和惡意焚燒。

5.  警方在約16:23 時出動水炮車和施放催淚煙驅散示威者，但不果。部分人遷移到夏慤道和添華道交界，部分人則遷移到夏慤道東、西行線加入該處的示威者，並分別向警方發動攻勢。

6.  大約16:48 時，多隊警員從政總的不同出入口衝出 [2]，作出驅散和拘捕行動。正在逃跑的各申請人成功被捕，但一些逃脫的示威者退到別處繼續和警方對峙，沒有散去。

衣著和裝備

辯方案情 (D1)

7.  D1選擇出庭作供，他的說法是純粹路過現場，沒有參與暴動。

8.  他辯稱案發當日下午1 時離開淘大花園的住所，乘過海巴士到灣仔道利景酒店下車，打算取道鵝頸橋及希慎廣場前往銅鑼灣利園三期的辦公室工作。但在軒尼詩道與堅拿道西交界時他看見希慎廣場有煙霧和響聲傳出，他走進灣仔道188 號的商場躲避接近30 分鐘，及後他到了附近一間茶餐廳，從電視新聞的示威直播得知灣仔港鐵站已關閉。他約4 時離開該茶餐廳準備回家，沿電車路步行至金鐘樂禮街卻發現金鐘港鐵站也關閉，他被截停時是正在取道夏慤道前往中環香港站乘港鐵。他在橫過夏慤道西行線的行車道，跨過分隔的石壆時，遇上警方驅散，他跑向灣仔方向期間被警員截停[3]。

原審法官就D1定罪的裁決

9.  原審法官裁定發生暴動的時間是16:22 時至16:48 時，範圍是「東至樂禮街/添美道（包括添美道行人天橋底），西至紅棉路/添華道的一段夏慤道東、西行線的政總外的一帶（包括行人路）」。[4] 原審法官認為D1對他當日為何在夏慤道被警方截停和拘捕的證供「不盡不實、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砌詞狡辯、混淆視聽」[5]。原審法官不接納D1所稱，他是在樂禮街進入夏慤道再跨越石躉準備取道添美道經海旁到國際金融中心。[6]  他認為不論D1是從何處抵達P117紅圈的位置，他在抵達前定必已身處暴動範圍內，並知道當時正在發生暴動。退一步而言，原審法官也認為，即使根據D1的說法，即他是由樂禮街進入夏慤道，他身處夏慤道西行線之際也定必知道當時正在發生暴動。[7]

上訴理由 ( D1的定罪 )

10.  上訴理由一 (定罪) 指原審法官過份概括地解讀盧建民 案 [8]中「高度流動性」一詞的意思，繼而錯誤地將政總左翼位置納入暴動範圍和裁定D1有參與暴動。馬大律師認為，D1在政總左翼附近出現時，左翼相對平靜，暴力行為卻集中在右翼及中間位置 [9]，即使有示威者的物品從政總中間位置被搬到左翼，也不能把左翼變為暴動範圍，原審法官錯誤解讀盧建文 案，錯誤裁定D1於暴動範圍內被拘捕 [10]。 

11.  上訴理由二 (定罪) 指原審法官錯誤以D1取道一條比較迂迴的路線回家而質疑其證供的可信性，也忽略了本案的影片鏡頭所拍攝的夏慤道東西行線有部分範圍被樹木遮擋，存在盲區，而該盲區正正覆蓋了D1所指，他從樂禮街進入夏慤道後跨過石躉的位置。故不能排除D1所指，他是在驅散行動前才進入夏慤道，也不能排除D1在被拘捕前並不知道正身處暴動範圍的說法。D1有可能是從盲區進入夏慤道後，選擇避過風口浪尖的政總右翼和中間位置而取道較為風平浪靜的左翼旁前往中環。再者，D1的衣著和裝備並不可供原審法官作出D1必然親身參與或鼓勵、協助或利便其他人參與暴動的唯一合理推論。

答辯人的回應(定罪 )

12.  原審時亦代表答辯人的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羅天瑋 （連同檢控官尹培軒）反駁指原審法官並不是單憑某部分的證據而拒納D1的說法或把他定罪，而是經過詳細考慮整體環境證據、D1被捕的情況和他的證供後，才推論D1有參與暴動，做法並無不妥。就著盲區衍生的問題，羅專員引述並同意原審法官在裁決理由書[11]所指「樂禮街街口與中間位置只咫尺之遙，在樂禮街街口進入夏慤道的人不可能看不到聽不到中間位置發生着甚麼事情」。

討論

13.  D1的兩個上訴理據，綜合來說就是原審法官錯誤地在沒有證供顯示他從什麼地方走到夏慤道下，拒納D1是在驅散行動前才剛從樂禮街進入夏慤道的說法，錯誤地裁定他必然知道該處發生暴動，並從其衣着和裝備錯誤地作出他參與了暴動的推論。馬大律師多番強調，在D1被截停前，政總左翼並沒有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也沒有大規模的集結。

14.  本案的控罪詳情是指D1與其他人當日「在香港金鐘政府總部外的一帶」，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原審法官裁定暴動的範圍是東至樂禮街/添美道，西至紅棉道/添華道的一段夏慤道東、西行線的政總內的一帶（包括行人路），最遲由16:22 時至16:48 時左右，都發生著暴動。

15.  原審法官說: [12]

「本席沒有忽視當示威者攻擊政總右翼位置之初（約於16:22 時），政總中間位置仍是相對平靜，直至16:38 時，才開始有人向政總中間位置投擲物件；而樂禮街/添美道（包括添美道行人天橋底）的一段夏慤道在警方作出行動衝出政總不同位置前的一段時間亦相對平靜；但正如終審法院在盧健民 案指出，暴動不是靜態的，其流動性很高，參與者會四處游走，時散時聚，他們作出的暴力會時生時滅，因此，本席認為以案發日下午16:22 時至約16:48 時，警方作出驅散行動前示威者在樂禮街/添美道（包括添美道行人天橋下）至紅棉路/添華道的一段夏慤道東、西行線的政總外一帶（包括行人路）的行為而言，不應微觀狹隘、刻板狹窄地將示威者於個別位置，個別時段的破壞社會安寧行為分拆考慮，而應該以上述範圍在上述時段示威者的整體行為作整體考慮。畢竟，當時示威者的行為是一浪接一浪地作出的，政總（即右翼位置、中間位置及左翼位置）受攻擊的位置也是接鄰的，受攻擊所相隔的時間也是接近的。」

16.  暴動從來就不是靜態的犯罪行為，流動性甚高[13]，故此在審視暴動所牽涉的範圍是需要採取務實和有彈性的態度：

“75. …Offenders could not be expected to be assembled as a stationary group with a fixed membership in a single location. Participants would move around in varying groups along main thoroughfares, running into side streets and buildings, spreading out and re-coalescing whether in response to action by the police, in pursuit of different targets or for other reasons. Violence would periodically flare up and die down…

76. …However, the abovementioned fluidit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an overly rigid view should not be taken of what constitutes the assembly, its location and duration…

77. A realistic view should be taken of the duration of the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So long as three or more participants remain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criminal assembly … the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remains in being as a matter of law. Such an assembly remains in being as long as the participants remain at the scene even if, in the case of a riot, the violence ebbs and flows…

78. …Such fluidity and the basis of the defendant’s alleged liability should also be borne in mind in the drafting of the charge, catering for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17.  原審法官正確理解和運用盧建民 案，特別是當中所指，暴動的流動性。

18.  馬大律師陳議，政總左翼集結的人數不多、亦未見暴力行為。馬大律師又指，原審法官看來是以有兩名黑衣人在16:35 時把三個黑色箱從政總中間位置推至左翼而把暴動範圍不必要地延伸至左翼。本庭認為馬大律師的陳議是不切實際的。從裁決理由書第25 段可見，在D1出現在夏慤道東行線之前，早於15:45 時，多人從夏慤道西行線跨過車路中間石躉拋下雜物進佔東行線行車道，車輛（包括巴士）不能通過，需要掉頭逆線離去。大批示威人士在夏慤道東行線從政總右翼移向中間位置向政總投擲物件，亦不斷有人從樂禮街進入夏慤道，要注意的是，當日自16:18 時金鐘道近「力寶中心」的金鐘站添馬街出口已有人縱火及投擲交通圓筒，有示威者轉移至夏慤道行車天橋上，向政總右翼位置投擲汽油彈和交通圓筒；繼而在該行車天橋下的車道，再向政總右翼進行襲擊，之後再蔓延至政總和中間位置投擲汽油彈、焚燒及破壞水馬及向政總發射雷射光束，在警方出動拘捕前，政總的玻璃幕牆已被擊碎。[14] 在警察出動前，該段夏慤道東西行線已全面被佔據，而期間，不時有人肆無忌憚地在添美道行人天橋底附近，跨過夏慤道東西行車線，在行車道上走動及停留駐足聚集。綜合以上示威者的流動性及加入性，他們明顯是以政總為破壞目標，故此縱使人群未全面蔓延至左翼位置，原審法官正確指出，左翼和政總中間位置只是咫尺之遙。事實上，若非警方及時出動，示威者蔓延到左翼進行破壞是意料之內，原審法官把暴動範圍覆蓋政總左翼並無不妥之處。

19.  D1的證供更是無稽。他所述的步行路徑是削足就履，以圖掩飾他身處被捕位置的真正原意。首先撇開他到達金鐘前的不規則步行路線不談，馬大律師力陳的「盲區」也只是擾亂視聽，原審法官已拒絕接納D1聲稱的步行路線，他只是說即使根據D1自己的說法是由樂禮街進入夏慤道，他也認為當D1一旦步進夏慤道分隔東西行綫的石躉時，他已進入暴動範圍，並知悉當地發生了暴動。D1供稱他到達統一中心時知道金鐘地鐵站關閉，當時準備要去中環香港站回家，但採用的路線又恰好與上文形容為肆無忌憚的示威的人士相若，更沒有使用行人步道卻橫跨本有車輛行駛的主要幹線，如果要說他對附近發生了騷動懵然不知，根本就是愚弄法庭。但法官並非住在象牙塔中，對於有關的主要道路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原審法官正確指出 「不論D1從何處走到證物P117紅圈位置，他都需要一定時間才到達該處的，而他在到達證物P117紅圈位置前，定必已身處暴動現場範圍內，耳聞目睹並知道當時當地正發生暴動」[15]。本庭在聆訊時也指出過，姑勿論D1是從何處（無論是樂禮街或添美道）到達P117紅圈位置的，除非他的感官異於常人，否則他都不可能在到達該位置前對該處或附近正在發生暴動懵然不知。

20.  根據D1承認的事實[16]，在約16:30 時開始，行車天橋底的示威者已衝向警方設於政總外夏慤道東行線近右翼位置的水馬，使用作掩護的物件，包括雨傘。D1被捕時手持的黑色縮骨遮雖未有打開，但傘篷是散開而非捲合著的，馬大律師所指的雨傘是用作遮擋陽光之說並沒有證供支持，在該環境和情況而言，也不合理。原審法官正確裁定D1有意圖使用該雨傘與其他暴動者一起佈下傘陣與警方對峙或作出掩護所用。

21.  至於D1的衣飾，原審法官說[17]：

「…再加上他穿黑色T裇，黑色褲，揹黑色斜孭袋及戴着外科口罩，PW2及後亦從D1處搜出另一個口罩（見證物P110(5) 及(16)及P112第8段）及一頂黑色鴨咀帽，本席認為D1的一身黑色衣物正正是當時「反修例運動」時期示威者極為普遍的衣著，以表達他們的共同信念並顯示彼此是同路人，亦與案發時發生暴動範圍內的大部份暴動參與者的衣著極為相似；他面上戴着一個口罩及帶備另一個口罩，可供他減少吸入催淚煙，亦可供他隱藏容貌；他身上搜得的黑色鴨咀帽也可助他隱藏容貌（起碼令人看不清他的頭型及髮型）；他手持黑色雨傘正正就是案發時及「反修例運動」時期示威者佈傘陣與警方對抗/對峙的用具，或用雨傘隱藏自己或其他同路人，令別人看不到雨傘後的自己（或其他同路人）；凡此種種，本席作一唯一不可抗拒的推論，D1當時（即在警方展開行動前，暴動發生期間）身處暴動現場是故意而為的（他不是偶然路過的無辜第三者），而他亦深知當時他身處的地方正在發生暴動，而根據D1的一身裝束裝備，本席作一唯一不可抗拒的推斷，D1是有意圖藉着自己身處眾多其他參與暴動的人群中，去壯大聲勢，去鼓勵、協助或利便其他在場的眾多暴動者去破壞社會安寧，他手持的雨傘亦可供他與其他暴動參與者一起佈下傘陣與警方對峙…」

22.  原審法官考慮了這些環境證供的疊加效應而作出的唯一合理推論沒有可詬病之處。D1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並沒有合理可供辯之處。

23.  本庭拒絕就D1的定罪批出上訴許可，並駁回其上訴。

判刑上訴

各申請人的衣飾和裝備及被截停的情況

24.  各申請人被拘捕時的衣飾、裝備和地點如下：

(i)  D1被捕時身穿黑色T裇、黑色長褲；面戴一個掛耳式藍色外科口罩；背着一個黑色斜孭袋及手持一把黑色縮骨遮。警方其後在他身上檢取了一個藍色口罩、一部黑色手提電話、一張信用咭八達通及一頂印有白色圖案的黑色鴨咀帽[18]。他在政總中間位置外的夏慤道東行線向灣仔方向奔跑時被截停；

(ii)  D2紮辮，被捕時穿著印有「香港」（並呈現「加油」）字樣的黑色上衣、短褲、黑色鞋; 戴著防毒面罩、護目鏡及一對3M防切割手套; 背囊內有一部紅色iPhone 8、一件風褸、27 張全新的八達通卡、一對黑色手套及7 個未拆封的口罩[19]。他跨過夏慤道東西行綫中心分隔車道的石壆，在西行線車道被截停；

(iii)  D8被制服期間一度掙扎和試圖逃走。他被捕時身穿黑色短袖T 裇、黑色短褲，黑色波鞋；戴著黑色頭盔、防毒面罩、護目鏡；背囊內有一部黑色iPhone 7、一張八達通卡、一對黑色護臂、一對深色袖套、兩對防切割手套（分別為啡色和墨綠色）、一個灰色口罩、一個拉起可蒙面的深色頸套、一頂鴨咀帽、一包3M白色濾罐、一卷保鮮紙和一個紅色急救包[20]。D8被警員看見從夏慤道東行線上的暴動人群中跑出，跨過分隔東西行綫的石壆逃跑，在西行線車道上被制服；

(iv)  D10被捕時身穿黑色T裇、黑色長褲、黑色鞋; 戴著貼有銀色反光紙的防毒面罩、黃色頭盔; 雙手穿戴黑色袖套; 手持一把黑色行山杖、一把黑色尖頭長雨傘。D10亦帶備一部對講機、一個拉起即可蒙面的黑色頸套; 他背著的背囊內有一張八達通卡、一對護脛、一頂黑色鴨咀帽、一個已拆封內有約66條索帶的袋、一罐噴漆及一包防毒面罩濾芯（內有兩個濾芯）[21]。D10在夏慤道東行線車道上向灣仔方向逃跑，近添美道位置被制服；

(v)  D11被捕時戴黑色鴨咀帽；身穿黑色T裇、黑色長褲、灰黑色鞋；雙臂穿黑色袖套；雙手戴黑色手套（掌骨位置有保護甲）；頸上套着一個防毒面罩連粉紅色濾罐；手持一把行山杖（綁有一條白色索帶扣著鐵線）；他背着的黑色背囊內有一部手提電話連電話咭、一張八達通卡、一張長者八達通卡、一副黑色護目鏡、一副黑色泳鏡、一個黑色口罩、一包3M防毒面罩濾芯（內有兩個濾芯）、一個黑色拉起可蒙面的頸套、一個深色背嚢套、一件紅色短袖T裇、一條黑色長褲、一個哮喘藥噴嘴、三支哮喘藥、十支紅藥水、兩包紗布、兩卷繃帶、兩包共多對外科手套、一個充電器、一包牙刷套裝及一束鎖匙[22]。D11被看見在政總中間位置和右翼之間的花槽走向右翼位置，被追捕期間D11向分隔夏慤道東西行綫的石壆逃跑並在該處被制服。

25.  原審法官從各人的裝備，否定他們的參與程度屬於最低或他們只是憑藉身處暴動現場去壯大暴動聲勢，以五年四個月監禁為本案量刑基準。以下是因應各人的認罪時間表列其刑期運算：

	量刑基準	認罪折扣 (正式認罪為開審第一天， 即2022年10月17日)	認罪以外的減刑	最終刑期
D1	5 年 4 個月	不適用	1 個月 (因同意部分案情)	5年3 個月
D2		25% (2022年9月13日表示認罪)	不適用	4年
D8		20.3% (被指悔意極為不足) (2022年9月8日表示認罪)	不適用	4年3 個月
D10		21.88% (2022年10月6日表示認罪)	不適用	4年2 個月
D11		25% (一併考慮以下兩個因素)		4年
		(2022年10月14日表示認罪)	(因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自動請纓服務染疫病人)

上訴理由 (刑期 )

26.  各申請人提出的共同上訴理由指：

(1)  原審法官定下的量刑基準過高，沒有充分考慮各人的參與程度和罪責，錯誤裁定申請人在被捕前積極參與暴動 [23]；

(2)  原審法官採納的量刑基準，較諸同一暴動中分拆出來、由其他法官審理和判刑的被捕者是最高的[24]，有給人量刑不一致性的觀感，造成不公。

27.  另個別申請人也提出以下的上訴理由：

(1)  個別的申請人投訴， 原審法官錯誤裁定他們管有的物品是用以作出破壞和攻擊的行為[25]: D1的雨傘、D2和D8的防切割手套、D10的行山杖和黑色尖頭長雨傘、D11的行山杖及掌骨位置有保護甲的黑色手套等。申請方的大律師指，這些物件也可用作保護自己的用途；

(2)  代表D1和D2的兩位大律師也強調，本案缺乏申請人參與暴動的直接證供，D1也力陳，暴動也未蔓延至他在身處的政總左翼的位置, 故他們的罪責也應相應下調[26]；

(3)  代表D8的田大律師則力陳，就著原審時代表D8的大律師的陳詞，原審法官認為D8諉過於人及誣蔑警方對他進行不必要的武力，並以D8 「悔意極為不足」剝奪了他在審前覆核前已表示認罪可獲得的25% 認罪扣減並把之下調至20.3%，混淆了HKSAR v Ngo Van Nam [27]就著被告人在案件不同階段認罪可獲的不同量刑扣減的功能價值 (utilitarian value) 考慮，屬原則性犯錯；

(4)  代表D11的潘資深大律師重申，原審法官沒有充分考慮D11有可能因干犯本案而被吊銷醫生執業資格，給予額外的量刑扣減[28]。

28.  羅專員回應指，暴動的整體情況是判刑的重要考慮。本案牽涉500多名暴動者，目的是攻擊香港行政機關的總部，案情極為嚴重，原審法官以64 個月作量刑起點並不為過。

29.  羅專員續指，雖然本案沒有顯示個別申請人如何作出破壞社會的行為的直接證據，但各人的穿戴和管有的是示威中常見的物品，原審法官絕對可作出他們不只是憑藉在場而鼓勵他人壯大聲勢，而是有實質參與暴動的結論。

30.  羅專員認為，其他區域法院的法官就同一暴動事故採取的量刑基準對本案的量刑並沒有約束力。

31.  羅專員再指，D8在審期訂下後才認罪，合適的扣減介乎20% 至25% 之間，原審法官有權考慮相關因素（包括其悔意）後行駛酌情權給予他不足25%（約20.3%）的實質減幅。

32.  至於任職醫生的D11是否難以重操故業，羅專員認為，D11在案發時已有三年的工作經驗，就算真的會受處分也是他犯案時意料之事，屬咎由自取，無論如何，在判刑時亦未有任何情況反映他已受到什麼的處分。原審法官有酌情權按個別情況決定是否作出額外減刑。

討論

33.  本案發生在香港正經歷連串持續無日無之的嚴重暴力事件期間，和平示威最終演變成為非法集結、非法集結隨着群情洶湧的情況隨時演變成為暴動，示威者攻擊其他持不同意見的市民進行「私了」、對維持秩序的警員作出敵對行為、甚至破壞店舖、堵塞道路，造成交通擁擠或破壞政府建築物。鄧浩賢 案[29] 清晰指出，暴動案的嚴重性在於整群參與暴動人士的所作作為，並不止於個別參與者的作為或不作為。雖然就本案所涉及的暴動歷時26 分鐘及牽涉最少500 人，但本庭從其他區域法院的判案書得悉，當日前後在金鐘共有三個暴動，本案所涉及的是第二個針對政總的暴動行為，導致夏慤道東西行車線完全被阻塞，甚至令巴士須掉頭逆線行駛，避開該路段。參與人士針對政總，對政總和周邊的建築物及公眾構成嚴重威脅。原審法官正確指出等同正面挑戰政府的管治。

34.  原審法官有考慮個別被告的裝束和穿戴，他們的裝備根本就不是一般日常市民上街會用到的工具或裝備，而是參與非法集結和暴動人士常用的物件[30]。就D1而言，馬大律師力陳，證供頂多可顯示他身處政總暴動範圍向東跑了9 秒旋即被捕，原審法官錯誤以他手持的黑色縮骨遮的傘篷是散開、而非捲合，而認定D1是以該縮骨遮與其他暴動者一起佈下傘陣與警方對峙。本庭觀看有關的片段，認為該些片段清楚顯示當時在政總範圍有很多參與暴動的人士打開了傘，原審法官就D1作出的的推斷不無道理。原審法官正確裁定，所有被告都不只是憑藉身處暴動現場去壯大暴動聲勢的暴動者，所以在本案暴動參與的程度都不是最低的。代表D11的潘資深大律師所稱，身為急症科專科醫生而當時有腳患的D11攜帶行山杖是以防萬一[31]的說法，實在也是匪夷所思，已為原審法官拒納。特別是他雙手戴上黑色手套（掌骨位置有保護甲），根本談不上防備用途，而且當中的四粒凸起物可供攻擊他人。原審法官亦已考慮大律師所指，他有可能因犯下本案而被吊銷醫生執業資格而酌情減刑[32]：HKSAR v Mak Wan Ling [33]和英國上訴法庭案例R v Richards [34]，但原審法官認為其定罪並不必然會令他被香港醫務委員會吊銷醫生執業資格。

量刑不一致性

35.  各申請人大律師指原審法官採納64 個月作為量刑基準，遠超其他法官就涉及同一暴動案件分拆到其席前審理後，在判刑時所採納的量刑基準[35]，該些區域法院案件的原審法官都是以4 年至4 年9 個月作量刑基準。代表D2的柯大律師起先更嘗試指本案的原審法官在處理另一宗也是當天在金鐘發生的暴動案件中，也只是採納了4 年9 個月的量刑基準，來支持量刑不一致的觀點。但在本庭恢復上訴聆訊時，本庭向她指出該案[36]所處理的並非同一階段發生在政總的暴動後，柯大律師並不堅持她原本的論調。

36.  首先，牽涉同一案件的被告統一由同一法官判刑是最合適的做法，可避免出現量刑不一致性。但本暴動牽涉及拘捕多人，不能同一時間由同一法庭對所有被捕人士進行審訊，需要分拆成不同案件處理，實屬無可厚非，可以理解。其他區域法院的判刑理由並沒有指導性，對本庭也沒有約束性：律政司司長 訴 溫達揚 [37]。

37.  所有大律師均同意，R v So Hung-lee and Anor 案 [38]是本港就量刑不一致性的議題的權威案例。So Hung-lee 案識別了以下兩種情況：

“Two situations can arise. The first is where there is a disparity between sentences passed on the same occasion by the same judge. In this case the sentence should be varied by this court if, but only if, it can be shown that the judge has not properly apportioned the blame between the accused. If the sentence was otherwise appropriate and the judge was under no misapprehension of the roles of the various accused, then the sentence should stand.

…

The second is when different sentences are passed on different accused for the same offences by different judges on different occasions. In this case, the only consideration must be whether the sentence passed on the appellant was appropriate. As Roskill, L.J.(as he then was) said in R. v. Stroud (1977) 65 Cr App R 150 at p. 152:

“It is said that there is such a glaring disparity that this Court ought to interfere in order to remove what is said to be a grievance on the part of the appellant Stroud.

  That argument pressed to its logical conclusion would mean, as Scarman, L.J. pointed ou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appeal, that because one inadequate sentence is wrong, the other prisoner must also get a glaringly inadequate sentence in order to produce what is said to be a proper adjustment between the two and to avoid disparity. In the view of this Court that is quite wrong.”

38.  此觀點在較後的HKSAR v Abdallah [39]也得到認同，該案引用了司徒敬法官在HKSAR v Chow Tak Fuk [40]的以下段落：

“It seems to us that the applicant’ s brother was the beneficiary of an extraordinarily light sentence and what this applicant now seeks is the benefit of the same windfall. According to established principle, he is not entitled to that windfall.”

39.  司徒冕法官在Abdallah 案續說：

“This, of course, remains the principle to be applied and, we should add, once it is appreciated that a single decision, whether by the Court of Appeal or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s out of line with proper authority, any justification there might have been for a prisoner to harbour a genuine grievance at not being the beneficiary of a similar decision in his favour will be lost.”

40.  R v Stroud [41]所處理的也是第二種情況。代表D8的田大律師倚賴R v Fawcett [42]中的測試：明事理和理智的公眾成員在了解所有相關事實和情況後，在得知此判刑，是否會認為司法公義出現了問題？(“Right thinking member of the public”)。Fawcett 案也涉及上述的第二種情況，Lawton LJ的判詞完全沒有提及或分析了較近期的Stroud 案的原則，反而是採納了較早前Pitson 案[43]的測試：

“…would right-think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with full knowledge of all the relevant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learning of this sentence consider that something had gone wrong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41.  田大律師又指，高嘉樂法官在HKSAR v Hui Sze Ping [44]中理順了Stroud和Fawcett 案，高法官認為兩個測試並沒有不吻合之處，重點是考慮刑期是否「合適」(appropriate) 時，明事理和理智的公眾認為司法公義出了問題的刑期，必然是不合適的刑期。代表D10和D11的吳大律師指，HKSAR v Wong King Wai [45]也用了Fawcett 案的測試，但要注意的是Wong King Wai 案是第一種而並非第二種情況。

42.  上訴法庭在HKSAR v Chau Ping [46]處理的也是第二種情況。麥偉德法官認為並沒有必要如高家樂法官在Hui Sze Ping 案般嘗試把香港的案例與英國案例如Fawcett 案作出比較和磨合[47]，因為在該案中代表上訴方的大律師對So Hung-lee 案的量刑原則和觀點並無異議：

“56. 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Hong Kong approaches and, if so, whether they can be reconciled in the way Gall J suggested is not a matter that we have to decide for Mr Chau did not dissent from the So Hung-lee line of cases and accepted that his task before us was to persuade us that the sentence imposed upon the applicant was manifestly excessive.”

事實上，Fawcett 案的情況極為獨特：該案中在另一法官席前不認罪接受審訊的被告，定罪後被判的刑期比之前認罪的數名被告還要短。Chau Ping 案清楚表明，Stroud 案一直被香港法庭沿用：

“54. …in the second of the So Hung-lee situations where different defendants are sentenced by different judges, judicial error by one judge which confers a windfall on one accused will not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the other accused. On this issue, Hong Kong has followed the English case of Stroud (1977) 65 Cr App R 150. It is worth quoting a passage from Stroud as it seems to be the source of the comment that an appellate court will not interfere to replace a right sentence with a wrong sentence just to assuage the grievance felt by an offender who has received a heavier, but proper, sentence than his co-accused. Lord Justice Roskill said of the invitation to reduce a perfectly proper sentence in order to bring it into line with an inadequate sentence:

“That, as I have already said, involves the proposition where you have one wrong sentence and one right sentence, this Court should produce two wrong sentences. That is a submission which this Court cannot accept.” ”

43.  田大律師又嘗試倚賴HKSAR v Ho Chun Yu [48]中 “mos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一詞，以指出上訴法庭面對刑期不一致的陳詞，考慮案件是否屬Stroud 案外的「非常特殊的例外情況」，應以Fawcett 案中 “right thinking member of the public” 的測試為「非常特殊的例外情況」的例子。本庭並不同意。細看Ho Chun Yu 案的以下段落，不難得出So Hung-lee和Stroud兩案仍是香港的主流測試的結論：

“23. As Ms Chan pointed out, in cases where defendants charged with the same offence have been dealt with by different judges on different occasions and a submission is made on appeal as to the disparity of the sentences imposed on the applicant, the issue for the court is whether or not the sentence imposed on the applicant is appropriate. That is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would apply save in the mos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hat was the effect of the judgment of this Court in HKSAR v Leung Yiu Ming, in which having referred to the judgment of this Court in R v So Hung Lee & Another Nazareth VP said:

“In such a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only consideration must be whether the sentence passed on the appellant or applicant was appropriate, following the approach of Roskill LJ (as he then was) in R v Stroud (1977) 65 Cr App R 150 at p.152.

24. Having stated that the sentences imposed on the applicants were “well within the relevant guidelines” Nazareth VP went on to note:

“However, it can be seen from p.154 of R v Stroud that what it restated was in the nature of a general principle that would apply save in the “mos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25. As an example of “mos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such that a right thinking member of the public would consider that something gone wrong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Ms Chan invited the Court’s attention to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 of England and Wales in R v Fawcett…”

(後加強調)

44.  一如本庭所述，倫明高副庭長因應Ms Chan的邀請，考慮了Fawcett 案的案情後，認為Fawcett 案的情況特別，與Ho Chun Yu 案完全不能相提並論，而作出Ho Chun Yu 案並沒出現如Fawcett 案般的非常例外的情況的結論。

45.  由此可見，本庭的唯一考慮是原審法官以本案的案情而言，考慮到有關的加刑因素，採納64 個月的量刑基準是否原則性犯錯或明顯過重。量刑不一致的上訴理據不成立。

46.  當日金鐘的暴動共3 階段，本案涉及第二階段，即針對政總的暴動行為，時為16:20至16:48 時。申請方向本庭展示其他區域法院法官在處理同一日發生在金鐘的暴動案的判刑理由書以顯示，該些案件的量刑基準遠較本案原審法官所採納的為低。該些案件部份涉及金鐘其他階段的暴動，田大律師堅持，就本案原審法官所採納的量刑基準而言，明理和理性的公眾定必認為本案的司法公義出現了問題。

47.  本庭在律政司司長 對 唐健帮 [49]已指出，涉及暴動案件的案情、被告人的背景、犯案動機、扮演的角色，絕對可說是千變萬化，故此比較其他案件的判刑（即使同時涉及當日金鐘的暴動的不同階段的原審判刑）無助法庭釐定原審法官的量刑基準是否恰當。重點所在，仍是控罪要旨 (gravamen of the offence) 、適用的量刑因素及判刑是否合度。

48.  原審法官正確指出：

「114. …本案暴動歷時較短，並非因暴動者息事收斂，而是因警方能及時行動。儘管如此，暴動者仍退到樂禮街、添馬街方向的金鐘道一帶繼續和警方對峙。」[50]

49.  原審法官知道在與本案相同的暴動事件中，有些被捕者已在區域法院其他法官席前被判刑。他說：

「115. …本席沒有忽視判刑一致性的重要，但是其他在區域法院已作判刑的案件，對本席判刑沒有約束力，每一名被告即使參與了相同的事件，他們所擔任的角色都不同，而他們的個人因素也不同，而呈現在該些判刑法官面前的案情未必與本席在本案見到的完全相同; 本席不認為本席有必要一成不變地跟從相同暴動事件中其他判刑法官的判刑; 再加上本案暴動的嚴重程度遠超於楊家倫案、Tang Ho Yin案及梁天琦案，而案發地點乃政總外一帶，暴動者攻擊的目標是政總，是香港政府運作的核心，暴動者在該處肆無忌憚、明目張膽地不理警方多番警告及噴射水炮，公然向警方挑釁，攻擊政總，肆意破壞，視香港的法治與秩序如無物，法庭必須對有關暴動者作出重判，以收阻嚇作用，以儆效尤。法庭對暴動者須予重判，讓後來者知道破壞法治、破壞社會安寧，必須付出沉重代價，面對長年期的監禁。」[51]

50.  本庭在律政司司長 訴 庾家駒 [52]，處理非法集結案件的刑期覆核時，就「高風險建築物」有以下說法：

「48. 事發當天本案的非法集結，明顯是衝著政府總部而來，夏慤道和龍和道的示威者的目標，是政府總部，對政府總部和周邊的建築物和公眾構成嚴重威脅: CMT, supra, 第29段。非法集結的目標建築物是判刑時考慮的重要情節：律政司司長 對 梁曉陽。該案的衝擊目標是立法會大樓。上訴法庭認為立法會作為代表民意的機關，衝擊者不僅損害立法會作為代表民意的尊嚴，也妨礙其他合法和平集會的人表達意見和要求的權利，嚴重者引起不同意見者肢體衝突。同一道理，如余專員所指，本案涉及以本港行政機關的總部為目標，不止是阻礙警員那麼簡單，而是正面挑戰政府的管治。」

51.  明顯地，原審法官極度關注是次暴動涉及政總受襲擊，屬非常嚴重可導致加重刑責的因素。事實上，整個量刑理由書不同部分也顯示了原審法官就此加刑因素在量刑時給予的比重。[53]

52.  此外，原審法官因應各申請人的裝備而裁定「所有被告都不只是只憑自己身處暴動現場去壯大暴動聲勢的暴動者，他們在本案暴動的參與程度都不是最低的」[54]；牽涉的暴力程度亦遠比楊家倫 案、Tang Ho Yin 案及梁天琦 案高，而達致一個5 年4 個月的量刑基準。量刑基準過高的上訴理據不成立。

D8獲少於 25%的量刑扣減

53.  根據Ngo Van Nam案，當法庭已定下審訊日期，而被告人在審訊日前表示認罪，可獲20至25%量刑扣減 [55] ：

“…In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 discount to be afforded to the defendant in those circumstances, the judge will have regard to the time at which the indication was given and to all the other relevant circumstances.”

54.  上訴法庭並沒有進一步解釋何謂其他有關情況，但根據Ngo Van Nam 案之前的HKSAR v Lee Man Ki [56]，上訴法庭所指的看來是遲來的承認控罪或被告人在審訊中棄保潛逃時構成的其他情況。

55.  認罪扣減的原則在乎其功用價值，上訴法庭在HKSAR v Ngo Van Nam 案 [47] 援引了Kirby J在Cameron v The Queen [57] 一案中就著認罪的功用價值如何涉及公眾利益的說法：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public interest, relevant to the discount for a plea of guilty, are ‘purely utilitarian’. They include the fact that a plea of guilty saves the community the cost and inconvenience of the trial of the prisoner which must otherwise be undertaken. It also involves a saving in costs that must otherwise be expended upon the provision of judicial and court facilities; prosecutorial operations; the supply of legal aid to accused persons; witness fees; and the fees paid, and inconvenience caused, to any jurors summoned to perform jury service. Even a plea at a late stage, indeed even one offered on the day of trial or during a trial, may, to some extent, involve savings of all these kinds.

… it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facilitate pleas of guilty by those who are guilty and to conserve the trial process substantially to cases where there is a real contest about guilt...”

56.  在HKSAR v Ma Shu Keung [58]， 原審法官因馬替他另一案的被告作供期間不僅聲稱所有毒品均屬於他，更對警員作出不實的指稱，使另案的被告脫罪，認為他對警員作出不實的指控，沒有完全的悔意，不應獲得認罪的全數三分之一的量刑扣減。上訴法庭援引了 R v Wilson的以下段落：

“28. … there is a line of authority… which establishes that: (i)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it is wrong to reduce or remove credit for plea solely because the defendant has given lying evidence in support of another in a trial; and (ii) that may be different if the evidence is relied upon by way of a dishonest pre-sentence attempt to reduce the defendant’s own culpability.”

57.  上訴法庭認為，馬並沒有嘗試減輕自己的罪責：

“42. The consideration of a lack of remorse by the appellant confuses the utilitarian function of an early plea…

43.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ppellant giving evidence that was false or disbelieved was in effect punishing him for something for which he was neither charged nor convicted…”

58.  在本案，原審法官是基於D8的大律師在求情時對警員作出不實的指控而拒絕給予D8 25% 認罪扣減。 D8的原審大律師的書面求情邀請法庭觀看兩段顯示D8被追捕的過程。大律師指有關片段顯示，當時有其他示威者嘗試襲擊警員、搶走D8，但當時沒有佩戴頭盔的D8卻被追截他的警員不斷以警棍猛烈襲擊其頭部和身體各處。原審大律師稱 「該些行為是該數名示威者的自發行為，與第八被告無關。法庭實不應以該些行為加重第八被告的刑責」[59]。

59.  就原審大律師在書面陳詞時指D8當時沒有配戴頭盔一點，原審法官質疑與D8認罪時承認的事實不符，李大律師有誤導法庭之嫌。根據法庭謄本：

「官：你嘅陳詞就話「第八被告頭上亦沒有佩戴頭盔」。

李先生：  係。

官：你記唔記得第八被告認罪嘅時候，嗰個summary of facts係承認咗第八被告係有頭盔㗎?

李先生：  佢係有頭盔，法官閣下，但係佢…

官：當時帶黑色頭盔嘅，第37段，你係咪誤導緊法庭啊咁？」[60]

60.  原審大律師繼而解釋：

「李先生：…第八被告係有戴個頭盔，咁但係喺一個追逐期間，佢個頭盔已經係唔喺個頭上面，不過重點係姑勿論有冇戴頭盔都好，就算有戴頭盔，警員都唔應該向着第八被告嘅頭部，喺嗰個情況…」[61]

61.  原審法官向李大律師指出，片段顯示當時情況危急，有其他黑衣人嘗試搶犯、踢警察、棒打警員，警員才以武力制服D8 [62]，D8當時仍想逃脫，但李大律師反駁：

「走就可以咁樣打人頭嘅咩？…」[63]

62.  原審法官指出，D8的醫療報告顯示其傷勢輕微，與原審大律師所指D8的頭盔脫落、被警員猛力襲擊頭部的說法不符：

「官：當時佢係有帶頭盔嘅，如果冇戴頭盔，嗰個傷勢就唔係咁簡單，所以你喺個陳詞嗰度竟然話佢冇戴頭盔呢，我覺得你有啲唔公道啲囉…

…上一次認罪嘅時候認咗有帶黑色頭盔，你都夠膽喺個求情陳詞嗰度話佢冇戴頭盔。

…再加上如果佢當時冇帶盔，佢嘅傷勢唔係咁樣樣。」 [64]

「李先生： 好，我用common sense, 法官閣下，好彩第八被告當時有戴頭盔，如果唔係嘅話，佢嘅傷勢唔會好似今日咁輕嘅，…佢唔應該參與暴動，不過佢都更加唔應該被一個不合理嘅武力對待…第八被告唔應該參與暴動，佢唔應該喺嗰度，鼓勵咗其他人參與，但係佢都唔應該比警員喺佢手無搏擊之力…我唔係要希望法庭去減第八被告一個好多嘅量刑，但我希望法庭可以考慮呢件事嘅時候，考慮埋第八被告佢嘅良好背景，將佢嘅刑罰係盡量下調…」 [65]

63.  由此可見，D8的原審大律師指出，有他人嘗試搶走D8妨礙警方對D8進行拘捕，不屬本案的加刑因素。雖然原審大律師在求情時看似批評警方對D8使用不必要的暴力，但他並沒有試圖減輕D8在本案的受責性，他只是嘗試指出D8在事件也受了傷，希望原審法官把其刑期往下調。本庭認為，原審法官以原審大律師在求情時所提出的理據顯示D8悔意不足而只給予20.3% 的扣減犯錯。應給予與其他審前認罪的被告相同的25%的認罪扣減。

命令

64.  基於上述，除了第23段的命令之外，本庭批准所有申請人就判刑的上訴許可申請，但駁回D1、D2、D10和D11 的刑期上訴，維持原判。本庭判處D8 的刑期上訴得直，撤銷4 年3 個月的刑期，改判4 年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