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子浩

DCCC 55/2020

[2020] HKDC 394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0年第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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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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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被告人, 一名沒有案底的年青人，否認一項暴動罪[1]並由律師代表提出抗辯。

控方案情

2.  控方案情並不複雜。去年10月1日下午時分，一隊防暴警察為了保護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在東頭村道佈防，期間，收到消息有人群在東頭村道龍慧樓外聚集，防暴警察於是向前推進，當接近人群約50米時，人群中有人叫囂，有人向警方防線投擲磚頭、雜物和汽油彈。

3.  人群大約二百人，身穿黑色衣服，大部份戴上防毒面具，黃色工人頭盔並築起傘陣。下午3時39分，警方舉起紅旗向人群作出警告，指出他們參與了非法集結並須停止衝擊警方；人群沒有理會繼續向警方投擲雜物。

4.  下午3時42分，警方舉起黑旗向人群作出驅散的警告，並預告會發射催淚彈。人群沒有理會仍然繼續向警方防線投擲雜物並開始堵路。警方於是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作出驅散，人群節節後退，期間有人向警方投擲燃燒彈。

5.  下午四時，警方採取拘捕行動。當時人群約在警察前方50米，約有十人從傘陣走出來向警方投擲汽油彈，而其中一個沒有像其他人般戴上頭盔的男子（警方指是被告人）向警方投擲磚頭。防暴警察向着人群一直追上去，在基協中學外追及被告人，並把他制服在地上，最後以非法集結罪把他拘捕。追捕過程大約維持十多秒時間。

證據

6.  控方傳召了三名警察證人出庭作供，主要倚賴兩名當日有份參與驅散人群的防暴隊人員(他們分別是楊警員和林警署警長) 去證明控方案情；至於第三位證人是其後接手向被告人作出調查的吳姓偵緝探員。

7.  被告人選擇不作供，但傳召了他的一名中學同學(何先生) 以證明辯方所呈遞的一段錄影片段之真實性。辯方同時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B條呈遞兩份被告人事後的醫療報告及7份來自其中學老師和校長的良好品格信件。

同意事實

8.  警方拘捕被告人後檢取以下物品：

(1)- 一個連兩個濾罐的口罩;

(2)- 一個眼罩；

(3)- 一對黑藍色手套;

(4)- 一個背包

內有

(5)- 一件白色短袖T恤及

(6)- 一部智能手提電話; 和

他身穿的衣服

(7)- 一件黑色T恤；

(8)- 一條黑色長褲;

(9)- 一對黑色襪;

(10)- 一對黑色運動鞋。

證據分析

9.  舉證責任在控方，控方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有關控罪，所謂「毫無合理疑點」是一個相當高的標準，特別在本案的情況 - 控方只是倚賴兩名當日執勤的防暴警察描述他們目擊的事情來證明控方案情，沒有任何對於當日所發生的事情的照片、影片或證物等佐證。

10.  換句話說，控方單憑警察一面之詞要求法庭把被告人定罪，做法並無不妥，只不過在這情況下，兩名警察證人的證供之可信性變得至為關鍵；即是若法庭對有關證人某方面的證據有所質疑或不能安心接納為事實的時候，這可能會影響其整體的可信性，因而令控方未能確立其案情而出現疑點。

11.  觀乎本案，控方明顯是希望透過兩名警察證人來證明當日確實發生了暴動，而被告人就是參與其中的一份子 - 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正如他們所述)，當八至十人從傘陣走出來向警方投擲汽油彈及磚頭時，他就是投擲磚頭的人。

12.  兩名警察證人作供均表示他們看見這投擲磚頭的人，兩人於是跑上前追着這班人(林警長在楊警員較前的位置)，追了十多秒之後，林警長首先追及被告人把他制服，然後交給楊警員處理，當時被告人躺在地上，而楊警員則把膝蓋跪着被告人的胸部把他控制着。在追捕期間，兩名證人均表示他們的視線基本上沒有離開被告人。

13.  從以上可見，至為重要的一項證據就是警察證人對被告人的觀察(後稱之為觀察證據)- 他們說看見投擲完磚頭的人逃跑，於是展開追捕，在短時間內，把他抓獲，期間並沒有失去他的蹤影。說實在的，若法庭接納這些證據是足以把被告人定罪，但問題是，法庭是否確信事情是這樣發生？

14.  辯方關大律師指出當警察展開追捕的時候，情況頓時亂作一團，在這樣兵荒馬亂的情況下，他們的注意力緊盯着某一人的說法並不可信；再者，當時馬路中央橫放着一部配備雲梯的消防車，各人都需要繞過它逃跑，這定必影響了警察對前方被追捕的人的觀察，因此辯方指警察當日是「捉錯人」的說法是有可能的。

15.  當辯方律師向警察證人指出，他們觀察被告人的視線是受到一部停泊在路中央的消防車所阻擋時，他們矢口否認；對於現場是否有消防車的說法，楊警員表示沒有印象而林警長則說沒有此事。

16.  代表控方的韋大律師陳詞時指，兩名警察證人都是誠實可靠，楊警員的供詞並非指自己的視線從未離開被告人，反而是公平地表述曾有短暫離開，只因曾有隊員在他面前奔跑而剎那間遮擋了他又或者他需要留意地面的雜物，但總體來說，每次離開的時間不足1秒。

17.  韋大律師亦指出被告人當時有其獨特之處而引起警察的注意，就是他當時並沒有如其他示威者一般戴上黃色工人頭盔。根據林警長所述，當他展開追捕的時候，前面的人與他相距大約30至40米，沒有阻擋，光線充足(楊警員則說相距大約50米)。韋大律師向法庭陳述林警長對於被告人的觀察及相關證據與楊警員的相互吻合，彼此印證。

辯方所呈遞的錄影片段

18.  韋大律師向法庭表示不爭議其可呈堂性，本席亦有機會多次觀看過有關片段，雖然當中有一段反覆喊叫“唔好打呀”的時段(鏡頭那時突然轉向另一方向而呈現模糊影像)，但整體畫像的播放是流暢的；至於時間的跳動方面亦沒有出現不尋常的現象。

19.  兩名警察證人在庭上有機會觀看有關片段，亦能向法庭點出在影片中出現的人物那個是他們。在法庭前的證據，本席接納影片事前並沒有受到不當的干擾而內容亦準確地反映事實。

楊警員替被告人戴上膠索帶

20.  楊警員作供說制服被告人在地上後，是他本人以膠索帶把被告人雙手反鎖，但當觀看完有關錄影片段後，他更改其口供說其實是在他身旁揹着旗袋的同僚所幹的。代表控方的韋大律師認為這些落差並不足以影響楊警員整體證供的可靠性，原因是這些只不過是一些次要的環節。

21.  在這點上，本席同意韋大律師的論點。當然被告人在被制服後，誰替他戴上膠索帶，看來並不屬於什麼重要的環節，證人把這細節弄錯了也無可厚非，亦不應因此而影響了他整體證供的可信性。

被告人頭部的傷勢

22.  不爭的事實被告人案發當日晚上7時左右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接受治療，除了身體多處 (手臂、肩膊及膝蓋) 擦傷外，最嚴重的就是頭部有3至4厘米長的裂傷，事後接受了縫針的治療。

23.  證據顯示被告人當時頭部流血，楊警員作供指當被告人被帶上警車後，他才第一次看到其頭部的傷勢。在制服被告人整個過程中，他本人沒有也沒有看見其他同僚向被告人使用武力導致其頭部受傷。

24.  至於林警長，他是唯一一個承認曾向被告人使用武力的警察。他作供說第一次追及被告人時便使用警棍打他，被告人向前跑多三、五步又被他追及，他再次用警棍打他。兩次都是打上身即是肩膊側面位置。林警長強調自己沒有使用警棍毆打被告人的頭部，因為他清楚明白這會是使用過大的武力，不成比例。

25.  按照林警長的說法，他不可能是導致被告人頭部受傷的人。那麼另一個可能性便會是，被告人被制服在地上後,但仍未被帶上警車這段時間內發生。理由很簡單，按照楊警員所描述，他是在警車上留意到被告人頭部的傷勢；另外，錄影片段顯示當被告人被帶上警車後，有一名警員從車尾拿出一個橙色箱(警察證人同意是一個急救箱) 到車上。

26.  從錄影片段可見，楊警員一直按着被告人在地上，期間，曾有一名防暴警員突然衝過來，粗暴地把被告人抽起，並拖扯他到別的地方。跟着便聽到一把聲音大聲呼喊「唔好打呀」而當時的鏡頭卻突然轉向未能看見繼續發生什麼事情[2]，之後所見就是數名防暴警員在另一位置圍住被告人，當時楊警員把被告人按在地上，稍後就見被告人被帶上警車。(那把聲音看似來自拍攝的人情急地說出的而當時不為意地把鏡頭轉了方向)

27.  雖然鏡頭所見被告人曾被警察粗暴對待，但看來不像是導致其頭部受傷的成因，餘下就是那段只有聲音而沒有影像的時段，在這段時間實際發生什麼事情並不清楚。辯方要求法庭基於Res Gestae法律原則，推斷這段時間被告人受到警察非法武力襲擊導致頭部受傷。本席認為沒有這個必要，法庭只需把它視為一種可能性來考慮便可。

28.  明顯地，控方證人不論是林警長或楊警員，他們的證供都不能合理地解釋被告人頭部受傷的原因，而擺在法庭前的證據只有兩個可能性 - 不是林警長便是楊警員或其同僚所幹的。

29.  如果是林警長使用警棍打傷的，那麼林警長說他只打被告人上身肩膊側面位置是在說謊; 如果是楊警員或其同僚所幹，那麼楊警員說他沒有打被告人又或看不見任何同僚毆打被告人，他也是在說謊，因為他那段時間一直按着被告人在地上(鏡頭所見楊警員靠近被告人頭部的位置)，如有任何人毆打被告人頭部，他定必看見。

30.  以上並非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因為每位執法人員當抓獲疑犯時，應使用合理武力把對方制服，制服後便須確保他不再受到非法暴力的對待，不論這些暴力是來自作出拘捕的執法人員還是其同僚，否則他們有機會面對刑事的檢控。

31.  林警長絕對明白以上規則，記得他作供說:「我們不會無端端打頭，武力過大，不成比例」。本席相信每位執法人員都明白此等規則，過往亦有執法人員因使用非法暴力而鋃鐺入獄的例子。因此，本席相信本案的兩名警察證人也不會視「向他人使用武力」為瑣碎事，而是會額外留意，免得惹上官非。

32.  現時客觀的事實是，被告人頭破血流，楊警員或林警長均不能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本席相信他們並沒有把真相向法庭講述。這當然削弱了他們整體證供的可信性。

消防車的出現

33.  從錄影片段可見，當被告人被制服在地上那刻，在不遠處有一部消防車橫放在路中央，仍見部分防暴警員繞過消防車走過來。

34.  根據警察證人的證供，他們大約在下午四時左右開始採取拘捕行動而展開追捕，大約十多秒之後便追及被告人，因此錄影片段拍攝的時候也應該是大約四時左右。

35.  辯方證人何先生作供說，他大約在下午四時半至五時之間，從Telegram群組中收到這段錄影片段，看見他的中學同學（被告人）在片中被警方制服，於是把其儲存在雲端上直至交給律師，期間並沒有對影片內容作出任何干擾。

36.  警察證人的證供並不支持有消防車出現的情況，假定警員所說的是真實，那麼便是有人在拍攝後做了手腳把消防車輸入畫面裡，以支持辯方的說法- 即是指當時消防車阻擋了逃走的人的去路，各人包括警察也需要繞過消防車，因此警察證人說他們的視線沒有受阻是不值得信的。

37.  首先，本席相信何先生所述，他是在四時半至五時左右收到有關片段；換言之，若有人需要把一些虛假的資料例如消防車輸入畫面裡，該人只有很短的時間作出決定。以當時情況而論，該人又如何預知辯方今天的辯護策略; 不僅如此，他還要預知警方證人會否定消防車的出現，這實在過於穿鑿附會了。

38.  配備雲梯的消防車橫放在路中央可算是相當矚目的景象，明顯警察當時逗留在現場一段時間，不應察覺不了它的存在。現在兩位警察證人的供詞並沒有描述消防車的存在，一說沒有印象，一說沒有此事，法庭是否可以照單全收?

39.  法庭問以上的問題重點在於控方證供的性質屬於證人口頭描述，這類證供指摘容易，反駁困難，法庭需要更加小心處理。本案確實有其他證據（錄影片段）顯示案發時有消防車的存在，它的存在相當可能否定了兩名警察證人證供關鍵的環節 - 即是他們聲稱觀察被告人逃跑的視線沒有受阻的說法。

40.  辯方律師不忘提醒法庭，案發後吳探員接手調查此案，曾到案發現場[3]尋找閉路電視的證據，但在他的報告中卻表示沒有發現閉路電視。在盤問下，辯方律師向他展示數張基協中學的照片顯示學校門外裝置的閉路電視，他同意當日他到案發現場的時候已有這些閉路電視，而他亦同意警方從來沒有向學校索取那些閉路電視片段。

41.  其實，當時被告人被制服的地方正是基協中學門外的馬路上，有關的閉路電視應會拍攝到有關的情況。如果有消防車的出現，相信也會被閉路電視拍攝得到。吳探員的其中職責是尋找案發現場的閉路電視，但奇怪的是，當他了解到學校有閉路電視的時候卻沒有向學校索取有關證據，還在其報告中表示沒有發現閉路電視。這些明顯是密切相關的證據，警方沒有索取，做法令人費解，至今控方仍未有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

42.  看回本案，當時的情況應有一定程度的混亂，現在讓本席概述兩名警察證人的描述 - 前面大約聚集了百多二百名示威者，當警察衝前採取拘捕行動時，警察與最近的八至十名示威者相距30至40米左右(記着警方是從後追上而並非包抄)，兩位證人均說是因為被告人是唯一一個沒有戴頭盔的人，因而顯眼令其被受注意。

43.  細心想一想，以當時情況而論，警察從後追上，他們的目光應該放在前方逃跑的人，不會刻意緊盯某一人，因為太多人急速地移動着而且雙方都有一定距離，最後給警察抓到的應該是跑得最慢的那位。奇怪的是，警察證人並非指被告人是跑得最慢的那一位，而是沒有戴頭盔。以上亦令本席質疑警察證人的說法。

44.  若把「消防車存在」加入考慮，不要忘記警察證人的證供是沒有提及消防車的，這有可能給他們的觀察證供添枝加葉；意思是加強他們針對被告人的觀察證據- 營造出一種視線沒有受阻的更佳效果。在法庭前的證據，本席至少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

45.  最後，基於以上所述，本席不能安心接納兩位警察證人的證供為當時事情發生的經過 - 即是被告人向警方投擲磚頭，兩位警察證人從後追上，他們的視線沒有離開被告人，然後在短時間內把被告人抓着。

46.  剔除了以上的證據，餘下的便只有單一的一個景象- 被告人在基協中學外被制服與及當時身穿的服飾和佩戴的裝備, 單憑這些證明不了什麼。

47.  或許他與本案無關，他只是從別的地方走過來剛巧路經該處遇上警察，又或者他與較早前發生在東頭村道的事件有關，但在法庭前所餘下的證據，這兩個可能性都存在。

48.  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本席裁定控方未能證明至毫無合理疑點，被告人是參與了案發當日發生在東頭村道的暴動或非法集結。

結論

49.  基於以上所述，本席裁定被告人無罪，予以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