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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A 320/2023
[2023] HKCFI 132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高院民事訴訟案件編號2023年第3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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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審法官︰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歐陽浩榮內庭聆訊 (公開) |
| 聆訊日期︰ |
2023年5月15日 |
| 判決日期︰ |
2023年5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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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決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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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本判決書將處理:
(1) 原告人於2023年3月17日存檔的傳票 (“判決傳票”)。根據該傳票，原告人以被告人沒有送交抗辯書為由，要求法院頒令，登錄被告人敗訴的最終判決; 及
(2) 被告人於2023年4月13日存檔的傳票 (“剔除傳票”) ，要求剔除原告人在本案的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並撒銷本案。
背景
2. 原告人於2023年3月3日，以傳訊令狀方式開展本訴訟，向被告人索償。從申索陳述書可見，原告人聲稱水務署偷改原告人的水費用戶編號及更換他的水錶，以詐騙原告人水費。因此，原告人要求被告人賠償水費損失港幣80,000元及精神傷害損失港幣800,000,000,000元。
3. 被告人於2023年3月9日，由律政司代表向法庭送交送達認收書，並表明會於本案提出抗辯。
4. 原告人其後隨即於2023年3月17日存檔判決傳票，並將他的申請排期於本席席前審理。
5. 被告人隨後亦於2023年4月13日存檔剔除傳票，並將之排期於本席席前與判決傳票同時審理。
判決傳票
6. 如前所述，原告人是以被告人沒有送交抗辯書為由，要求法院頒令被告人敗訴。
7. 就送達抗辯書的期限而言，《高等法院規則》(香港法例第4A章) 第18號命令第2條規則第(1)款規定：
“除第(2)及(3)款另有規定外，就一宗訴訟發出擬抗辯通知書的被告人，除非法庭另作許可，否則必須在令狀的送達認收時限後28天屆滿前或在申索陳述書送達他後28天屆滿前(以較遲者為準)，將抗辯書送達可能受其影響的訴訟其他每一方。”
8. 鑒於《高等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2條規則第(2)及(3)款所涵蓋的情況並不適用於本案，故此，被告人存檔及送達抗辯書的期限，應以《高等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2條規則第(1)款的規定為準。
9. 由於原告人於2023年3月3日將本案的傳訊令狀 (內附申索陳述書)存檔及送達予被告人，故此，被告人最遲可於2023年3月16日送交送達認收書[1]。
10. 因此，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2條規則第(1)款，送達抗辯書的期限為2023年3月16日起計28天，即2023年4月13日。
11. 《高等法院規則》第19號命令第2(1)及第3條規則就因欠缺抗辯書而提出的登錄判決申請，規定如下:
“2(1) 凡原告人只就一筆經算定的索求款項而針對某被告人提出申索，如該被告人沒有向原告人送達抗辯書，則原告人可在本規則或根據本規則所定的送達抗辯書期限屆滿後，就一筆不超逾令狀所申索的索求款額的款項以及訟費，登錄該被告人敗訴的最終判決，並可針對其他被告人(如有的話)繼續進行有關訴訟。” (强調後加)
“3 凡原告人只就一筆未經算定的損害賠償而針對某被告人提出申索，如該被告人沒有向原告人送達抗辯書，則原告人可在由本規則或根據本規則所定的送達抗辯書期限屆滿後，就損害賠償(有待評估)及訟費，登錄該被告人敗訴的非正審判決，並可針對其他被告人(如有的話)繼續進行有關訴訟。” (强調後加)
12. 以上規則均規定因欠缺抗辯書而提出的登錄判決申請，須於送達抗辯書期限屆滿後才可提出。由於原告人提出的判決傳票在被告人存檔及送達抗辯書期限屆滿前提出，這並不符合登錄判決的基本條件。因此，本席頒令撤銷判決傳票。
剔除傳票
13. 在吳艷嫦及另一人對李雪芬主任 (HCA 1164/2011，未經輯錄，2011年12月23日) 一案，歐陽桂如法官列出了有關剔除申請的法律原則:
“20. 《高等法院規則》第18 號命令第19(1) 條規則規定如下:
‘法庭可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基於以下理由，命令剔除或修訂有關訴訟的任何狀書或任何令狀的註明，或任何狀書或該註明上的任何東西 –
(a) 該狀書、註明或東西並無披露合理的訴訟因由; 或
(b) 該狀書、註明或東西屬於惡意中傷、瑣屑無聊或無理纏擾; 或
(c) ….
(d) 在其他方面而言該狀書、註明或東西是濫用法庭的法律程序;
並可命令擱置或撤銷有關訴訟或命令據此登錄判決 (視屬何情況而定)。’
21. 此外，法庭亦同時享有固有司法管轄權，在類似的情況下命令剔除或修訂有關訴訟的任何狀書或任何令狀的註明。法庭可以分開或同時行使其固有的司法管轄權力及第18 號命令第19(1) 條規則所賦予的權力。
22. 一個「合理的訴訟因由」是一個有可能成功的訴訟因由。就算與訟一方的案情薄弱，成功機會不大，他的訴訟因由亦算作一個合理的訴訟因由，申請人亦不能倚賴此理據剔除狀書：見《香港民事訴訟程序》2011 年第1 冊第18/19/6 段。
23. 另一方面，要構成一個合理的訴訟因由，原告人不能只單純指出訴訟因由的名稱或類別，他必須列出所有重要的事實，目的是使另一與訟者能夠透過這些重要事實瞭解原告人的整個案情，從而準備對策。如果一個狀書未能達到以上的要求，則此狀書將被視為不完全，以及未能透露任何合理的訴訟因由。
24. 「瑣屑無聊」是說這訴訟不可以用道理去辯論的，沒有基礎或勝訴機會的，這包括濫用法院程序的訴訟。「無理纏擾」則是說這訴訟構成欺壓。
25. 「濫用法院程序」意味著法院的程序一定要以真心誠意和恰當地行使，而不可濫用。
26. 一般而言，如一項爭議已由有司法管轄權資格的法院裁定，法院就涉及的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的判決是最終及不可推翻的。這是「既判案件原則」，違反這原則可被視為濫用法院程序。
27. 一般而言，法庭在行使剔除狀書的權力時，如狀書的不完整 (例如未包含重要的詳情) 是能夠補救的話，法庭並不會即時剔除狀書的有關部份，而會准許原告人修改狀書。但若狀書的缺陷是無可救藥及原告人的索償必然失敗，而任何修改都是無補於事的話，法庭會行使剔除整份狀書以及撤銷該項訴訟的權力。”
14. 雖然一般而言，法院會假設被申請剔除的狀書所載就事實的陳述皆為事實，但這慣常做法並非一成不變。馬道立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當時官階)在Jae Hoon Oh 訴 Richdale [2005] 2 HKLRD 285第15段指出，《高等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19(1)(b) 至(d)條規則容許申請剔除的一方透過誓章向法庭呈交證據，證明原告人根本完全沒有事實基礎支持狀書所載的訴訟因由。不過，他亦提醒法庭在決定不容許原告人繼續訴訟前，須滿意剔除狀書的申請是基於沒有爭議或無可爭議的事實而作出。這正正體現了法庭只應在清楚及明顯的情況下才剔除申索這原則。[2]
15. 林雲浩法官在林潔聲 訴 香港中山僑商會及其他人 (HCA 2011/2014，未經輯錄，2016年6月29日) 一案的判決書第18段中，亦同意不是在每一件案件中，都應假定狀書所載的都是事實。倘若有證據證明原告人在狀書所陳述的事情，是無可置疑地不真實的話，法庭在考慮剔除申請時，便無須受上述的假定所約束，從而按虛構的基礎而作出判決。[3]
16. 原告人的申索基礎，是水務署職員在未徵得他的同意前，偷偷更換了他的水錶，並在工作單上偽冒其簽名，以詐騙水費。原告人聲稱他因而蒙受水費損失港幣80,000元及精神傷害損失港幣800,000,000,000元。
17. 首先，根據《水務設施規例》(香港法例第102A章) 第26(5)條，水務監督可隨時更換水錶。故此，根本不可能存在原告人所聲稱的 “水務署偷換水錶”這問題。
18. 再者，雖然原告人在申索陳述書第2段指控水務署職員在工作單上偽冒其簽名，但從原告人自己提供的工作單副本可見，該文件上的用戶簽名欄及日期欄皆為空白，並無任何簽名，故此，原告人的指控是完全沒有事實基礎。
19. 此外，原告人要求被告人賠償精神損失港幣8,000億元，明顯毫無法律理據及基礎; 而根據《實務指示18.1》的規定，若原告人就人身傷害索償，他理應存檔損害賠償陳述書及醫學報告等，以支持上述索償金額，但他完全沒有按相關規定行事。
20. 本席認為，原告人的申索，明顯地屬瑣屑無聊和無理纏擾，以及屬於濫用法庭程序; 而他的申索的問題，屬根本性質，並不可以用修改狀書、提供進一步詳情等方法解決。因此，法庭應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19(1)(b)及(d)條規則將其剔除。
21. 原告人聲稱，由於被告人沒有存檔及送達抗辯書，故此，被告人的剔除傳票根本無效。本席不同意這見解，因為存檔及送達抗辯書並非申請剔除案件的先決條件。
命令
22.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撤銷原告人提出的判決傳票，又頒令剔除本案的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並撒銷本案。
訟費
23. 原告人須向被告人支付本案(包括判決傳票及剔除傳票)的訟費。
24. 為節省雙方的訟費及時間，本席經考慮本案的情況後，認為適宜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62號命令第9A(1)(a)條規則，採用簡易程序方式來評定被告人應得的訟費金額。有關訟費金額現評定為11,580元。
25. 原告人須於2023年5月29日或之前向被告人支付上述訟費。
原告人：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
被告人：由政府律師張嘯鋒代表出席聆訊
[1] 《高等法院規則》第12號命令第5(a)條規則: “如屬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送達的令狀，即為提述令狀送達後14天(包括送達當日)，或凡該時限已由本規則或憑藉本規則延展，則為提述該獲如此延展的時限”
[2] 原文如下: “It is of course possible to refer to facts in order to found a strikeout application. O.18 r.19(1)(b)–(d) permit affidavit evidence to be utilized in order to show, for example, that a plaintiff simply has no factual basis to support the cause of action pleaded in his claim. Care, however, must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a plaintiff is not prevented from going to trial unless the material facts before the Court at the strike out stage are either uncontroversial or cannot seriously be in dispute. All this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principle that it is only in plain and obvious cases that a claim can be struck out.”
[3] 原文如下: “Ms Catrina Lam, who has appeared with Mr Martin Ho on behalf of the plaintiff, argued that on a strike-out application, the factual allegations in the pleading in question must all be taken as true. While that may be the proper approach in most applications, Ms Lam’s proposition is in my view too widely stated. There are authorities that show that the court’s power to strike out a pleading can be exercised where it is plain and obvious that the plaintiff’s case has no factual basis: Oh Jae-Hoon, Eugene v Richdale [2004] 4 HKC 315, at paragraph 15, or has no “solid basis capable of proof” and is a “myth” with “no substantial foundation”, per Lord Herschell in Lawrence v Lord Norreys (1890) 15 App Cas 210, 220, or presents “a tissue of improbabilities which ought not to be sent to proof”, per Lord Watson at page 222; see also Overseas Trust Bank v Coopers & Lybrand [1990] 1 HKLR 568 at 583. Thus if a plaintiff pleads as a fact something which can clearly be shown to be incontrovertibly false, then on an application to strike out on that basis the court is not bound to accept the allegation as true and to proceed on a fiction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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