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CCC 253/2025
[2026] HKDC 618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253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出席人士: |
周亦樂先生，為律政師檢控官，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 |
關恆芬先生，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張志宇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刑理由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被告人承認3項「縱火」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60(1)及(3)及63(1)條（控罪1至3）。
案情撮要
2. 被告人承認的「經修訂的案情撮要」內容如下：
(1) 2024年10月22日晚上約7時50分，彭樹輝先生（控方第一證人）沿亞皆老街步行，行向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與亞皆老街交界的行人天橋（行人天橋）橋底位置。
(2) 控方第一證人之後目睹行人天橋底的花槽有火光。同時亦看到被告人站在花槽旁邊，將一塊着火的紙皮推入花槽（第一地點）。被告人看見控方第一證人，叫他「唔好多事」。之後被告人離開行人天橋，行向亞皆老街方向。
(3) 控方第一證人查看第一地點。該處有植物、紙皮、膠袋及發泡膠着火（控罪一）。
(4) 控方第一證人隨即發現行人天橋底第一地點附近另外兩處也起火。行人天橋正下方（有別於第一地點）的花槽（第二地點）另外兩處起火。事件報警處理（控罪二及三）。
(5) 同日晚上約8時02分，消防員張振聲（控方第二證人）及隊員到達行人天橋並將火撲熄，在現場沒有發現偶發性自燃成因。
(6) 2024年10月23日下午，被告人在行人天橋附近被警務人員截停。經搜查，在他身上發現一樽丁烷氣體及一個打火機。
(7) 被告人被拘捕，在警誡下承認2024年10月22日點著紙皮。
(8) 被告人其後進行錄影會面。在警誡下承認：
(a) 他於2024年10月22日坐在行人天橋底花槽旁邊石壆，點着報紙。火勢蔓延到附近雜物，他便離開現場；
(b) 他於2024年10月22日用一個黑色打火機點着報紙；
(c) 行人天橋附近一架車輛裝置的行車紀錄儀拍攝到他於2024年10月22日晚上約7時56分離開行人天橋；及
(d) 亞皆老街9號裝設的閉路電視拍攝到他於2024年10月22日晚上約7時58分步過。
(9) 第一地點起火導致旺角深圳街15號長旺道垃圾收集站的外牆被熏黑。第一地點花槽內的泥土及植物也燒毁。
(10) 第二地點兩處起火導致行人天橋的外牆被熏黑，花槽內的泥土燒毁。
(11) 第一地點和第二地點起火所造成損毁的維修費合共港幣21,100元。
(12) 行人天橋附近亞皆老街一架停泊車輛裝設的行車紀錄儀拍攝到被告人於2024年10月22日晚上7時56分行向亞皆老街。
(13) 行人天橋附近亞皆老街9號裝置的閉路電視拍攝到被告人於2024年10月22日晚上約7時58分步過。
被告人的背景
3. 被告人現年64歲，獨居。他曾有3段婚姻，與第一任妻子育有一名兒子，與第二任妻子育有一子一女。他和第一任妻子已失去聯絡；和第二任妻子及兒女間中有聯繫，他亦間中給予第二任妻子所生兒女零用錢。被告人現任妻子長期居於國內。
4. 被告人曾接受小學三年級教育，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地盤工作，現已退休，倚賴社會援助金維生。
5. 被告人過往有6次刑事定罪紀錄，涉及6項控罪，其中一項與毀壞財物有關（1996年刑事毁壞）。
原則
6. 「縱火」是極嚴重的控罪，最高刑期為終身監禁。
7.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 於第799頁 [App 8] 指上訴法庭於Chau Yuk Kuen v R（CACC 402/1980，1980年6月19日，未經𢑥編）一案中就「縱火」罪訂定量刑指引，量刑基準最少為4至5年監禁。
8. 於該案中：
(1) 上訴人承認一項「縱火」罪，被判處2年監禁。她不服判刑，提出上訴；
(2) 上訴人與受害人曾有親密關係，但其後被受害人遺棄。案發當日，上訴人前往受害人的居所時發現受害人與另一名女子一起。兩人發生爭執，期間上訴人遭侮辱及毆打，導致面上及手臂都受傷。上訴人在盛怒下跑回家取得一罐火水，並將火水淋潑在受害人居所門前，然後放火。受害人嘗試撲火，結果被嚴重燒傷。受害人的89歲母親亦受輕傷。
(3) 上訴法庭指：
“I agree with the judge when he said “arson is the type of offence which she did was an irresponsible and most dangerous act” … It is a very serious offence, indeed…
… We feel that the tariff sentence for this type of appeal should be at least 4 to 5 years.”
(4) 上訴法庭認為上訴人是在極度困擾及一時衝動下犯了縱火罪，而適當的量刑基準不少於4至5年。原審法官考慮到上訴人自少體弱多病，後來病情更引致其腦部受損，影響其智力；上訴人早年喪夫，是單親母親等因素，判處上訴人2年監禁。上訴法庭認為判刑並無不妥，駁回上訴。
9. 無可置疑的是，「縱火」罪是極嚴重的罪行。可是，於該案的判決中，上訴法庭沒有提及上訴人是就法例第60(1)或60(2)條被控。於HKSAR v Lo Po Tak [1998] 3 HKC 685，上訴法庭指出《刑事罪行條例》第60(1)條及第60(2)條的罪責不同。第60(1)條只牽涉危害財物，而第60(2)條則涉及危害他人生命。因此第60(2)條的罪責比第60(1)條更為嚴重。
10. 另外，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龔伯富 [2008] 2 HKCLRT 235，上訴法庭考慮過Chau Yuk Kuen案後指：
「23. 本庭已考慮過多宗有關案例，正如本庭在上文所述，縱火案是極為嚴重的罪行，但不同案件，特別是涉及家庭或感情糾紛的縱火案件的嚴重程度都不同，故本庭認為不適宜就該種罪行定下判刑指引。法庭必須根據個別案件的嚴重性而作出適當的判刑。」
11. 因此，這類控罪似乎沒有量刑指引，量刑基準因案情而定。
12. 於R v McKay (Grant) and Another (2017) [2017] EWCA Crim 2299，英國的上訴法庭指：
“20. It seems to us that in setting sentence, the sorts of considerations that might be relevant (without wishing to set out an exhaustive list) w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i) whether the arson was committed recklessly, or intentionally; (ii) the amount of time that the risk continued for; (iii) whether there were medical or mental health issues which played a part in the setting of the fire; (iv) whether there were other aspects of personal mitigation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v) the nature and level of the risk posed by the fire to life and property; (vi) the extent of any damage, actually caused to property and/or person’s health; (vii) the conduct of a defendant upon realizing that a fire had started; and (vii) importantly, whether the fire was connected to some other unlawful activity and whether that was pursued for personal gain or otherwise.”
討論
案發情況
13. 大律師指案發當日，被告人往探望老人家後，購買了一些啤酒獨自飲用。雖然酒醉，被告人仍知悉其行為所帶來的後果，只是判斷力受到酒精的影響。喝酒後，被告人打算吸煙，但當時打火機運作不良，只能擦出一些火花，未能點著香煙。於是被告人用打火機點著一些紙皮，維持火種燃點香煙，之後隨手丟棄火種。結果火焰蔓延。被告人曾嘗試用紙皮及發泡膠去撲滅火種，結果情況變得更差。被捕時，被告人已向警方指出：「尋晚諗住食煙，唔小心點着咗嗰度啲紙皮，個火機我都掉咗啦」。大律師續指，被告人被捕時，警方於被告人的背囊內撿獲打火機氣體。因之前被告人的打火機運作不良，他才隨身攜帶打火機氣體，以備不時之需。該氣體與本案無關。
14. 上述說法簡直荒謬，亦與被告人承認的案情撮要完全不脗合：
(1) 案發時，被告人身在旺角，一個人煙最稠密的區域，便利店比目皆是，隨手已可購得打火機，根本不用大費周章用其他物品燃點香煙；
(2) 香煙比紙皮輕薄得多。如打火機無法點著香煙，根本不可能點著紙皮；
(3) 大律師指，被告人點著香煙後隨手棄置燃燒的紙皮才令到火焰蔓延。可是根據被告人承認的案情撮要，被告人燃點的是報紙（而非紙皮），引致火勢蔓延；
(4) 大律師續指，被告人隨手丟棄正在燃燒的紙皮，燒著附近的紙皮和雜物才令火焰蔓延。可是，大律師隨即又指被告人曾嘗試用紙皮和發泡膠撲滅火種。如火勢是因紙皮及雜物而蔓延，再將這些物品放在火上只會火上加油；該說法簡直匪夷所思；
(5) 大律師將案件說成純屬意外。如說法屬實，被告人根本不應認罪。另外，根據被告人承認的案情撮要，案發時控方第一證人目睹被告人正在將一塊著火的紙皮塞進第一地點的花槽，後來控方第一證人發現第二地點另有 2 處亦起火。被告人發現控方第一證人後不但沒有求助，還叫控方第一證人「唔好多事」。起火地點和被告人的行為簡直與意外失火的說法南轅北轍；
(6) 案發現場不單是第一地點的花槽起火。被告人亦承認第二地點的花槽另有兩處亦起火。根本沒有理由兩個不同的花槽會同時起火；
(7) 如上文所述，被告人的火機失靈，他隨處也可購買另一個火機。火機失靈可以有很多原因，例如欠缺火機氣體、欠缺火石或機件失靈。隨身攜帶火機氣體根本無補於事。況且，大律師指被告人向警方表示已丟掉失靈的打火機。如火機氣體可解決問題，被告人根本無須丟棄火機。被捕時，警方從被告人身上撿獲一個黑色火機。只要該火機有充足的氣體，被告人根本沒有理由須隨身攜帶火機氣體。
15. 本席完全不接受辯方的說法。最終大律師亦撤回上述說法（即陳詞第5至6段）。考慮到整體案情，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是被告人故意縱火。可是，警方是於案發約一天後才於案發地點附近從被告人身上找到火機燃料。雖然被告人極度可疑，但沒有證供證明案發時被告人使用火機燃料縱火。因此，本席對火機氣體不予以考慮。
案例
16. 大律師援引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龔伯富（同上）及HKSAR v Lo Po Tak（同上）。
17. 於龔伯富案中：
(1) 被告人不理智地參與香薰油銷售業務，導致財政狀況極為緊絀。他在家中與子女爭吵，其間將香薰油倒在客廳中央的地上。當時他正受酒精影響。被告人的13歲女兒不滿被告人沒有金錢支付電話費，令她無電話可用，更向被告人說：「你要死，就自己跳樓死」。被告人的19歲兒子亦指責被告人遭人騙去全部金錢。被告人因此而變得極為激動和憤怒。他於是拿出一張報紙，用手執着其中一角和用打火機燃點另一角，然後將燃燒着的報紙拋在地上，引致地上的香薰油起火，導致該單位火警。火勢很快遭撲滅，但事件中，被告人全身百分之30受二級程度燒傷，其女兒則全身百分之2被燒傷。被告人被控一項「罔顧他人生命是否會受危害而縱火」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60(2)條。經審訊後被定罪，被判處6年半監禁。他不服判刑，提出上訴許可申請。
(2) 上訴法庭指「縱火」是極為嚴重的罪行，但不同案件，特別是涉及家庭或感情糾紛的縱火案件嚴重程度都不同，因此不適宜就該種罪行定下判刑指引。法庭必須根據個別案件的嚴重性而作出適當的判刑。於該案中，存有多項減刑因素：該案源於家庭糾紛，不涉及黑社會活動、恐嚇勒索或報復。被告人的罪行亦與他的性格不符。他於案發當晚的特殊行徑，除了是因為他受酒精影響外，亦是出於他被其子女的不敬言行激怒。被告人是在一時衝動下作出極為不智的行為。除了被告人外，其女兒是唯一在事件中受傷的人。被告人的傷勢亦遠較其女兒的傷勢嚴重，需留醫三個月。此外事件可能導致被告人與其家人的關係更加疏離，而涉案火災亦必會令被告人家庭蒙受一些經濟損失。被告人用以放火的是香薰油，其嚴重性較使用汽油、天拿水或火水等易燃液體為低。此外，被告人已年過半百，但沒有犯罪前科。基於上述因素，被告人的判刑上訴得直，其刑期由6年半減至4年。
18. 於Lo Po Tak案中，申請人承認兩項「縱火」罪，違反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60(1)及(3)條：
(1) 案發當日凌晨時份，申請人於屋邨其中一幢大廈的電梯大堂縱火，導致電梯按鈕損毁（控罪1）。同日早上，申請人再於屋邨的另一座大廈垃圾房外縱火，導致部分垃圾燃燒（控罪2）。精神醫生指申請人沒有精神病，但智商比正常低。他過往有8次縱火的刑事定罪紀錄；
(2) 原審法官就每項控罪以8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因申請人承認控罪，給予三份一的認罪折扣後，每項控罪的刑期減為5年半監禁。法官下令第二項控罪的其中1年半與控罪一分期執行，即總刑期為7年監禁。申請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
(3) 上訴法庭指刑期過重，每項控罪適當的量刑基準為6年監禁，同期執行。
19. 本席同意龔伯富案比本案嚴重，案情亦與本案的案情截然不同：
(1) 龔伯富案的上訴人是根據第60(2)條被控，而本案的被告人是根據第60(1)條被控；
(2) 龔伯富案涉及點燃助燃劑。本案中，本席已表明不會考慮火機燃料；
(3) 龔伯富案的申請人於居所內縱火。本案的被告人則在街上縱火；
(4) 龔伯富案內，申請人的女兒受傷。本案內沒有人受傷。
20. 可是，龔伯富案中有多項求情因素。本案中，則沒有類同的求情因素：
(1) 龔伯富案源自家庭糾紛，而申請人受到其子女不敬的言行所挑釁。本案中，沒有任何證供顯示被告人受到任何挑釁；
(2) 龔伯富案的申請人是一時衝動下犯案。本案的被告人則是故意縱火；
(3) 龔伯富案的申請人被嚴重燒傷。本案的被告人則沒有受傷；
(4) 除了刑事責任外，龔伯富案會令申請人與家人的關係更疏離；火災亦必會令申請人家庭蒙受一些經濟損失。本案被告人破壞的是公物，對他本人沒有任何經濟或家庭的損失；
(5) 龔伯富案中的申請人年過半百，但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雖然本案的被告人沒有任何縱火前科，但並非初次干犯刑事控罪。
21. 本席亦同意Lo Po Tak案的情況比本案嚴重：
(1) Lo Po Tak案的申請人於民居大廈的大堂內及垃圾房外縱火。本案的被告人則於街上縱火；
(2) Lo Po Tak案的申請人過往有8次縱火的刑事定罪紀錄。本案的被告人則沒有縱火的紀錄。
22. 可是，Lo Po Tak案的申請人的智商偏低，而本案中沒有任何證供顯示被告人的智力有問題。
23. 大律師另提及2宗區域法院的判刑案件：HKSAR v Lee Hoi Ying DCCC 183/2016及HKSAR v Chan Kau Chai DCCC 272/2016。
24. 大律師承認，該些判刑案件對本席完全沒有約束力，但他力陳該兩件案件的案情與本案比較相似，希望法庭用作參考。
25. 於律政司司長對唐健帮及另二人CAAR 13/2022 [2023] HKCA 896，上訴法院指出：
「35. 第一，雙方於本案存檔了多份區域法院的判刑理由書，希望藉此支持己方立場。本庭在律政司司長 訴 溫達揚 一案第27段已指出：
「⋯ 因為這些判刑，從來就沒有經過上訴而被肯定，也沒有什麼量刑原則可言，對量刑既沒有約束力也沒有參考價值，根本起不了任何指導作用，根本不應稱之為『案例』⋯」
況且，「有意圖而傷人」及「暴動/非法集結」罪的案情，以及某被告人的背景、犯案動機、於該案所扮演的角色等事項，可謂千變萬化，任何單純對案件判刑作出比較的做法，都不能協助本庭處理原審判刑是否恰當這個議題。歸根究底，控罪要旨（gravamen of the offence）及適當的量刑因素才是重點所在，而非個別案件的判刑。」
26.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劉晉旭及其他人CACC 243/2021 [2023] HKCA 1098，上訴法庭又再重申：
「51. 在完結前特別一提。申請方曾在他們的書面陳詞援引區域法院另一宗2號橋暴動案的原審判刑（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起行 [2021] HKDC 874，作為適用蔡家輝案的支點以支持本案量刑基準過高的主張，結果終被勸退。本庭已在過往指出過多次，在今年的律政司司長對唐健帮及另二人 [2023] HKCA 896（判刑理由書日期：2023年8月25日）又再重申：未經上訴的原審判刑對同級法院沒有約束力，對上訴法庭也沒有任何參考價值，不應被業界用作上訴時的依據。」
27. Chan Kau Chai案的法官認為Lee Hoi Ying案的情況與Chan Kau Chai案最相似，因此採納了Lee Hoi Ying案的量刑基準。事實上，Lee Hoi Ying案的情況與本案的案情有重大分歧，而本案的情況比Lee Hoi Ying案嚴重：
(1) Lee Hoi Ying案中的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案發時正居於案發現場的療養院。本案中的被告人並沒有精神病；
(2) Lee Hoi Ying案中的被告人是罔顧危險，將燃燒中的煙頭丟棄在房間內的床上，引至床單及床褥著火。法官指被告人並非用火機點火；如被告人用火機點火，又作別論（第14段：“it was not a case of the defendant setting light to something with a lighter or an accelerant.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those two scenarios”）。本案的被告人是用火機點火；
(3) Lee Hoi Ying案中的被告人只是於一個位置縱火。本案的被告人則分別於2個花槽的3個位置連環縱火；
(4) Lee Hoi Ying案中的被告人是罔顧後果。本案的被告人則是故意縱火。
28. 考慮到整體案情，本席認為每項控罪適當的量刑基準為4年監禁。
減刑因素
29. 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三份一的扣減；刑期減為32個月監禁。
30. 大律師指被告人已64歲，健康不理想，心臟和血壓都有問題，亦曾接受「通波仔」手術。
31.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指出：
“[30-31] At some point, the more mature age an accused may start to operate as a mitigating factor: R v C (1992) 14 Cr App R (S) 562. This is particularly so if combined with a clear record: R v Bowdler [1975] Crim LR 590.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Hong-leung [2010] 1 HKLRD 226, 235 … Stock VP said, in relation to an accused of good character aged 71, that:
[W]e will accord credit for the fact that until relatively late in life, this respondent was a hard-working family man who had committed no criminal offences and had made some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30-32] The point at which the maturity of the accused is relevant as mitigation is sometimes said to have been reached at the age of 60: R v Tsui Lai-ying and Ors [2006] HKCU 308 … However, in HKSAR v Chow Chi-ming [2006] HKCU 398 (HCMA 1247/2005, 21 February 2006, unreported), Leone DJ said it wa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old age, unless extremely advanced in age, is generally not a mitigating factor’. In HKSAR v Lau Yuk-huen [2008] HKCU 864 (CACC 37/2008, 5 June 2008, unreported), it was said that the 66-year-old accused was not to be regarded as old …
[30-34] In some circumstances, the advanced age of the accused will count for little … In R v Cooper [2007] EWCA Crim 394 …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in considering cases involving accused aged 101 and 97, held that although an offender’s life expectancy, age, health and prospect of dying in prison were factors legitimately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sentencing, they had to be balanced against the gravity of the offending …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seeing adequate punishment for very serious crimes …”
32. 被告人現年64歲，年紀不可算老邁。況且，他亦並非紀錄良好的人。
33. 除非有極特殊的情況，被告人的健康狀況並非求情因素。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指：
“[30-174] The ill-health of an accused ‘is not a licensed to commit crime’: Clarkson v R (2007) 171 A Crim R 1, 49.
[30-175] In Yip Kai-foon v HKSAR [2000] 1 HKC 335, 339 … Li CJ said: “Under the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evolved by the courts, medical grounds will seldom, if ever, be a basis for reducing the sentence for crimes of gravity’…
[30-176] The objective criminality of particular offenses will often be such that the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which is otherwise appropriate is necessary, irrespective of health factors: HKSAR v Tong Fuk-sing [1999] 3 HKC 332, 336 …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operates ‘excellent’ medical facilities: HKSAR v Wong Chi-choi [2006] HKCU 1443 (HCMA 628/2005, 6 October 2005, unreported). In HKSAR v Woo Shun-cheong and Anor [1998] HKCU 2082 (CACC 120/1998, 10 December 1998, unreported), an aged offender who complained of ill health was told that his condition could be ‘adequately dealt with in prison’.
[30-177] In HKSAR v Tam Yuen-tong [2017] 1 HKLRD 884, 896 … McMahon J made the point that ‘as a matter of reality, most prisoners receive medical attention in prison of an equal or better standard than they would otherwise receive’. In HKSAR v Chan Kau-tai [2008] 3 HKC 78, 89 …, it was noted that the accused who needed a liver transplant was being attended to in the custodial ward at Queen Mary Hospital and was ‘in good hands’. Save in the rarest of cases, a ‘prisoner’s medical condition is not a matter to which this court will have regard for mitigation of a proper sentence’: R v Ho Mei-lin [1996] 4 HKC 491, 493 …”
34. 大律師力陳，案發前被告人曾飲用啤酒，判斷力可能受到酒精影響。他指被告人已決心戒酒，不會重犯。首先，大律師本身也承認，當時被告人明白自己的行為及所帶來的後果。被捕時，警方從被告人撿獲一罐啤酒，但相片顯示該罐啤酒未被飲用，亦沒有證供顯示案發時被告人曾飲用酒精。這只是被告人自圓其說的開脫。他於聆訊中不斷胡說八道，推卸責任，結果大律師亦撤回陳詞第5至6段。
35. 況且，受酒精影響亦並非減刑因素。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指出：
“[30-38] The policy of the law is not to give an accused a sentencing reduction on the basis that he was drunk when he committed the offence: R v Rosenberger ex p Attorney General (1994) 76 A Crim R 1. He must instead expect to receive the sentence, his offence merits: R v Paton [1982] Crim LR 58. In HKSAR v Chau Wai-kan, Vicken (No.2) [2011] 5 HKC … Stock VP explained that ‘where an accused has become addicted to alcohol or drugs, he must, generally, be treated as carry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state of affairs, especially when he has sought no assistance to take himself out of the cycle’.
[30-39] In R v Liu Ping-kin [1993] 2 HKC 192, 195, Pennington JA said the accused ‘apparently has a problem with alcohol, but we do not consider that as a mitigating factor’. In R v Grossi (2008) 183 A Crim R 15, 32 … Redlich JA observed that ‘drug or alcohol induced conditions have not as a general rule required any significant moderation of [these] sentencing considerations’…
[30-41] When alcohol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an accused cannot expect to turn to his advantage his self-induced intoxication: Attorney General v Lee Kai-man [1997] 1 HKLRD 576, 579 … Quite the contrary, as demonstrated in HKSAR v Ganbold Chinzorig (HCMA 126/2016, 15 June 2016, unreported), it was said of a pickpocket who had taken drink before committing the offence that he ‘must have known that he put himself in the way of temptation’, and his sentence was enhanced in consequence.”
36. 換言之，除了適時認罪外，本案並無其他減刑因素。況且，根據HKSAR v Ngo Van Nam [2016] 5 HKC 231，認罪折扣已是最高分水線（High watermark），涵蓋悔意及所有其他求情因素；除非有極特殊的求情因素，法庭不應予以額外折扣。因此，就每一項控罪，本席判處被告人32個月監禁。
總刑期
37. 本席必須考慮總刑期原則。被告人是於同一個刑事行為中（one criminal activity）干犯本案的3項控罪。因此，本席下令3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