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CCC 27/2017
[2018] HKCFI 38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刑事案件2017年第27號
----------------
----------------
| 出席人士： |
顧佩芳小姐，為外聘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
梁照林先生，由李子明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
--------------------------------------
判刑
以下內容乃法庭數碼錄音謄本
--------------------------------------
官：
被告人被控一項強姦罪，經審訊後，於2017年12月8日被陪審團裁定罪名成立。本席於當天下令索取受害人的心理創傷報告，而將判刑押後，現在作出判刑。
受害人在2017年6月於一個網上電子遊戲玩家聚會之中認識被告人，後來在一個派對裡面，受害人在喝醉之下被被告人帶去一家時鐘酒店過夜。受害人早上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一絲不掛，而被告人睡在床上受害人的身邊。受害人隨即詢問被告人有沒有和她發生性行為，被告人否認。後來受害人發現自己懷孕，因為過往數月受害人沒有和其他人發生性行為，所以斷定是被告人當晚有和受害人發生性行為。
受害人用電話訊息向被告人質問，被告人初時否認，直至受害人恐嚇要報警，被告人才承認曾經與受害人發生性行為，並且願意負責墮胎以及之後調養身體的費用。但後來因為在醫院覆診的時候雙方發生口角，最後受害人決定報警。
在審訊的時候，被告人否認在酒店之內曾經與受害人發生性行為，並且謊稱曾經在受害人同意之下，在受害人的家和受害人發生了兩次性行為，用以解釋為何受害人會懷有被告人的胎兒。
臨床心理學家的報告指出，受害人曾經有毒品的問題，但她能夠自行成功戒毒，找到工作，開始新生活。但發生此事之後，因為懷孕而令到受害人身體極不舒服，以及受害人十分擔心同事會知道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所以最後在情緒失控之下與同事發生爭執，最後受害人需要辭職。臨床心理學家亦指出，受害人因為被告人在審訊之中編造一些受害人的負面故事，指稱受害人是自願和被告人發生性行為，這件事令到受害人非常憤怒，她亦擔心家人會錯誤地相信被告人而質疑她。受害人亦在審訊期間閱讀到傳媒有關她的報導及評論，令到她感到傷害及困擾。曾經嘗試自殺。臨床心理學家指出，雖然受害人對案發經過沒有仔細記憶，但對於審訊的過程卻難以忘記，令她非常困擾，並且經常失眠，每晚只能夠睡眠兩至三小時。臨床心理學家說事件令受害人難以釋懷，遇到一些與事件相關的事情，例如酒店以及性的話題等等，都會勾起受害人的創傷，引致她失眠以及抑鬱。臨床心理學家認為受害人呈現創傷後遺症的症狀。
正如本席先前所說，本案的判刑並不容易，被告人現年31歲，是一名警察。被告人在單親家庭長大，爸爸在很多年前已經過身，媽媽是洗碗工人，一手養大被告人，只有他一個兒子。根據被告人媽媽寫給法庭的信件，被告人媽媽因為工作操勞而令到腳部出現嚴重問題，亦患有糖尿病，需要被告人照顧。被告人因為不忍心媽媽辛勞工作，而放棄修讀大學的機會，投身社會工作，讓媽媽可以退休。
在被告人寫給法庭的一封信裡面，被告人說六年前考入警隊的時候，他和媽媽都十分高興，他立志要做一個好警察服務社會，警惡懲奸，所以由他入警察學校開始，他已經很努力去接受訓練，獲得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取得銀雞獎。在他服務警隊的六年間，他一直都努力工作，要做一個專業的警察，獲頒大大小小的嘉許狀數十次，升級在望。但他現在已經是一名囚犯，不再是一名警察。被告人在他的信中，及代表他的梁大律師亦在陳詞時候指出，在陪審團達成裁決當日，被告人的女朋友就在醫院誕下他們的兒子，可惜被告人到現在仍未能看到他的兒子一面。被告人在信中說他為不能夠陪伴女朋友產子而感到難過及內疚，亦為了媽媽因為今次事件所受的傷害而覺得心痛。
正如代表被告人的梁大律師所說，本案不是一件有預謀的案件，亦沒有牽涉暴力，被告人是一名出色的警務人員，一直行為良好。在本案之中，明顯地因為一個極之愚蠢及錯誤的決定而犯案。被告人是一名十分孝順的兒子，靠自己努力加入警隊，考取到卓越的成績，有大好的前途。不能否認的是，被告人現在要面對的後果，對他自己及身邊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打擊，本席亦覺得十分可惜。
但另一方面，強姦是一項極之嚴重的罪行，被告人不能因為受害人醉酒而罔顧她的意願，與受害人發生性行為。女性有權不被性侵犯，醉酒後的女性同樣有權不被性侵犯。一名女性醉酒，並不代表她已經失去不被侵犯的權利。作為朋友的被告人應該做的事是保護她，而不是侵犯她。雖然被告人這次犯案並不涉及暴力，但他在受害人酒醉之後乘人之危，案情亦絕對不能說不嚴重。而加上被告人犯案時候沒有做任何安全措施去防止受害人懷孕，而實際上受害人亦確實因為被告人的行為而懷孕，令案情更加嚴重。
強姦罪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香港法庭在考慮強姦案的判刑時，一直以來都會參考英國案例R v Billam（[1986] 82 Cr App R 347）一案。在那件案件裡面，法庭指出在沒有案中所指的加刑因素之下，一般應該採納的判刑起點是5年的監禁。雖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煒東一案裡面（CACC 121/2013），上訴法庭指出在過去多年之間，香港法庭都不一定跟隨Billam一案的判刑起點。但上訴法庭亦指出，在沒有可供參考的統計數字作考慮之下，上訴法庭根據經驗，仍然採納5年作為適合的判刑起點。
在那件案件裡面，受害人因為企圖自殺而服用大量藥物，導致神智不清，該案的被告人在街上見到有機可乘，用手推車將受害人運送到公園僻靜的地方將她強姦。上訴法庭認為該案原審法官以10年作為判刑起點是過重，將判刑減至9年。
在這件案件裏面，被告人是沒有使用到避孕套而使受害人懷孕，這個是加刑因素。此外受害人亦因為這件事令她原先已經努力展開的新生活前功盡廢，現在更加受到創傷後遺症的影響。但另一方面，本案亦沒有在陳偉東一案中出現的因素，包括在該案中的被告人只是一名陌生人，對在街上神智不清的陌生女子施暴，在該案受害人表明不願意的情況之下，該案被告人仍然繼續。
本席認為考慮了上述的種種因素之下，適合的判刑起點應該是六年半的監禁，但本席亦考慮到被告人的個人背景，包括他是一名十分孝順的兒子，一直努力工作，而他自己亦初為人父，事件對他及他一家人有嚴重的打擊。故此本席將六年半的監禁減至五年半。
就這項控罪，被告人被判處五年半的監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