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龍基建有限公司及另六人 對 FULL WISDOM HOLDINGS LTD及另三人

[Chinese Translation – 中譯本]
FAMV 15/2004

香港特別行政區

終審法院

終院民事雜項案件2004年第15號

（上訴許可申請）

（原本案件編號：上訴法庭民事上訴2003年第266號）

--------------------------------------

--------------------------------------

----------------------------------

裁 定

----------------------------------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

1.  第五、第六及第七被告人不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鍾安德裁定各名原告人勝訴的簡易判決（高院民事訴訟2002年第1939號，2003年8月28日），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但遭上訴法庭駁回（該上訴法庭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上訴法庭法官郭美超及上訴法庭法官張澤祐組成，高院民事上訴2003年第266號；2004年6月16日）；2004年9月24日，上述三名被告人（以下統稱“申請人”）申請許可逾期針對上訴法庭的判決上訴至終審法院。本院駁回該上訴許可申請及下令申請人支付訟費，並述明將於稍後宣布理由。各方並無就訟費提出反對。本院拒絕批予許可的理由如下。

背景交易

2.  訴訟中的首四名被告人為香港公司。它們並無參與引致是項申請的法律程序。本席統稱它們為“法團被告”。它們全是一家稱為馬龍（BVI）基建有限公司（下稱“馬龍”）的英屬處女群島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第五及第六被告人起初獲委任為法團被告的董事，第七被告人則獲委任為法團被告的公司秘書。

3.  在馬龍融資下，法團被告與某些中國實體（下稱“聯營合夥人”）簽立一系列聯營合約（下稱“涉案合約”），以在內地開發及營運收費公路。

4.  馬龍藉著發行價值1.19億美元且將於2006年到期的14¼%票據籌集資金，替該等收費公路項目融資。該等票據經由銀行配售予不同的票據持有人。這是依據馬龍與作為票據持有人的受託人的第四原告人（下稱“銀行”）於1998年5月6日簽立的契約（下稱“涉案契約”）而進行的。

5.  根據該份受紐約法律管限的涉案契約，馬龍承諾支付上述票據的利息及歸還票據的本金。作為履行該等責任的保證的一部分，馬龍及申請人簽立一份日期亦為1998年5月6日的股份抵押協議，將他們在法團被告的股份押予銀行。

6.  涉案契約界定了某些事項為違約事件，而根據上述股份抵押協議第6.2條，一旦發生任何此等事件，銀行將有權行使附於該等已抵押股份的權利及權力。

違約事件及法律程序

7.  各方均認同，於1999年曾發生某些違約事件。銀行因而入稟紐約聯邦法院，對馬龍提起法律程序。被告人嘗試提出不可能履行涉案契約作為抗辯理由，辯稱內地政府的政策出現改變，導致聯營合夥人拖欠向法團被告付款，故馬龍不可能履行涉案契約下的責任。此項抗辯不獲法院接納；而在美國多個法院幾經訴訟後，裁定馬龍敗訴的簡易判決始被登錄。

8.  銀行依仗上述股份抵押協議的條款，委任另外三名原告人為法團被告的董事；而他們於2002年5月14日通過決議，免除第七被告人作為秘書的職務。然而，申請人拒絕確認該等原告人為董事，亦拒絕承認他們所通過的決議。

9.  這引致當前針對被告人的訴訟，當中原告人要求法庭宣告首三名原告人作為董事的委任及他們所通過的決議為有效。原告人亦提出申索，要求法團被告交出其簿冊、法定紀錄及其他財產。

10.  原告人申請簡易判決。申請人嘗試依仗“不可能履行涉案契約” 作為抗辯理由；此抗辯曾遭美國法院拒絕接納。他們亦提出新的抗辯理由，指根據中國國務院於2002年9月10日發出的通告（下稱“國務院通告”），涉案合約屬違法，而雙方對於涉案合約的合法性存有誤解。

11.  鍾安德法官批出簡易判決，裁定各方受制於美國法院拒納指不可能履行涉案契約的抗辯的裁決，並裁定指涉案合約屬違法及雙方存有誤解的抗辯理由無法辯證成立，因其建基於不可信的證據，而不管如何，該等抗辯理由與原告人的訴訟因由及所尋求的濟助無關宏旨。

上訴法庭

12.  申請人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時，不再依仗不可能履行涉案契約作為抗辯理由。他們的論據集中於指雙方存有誤解的說法。他們辯稱雙方對於涉案聯營合約的合法性存有誤解，並辯稱國務院通告使涉案聯營合約從一開始已告無效。為支持該辯稱，他們提交由一家名為“北京國際法律事務所”的實體出具的法律意見書（下稱“北京意見書”），以及由一名美國律師Craig Albert先生出具的意見書，當中把國務院通告形容為“令情況改變的中國法律……其裁定[涉案聯營合約]從一開始已告無效。”

13.  必須了解的重點是在何等背景下提出這些關乎中國法律的問題及將之採為申請許可上訴至終審法院的依據。銀行委任法團被告董事局董事的權力，源自該份受紐約法律管轄的股份抵押協議。該文書或涉案契約並無任何涉及違法性的問題，故根據該文書或涉案契約委任首三名原告人一事亦不受任何涉及違法性的問題影響。申請人提出關乎中國法律的證據，目的是證明國務院通告使涉案聯營合約違法及從一開始已告無效。申請人辯稱，這顯示涉案契約及股份抵押協議乃基於雙方對涉案聯營合約的合法性存有誤解而訂立，而該誤解使該兩份文書成為無效，亦使根據該兩份文書而委任原告人為董事的做法失效。

14.  涉案契約第501(11)(c)條對此論據有重要影響。該條款把“任聯營合約變為完全或局部違法、無效或不能強制執行……”的情況界定為違約事件。這顯示各方已預視涉案聯營合約變為違法的可能性，並已就此訂立明確條款，因此或可否定指雙方對於涉案合約的合法性存有任何誤解的說法。然而，申請人辯稱，北京意見書顯示根據中國法律，涉案合約從一開始已告無效，而不是如第501(11)(c)條款所預期般“變為”違法或無效，故此該條款根本不適用，亦不能說該條款否定指雙方對於涉案合約的合法性存有誤解的說法。

15.  上訴法庭拒絕接納該論據，並維持上述簡易判決，裁定指雙方對於涉案合約的合法性存有誤解的抗辯理由無法辯證成立。上訴法庭裁定，指涉案聯營合約從一開始已告無效的中國法律證據有欠理想，因其内容純屬武斷的結論。該等證據欠缺任何分析或解釋，故不獲給予任何比重。上訴法庭法官郭美超作出以下闡述（該上訴法庭的其餘法官亦對之表示同意）︰

“[雖然北京意見書]嘗試概述中國行政法和合約法的影響，但筆者到底有否考慮涉案聯營合約本身，實有欠清楚。在研究任何建基於外地法律的意見是否有效時，法庭不會直接接納任何呈述的結論為正確，即使有關意見未受其他法律意見反駁亦然。在裁定涉案意見書應否獲給予任何比重以及（如應獲給予比重）應獲給予多少比重時，法庭有權（而且事實上必須）考慮相關法律推理的依據及國務院通告的條款。須注意，涉案意見書既無提及賺得盈利與蒙受虧損的聯營事業之間的分別，亦無提及財物復還，也沒有嘗試論述國務院通告第III部的‘前瞻’性質。涉案意見書在法律分析方面尤其匱乏。在此情況下，給予涉案意見書任何比重的做法原則上實屬錯誤。”

16.  上訴法庭裁定，Albert先生的意見書只包含他就北京意見書的比重而表達的個人意見，無助推展申請人的抗辯。

17.  據此，上訴法庭斷定，北京意見書並無提供可接受的證據基礎以消減第501(11)(c)條的效力。因此，上訴法庭裁定指雙方對於涉案合約的合法性存有誤解的抗辯理由無法辯證成立，並維持簡易判決。

18.  上訴法庭的判決尚有另一方面須予注意（下文將再次提及）。上訴法庭法官郭美超在其判案書第26段述明：

“論點很大程度上依仗……第501(11)(c)條中‘變為’一詞的使用。然而，蔡先生接納，相關合約在國務院通告發出之前乃屬合法，只是該通告的公布使該等合約‘變為’違法。在此情況下，指第501條 — 尤其第(11)(c)款 — 不適用的說法似乎無法辯證成立。”

19.  上訴法庭拒絕給予上訴許可，裁定申請人所提出的問題並不具有重大廣泛的或關乎公眾的重要性，亦裁定案件有嚴重及不可予寬宥的延誤。

是項上訴許可申請

20.  申請人陳詞指，其擬提出的上訴涉及具有重大廣泛的或關乎公眾的重要性的問題，應提交終審法院作出裁決。這些問題是：

(a) 假如一項簡易判決申請涉及外地法律問題或爭議點，而另一方沒有就外地法律提出相反證據，則香港法院在審理該申請時的正確做法為何?

(b) 尤其是，假如一方提出關乎外地法律的專家證據未受對方提出相反證據質疑，則在沒有專家就適當的外地處理方法或法律推理過程提供協助下，香港法院徑自嘗試採用本身的做法來分析關乎外地法律的專家證據，是否正確之舉?

21.  對於專家就外地法律而提出且沒有受到反駁的證據，法院的評核方法已妥為確立。正如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拒絕批予許可時指出，Dicey &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第13版第9-016段提供了頗為不錯的撮述，其內容如下（本席略去當中引述的眾多權威典據）：

“若然專家證人就其引述的資料的影響而提出的證據並無受到反駁，‘[典據]已反覆指出法院應儘量接納此等證據’，亦有案例裁定，凡各方的專家證人已同意有關外地法律的意思和影響，法院至少無權基於其本身對外地法律的研究而拒納該等經同意的證據。不過，雖然法院一般會接納該等證據，但在下述各種情況下則不然：如果該等證據‘顯然虛假’、‘含糊’、‘誇張’或‘明顯地荒謬’，又或‘他從來沒有思考真正的法律論點’，又或‘[該專家]所述的事宜並無依循任何述明或隱含的推理過程以支持其結論’；又或相關外地法院即使同意該結論，也不會引用該專家的推理方式。在此等情況下，法院可拒納相關證據，並可檢視該等外地資料，以就其影響得出法院本身的結論。同樣地，假如專家就外地法規的涵義而提出的意見與相關文本或英譯本不一致，以及在參照外地用以詮釋該外地法律的任何特別規則下，該專家意見顯得無理可據，則法院可拒納該專家意見。然而，在這方面應當注意，看似相當簡單的字句，在境外法規中卻往往可能帶有特定的專門意思。”

這種處理方法已普遍獲香港法院採納：見The "Griesheim" [1983] 1 HKC 251; [1984] HKC 416；The "Adhiguna Meranti" [1986] HKLR 487；及Korea Data Systems, Co Ltd v Jay Tien Chiang [2001] 3 HKC 239。

22.  即使關乎外地法律的證據未受相反證據反駁，如屬情況所需，法院顯然仍有權以該等證據有欠理想為由而拒絕予以接納。至於拒納該等證據的後果，則視乎具體情況而定。假如提出該等證據的用意是反對簡易判決申請，則倚賴該等證據的抗辯將隨該等證據被拒納而失去基礎。在本案中，基於上訴法庭法官郭美超已述明的理由，各下級法庭絕對有權拒納相關證據。

23.  尚有另一原因解釋為何申請人不能依仗北京意見書來避開第501(11)(c)條下與指稱雙方存有誤解的抗辯理由相逆的含意。涉案聯營合約乃在國務院通告於2002年頒布之前訂立。正如上文引述上訴法庭法官郭美超的判案書第26段所記錄，在上訴法庭聆訊中代表申請人出庭的首席大律師（其並非在上訴委員會席前出庭的資深大律師翟紹唐先生）承認，涉案合約只在國務院通告於2002年發出後才可“變為”違法，故涉案合約於最初簽立之時並非無效。對此承認，翟先生亦無從迴避。因此，就國務院通告在中國法律下對於涉案聯營合約的影響而言，不論這項爭辯有何結果，最終都是無關宏旨的。無論國務院通告公布後可能帶來甚麽影響，申請人已承認涉案聯營合約在國務院通告公布前有效，亦已承認，即使涉案聯營合約“變為”無效，這也只是在國務院通告公布之後的事。故此，第501(11)(c)條款適用，令到申請人指雙方對於涉案合約的合法性存有誤解的抗辯理由無法成立。

24.  在這情況下，本案並不引發具有重大廣泛的或關乎公眾的重要性的問題。申請人所表述的問題充其量純屬學術性質，案中也沒有獨立理由支持把此事宜交由本院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