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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602/2023
[2025] HKDC 83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6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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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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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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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晏琟 Avery（又名梁翠珊） |
（第一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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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欣 |
（第二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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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王熙曜先生，為外聘大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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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青菁女士，由植振輝律師事務所延聘，代表第一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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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紹欣女士，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梁浩然律師事務所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延聘，代表第二被告人（審訊期間，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司徒維新律師行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延聘，代表第二被告人） |
| 控罪: |
[1] 串謀詐騙罪（Conspiracy to defrau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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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及 [4]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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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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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被告人被控兩項串謀詐騙罪，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C(6)條予以懲處（第一及第二項控罪）；第二被告人被控兩項洗黑錢罪，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第三及第四項控罪）。經審訊後：第一被告人被裁定第一項控罪罪名成立，第二項控罪因辨認證供薄弱表面證供不成立；第二被告人被裁定第三及第四項控罪罪名成立。
案情
2. 這是一宗涉及假按揭中心（溋灃國際管理中心有限公司（溋灃））的債務重組串謀詐騙及洗黑錢案。騙徒約在2016年10月達成協議並落實執行。
3. 第二被告人在騙徒安排下，以她名義在2016年10月13日，申請創辦溋灃。溋灃在2016年10月20日成立，同日開業。第二被告人隨後在2016年11月2日開立銀行戶口供溋灃使用，和約在同一時間簽訂溋灃辦公室租約，她為了成立公司後可得到月入約一萬元的工作，故意對這些可疑安排視而不見。
4. 本䅁受害人分別為陳偉康先生、盧悅琼女士、彭苡津女士和周應璋女士，他們都是按揭物業持有人。2016年11月4日起身份不詳的騙徒分別以違反首次按揭條款，若不結清貸款，銀行會「收樓」或「釘契」，先後致電詐騙三名受害人前往溋豐，另以低息貸款還卡數致電詐騙周女士前往溋豐。
5. 第一被告人最遲在2016年11月4日與上述其他身份不詳的人串謀詐騙三名受害人，他們被騙到假按揭中心後，在2016年11月21日至2016年12月10日期間由第一被告人負責接見，假意協助他們解決違反按揭條款問題，誘騙他們借錢交予溋豐（由第一被告人接收），在受害人表示沒有財力時安排他們去借貸另一筆貸款，最終：
• 陳偉康先生被騙$335,000及須償還福億財務120萬元貸款連利息
• 盧悅琼女士被騙$870,000及須償還油田財務150萬元貸款連利息
• 彭苡津女士被騙$300,000（款項從她父親處取得），她在2016年12月20日在沙田將支票交予第一被告人
6. 周應璋女士被騙到假按揭中心後，一名女騙徒假意協助她辦理低息貸款清還卡數，誘騙她向油田財務借貸50萬元，及開發一張面額$462,500支票予第二被告人。第二被告人其後在2016年12月13日在銀行柜位兌現了該張支票。（第四項控罪）
7. 另劉月玲女士（已故）開發一張日期為2016年11月29日，面額150萬元支票予第二被告人。第二被告人其後在2016年12月1日在銀行柜位兌現了該張支票。（第三項控罪）
8. 第二被告人知道上述兩張支票是開發給溋灃的，但利用她兌換現金，她為了兌票後的報酬，故意對這些可疑情況視而不見。她相信上述兩張支票的款項來自犯罪得益。
9. 約在2016年12月19日溋豐辦公室人去樓空。受害人察覺受騙，先後在2016年12月尾報警求助。
10. 警方在2016年12月30日拘捕第二被告人。第一被告人則在2017年10月19日被拘捕。2018年6月27日警方安排多名受害人出席認人行列辨認騙徒。
個人背景及求情陳述
第一被告人
11. 被告人現年29歲，初犯，她於1995年12月3日出生，案件發生在2016年11月4日至12月20日，期間她21歲。她在內她出生，1997年來港定居，12歲時父母離異，她隨母生活，2015年完成中六課程後開始在父親藥房工作。2016年繼續進修，2023年修讀遙距課程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學位。2020年與未婚夫同住，兩人育有一名兩歲女兒。她的正職是人力資源項目經理，月入4萬元，又參與慈善/公益事業。她本人、家人和「夢天使義工團」總幹事分別撰寫求情信，希望法庭體恤，酌情輕判。
12. 被告人於2017年10月19日被拘捕，翌日獲警方批准保釋候查至2021年6月30日。於5年2個月後，在2022年12月29日再被拘捕及正式起訴。辯方認為延誤並無合理及正當理由，長期延誤令被告人造成巨大精神壓力，她已徹底改過，展開人生新一頁。辯方依賴此為其中一項減刑因素，並希望本席考慮緩刑。
第二被告人
13. 被告人現年31歲，初犯，有中三教育程度。她與家人並不親近，早年父母離異，有一名妹妹，她羈押前與父親同住。案發時22歲，患有強迫症，曾做不同的低技術兼職，收入不穩定，需要家人援助。她因未能回應母親要求分擔家用，感到無助和沮喪。
14. 被告人從未能與家人和睦相處，渴望慰藉，又有經濟壓力，因個人情況被前男友阿峰及其朋友阿希利用犯䅁。2016年被捕後她一直受刑事調查困擾，再加上她本身的焦慮問題，期間未能找到工作，經濟上要依賴父親。審訊期間只有父親關心她。她不明白為何䅁件拖延7年之久。案件不合理拖延，影響她日常生活和規劃，使她身心疲憊，她患有強迫症和焦慮症，不知如何面對監禁及度過獄中日子。調查期間她與警方合作，盡力協助警方尋找阿峰。雖然被告人在庭上對父親無禮，父親仍願意擔當她的擔保人，更在庭上為女兒詢問為何要拖延多年才審訊，又為她撰寫求情信，希望法庭能從輕發落。
15. 控罪三及四的䅁發時間相近，希望法庭就兩項控罪定下量刑起點後，考慮總體量刑原則，所有對被告人有利的減刑因素，及將刑期全數同期或大部份同期執行。
判刑理由
串謀詐騙罪
16. 串謀詐騙罪（Conspiracy to defraud），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4年。同樣因為犯案手法不盡相同，欺詐罪並沒有判刑指引，必須按案情量刑。中介/債務重組貸款詐騙的受害人的損失不單是被騙的中介費、保證金、顧問費、或用於債務重組的款項，還有過高的利息。此類詐騙針對那些有財困或試圖減輕經濟壓力的群體；利用他們的急需，甚至絕望，有組織地詐騙他們向財務公司借貸，以竊取他們金錢，令他們陷入困境。中介債務重組詐騙案的量刑起點一般由4年至6年不等，視乎個別被告人的角色。
17. HKSAR v Lai Kin Hang Erwin（黎建衡） & Others DCCC312/2016是一典型例子。該案犯䅁時段約為一年，涉及18個個案，共20名受害人（其中10名受害人分別認出該䅁的銷售員D4至D8），被騙支付多名被告的公司合共約$2,800,000顧問費，及過度性貸款的過高利息。主審法官將被告人分為3組：(1) 公司的董事和股東，量刑起點為6年；(2) 主管或積極參與詐騙的前線員工，量刑起點為4.5年；(3)前線騙徒，如負責打促銷電話或未有積極參與的銷售員，量刑起點為4年。
18. 本䅁情節與黎建衡案近似，雖然犯䅁時段較短，但溋灃最少涉及5名受害人，共被騙近350萬元。D1是積極參與詐騙的前線員工，她接見受害人時清楚他們無力償還二按的無助，卻利用他們的急需，及徬徨，與他人串謀有組織地詐騙他們向財務公司借貸，以竊取他們金錢，令他們陷入困境。D1清楚受害人以物業抵押借貸，一旦無力償還便會失去物業。盧女士失去家庭居所是合理可預見的情況。D1親自詐騙3名受害人，騙取金額超過150萬元，考慮後認為第一項控罪的合適量刑起點不得少於4年。就D1初犯及犯案時的年紀，酌情給予2個月扣減。
洗黑錢
19. 任何人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5,000,000及監禁14年。
20. 辯方援引律政司司長及雲國強CAAR 13/2010，上訴法庭在該案第15段引述上訴法庭張澤祐法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的判案書上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及的金額和判刑。當涉案「黑錢」是100萬元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3年，300萬元至600萬元約為4年，而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
21. 辯方又援引上訴庭張澤祐法官在許有益案的判詞第9段提出以下的量刑考慮因素：－
「由於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這類案件會涉及不同的案情，故此法庭沒有定下量刑指引。但以下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
(a) 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利益。
(b)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
(c) 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d)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分，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象受損。
(e) 涉案的時間。」
22. 辯方又援引HKSAR v Boma [2012] 2 HKLRD 33 上訴法庭在該案重申有鑑洗黑錢罪行涉及到的情況不盡相同，被告人擔當的角色不一，故很難及不適合為此罪行訂下量刑指引。此類別的罪行需要法庭在量刑時注意控罪帶來的損害，按經驗處理；最佳的處理是指出法庭在量刑時要注意相關的考慮因素。
23. 上訴法庭又在Boma一案中指出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可被判監禁14年，阻嚇是最重要的判刑原則；涉及的款項銀碼雖然並非最重要，但仍是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因素。此外，量刑時法庭亦須要考慮以下（但並非詳盡無遺）的特點：
(1) 上游罪行的性質；
(2) 被告人對上游罪行狀況的了解；
(3) 若運作涉及國際元素是重大加刑因素；
(4) 犯案手段的精密程度；
(5) 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是加刑因素；
(6) 只是一次或多次，及犯案的時段長短；
(7) 被告人在知悉是犯罪（嚴重罪行）得益後是否繼續處理；
(8) 被告人的角色及他的作為，有否從中得到報酬及多少。
24. 本案涉及的上游罪行是中介/債務重組貸款欺詐，有別於辯方援引的「猜猜我是誰」類別的電話詐騙，犯案手段更精密。第二被告人，為了成立公司後可得到月入約一萬元的工作，在阿峰和阿希安排下以個人名義申請創辦溋灃，開立銀行戶口和簽訂辦公室租約供溋灃使用。她知道上述兩張支票是開發給溋灃的，但利用她兌換現金，她為了兌票後的報酬，故意對這些可疑情況視而不見。
25. 雖然沒有證據顯示第二被告人知道上游罪行，但她相信上述兩張支票的款項來自犯罪得益，但仍為了報酬洗黑錢共$1,962,500。考慮到她參與的程度，認為恰當的整體量刑基準為36個月監禁，第三和第四項控罪合適的量刑起點分別為30和24個月。考慮到她初犯，及案發期間整體個人情況，酌情給予2個月扣減。
延誤
26. 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趙志榮 CACC 243/2012案中重申在決定延誤能否構成減刑理由前要考慮以下元素（但又並非只能考慮這些）：
(1) 純粹延誤本身並不是一個求情因素；
(2) 若延誤是由於偵查、調查或證明犯罪者所犯罪行的困難而造成，且延誤的時間在當時情況下是合理的，則通常不會成為減刑因素；
(3) 若延誤是由於犯罪者阻礙或不與相關的檢控或調查機構合作而造成，則通常不會成為減刑因素，但犯罪者對其合法權利的依賴並不構成阻礙或不合作；
(4) 若延誤是由於刑事司法系統的正常運作造成，包括因犯罪者或共犯行使其權利而造成的拖延，則通常不會成為減刑因素；
(5) 出現因延誤而引起的其他減刑因素，例如犯罪者在延誤期間改過自新，其他對他有利的情況取得進展；
(6) 在並非因上述第2，3，4項引致的延誤下，下列情況通常能成為減刑因素：
(a) 延誤給犯罪者帶來巨大壓力，或在很大程度上置其於「不確定的懸念」中；或
(b) 在延誤期間，犯罪者合理預期不會被檢控或檢控不會繼續，而犯罪者基於這種預期安排了他的事務。
(7) 若檢察機關或調查機構故意拖延或其疏忽行為造成延誤，而法庭又認為對犯罪者減刑可以展示對該等行為的不滿。
27. 自2016年12月開始有人在各警區因懷疑受騙報警；同年12月30日警方拘捕第二被告人。2017年3月再拘捕一名涉䅁男子。2017年6月同類䅁件交由商業罪案調查科整合及進一步調查，策劃「勇戰者」行動。2017年10月19日展開「勇戰者」行動，行動中拘捕4人，包括第一被告人。警方在2018年6月安排認人後，在2019年5月至6月再拘捕多4人。
28. 2020年1月8日䅁件檔䅁交予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約10個月後的法律意見建議進一步調查。警方用了約9.5個月擴大調查後再在2021年10月29日尋求第二次法律意見，約6個月後的第二次法律意見再建議進一步調查。警方用了約4.5個月完成跟進工作後在2022年9月13日尋求第三次法律意見。2022年10月28日，律政司建議落䅁控告兩名被告人。2022年12月29日警方正式落䅁控告兩名被告人，兩人在2023年1月12日到東區法院應訊，當天䅁件轉介區域法院，安排兩人在2023年3月9日到區域法院應訊。
29. 整個䅁件調查後確定共28名受害人，10名被捕人，涉及5間假中介公司和多間銀行，及大量證物。調查和整理證物及索取法律意見需時，雖然耗時較一般近似程度䅁件多出約2年，但適逢2019年開始出現的社會事件及持續愈三年的疫情，需要更多時間處理在所難免。本席同意䅁件的延誤並非控方或警方所造成，亦非他們能預料。
30. 考慮後不認為有不當延誤，然而在被告人而言確實等了多年䅁件才被帶到法庭。期間第一被告人的人生有重大改變，雖然案件多年懸而未決，第一被告人依然積極生活，她已另組家庭成為母親，又持續進修，除正職外，亦熱衷公益事業。第二被告人則因䅁件懸而未決，再加上她本身的焦慮問題，人生多年停滯不前。第一被告人希望本席考慮緩刑，惟《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B條訂明緩刑只適用於刑期不超逾2年的監禁刑罰。考慮後就延誤再酌情分別給予兩名被告人4個月扣減，不認為有進一步減刑或緩刑理由。
命令：
第一被告人
第一項控罪 監禁3年6個月
第二被告人
第三項控罪 監禁24個月
第四項控罪 監禁18個月，6個月分期執行
總刑期3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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