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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 162/200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案件編號：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7年第162號
（原沙田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06年第78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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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馮驊
聆訊日期：2007年4月3日，4月26日
判案日期：2007年5月2日
判案書
1. 上訴人文燕卿經審訊被暫委裁判官裁定一項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罪，違反《入境條例》（第115章）第17I (1)條。她不服定罪上訴。上訴人在庭上表示，她並無針對刑罰上訴。
控方案情
2. 控方指上訴人僱用持雙程證留港女子李碧荷。辯方同意上訴人知道李女士為持雙程證訪客。
3. 2006年7月26日清晨5時40分，兩名便裝警員（第一及第二證人）見李女士推著鐵車，載有報紙雜誌，及一張將書報回到書報社的回書單。警員得悉李女士為持雙程證訪客，由李女士帶往上訴人在附近的報攤。
4. 第二證人查問上訴人，上訴人表示李女士是表妹，早上5 至6時來派報紙，上訴人會請她吃早餐，及給她一點錢帶回内地。第二證人警誡及拘捕上訴人。警誡下，上訴人說：「碧荷每日都是做一個小時，我不知是犯法的。」
5. 上訴人稍後簽署補錄警誡供詞。在會面紀錄中，上訴人說，李女士一有空便到檔口幫手，由7月18日起每天早上5 至6時許會過來幫手，工作範圍包括運送報紙到附近店舖。她沒有給李女士工資，只是每天請她吃早餐，當李女士回到内地時，上訴人會給她300元零用錢買東西給女兒吃。她們不是親表姐妹，只是同村，但以表姊妹相稱。
辯方案情
6. 上訴人爭議口頭招認及警戒供詞的自願性。
7. 上訴人作供，否認僱用李女士，沒有明示或暗示給李女士一個僱傭工作。300元並非工資。李女士只是隨心幫手，有時來，有時不來。
8. 上訴人丈夫盧先生作供，指上訴人及他均沒有僱用李女士。李女士隔4至5天才主動來報攤一次。上訴人每次請李女士吃早餐，但沒有給她300元。
裁判官的理由
9. 裁判官裁定口頭招認及警誡供詞是在自願情況下作出的。裁判官信納控方證人，不相信上訴人及她丈夫的證供。
10. 裁判官在考慮雙方是否存在僱傭關係時，參考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柳志惠 HCMA 302/2003一案，高等法院暫委法官潘敏琦的判詞的第11段：
“11. 本席認為，「僱傭工作」是建基於「僱傭關係」，即一方替另一方工作時視另一方為僱主，而另一方（即被視作僱主的一方）亦承認相互的責任或義務，而且，兩人之間存在誠信責任(fiduciary duties)，僱主亦須要有權安排﹑調配或給予指示僱員工作。”
11. 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第15段說：
“15. 就控方的証供，基於第一証人及第二証人的証供及警誡供詞[見証物P6]內所作出的招認，本席只可得出一個不可抗拒的推斷，被告人僱用李女士為她工作。李女士替被告人推手推車運送報紙及雜誌，是被告人的安排﹑調配或給予指示李女士的工作。李女士會在每天同時間來為被告人運送報紙及雜誌，明顯地是被告人的調配工作及安排。被告人視李女士為僱員，而李女士視被告人為僱主。”
12. 原審裁判官作出一個不可抗拒的推斷，上訴人與李女士之間存在僱傭關係。
上訴理由
13. 上訴通知書概指證據分量不足以構成定罪。
14. 上訴人在庭上補充，李女士是她的表妹，份屬親戚，出於好心幫忙，有時到來，有時不來。她本人不知犯法、亦無心犯法，以爲幫少少時間，就不算犯法。
討論
15. 根據《入境條例》第17I(1)條規定：
“任何人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為僱員，即屬犯罪，可處罰款$350,000及監禁3年。”
16. 根據《入境條例》第17G(1)條的釋義：
“‘僱員’指已訂立僱傭合約，接受另一人僱用為僱員或學徒的人；
‘僱主’指已訂立僱傭合約，僱用另一人為僱員或學徒的人，亦指該人妥為授權的代理人、經理人或代理商；
‘僱傭合約’指書面或口頭、明示或默示的協議，而根據該協議，其中一方同意僱用另一方，而該另一方則同意以僱員身分為僱主服務；僱傭合約亦包括學徒合約；”
17. 值得留意的是，根據《僱傭條例》（第57章）第2(1)條的釋義：
“‘僱傭合約’指書面或口頭、明訂或隱含的協議，由協議一方同意僱用另一方，而該另一方則同意以僱員身分為其僱主服務；亦指學徒訓練合約；”
該釋義基本上與《入境條例》第17G(1) 中“僱傭合約” 的釋義是相同的。
18. 就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的罪行元素，僱用者與受僱者之間須存在僱傭合約的。而僱傭合約是否存在，應按照合約法和僱傭法而定。不過，刑事法庭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肯定僱傭合約的存在。
19. 僱傭關係亦包括散工。於Poon Chau Nam v. Yim Siu Cheung t/a Yat Cheung Airconditioning & Electric Co FACV 14/2006（判案日期：2007年3月3日），終審法院法官李義在判詞第35段指出，當某件散工被邀約及接受時，雙方就該僱用事宜達成合約[1]。而李義法官在判詞第15段指出，即使雙方沒有提供及接受工作的相互責任，雖然那對涵括式合約的存在是致命的，但就每次僱用而達成的僱傭合約是無關痛癢的2。
20. 涵括（umbrella）或總項（global）式的僱傭合約是指雙方達成大體上（overall）的合約，互雙承擔在一段時間内提供與接受工作的責任。
21. 在刑事審訊中，法庭通常或者不會聽到非法協議或合約的直接證據，例如目擊證人或文件證據等，但法庭可以考慮整體證據，包括被告人的行爲，而斷定協議或合約是否存在。當然，對被告人不利的推論，必須是唯一合理的推論。
22. 於R v. Ip Po Fai (譯音葉寶輝) HCMA 1201/1995一案，高等法院法官陳兆愷（當時所任）說：
“本席認為很明顯單憑在某地方進行工作不等同僱傭，雖然在缺乏其他證據的情況下，法庭可以作出必然（即僱傭）的推斷。”3
23. 就上述葉寶輝案的判詞，高等法院暫委法官杜溎峰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訴 陳素冰HCMA 506/2005一案的判詞第14及15段說：
“14. … 陳兆愷法官指出進行工作與僱傭有別。他的含義是進行工作是一個中性的行為。進行工作可能是基於履行僱傭合約內的責任，或基於履行服務合約內的責任，或出於義務的無償工作。陳兆愷法官繼而指出在在缺乏其他證據的情況下，法庭可以作出必然的推斷進行該工作是基於履行僱傭合約的責任。
15. 在一般情況下，這推斷是十分合理亦屬必然的推斷。雖然香港人樂於助人，但一般而言，一個人不會無原無故幫別人執行僱員的工作而代他賺取金錢。所以在缺乏其他證據下，法庭可以很容易作出僱傭推斷。但若案中有其他證據，如進行工作者與涉嫌僱主存在一些特別關係，如親友關係，這會為他進行工作提供其他可能的推斷，以使法庭無法作出唯一僱傭推斷。同樣，若案情披露了一些事實，而這些事實可以解釋涉嫌受僱者進行工作的原因，這亦同樣會構成其他推斷而令法庭無法作出唯一的僱傭推斷。例如，兒子幫父親送外賣，又或一名義工幫助一名患病的報販在報攤賣報紙。法庭可以作出其他推斷，但他們執行工作有可能是基於僱傭合約以外的責任，法庭便不能作出唯一的僱傭推斷。但一名青年無故替他人送外賣，法庭不難作出唯一的推斷，他執行工作是在履行僱傭合約的責任。”
24. 當然，即使做工作的人與提供工作的人之間存在特殊的關係，例如親屬關係，如有其他直接或環境證據支持，僱傭關係的推論仍可成立的。
25. 本席不認爲裁判官就事實裁斷犯了任何錯誤，無需干預。
26. 在裁判官拒納辯方的辯解證據下，可以支持僱傭合約之推論的事實裁斷如下：
(1) 由2006年7月18日至7月26日，李女士每天早上5時至6時許到上訴人的報紙檔幫手；
(2) 李女士的工作包括運送報紙到附近舖頭；
(3) 上訴人每天請李女士吃早餐，及到她回内地時，給她300 元零用錢；及
(4) 她們不是親屬，只是同村。
27. 由此可見，上訴人與李女士不是親屬，李女士受上訴人指派工作，而工作已持續了相當日子。李女士替上訴人工作是有報償的，包括食物與金錢的承諾。因此，裁判官對於僱傭關係的推論是正確的。即使李女士有時來、有時不來也無衝突。
28. 基於上述理由，上訴駁回。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寶翠高級政府律師代表
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
[1] “As and when a particular casual job is offered and accepted, the parties enter into a contract in relation to that engagement.”
2 “It follows that the absence of a mutual obligation to supply and to take up work, while fatal to the existence of an umbrella contract, is irrelevant to the existence of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arising out of a specific engagement.”
3 “In my view, it is clear that working at a place per se is not employment, although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evidence, one may draw the necessary i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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