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鄭俊濤

DCCC 1023/2021

[2022] HKDC 139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1年第10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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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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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涉及三名被告人，而本聆訊只關乎第一被告人。他獨自面對共 7 項「入屋犯法」罪；另與第 3 被告共同被控共 4 項 「入屋犯法」罪（即共 11 項控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210 章《盜竊罪條例》第11(1)(b)  及 (4)  條。第一被告承認所有控罪，以下是本席的判刑原因。

承認事實

控罪 1 （指控第一被告）

2.  案發地點是位於香港薄扶林沙灣徑 25 號譚亦衡樓的其中一個單位（地點 1）。單位包括地庫、地下及一樓。控方證人 1 於該處與她的丈夫、女兒及家人同住。2020 年 9 月 11 日下午，控方證人 1 與家人均外出，只留下家傭在單位內；家傭將地庫的所有窗戶關閉。同日下午約 11時，控方證人 1 回到位於地庫的主人房，發現有搜掠痕跡，女兒房間露台的窗戶被打開，露台上也有一些屬於控方證人 1 的手袋。點算後，發現共三個手袋（價值港幣30,000 元）及一隻耳環（價值港幣 8000 元）不翼而飛，於是控方證人 1 便報案。

控罪 2 - 3 （指控第一被告及第三被告）

3.  案發地點位於香港新界大埔泰亨灰沙圍，一間三層高村屋的 3 樓（地點 2）。控方證人 2 獨居於該單位。2020年 10 月 5 日上午，她關好所有門窗後外出。同日下午約九時控方證人 2 返家時，發現單位內有被搜掠的痕跡，露台門被撬開。控方證人 2 檢查該處的閉路電視錄影片段，看見三名戴上口罩及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於 2020 年 10 月 5 日下午 8 時 15 分從露台走進客廳。控方證人 2 向警方報案。失物包括三隻手錶（共約值港幣 238,000 元）及現金約 1000 美元。露台門的維修費用約港幣 1000 元。

4.  警方到場時，發現地點 2 相鄰村屋的 2樓（地點 3）也遭爆竊。該單位的租客 自 2020年初到海外出差，其親屬（控方證人 3），後來確認失物包括現金約 40,000 港元、一枚鑽石戒指（價值港幣160,000元）、一枚紅寶石戒指（價值港幣 41,000 元）及一條頸鏈（價值港幣23,000 元）。

5.  泰亨灰沙圍的閉路電視拍攝到三名戴上口罩及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於 2020 年 10 月 5 日下午約 7 時 54 進入該村，並步向地點 2 及 3。一輛深色的輕型貨車駛進村內，並於下午約 7 時 57 分停下。同日下午 8 時 22 分，上述三名黑衣男子從地點 2 及 3 的方向走近該輕型貨車。輕型貨車約 15 秒後便離去。

控罪四（指控第一被告及第三被告）

6.  案發於香港新界西貢茅坪新村，一間三層高村屋的 1 樓（地點 4）。控方證人 4 與家人於該單位同住。2020 年10月 6 日上午，控方證人 4 及其家人外出前，將所有門窗關好。同日晚上，控方證人 4 回家，發現前門、窗戶及露台門被打開，主人房有被搜掠的痕跡，窗戶上放有一根 15 厘米長的鐵棒，地上發現四隻白色手套。於是控方證人 4 報案。

7.  地點 4 的失物包括：現金約港幣 45,135 元、現金 2,986 元人民幣、現金約 65,771.16 元外幣、4 枚戒指、一條頸鏈、兩本護照、一張被子、一個銀包、兩盞頭燈、一個首飾箱、一支筆、一條手鏈、 4 張 20 元港幣紀念紙幣、兩張 100 元人民幣紀念紙幣、夾萬內的一些人民幣紀念紙幣、一些港幣紀念紙幣、3 枚手鐲、一對手鐲、 6 個吊墜、3 隻手錶、5 枚戒指、一張證書、一條手鏈、三條頸鏈、一對耳環、一部 iPhone 及一個盒。被竊財物合共約值港幣 887,438.16 元。受損財物包括兩張門口地墊、一隻窗、前門門鎖及一張瑜伽蓆，維修費用合共港幣 5,388 元。

8.  地點 4 附近的閉路電視拍攝到，2021 年 10 月 6 日下午約 9 時 25 分，一輛深色的輕型貨車於茅坪新村附近出現。

控罪5（指控第一被告及第三被告）

9.  案發於香港新界西貢北港坳一間村屋的2樓（地點 5）。控方證人 5 於該單位與家人同住。2020 年 10 月 6 日下午約 9 時 45 分，控方證人 5 與丈夫回家時，發現各睡房均有被搜掠的痕跡，天台的門亦被撬開。於是她向警方報案。

10.  控方證人 5 後來證實被竊物品包括：現金港幣 9,000 元、現金人民幣 2,300 元、現金約 500 美元、 6 隻手錶（價值港幣 37,000 元）、3 個手袋（價值港幣 14,000 元）、一對 AirPods （價值港幣2,000 元）、 2 部相機（價值港幣 15,500 元）、一部航拍機（價值港幣 9,000 元）及一條頸鏈連吊墜（價值港幣 900 元）。

11.  同日下午約 10 時 07 分，警方接報，在西貢黃竹灣有「可疑人物發現」。下午約 10 時 15 分，警員 15797 到達現場，並於燈柱 V7846 附近截停第一被告。第一被告是車牌號碼 VH 395 輕型貨車（車輛 1）的司機。經調查後，警方將第一被告及車輛 1 放行。

控罪六（指控第一被告）

12.  案發地點是香港新界沙田銅鑼灣村一間村屋的 2 樓（地點 6）。控方證人 6 與家傭於該處同住。2020 年 10 月 15 日下午約 6 時，控方證人 6 回家，發現露台的閘門關上，但沒有上鎖，木門也半開。同日下午約 8 時 20 分，控方第六證人飯後回家，發現上址大門關閉及鎖上。她用鎖匙打開大門後，發現房門也被鎖上。她撬開房門，看見房間有被搜掠的痕跡，所有已上鎖的櫃桶也被打開；於是便向警方報案。

13.  控方證人 6 後來證實，被竊物品包括：3 條手鏈（共值港幣 3,000 元）、一條頸鏈連吊墜（價值港幣 3,000 元）、一個銀包（價值港幣 1,000 元），內載有現金港幣 5,000 元、4 張信用卡、一張自動櫃員機提款咭及一張香港身份證。被撬開的露台門及櫃桶，維修費用約港幣 500 元。

14.  該村屋地下所設的閉路電視拍攝到 2020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8 時 03 分，有兩名戴上口罩，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在屋外四處張望；約 3 分鐘後走開。兩名男子於下午 8 時 24 分離開現場。

控罪七（指控第一被告）

15.  案發地點是香港新界荃灣馬閃排路西樓角村的一間村屋（地點 7）。控方證人 7 居於該村屋的 2 樓。2020年 10 月 16 日下午約 4 時 30 分，控方證人 7 外出前，將單位的木門及鐵閘鎖好，但不確定有否關上廚房的窗戶。翌日回家時，她發現窗花及廚房窗戶的窗紗被移走，放置在廚房內；單位內有被搜掠的痕跡；她的一件金飾（價值港幣 20,000 元）不見了。該村屋的一樓單位屬於控方證人 7 的家屬，已空置了 6 至 7 年。控方證人7看見一樓單位的窗戶也被打開，於是入內查看，發現沒有損失。後來控方證人7向警方報案。

16.  該村屋地下所設的閉路電視拍攝到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下午約 9 時 27 分，有兩名戴有口罩的男子徘徊，並意圖爬上地點 7 的水管。同日下午 9 時 45 分，其中一名男子爬上了水管，另一名男子則於 3 分鐘後爬上。

控罪 8 （指控第一被告）

17.  案發於香港新界屯門小坑村的單層村屋（地點 8）。控方證人 8 與兄長於該處同住。2020年10月18日下午約 2 時 30 分，控方證人 8 離開居所前，鎖上所有門窗。翌日晚上約 8 時 15 分 ，控方證人 8 的家人到達案發地點，發現前門鐵閘半開，睡房的燈也亮着。控方證人 8 獲告知事件，並向警方報案。

18.  控方證人 8 返回地點 8，發現前門鐵閘及通往睡房的閘門被撬開、各睡房有被搜掠的痕跡， 2 隻手錶（價值港幣30,500 ）及一盒頭飾（價值港幣 2,000 元） 被竊。

控罪 9 - 10（指控第一被告）

19.  案發於香港新界屯門寶塘下村，一間三層高村屋的一樓及地下（分別為地點 9 及地點 10）。

20.  控方證人 9 與妻子於地點 9 同住。2020 年 10 月 18 日下午約 6 時，控方證人 9 鎖上門窗後外出。同日下午約 8 時 40 分，他們接獲鄰居電話，指地點 9 遭爆竊。控方證人 9 回家，看見兩間睡房均有被搜掠的痕跡，其中一間睡房的窗戶被撬開。被竊物品包括一隻手錶（價值港幣75,000 元）、一條頸鏈連吊墜（價值港幣 10,000 元）、一個銀包（價值港幣 5,000 元）及一個卡片套（價值港幣4,000 元）。

21.  控方證人 10 與家人同住於地點 10。2020 年 10 月 18 日下午約 4 時，控方證人 10 鎖好門窗後外出。他於同日晚上約 8 時 30 分回家，發現其單位有被搜掠的痕跡，女兒房間的窗花也被移走，現金港幣 15,000 元、現金人民幣 2,500 元、現金約 11,000 外幣、3 枚戒指（價值港幣 18,000 元）、一枚金幣價值港幣 15,000 元）、一條頸鏈（價值港幣 3,000 元）及一個吊墜（價值港幣 2,000 元）不見了，於是便報案。

22.  地點 10 的閉路電視，拍攝到 2020 年 10 月 18 日下午約 7 時 25 分，有兩名戴上口罩的男子在地點 10 外徘徊。隔壁村屋的閉路電視拍攝到同日下午約 7 時 23 分，其中一名戴上口罩的男子爬上涉案村屋的牆壁，另一名男子則留在地上，拿着背囊，1分鐘後才爬上牆壁。下午 7 時 49 分，該兩名男子爬下來，以鐵枝撬開地點 10 的窗戶。約 3 分鐘後，上述其中一名男子踢開窗戶後，兩人便進入地點 10。下午 8 時 08 分，該兩名男子離開地點 10。

控罪11（指控第一被告）

23.  控方證人 11 與家人同住香港新界西貢將軍澳村一間村屋的3樓（地點 11）。2020 年 10 月 19 日下午約 7 時，除了客廳的窗戶外，他鎖好其他門窗後便外出。同日約下午 9 時 30 分，控方證人 11 回家，發現客廳其中一個窗戶的窗花被撬開，單位內有被搜掠的痕跡，現金港幣 26,000 元、現金人民幣 300 元、現金約 130,000 日元、2 隻手錶（價值港幣 3,400 元）、一枚戒指（價值港幣 5,200 元）、七件金飾（價值港幣 4,000 元）及兩件金器價值港幣 1,000 元被竊，於是報案。

拘捕

24.  由於車輛 1 與曾於案發期間，在某些案發地點附近出現的一輛輕型貨車相似，警方向車輛 1 展開調查，發現車輛的車主為第一被告的母親，登記地址為新界馬鞍山富寶花園的其中一個單位。

25.  2020 年 10 月 19 日，警方到富寶花園尋找車輛 1。富寶花園的閉路電視拍攝到車輛 1 於當日早上 11 時 37 分離開屋苑。同日下午約 4 時 45 分， 警方發現車輛 1 在荃灣享和街，當時沒有人在車上。下午約 5 時 02 分，警員 15477 看見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登上車輛 1 後隨即駛離。警方跟蹤車輛 1。下午 5 時 36 分，車輛 1 駛入啟田商場停車場。第一及第二被告步出停車場，與第三被告及另一名不知名男子會合。下午約 6 時 50 分，第一及第二被告進入停車場，第三被告則登上停泊於啟田道，車牌號碼 TR 1218 的輕型貨車（車輛 2）。車輛 1 駛出停車場，讓不知名男子登上，然後離開；車輛 2 則尾隨車輛 1。下午約 7 時 10 分鐘，車輛 1 及車輛 2 到達將軍澳村。下午 7 時 14 分，車輛 1 及車輛 2 停泊於寶康路近迴旋處。

26.  同日約下午 7 時 45 分，車輛 1 的車頭燈閃起來，警方立即走近車輛 1 及車輛 2，分別看見第一被告及第三被告坐在車輛 1 及車輛 2 的司機位。

27.  警方在車輛 1 進行搜查，發現及檢獲以下物品：

(a)  在擋風玻璃上有一對黑色手套；

(b)  2 張八達通卡，其中一張在司機位附近找到的八達通卡載有第一被告的姓名；

(c)  在後乘客座位下有一把螺絲批；

(d)  在司機位後下方有一把以兩張報紙包着的螺絲批；

(e)  在後乘客座後方，有一個膠袋，載有兩卷繩子；

(f)  在後乘客座後方有一支鐵筆，約兩呎長；

(g)  在後乘客座後方有一個膠袋，內有一把螺絲批、一把鉗、一支鐵筆（約1.5呎長）、一把扳手、3 枝鐵筆（各約一尺長）；及

(h)  一個盒子，載有一把電鋸。

28.  警方向第一被告進行調查，在第一被告所背着的黑色斜孭袋內發現下列物品：兩張工具店的單據、一部手提電話、一個汽車保安系統遙控器及一個黃色膠袋，內載有現金港幣 14,500 元（全部皆為港幣 500 元紙幣）。

29.  第一被告隨即因「外出時備有偷竊用的物品」被拘捕。第一被告在警誡下稱，只有繩索及電鋸是屬於他的，其餘物品屬於他人用來偷竊。

錄影會面

30.  2020 年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1 日期間，警方與第一被告進行了共 9 次警誡錄影會面。於會面中，第一被告稱：

(a)  他曾當送貨司機，但於2020年初確診癌症後失業。同年九月初，一位名為「阿傑」的人與他聯絡，臨時僱用他為司機，每晚薪金港幣 1,000 元。他因經濟需要，而接受該工作。

(b)  由 2020 年 9 月中開始，他曾受僱為上述臨時司機約 7 次，每晚薪金港幣 1,000 元 ；接獲聯絡後，他便會於下午駕駛車輛 1，到荃灣享和街或德華街，接載一些說普通話的男子，到他們所選擇的地點，地點包括荃灣、大埔、沙田和屯門的偏遠地區。每次均有不同男子登上車輛 1，他並不認識這些男子。到達目的地後，第一被告會在車輛 1上等候所有乘客回來，然後再將他們送返荃灣享和街或德華街。之後，其中一名男子會支付港幣 1,000 元（兩張港幣 500 紙幣）予第一被告作為報酬。接載該些男子數次之後，他們要求第一被告為他們購買一些工具，包括螺絲批、鉗及扳手。第一被告因而知道這些男子正準備爆竊；

(c)  車輛 1 由他的母親登記，但由第一被告使用。該車輛共有兩套鎖匙，一套由他保管，另一套則放在家中，作後備之用；

(d)  他於旺角一間工具店，替該些男子購買扳手、鉗及兩把螺絲批；

(e)  黃色膠袋內部份現金是他的積蓄，部份則為他駕駛車輛接送該些男子往爆竊地點的報酬。

控罪 1

(f)  這次是他首次受僱，擔任司機工作。案發當日下午約 5 至 6 時，他到達德華街，接載三名操普通話及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送他們到摩星嶺附近。他們於下午約 6 時 30 分到達；其中兩名男子下車，另一人則留在車上。約1小時後，該兩名男子趕回車輛 1，並叫他立即駕駛離開。第一被告把他們送回德華街後，其中一名男子支付港幣 1,000 元。這些錢已用作購買藥物；

(g)  第一被告得悉這些男子使用車輛 1 前往爆竊，因他們下車的地點偏遠，他們亦形跡可疑；但因第一被告急需金錢治理癌症，所以接載他們。

控罪 2 - 3

(h)  案發當日下午約 4 時 30 分，第一被告到德華街接載 3 名操普通話及穿著黑色衣物的男子，送他們到大埔灰沙圍。到達目的地後，該些男子沒有立即下車，第一被告在附近兜圈。後來該些男子下車，約1小時後折返，登上車輛 1。第一被告將他們送回德華街後，從其中一名男子獲取港幣 1,000 元；

(i)  第一被告知道該些男子乘坐車輛 1 前往爆竊，因該些男子事前指示他購買工具。他於旺角一間工具店，替他們購買兩把螺絲批，以報紙包着，並將它們放在後乘客座的後方；

控罪 4 - 5

(j)  案發當日下午約 4 - 5 時，第一被告到德華街，接載 4 名操普通話及身穿黑色衣物的男子，送他們到西貢北港坳路。到達目的地後，第一被告先在附近兜圈，下午約 6 時至 6 時 15 分，才在公廁附近讓該些男子下車。約1小時後，該些男子，以兩人一組地返回車輛 1。第一被告送他們回德華街後從其中一名男子獲取港幣 1,000 元；這些錢已用作購買藥物；

(k)  第一被告知悉，該些男子會前往爆竊，因他們在事發前的一天，要求第一被告為他們購買工具，即兩把螺絲批；

控罪 6

(l)  案發當日下午約 4 時 45 分，第一被告到享和街接載兩名操普通話及身穿黑色衣物的男子，送他們到大圍一村落。該些男子於約 6 時下車；約1小時後折返。他們於約下午 8 時 30 分 至 9 時到達享和街，第一被告從其中一名男子獲取港幣 1,000 元。並將收到的金錢放進被檢獲的黃色膠袋內；

(m)  第一被告相信該兩名男子，是之前叫他購買工具的男子的同黨；他亦知道該些男子會前往偷竊；

控罪 7

(n)  案發當日下午約 5 時 40 分，第一被告到享和街接載三名操普通話及身穿黑色衣物的男子；其中兩名男子在荃灣大帽山山腳迴旋處前下車。約 45 分鐘後，該兩名男子返回車輛 1。第一被告載他們到享和街後，接獲港幣 1,000 元。第一被告將收到的錢放入黃色膠袋內；

(o)  第一被告知悉該些男子會前往爆竊，因為他們預先要求第一被告為他們購買鉗及螺絲批；

控罪 8 - 10

(p)  案發當日下午約 5 時 30 分，第一被告到德華街接載 4名操普通話及身穿黑色衣物的男子，送他們到屯門一個建築地盤。同日下午 7 時，其中兩名男子返回車輛 1，另外兩名男子則於下午 7 時 30 分才回來。同日下午約 8 時 30 分，他們返抵德華街，第一被告亦從其中一名男子獲取港幣 1,000 元。第一被告相信他們當日前往爆竊。

控罪 11

(q)  2020 年 10 月 19 日下午約 4 時 30 分，第一被告到享和街接載 3 名操普通話的男子。他相信該 3 名男子正前往爆竊，因他們要求第一被告出發前先為他們購買工具。第一被告於當日較早時到旺角一間工具店，購買 3 把螺絲批；

(r)  第一被告以車輛1接載該些男子到啟田商場，其中兩名男子先下車，約於1小時後折返。同時，第一被告與第三被告（他的中學同學）在啟田商場附近會面，因他相約第三被告用膳。他告知第三被告，他們正準備前往爆竊，並要求第三被告，駕駛車輛 2 尾隨，因該些穿着黑色衣物的男子要求多一輛汽車當把風，而他們願意付款；

(s)  第一被告駕駛車輛 1 到將軍澳，近魷魚灣村；其中兩名男子於約 7 時 45 分至 8 時 15 分下車；第一被告於等候該兩名男子時被拘捕。這次車程還未獲取酬勞。

31.  控罪 1 至控罪 11案發時，第一被告作為客貨車 VH 395 的司機，接載身份不詳人士，而該些身份不詳人士，作為侵入者，在進入建築物（即分別控罪 1 至 11 的建築物）後，在該處偷竊。第一被告明知該身份不詳人士會作為侵入者在上述建築物內偷竊，而向該些身份不詳人士提供接載協助。

第一被告的背景

32.  第一被告現年27歲，未婚，沒有刑事定罪紀錄，曾接受至中六程度教育。他只有父母離異，由母親撫養成人，被捕前與母親同住。案發的三年前，第一被告擔任自顧客貨車司機，月入約港幣 20,000 元。他的母親現年 53 歲，從事售賣窗簾業務。他的兄長現年 29 歲，不同住。

33.  被告於2019年下旬，確診罹患大腸癌第三期，需化療及電療。期間，治療不甚湊效，須自費購買鏢靶藥，輔以化療。被捕前，肚中已裝有人工造口，用作排便。2020 年年初接受化療，同年年中接受電療。同年 7 月，病情稍有好轉，但腫瘤縮小程度未如理想。同年8 月至 10 月再進行化療。同年年尾還押期間，切除腫瘤。2021 年年尾，接受手術關閉人工造口後逐漸康復，現仍需覆診。他在還押期間，獲懲教署配合，協助他多次往返醫院接受治療，有時需留院過夜，由懲教人員看守。

34.  第一被告稱，案發時因急需金錢治癌，才接受包車，接載身份不詳人士到案發現場附近而干犯本案控罪。

判刑原則

35.  「入屋犯法」乃嚴重控罪，最高刑期為14年監禁。亦因如此，上訴法庭已就「入屋犯法」罪訂明量刑指引。如案件涉及住宅及成年的初犯者，初步的量刑基準為 3 年監禁：見 R v Chan Yui-man [1989] HKCU 36 （CACC 36/1988 23 February 1989, unreported)； Attorney General v Lui Kim Chi (CAAR 1/1993)；HKSAR v Lau Pang [2004] 3 HKLRD 565, [2004] HKCU 1346。

36.  如有其他加刑因素，法庭可因應情況將量刑基準上調：見 R v Brewster [1998] 1 Cr App R(S)  181.

37.  於 HKSAR v Cheng Wai Kai (鄭偉佳)（CACC 338 & 339/2007)，上訴法庭亦列出一些判刑的原則，如有加重刑罰的因素，量刑基準可以上調。這些加刑因素包括：

(a)  罪行是小心計劃，利用重型工具，有技巧地執行；

(b)  罪行由超過一名匪徒干犯；

(c)  罪行針對有份量的店舖和涉及大額財物；

(d)  被告人是職業爆竊者，而並非即興犯案的匪徒；

(e)  被告人有案底，特別是同類罪行的案底；及

(f)  被告人干犯多項控罪。

討論

大律師提供的判詞

38.  辯方大律師接受本案被竊財物總值龐大（約港幣1,800,000 元）。他提供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廖家領及另外二人（DCCC 342/2017）作參考。該案中的第一及第二被告所面對的控罪中，除了各自一項「非法入境」罪外，還共同被控一項「入屋犯法罪」，涉及一間獨立屋，損失財物約 400 多萬，雖已起回的有 300 多萬，但未尋回的約有120 萬（判詞 第26 段）。法官指出該案案情涉及夥同犯案及被盜財物價值巨大，超過 400 萬元，由一般三年的量刑基準上調至 42 個月監禁，認罪後獲扣減至 28 個月監禁（判詞第 33 - 34 段）。

39.  大律師指本案被盜財物雖然沒有任何部份被起回，但 11 項控罪的總值不及上述案件的單一控罪；而涉案單位遭受的財物損失，並非第一被告人所能預計或控制，若法庭認為必須加刑，希望能將量刑基準的上調幅度盡量降低。

40.  首先，大律師引述的案件是同級法院的判決，對本席全無約束力。況且，上訴法院已多次重申，每件案件的案情有別，其他案件的判刑指導性不大，例如：辯方提供的判詞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樊健明 DCCC 585/2017 及 HKSAR v Gill Jatinder Singh DCCC 171/2017 內的被告人，均只是獨自犯案。法庭必須根據每件案件的案情，運用正確的判刑原則作判刑考慮：見辯方案例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朱俊文 CACC 415/2009。

41.  法庭當然要考慮竊案的損失，但這並非唯一的判刑因素。大律師所述的案件只涉及一次「入屋犯法」，而本案的被告人則干犯共 11 項「入屋犯法」罪。案情不但有別，干犯多項控罪更是嚴重的加刑因素。

被告人的健康狀況

42.  沒有爭議的是，案發時被告人患有癌症（見案情撮要第 11 段）。大律師指當時被告人患有腸癌，需要約 20 萬元支付鏢靶藥之用。因為疫情，經濟下滑，被告人的收入大減；母親亦正經歷生意困難。大律師稱被告人是在病患壓力及判斷力失準下而犯案。

43.  首先，病患並非犯案的藉口：見 Clarkson v R (2007)  171 A Crim R 1，49。於 Yip Kai-foon v HKSAR [2000] 1 HKC 335，339 （2000）3 HKCFAR 31，35，當時的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指出：

“Under the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evolved by the court, medical grounds will seldom, if ever, be a basis for reducing the sentence for crimes of gravity”.

44.  於某些特殊情況下，法庭可酌情稍作減刑。於 R v Brown [2022] EWCA Crim 6，[2022] All ER (D)  44 (Jan)，被告人視覺有問題，於監獄中的生活比其他人困難，因此法庭酌情稍作減刑。

45.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0^th Ed，第 30-176 至 30-179 段指出：

“[30-176] The objective criminality of particular offences will often be such that the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which is otherwise appropriate is necessary, irrespective of health factors: HKSAR v Tong Fuk-sing [1999] 3 HKC 332, 336, [1999] 3 HKLRD 710.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operates ‘excellent’ medical facilities: HKSAR v Wong Chi-Choi [2005] HKCU 1443 (HCMA 628/2005, 6 October 2005, unreported). In HKSAR v Woo Sun-cheong and Anor [1998] HKCU 2082 (CACC 120/1998, 10 December 1998, unreported), an aged offender who complained of ill health was told that his condition could be ‘adequately dealt with in prison’.

[30-177] In HKSAR v Tam Yuen-Tong [2007] 1 HKLRD 894, 896, [2007] HKCU 165, McMahon J made the point that ‘as a matter of reality most prisoners receive medical attention in prison of an equal or better standard than they would otherwise receive’. In HKSAR v Chan Kau-tai [2008] 3 HKC 78, 89, [2008] 4 HKLRD 404, it was noted that the accused who needed a liver transplant was being attended to in the custodial ward at Queen Mary Hospital and was ‘in good hands’. Save in the rarest of cases, a ‘prisoners medical condition is not a matter to which this court will have regard for mitigation of a proper sentence’: R v Ho Mei-lin [1996] 4 HKC 491, 493.

[30-178] In R v Chan Kui-sheung [1996] 3 HKC 279, 284, Yang CJ, following R v Bernard [1997] 1 Cr App R(S)  135,138, adopted four principles as being of relevanc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ill-health of the accused, namely:

(1)  A medical condition which might at some unidentified future date affect either life expectancy or the prison authorities’ ability to treat a prisoner satisfactorily might call into operation the exercise by the Executive of the prerogative of mercy but was not a reason for the Court of Appeal to interfere with an otherwise appropriate sentence;

(2)  The fact that an offender was HIV positive, or had a reduced life expectancy, was not generally a reason which should affect sentence;

(3)  A serious medical condition, even when it was difficult to treat in prison, will not automatically entitle an accused to a lesser sentence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appropriate; and

(4)  An accused’s serious medical condition might enable a court, as an act of mercy in the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of a particular case, rather than by virtue of any general principle, to impose a lesser sentence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appropriate.

[30-179] In HKSAR v Bayanmunkh [2012] 2 HKC 233, 238, McWalters J said that the sound policy reasons which underpinned this approach to the sentencing of offenders were:

(1)  the court could not by the sentences appear to endorse the view that ill-health was a license to commit crime or in some way shield an accused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conduct;

(2)  the courts assumed that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would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adequate to each prisoner’s needs;

(3)  the appellate courts role was not to provide an ongoing supervision of the prisoner’s condition but rath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entence imposed on the prisoner was manifestly excessive or wrong in principle; and

(4)  the powers of the Executive were the appropriate means for adjusting properly imposed sentences to take account of circumstances arising post sentence.

46.  被告人於 2020 年 10 月 19 日被拘捕。還押期間，由懲教署安排其癌症診治。被告人由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腫瘤學系，馬教授照顧。馬教授所撰寫的報告指被告人於 2020 年 12 月 18 日接受手術後：

“post-operative histopathology showed complete pathological response. His serum casino embryonic antigen returned to normal range after surgery. Given the advanced stage of his cancer at presentation, close surveillance is advised due to the risk of recurrence.”

47.  換言之，被告人於還押期間，獲得懲教署的適切安排，癌細胞已完全切除，現健康情況穩定。

經濟壓力

48.  眾所周知，經濟壓力亦非求情因素。Sentencing in Hong Kong (同上）第 30-143 至 30-145 段解釋：

“[30-143] many people fac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but do not resort to crime. Financial pressure is not an excuse for offending: R v Kwok Yau-fat (CACC 537/1996, 28 February 1997, unreported). Whilst it might help to explain why the crime occurred, it cannot provide mitigation: Attorney General v Yan Chun-fong [1993] 1 HKCLR 42, 45, [1993] HKCU 570. Judges are required to recognise the rationale for the strict sentencing policy for drug trafficking, namely, the evil that is constituted by the trade; they must also be alert to the readiness of those who are in charge of the trade to exploit and abuse any perceived door to leniency: HKSAR v Somphaksorn Lamyai [2009] 1 HKC 437, 440. As Stock VP explained, at [17]:

“The courts have time and time again steeled themselves in drug trafficking cases against mitigation based on financial need, not only because it opens those in financial need to particular pressure by drug dealers, but also because most people in financial need resist that temptation and must by stern sentencing policy be discouraged from succumbing to it.”

[30-144] In HKSAR v Lee Man-Wai [2006] HKCU 106 (CACC 386/2005, 3 January 2006, unreported), a convicted narcotics trafficker sought to place reliance upon the financial pressure he faced from having seven outstanding mortgage payments on his home in Shenzhen. Having exhausted all avenues of raising money, he allowed himself to be persuaded to distribute drugs in return for a reward. Stuart-Moore VP said the mitigation advanced could have no bearing on sentence. His Lordship explained:

“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financial pressure cannot excuse or reduce a person’s culpability where criminal offences are concerned. This factor may explain why a person has resorted to crime, as here, but it cannot be something which serves to reduce the sentence which is in all respects appropriate to the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many who find themselves facing financial problems and nothing which is said by this court should be viewed as lending support to a suggestion that this can provide any sort of an excuse for resorting to crime.”

[30-145] That the accused committed the offence because he owed money to loan sharks due to gambling losses will not avail him: R v Ying Lai-chau [1990] 1 HKC 218, [1991] 1 HKLR 48, 51. Neither will the fact that the motive for the offence was to raise money for his family: Attorney General v Shek Sui-tai [1989] 1 HKLR 178, 179, [1989] HKCU 368. Financial difficulty and personal circumstances are not relevant as mitigation where serious offences occur, ‘however tragic’: HKSAR v Chu Kwok-yui [2010] HKCU 1764 (CACC 389/2009, 30 July 2010, unreported).”

被告人於案中的角色

49.  大律師指涉案損失龐大，被告人只是接載不知名男子到案發地點附近，由這些男子進入有關單位進行爆竊。因此，財物損失並非被告人所能預計或控制。被告人亦非主謀，從來沒有參與策劃或安排犯案。被告人並不認識竊匪，亦沒有處理竊案財物或瓜分該等財物，只是愚蠢地接受每次港幣 1,000 元的包車報酬，接載匪徒犯案，獲益只是6,000 元。被告人亦從來沒有預期竊匪會在同一日連環爆竊，亦沒有預期竊案單位會遭受巨大的財物損失。

50.  被告人夥同他人犯案，他的罪責與入屋犯法的人相同。

51.  被告人於警誡供詞中承認，案發時他負責接載一些說普通話的男子前往比較偏僻的住宅區進行爆竊。他亦為該些男子購買爆竊工具。很明顯，被告人是本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52.  大律師稱被告人於本案前並無任何刑事定罪紀錄，不應被視為職業竊匪。本席不敢苟同。雖然被告人沒有任何定罪紀錄，但於本案中，他成為一個專業爆竊集團的一份子。這亦是加刑因素。

額外減刑

53.  大律師指，調查期間，被告人向警方提供全面、真誠的合作，沒有增加警方的偵查難度。在錄影會面中，被告人向警方透露接頭「阿傑」的聯絡資料，沒有隱瞞；更在他的手機中找出「阿傑」的電話號碼、微信帳號及由「阿傑」發出的錄音訊息，並邀請警員聆聽該些訊息。錄影會面進行不久，被告向警方主動提出他亦涉及其他類似罪行，地區分布於荃灣（控罪 7）、大埔 （控罪 2 及 3）、九肚山（控罪 6）及屯門（控罪 8 至 10）。大律師力陳，若非被告人坦白招認，警方難以知道他涉及有關罪行。

54.  於 HKSAR v Ma Ming [2013] 1 HKLRD， 指出一名被告人並不會因與警方合作或作出招認而獲得超過認罪所得的三份一折扣：

“27. A discount of one third is quite a substantial discount. One of the main purposes of the court giving this once-third discount to a defendant who pleads guilty is to encourage a guilty person to own up to the crimes he committed, so as to conserve the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ensure that justice can be administered more efficiently and matters can be concluded in the most expeditious manner.

…

29. In view of this, when giving the once-third discount the approach taken by the court is a firm and broadbrush approach. It gives a defendant who timely pleads guilty the one-third discount, which is substantial, without regard for niceties, in order to discourage excessive arguments and to prevent waste for use of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ty.

30.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ee Chun Ho Jeef [2009] 6 HKC 471, this court gave a clear exposition of the stance. At A-C on page 44 [sic] 7 of the judgement the Court of Appeal pointed out that:

‘The Court of Appeal have repeatedly emphasised that the one-third discount is “usually to be regarded as the high water mark of the discount given to a defendant who pleaded guilty in good time.” The respondent’s cooperation with the police referred to by the judge was his admission of the offence to the police, both at the scene of the crime and at the police station. Such “cooperation” is just part and parcel of the respondent’s admission of his guilt, albeit at the first available opportunity. This mitigating factor should be subsumed within the one-third discount.’

31. The applicant cooperated with the police and after he was arrested he frankly confessed. This led to his being charged with the first charge.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this factor should also be subsumed within the one-third discount, and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a reason for giving any discount of more than one third. Otherwise it would be in conflict with the policy and purpose of giving the one-third discount. Not only would it create uncertainty but also it would give rise to disputes, and so it is against public interest.

32. When dealing with individual cases and when considering the totality of the sentence, the court, in exercising is discretion, can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the frank concession of the defendant provides the only evidence which support the charge or charges and therefore make minor adjustments to the total sentence. To this we do not object. However this factor does not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this kind of defendant must be given a further discount over and above the one-third discount. If the court does not give such defendants any discount in addition to the one-third discount that does not constitute an arguable ground of appeal.

55.  上訴法院於 HKSAR v Chu Kwok Chu [2013] 6 HKC 357, 362 亦重複這個判刑原則：

“The fact that a judge may, at the exercise of its discretion, give a defendant, who voluntarily confesses to the offence and without whose confession the prosecution would have no evidence against him or who voluntarily pleads guilty not withstanding a lack of sufficient evidence, a further discount of sentence other than the usual one third does not mean that when a judge refuses to do so, the defendant will have a legitimate complaint and can successfully appeal against such a refusal.”

56.  於 HKSAR v NGO Van Nam CACC 418/2014, 被告人於街上被警方截停作調查時，招認曾干犯一項搶劫罪。沒有被告人的招認，警方根本沒有任何證供作出起訴。上訴法院指出法庭已於 Ma Ming案內否決 HKSAR v Hui Chi Tong CACC 414/2007：

“39. The court disapproved of the suggestion in Hui Chi Tong (supra)  and Tsang Kai On (supra)  that a defendant who voluntarily confessed and pleaded guilty despite the lack of evidence against him would be entitled to a sentence discount of more than one third …

41. We remain of the same view.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appellant, after his arrest for failing to produce an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had confessed to the robbery charge, the judge was not obliged to give him a discount over and above the one-third discount upon pleading guilty to the charges. Such a mitigating factor was subsumed within the one-third discount.”

量刑

57.  本案涉及的 11 個被爆竊處所均為住宅單位，每項控罪的初步量刑基準為 3 年監禁。可是本案內有多項加刑因素。被告人不但糾黨犯案，還加入一個明顯是有組織及職業的爆竊集團；被告人每次接載的人士均不同，顯示該個爆竊集團規模不小； 他於短短五星期內干犯 11 項「入屋犯法」罪，其中控罪 2、3、4、5及8、9 和 10 是同一日的連環爆竊；竊案損失龐大（約 1,800,000 元）；被竊單位全部有人居住；全部控罪均於黃昏或晚上發生，遇到受害人的機會極高。除了運輸竊匪，購買工具，還拉攏第三被告人把風，是積極參與爆竊計劃。

58.  於 HKSAR v Qingrong（梁清榮）[2021] HKCU 949一案內，被告人承認 3 項 「入屋犯法」罪及 1 項 「串謀入屋犯法」罪。原審法官就每項控罪，以 3 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因有多項加刑因素，將量刑基準上調：糾黨犯案（加刑6 個月）；有類同前科（加刑 6 個月）；損毁被竊單位、令受害人惶恐及涉案損失龐大（分別加刑 3 個月及 6 個月）；跨境因素（加刑 6 個月）。總刑期為 5 年 6 個月。被告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指，上訴全無可取之處，被告人沒有被判處更嚴厲的刑期已是幸運。

59.  綜觀上述所有因素，及考慮到被告初犯及合作，本席將控罪 1 的量刑基準上調至 4 年 （即 48 個月）監禁。被告人於短期內連環犯案，控罪 2、3、4、5、8 至10 的量刑基準上調至  5 年（即 60 個月）監禁。控罪6、7及 11的量刑基準上調至 4½年（即54個月）監禁。除了適時認罪之外，並無其他減刑因素。扣減三份一刑期之後，控罪 1 的刑期減至 32 個月監禁，控罪 2、3、4、5、8 至10 的刑期則減至 40 個月監禁，而控罪 6、7及11的刑期減至 36個月監禁。

總刑期

60.  本席必須考慮總刑期的原則。基於上述所有原因，本席認為，認罪後，適當反映被告人罪責的總刑期為 5 年 6 個月監禁，下令控罪 2、3、4、5、8 至10 的刑期同期執行，但其中的 24 個月與控罪 1 的刑期分期執行。而控罪 6、7及11的刑期同期執行，但其中的 10 個月與控罪 1 的刑期分期執行（即共 66 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