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協強及另一人

DCCC 1647/2025 及 DCCC 263/2026 (已合併)

[2026] HKDC 1628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1647號及

刑事案件2026年第263號 (已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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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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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本案合併控罪書涉及兩位被告人共6項罪。第一至第三項控罪為“窩藏另一人而目的在於使該人賣淫”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30(1)(b)條（第一組控罪），第四至第六項則為“協助未獲授權進境者留下”罪，違反香港法例第115章《入境條例》第37DA(1)條（第二組控罪）。

2.  第一被告人梁協強獨自面對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五項控罪，他與第二被告人朱泳澄共同面對第三及第六項控罪。第一被告人承認所有控罪，第二被告人則承認第六項控罪。本席批准控方申請，就第二被告人面對的第三項控罪留在法庭檔案，未經法庭批准不得繼續檢控第二被告人。

案情

3.  兩位被告人承認的經修訂合併案情撮要顯示，本案涉及3名中國內地女子张彦红、陈春丽及揭曼婷。於本案相關時段，她們均為香港法例第115D章《入境（未獲授權進境者）令》所界定的未獲授權進境者，但非法入境後在香港提供性服務。於2020年12月13日，她們被警方拘捕，罪名為“在非法留在香港期間參與或開辦業務”罪。 其後她們3人認罪，被判15個月監禁。

4.  於本案相關時段，九龍尖沙嘴柯士甸道8號龍堡國際賓館（“地點1” ） 1719號房由张彦红用作賣淫，該房間以第一被告人名義預訂，入住期為2020年12月7日至14日（第一及第四項控罪）；九龍尖沙嘴麼地道71號富豪九龍酒店（“地點2” ）1169號房由陈春丽用作賣淫，該房間以第一被告人名義預訂，入住期為2020年12月11日至15日（第二及第五項控罪）；而地點1的2141號房由揭曼婷用作賣淫，該房間以第二被告人名義預訂，入住期為2020年12月4日至11日（第三及第六項控罪）。

5.  2020年12月13日，第一被告人於地點1被拘捕，當時他管有現金港幣（下同）500元及5張酒店房卡（屬於3間不同酒店）。警誡下第一被告人承認安排妓女在酒店房間接客；他於2020年12月13日前約1個月開始做這份工作，報酬為每日600元，以現金支付，負責協助涉案妓女取得酒店房、購買食物，並在她們換房間或酒店時協助搬行李；他知道以他本人名義預訂，地點1的1719號房及地點2的1169號房均由非法入境者佔用作提供性服務；2020年12月4日，他曾協助1名妓女從九龍酒店搬行李到地點1的2141號房；及他半個月前透過共同朋友認識第二被告人，他給了第二被告人500元，作為第二被告人協助訂房的報酬。

6.  2020年12月17日，第二被告人於新田青龍村被拘捕。警誡下她表示第一被告人（稱為阿Ben）叫她訂酒店房間，報酬為每間房500元，以現金支付。第二被告人訂了地點1的2141號房之後，把房卡交給第一被告人，入住期為2020年12月4日至11日；她知道涉案酒店房間由非法入境者佔用作提供性服務，她協助訂酒店房間，因為那些非法入境者訂不到房間。

被告人背景及求情

7.  第一被告人現年49歲，1976年12月22日香港出生。他已婚，2020年與太太分居，17歲女兒由太太照顧，他每月支付5,000元供養女兒。他曾接受過中三程度教育，還柙前任職地盤管工，月入約20,000元。他19歲開始犯事，2020年本案案發時，他有7次共11項刑事定罪紀錄，之後亦有3次共7項定罪紀錄，但沒有與本案同類前科。他於2025年11月3日就“危險駕駛”及“藏有危險藥物”等5項控罪，被判監13個月。

8.  代表第一被告人的趙大律師陳詞，指第一被告人犯案期間正值新冠疫情，當時工作不足，造成經濟壓力，為賺取額外微薄薪酬而犯下本案。他不屬任何賣淫集團的領導位置，只是因經濟問題，受人唆擺之下參與案件。他並不涉及組織任何賣淫活動，僅屬「跑腿」角色。他借出自己名字訂下酒店房間及按指示協助安排妓女日常起居飲食，並無參與經營賣淫核心業務。本案並不涉及任何脅迫或非法禁錮等類似情節，涉案妓女亦非未成年。趙大律師提供數宗案例及區域法院案件[1]供法庭參考。

9.  趙大律師指第一被告人在首次答辯時承認控罪，節省法庭時間，充分表達悔意，應獲全數三份一扣減。趙大律師亦指本案6項控罪於短時間之內發生，屬同一事件，他邀請法庭考慮頒令全部刑期同期執行。

10.  另外，趙大律師指本案檢控有不合理延誤。案件於2020年12月發生，轉介文件冊當中的證人供詞於2021年1月底前已全部完成。第一被告人沒有阻礙任何警方調查，他早於被拘捕時警誡下已就案情和盤托出。他自2020年12月首次被捕後，一直依期遵守警察保釋條件，每3個月返回到警署報到，然而他一直未有等到警方就此案有何進展的消息。他在這段期間一直受案件困擾，自己亦知悉很有可能因本案被判監，所以一直不敢申請任何以僱員形式聘請的地盤管工工作，以免之後如被判監影響工作計劃。直至2025年1月，他因兩度犯下其他罪行而被判監，警方似乎未有考慮加快本案進度，以讓法庭一併考慮他情況頒下最恰當的判刑。反之，警方於2025年11月當他快將完成第二段刑期時，方就此案件正式起訴他。這對他來說，無疑是變相加刑。趙大律師引援案例[2]，指法庭可就此給予減刑。

11.  第二被告人現年39歲，1987年6月5日香港出生。她已婚，育有18歲女兒及16歲兒子。她與丈夫已分居，自幼子出生後便與丈夫失去聯絡，目前子女由母親照顧，她個人獨居於天水圍。她曾受中五程度教育，之後於餐廳從事基層勞動工作。她2014年開始犯事，2020年本案案發時有3次共5項刑事定罪紀錄，之後亦有5次共8項定罪紀錄，但沒有與本案同類前科。

12.  代表第二被告人的徐大律師陳詞，指第二被告人完全沒有參與安排該名非法入境者來港，從未與對方有任何直接接觸，亦沒有參與賣淫集團的營運或分享非法收益。她在本案中的唯一參與，是按指示預訂酒店房間，報酬為500元。她的角色純屬被主腦利用的「跑腿」，與那些組織、策劃或管理非法賣淫場所的主腦在罪責上有著根本的區別，屬於最底層的邊緣參與者，其罪責相對較輕。

13.  徐大律師指第二被告人沒有以迴避的態度浪費警力，反而在警誡下及錄影會面中，把自己的涉案行為和盤托出，展現出充分合作的態度。她於第一時間選擇向法庭認罪，願意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展現出真誠的悔意，不僅節省了寶貴的法庭時間和公共資源，亦免卻了證人出庭作供的需要，這是本案最大的求情理由。

14.  庭上陳詞時，徐大律師採納趙大律師就檢控延誤的論點，但指明不會依賴向執法部門提供實質協助為減刑理由。他懇請法庭考慮到第二被告人及早認罪及檢控延誤，予以寬大處理，採納較低的量刑起點並給予最大幅度的刑期扣減。徐大律師亦提供2宗案例給法庭參考[3]。

量刑

15.  本案涉及的兩組控罪，均沒有量刑指引。上訴庭經常指出，就量刑而言，不同案件有不同事實背景，以過往案例的量刑作比較，作用不大；同級法院的其他案件，更不能稱為案例，沒什麼參考價值[4]。雖則如此，本席有參閱辯方提供的案例。

16.  就第一組控罪而言，最高刑罰為14年監禁。本案嚴重之處，在於案發時正值新冠疫情高峰期，相關內地女子均為非法入境者，除基本刑責之外，更涉及嚴重的潛在疫情風險，危及全香港市民。

17.  本席接納第一被告人並非賣淫集團主腦，僅屬「跑腿」角色。他雖然並無參與經營賣淫核心業務，但亦不失為一個重要角色。本案並不涉任何脅迫或非法禁錮等類似情節，涉案妓女亦非未成年。考慮過所有相關因素，就第一組每項控罪，本席以27個月作為量刑起點。第一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扣減三分之一，刑期減為18個月。

18.  就第二組控罪而言，最高刑罰為10年監禁及罰款50萬元。上訴庭於The Queen v Shum Ho Tang[5]一案作出指引，就此控罪判刑時應考慮的因素包括:-

(1) 重判的目的是要阻嚇偷渡者來港；

(2) 若沒有人願意收留偷渡者，偷渡者的人數自然會大減；

(3) 除了非常罕有的情況，一般是即時入獄；

(4) 向偷渡者提供就業機會的人會被判以相同於偷渡者的刑期；及

(5) 收容者與偷渡者的關係越是親近，求情因素越強。貪婪的承包商僱用及剝削為其工作的偷渡者，刑期可高於4年。

19.  本案涉及的3名內地女子，認罪後均被判15個月監禁。考慮過所有相關因素，就第二組每項控罪，本席以18個月作為量刑起點。兩位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三分一扣減，刑期減為12個月。

20.  兩位被告人均非初次犯事，但沒有同類前科，而且相當部分為本案案發後發生，本席不會視為加刑因素。

21.  就第一被告人而言，本席接納雖然每組控罪的3項控罪涉及3名不同內地女子，但於短時間之內發生，刑期可以同期執行。同樣地，第二組控罪的3項控罪，刑期亦可同期執行。但兩組控罪的刑責不同，刑期理應分期執行。考慮到總刑期原則，本席認為第二組控罪的其中6個月，應與第一組控罪的刑期分期執行，總刑期為24個月。

22.  兩位辯方大律師均指稱本案涉及不合理的檢控延誤，要求法庭就此因素對刑期作出適當調整。就此議題，上訴庭於HKSAR v Chiu Chi Wing (趙志榮)[6]一案中，引述澳洲案例 Scook v The Queen[7]中列出的7種情況作參考：

(1) 純粹延誤本身並不是一個求情因素；

(2) 若延誤是由於偵查、調查或證明犯罪者所犯罪行的困難而造成，且延誤的時間在當時情況下是合理的，則通常不會成為減刑因素；

(3) 若延誤是由於犯罪者阻礙或不與相關的檢控或調查機構合作而造成，則通常不會成為減刑因素，但犯罪者對其合法權利的依賴並不構成阻礙或不合作；

(4) 若延誤是由於刑事司法系統的正常運作造成，包括因犯罪者或共犯行使其權利而造成的拖延，則通常不會成為減刑因素；

(5) 出現因延誤而引起的其他減刑因素，例如犯罪者在延誤期間改過自新，其他對他有利的情況取得進展；

(6) 在並非因上述第2，3，4項引致的延誤下，下列情況通常能成為減刑因素：

(a) 延誤給犯罪者帶來巨大壓力，或在很大程度上置其於「不確定的懸念」中；或

(b) 在延誤期間，犯罪者合理預期不會被檢控或檢控不會繼續，而犯罪者基於這種預期安排了他的事務。

23.  另外，於特殊情況下，嚴重的延誤可令法庭考慮緩刑或其他非監禁式刑罰[8]。

24.  控方提供了本案相關的時序表。根據該時序表及相關案情，第一被告人於2020年12月13日已被拘捕，第二被告人於4天後亦被拘捕，當時兩人於警誡下經已就本案向警方作出招認。相關內地女子於2021年6月7日經已就本案各被判監15個月。第二被告人的警察保釋於2021年7月左右經已取消，而第一被告人的警察保釋一直維持至2024年12月11日亦取消。警方於2025年6月4日才獲得律政司指示，就本案起訴兩位被告人。警方最終於2025年9月17日聯絡上第一被告人，對他再拘捕及落案檢控，而第二被告人則於2025年11月28日再被拘捕及檢控。

25.  資料顯示，於該拘捕行動中，警方先後共拘捕39人，調查除涉及本案控罪外，亦有就俗稱“洗黑錢”罪行作出調查。本席完全理解，在此情況下，調查需時。但本案由拘捕至落案起訴兩位被告人，為時接近5年，其中包括3次警方等候律政司法律意見，第一次於2021年4月，需時1個半月；第二次於2021年7月，需時18個月；而第三次則於2024年4月，需時14個月。此等延誤，並非由兩位被告人的行為引致。

26.  本席認為，本案之延誤並不合理，亦引致兩位被告人承受壓力，或在很大程度上置其於「不確定的懸念」中，對第二被告人情況尤其嚴重。就此因素，本席酌情減刑兩個月。第一被告人的總刑期減為22個月。

27.  綜合以上因素，就兩位被告人面對的控罪，本席判刑如下：

第一被告人

第一項控罪：16個月

第二項控罪：16個月，與第一項控罪同期執行

第三項控罪：16個月，與第一項控罪同期執行

第四項控罪：10個月，6個月與第一項控罪分期執行

第五項控罪：10個月，與第四項控罪同期執行

第六項控罪：10個月，與第四項控罪同期執行

總刑期 ：22個月

第二被告人

第六項控罪：10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