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訴 趙健華及另一人

CACC244/200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判罪及減刑上訴許可申請

案件編號:刑事上訴案件2002年第244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01年第8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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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訊日期: 200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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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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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梁紹中宣讀上訴法庭判案書:

1. 上訴許可申請人趙建華（第二被告人）及許栢權（第三被告人）與第一被告人在區域法院共同被控一項勒索罪（第一項控罪），第二被告人同時被控另一項屬三合會社團成員罪（第三項控罪）。經審訊後，第二被告人被裁定兩項罪名都成立，共被判監五年。第三被告人承認第一項控罪，被判監三年。第二被告人現申請上訴許可，要求推翻定罪及減刑。第三被告人則申請上訴許可，要求減刑。

2. 本案控方證據如下: 2001年8月12日，一群人到灣仔天天網吧，其中一人向網吧經理聲稱要替網吧維修電腦。經理表示要先請示老闆，事實上他是向警方報案。一兩天後，該群人士再來到網吧，向經理查詢請示結果。他們更表示要與網吧老闆直接商討收費。2001年8月15日，第一被告人、第二被告人、第三被告人及其他人來到網吧，當時警方已派警員在網吧内埋伏。第一被告人與假辦為老闆的警員商談收費問題。談話内容亦被警方秘密錄音。第一被告人表示要向網吧收保護費，每月6000元，收取保護費後他們會將所有在網吧搗亂的人趕走。第一被告人更告訴該名警員銅鑼灣及灣仔是他們幫會控制的，如果他們不搞事，就沒有人有膽量搞事。

3. 後來三名被告人被警員以勒索罪名拘捕。第二被告人在警誡下，對警員說:“阿Sir，畀次機會，我落嚟傾睇場啲嘢，未收到錢。”第二被告人後來在與警員會面時，承認他與其他兩名被告人計劃向天天網吧收“陀地”。他指在8月12日曾向網吧經理暗示可以替網吧“睇場”，而在8月15日更與網吧老闆商談保護費金額。

4. 在第二次與警員會談時，第二被告人承認自己是福義興的成員，他並且說出他加入該三合會社團的經過。

5. 控方證據包括上述兩次會談記錄。

6. 第二被告人反對上述會面記錄為呈堂證據。在審理他的招認是否可被接納為證據的程序中，第二被告人作供。他稱被警員拘捕時，沒有說過任何話，在警誡下，他也沒有招認。他指在第一次與警員會面時，被警員毆打。在第二次會面時，有關會面記錄的内容是他按照警員的説話而抄寫的。他按警員的指示行事是因爲恐怕再被警員毆打。但在整體爭議事項方面，第二被告人則沒有作供，也沒有傳召證人。

7. 原審法官接納控方證據。法官根據第二被告人被拘捕時及在會面時向警員作出的招認及其他證據，裁定第二被告人勒索及屬三合會社團成員兩項罪名均成立。

8. 第二被告人的上訴理由只有一點，就是原審法官在決定招認證供可否被接納呈堂時，已作出事實裁決，犯法律上的錯誤。理由是第二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取決於第二被告人是否曾作出控方提出的招認，原審法官在處理招認是否自願作出的程序時已裁定第二被告人事實上有作出有關招認，上述事實裁定過早作出，令第二被告人的判罪不安全及不穩當。

9. 代表第二被告人的鍾大律師指原審法官在裁定第二被告人的招認是否自願時所作的判辭顯示原審法官犯錯。錯處可從下列一段可見:

“本席在考慮過所有有關的證供後，本席認爲第二被告人在案中案聆訊中並非一位誠實和可靠的證人，本席不接納他的證供。在案中案聆訊中，本席對於事實的裁斷是警務人員並沒有以武力引誘、恐嚇或者以任何不正當的手法對待第二被告人。因此，本席信納控方已經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證明了: (一)第二被告人在警誡下確實有說過有關的口頭招認，並且是在自願情況之下説的；(二)第二被告人是自願參與有關的兩次會面，而有關會面紀錄的内容均是由第二被告人自願所提供的。”

10. 鍾大律師引述Thongjai & Anor v. The Queen [1997] 2 HKC 109，指法官在案中案，已就第二被告人曾否在警誡下作出口頭招認的問題，作出事實的裁決。而作出該事實裁決時控方還沒有舉證完畢，辯方亦沒有機會就控方提出的證據作出回應。因此，法官的裁決影響第二被告人對是否就整體爭議事項作證的決定，以致他得不到公平的審訊。

11. 梁大律師同意原審法官在法律技術上犯過。

12. 在本案，原審法官採用交替式的案中案聆訊程序處理第二被告人招認的自願性事宜。一般來説，在這種程序中，法官會在控方舉證完畢後，裁定被告人的招認是否自願提供，如果是自願的話，招認便成爲控方證據之一。法官然後會決定控方提出的證據（包括被告人的招認），是否令控罪表面上成立及被告人是否要對控罪作出答辯。在此階段，除被告人招認的自願性外，法官不應作出任何事實的裁決，否則，法官便是在未聆聽被告人答辯前就做出結論。該做法令審訊變成不公平，案件的判決亦是不安全及不穩當。在Thongjai案，樞密院的大法官對原審法官應如何處理被告人的口頭招認時有以下的提示:

“如果控方聲稱被告人曾作出口頭招認，而被告人的説法是他沒有作出過招認及在作出招認時或之前，警方曾虐待他，這兩方面的爭議並不是互相排斥的。第一方面（這是需要由法官決定的一點）就是即使被告人有作出控方聲稱的招認，該招認是否被告不自願作出的而法官應拒絕接納的證據；第二方面（這是在法官裁定招認可以被接納為證據後，需要由陪審團決定的一點），就是被告人曾否確實作出招認。¹”（第116頁F段）

“...一種情況是，被告人只聲稱他並沒有作過控方指稱的招認。另外一種情況就是被告人不單只聲稱他沒有招認過，而且還說他在招認時或之前，曾被人虐待。在以上第二種情況下，主審法官應循案中案程序去決定，（如果陪審團裁定被告人確實有招認的話，）招認是否被告人在不自願的情況下作出的。²”（第126頁E到F段）

13. 根據上述的原則，第二被告人曾否作出口頭招認這個事實問題，應留待在審結程序最後階段時才作出決定。原審法官不應在案中案的程序時裁定第二被告人曾確實作出口頭招認。

14. 基於上述原因，本庭認爲原審法官在法律上犯了錯誤，第二被告人兩項定罪屬不穩當。本庭接納第二被告人推翻定罪的上訴許可申請，並將本申請聆訊作為上訴聆訊。本庭批准上訴，將定罪撤銷，並且將判刑擱置。不過，本案有強烈證據顯示第二被告人參與有關的勒索罪行，本庭命令將本案發還區域法院重審。第二被告人還押懲教署等候審訊。

15. 在第三被告人的判刑方面，原審法官稱，雖然三名被告人在案中擔任的角色不相同，但他們共同參與進行勒索，各人應負的刑事責任是相同。以本案的案情，法官裁定刑期基準應為四年監禁。原審法官接納控方提供及辯方同意的關於和合圖三合會在香港區（特別是在灣仔區）的影響力及這個組織在區内非法活動的情況，及警方需要大量人手進行打擊這類藉詞勒索的犯罪活動的證據。法官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重刑罰四分之一，將四年監禁提高至五年監禁。因第三被告人承認控罪，法官將刑期減至三年。

16. 第三被告人的上訴理由是:被告人沒有作出任何恐嚇行爲而本案唯一的嚴重因素只是其他兩名被告人與三合會的關係。第三被告人指整體情況並不支持控方的加重刑罰申請。代表第三被告人的陳大律師引用HKSAR v. Wong Fu Wa & Anor [1999] 1 HKC 363一案為例指四年的刑期基準是過高的，而且因這已包括黑社會背景及罪案普遍性的因素。原審法官不應加重刑罰。

17. 本庭認爲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所提供而辯方沒有反對的加重刑罰證據，顯示三合會分子在灣仔區内活躍，進行勒索敲詐活動，藉此而籌集資金以資助他們的黑社會活動。這些證據是足以支持原審法官加重刑罰的決定。法庭是有責任判處阻嚇性刑罰打擊活躍的“陀地”敲詐罪行。雖然沒有證據顯示第三被告人與黑社會有關聯，但他在本案與黑社會分子共同進行勒索勾當，如果沒有黑社會背景支持，本庭相信三名被告人不會進行這類的犯罪活動。第三被告人在本案所犯的罪行的嚴重性並不低。以本案的整體情況而言，第三被告人認罪後三年的刑期不是明顯的過長，亦沒有違反判刑原則。本庭拒絕第三被告人的申請。

1 Therefore where the prosecution alleges that the defendant made an oral admission, and the case is raised on behalf of the defendant that he did not make the oral admission and that he was ill-treated by the police before or at the time of the alleged admission, two issues are raised which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The first issue, which is for the judge to decide, is whether,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alleged admission was made, it is inadmissible as being involuntary. The second issue, which is for the jury to decide if the judge rules that the alleged admission is admissible in evidence, is whether the admission was in fact made.

2 ...One situation is where the only allegation made by the defendant is that he had not made the alleged admission. The other situation is where the defendant alleges both that he had not made the admission and that he had been ill-treated before or at the time of the making of the alleged admission. In the latter situation the trial judge should hold a voir dire to decide whether (in case the jury find that the admission was made) the admission was made in circumstances which rendered it involunt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