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盧振傑

HCMA 156/2016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刑上訴

案件編號：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6年第156號

(原沙田裁判法院定額罰款(交通違例)傳票2015年第1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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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理 由 書

背景

1.  上訴人於特委裁判官蘇啟昌（下稱「裁判官」）席前否認一項「以比速度限制高出逾每小時30公里行駛」罪，違反香港法例第374章《道路交通條例》第41(1)(a)條。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成立，罰款3,200元及停牌6個月。上訴人不服定罪及判刑裁決，提出上訴。上訴人期後於5月26日放棄針對定罪的上訴。在上訴聆訊時，上訴人代表大律師表明祇就停牌6個月之刑罰提出上訴。在考慮過雙方的陳詞後，本席判處上訴得直，撤銷停牌令。以下是本席所持的理由：—

控方案情

2.  上訴人在案發地點即吐露港公路近路段20.2號B時，在道路上駕駛展示登記號碼HENRYLO的私家車，速度為110.7公里，超過該道路現行80公里的速度限制。

3.  2015年8月3日下午約3時49分，警員 9298（「控方証人」）當時負責乘坐沒有標記的警車巡邏新界北一帶打擊超速駕駛和操作車內的Provider 2000的偵速系統。當控方証人由大埔公路元州仔段轉落吐露港公路時，見到一架白色私家車（車牌號碼HENRYLO）沿吐露港公路向新界方向行駛。控方証人指示警車車長警員 8732跟隨着白色私家車，並進行偵速。

4.  在第二次偵測時獲得的數據顯示白色私家車的車速為113.7公里後，控方証人便指示警員8732進行截車，其後把白色私家車截停在馬會道和樂路的蜆殼油站外面，由控方証人向白色私家車的的司機（即上訴人）講述他剛才的違例事項及會票控他超速駕駛。

判刑理由

5.  關於判刑，裁判官參考了相關法例[1]、上訴人的辯護理由及經濟狀況，判處相等於該罪行的定額罰款數額的附加罰款及訟費，即上訴人需缴交罰款的600元，相等於定額罰款數額的附加罰款600元及訟費2,000元，合共3,200元。

6.  裁判官亦考慮了上訴人事發時的整體駕駛態度及他的駕駛紀錄，亦不接納他以超速逾30公里時速行駛以期不讓兩機旁的司機能夠窺看到自己太太餵哺母乳的情況為有效求情理由，命令上訴人須即時停牌6個月。

上訴理由

7.  上訴方提出祇有一個上訴理據即考慮到案中所有相關判刑的因素，停牌6個月之刑罰是明顯過重。

8.  裁判官是在考慮以下事項後，才判刑6個月的停牌令：

（1）上訴人超速；

（2）上訴人過往的駕駛紀錄；

（3）上訴人不斷轉換行車線又從左邊超越其他車輛；

（4）上訴人曾尾隨一輛電單車，最終令電單車要由左4線切去左3線來讓路給上訴人；

（5）上訴人的車速不斷變更。

上訴方在書面陳詞時作了以下的陳述，力陳即使考慮了以上各點，停牌6個月之刑罰仍然是明顯過重的：

「超速與過往的駕駛記錄

6. 上訴人於案發時實際超出的車速為30.7公里，並非法例規定必須停牌的案件。於本案中，上訴人是被以定額罰款的方式控告其超速駕駛（超過每小時30公里但不超過45公里），如上訴人選擇不抗辯而支付定額罰款，他將會因違例扣減5分，但不會因此而扣滿罰分停牌（案發時，上訴人的交通違例記分為8分）。

7. 上訴人自1996年獲取駕駛執照後，從沒有交通定罪記錄，亦沒有任何不小心駕駛或危險駕駛的記錄，過往亦沒有因扣滿罰分而要停牌的記錄。

8.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蘇健誠一案的背景與本案相類近。該案的被告人在一條限速8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超速駕駛22公里（而本案中上訴人超速30.7公里）。該案的被告人在案發時亦有三次超速的定額罰款記錄。被告人在審訊後被定罪，被判處罰款3000元及停牌5個月。上訴庭認為：

(1)  犯事者的記錄也可顧及，不過，已有法例訂明，在指定期間内扣滿了分便應停牌，在顧及犯事者的記錄時，不能忽視立法意圖[2]。

(2)  即使被告人因扣滿分而被根據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取消持有駕駛執照的資格，他也是只會被取消資格3個月。[3]

(3)  以該案件的嚴重程度來說，不必命令該案的被告人停牌。[4]

不斷轉換行車線及從左邊超越其他車輛

9. 轉換行車線本身並無違反交通規則，最重要的是在上訴人轉線時有否影響其他駕駛者，而本案中的證供沒有顯示上訴人曾影響其他駕駛者。雖然上訴人間中有從左邊向右邊轉線，但這是否有干犯交通規例內「從左邊超越車輛」的罪行亦值得商榷。而原審裁判官使用「胡亂切線」[5]等字眼，亦欠缺證供支持。

尾隨電單車，使電單車要切回左三線讓路給上訴人

10. 證供顯示，上訴人曾於左四線上尾隨前方一輛電單車，而該電單車在佔用左四線一段時間後切回左三線。與其說電單車切回左三線是要讓路給上訴人的車輛，倒不如說電單車當時的行徑符合左四線只是用以爬頭才可佔用的規則，並在可行情況下切回左三線而已。[6]

車速不斷變更

11. 在道路上駕駛時，因應路面的情況駕駛者變更車速是很正常的事。在無影響其他車輛的前提下，變更車速並無違反法例。

12. 另外，本案中並無事故發生。案發位置前的路段車速限制為每小時100公里。雖然案發路段限速80公里，但仍為高速公路，並不會有行人過路。案發時的交通流量亦不繁忙[7]，危險性相對較低。」

9.  在聆訊時，上訴方批評答辯人提出確認停牌令的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鄒惠民HCMA 564/2015中，涉案的上訴人的交通定罪紀錄相比本案的上訴人嚴重得多。該案的上訴人的紀錄被形容為「異常差劣」：他曾有4次因交通違例記滿分而遭停牌，亦有一項「不小心駕駛」罪。[8]

答辯人之回應

10.  在書面陳詞中，答辯人指上訴人過往的駕駛紀錄不算良好，他雖然沒有交通定罪的紀錄，但自2011年10月6日開始直至案發當日為止，上訴人共有5項超速的紀錄，分別是2011年10月6日，2012年6月14日，2014年5月4日，2014年11月25日及2014年12月11日，其中一次是超速多於每小時30公里但少於45公里。除了超速之外，上訴人還有其他兩次定額罰款紀錄。上訴人在2015年3月3日完成了駕駛改進課程，在扣減3分之後，被告人應該仍有8分的紀錄。

11.  答辯人指出如果一個駕駛者多次超速駕駛，之前的判罰未收阻嚇之用，甚至駕駛改進課程亦未能改善他的駕駛態度，因此施以較嚴厲的處罰，例如停牌一段時間，是可保障日後的道路使用者不會受到一名曾在道路上顯示會構成真實風險的駕駛者所威脅。

本席考慮後之意見

12.  有關上訴人在案發時的駕駛情況已被警方攝錄下來。在庭上，本席亦有機會觀看有關之錄像片段。本席認為案發時，上訴人雖確以較快的車速在公路上行駛，期間因有多部中型貨車在他的行車線上，上訴人曾不時轉線，不過並未達致裁判官形容為胡亂切線的程度。即使上訴人的駕駛態度不算良好，也不致於有影響道路其他的駕駛者。否則本席相信警方也不會祇票控他超速而是會控告他更加嚴重的罪名例如「不小心駕駛」罪甚至「危險駕駛」罪。

13.  整體而言，本席認同上訴方針對裁判官幾個考慮點所作的分析（見上文，不贅）。

14.  裁判官不滿上訴人的駕駛方式和態度，認為他不負責任，對自己家人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威脅，提出要加大懲處力度。但懲處力度必須與上訴人的紀錄和案情相稱。

15.  正如答辯人提出的鄒惠民案，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邱智立在撤銷重考命令時也指出，上訴人初時並非以傳票檢控而是以定額罰款處理。如果他選擇不抗辯，支付450元的定額罰款就會把違例事件解決，最多也祇會記3分違例扣分。但最後他由於選擇抗辯，帶來不單罰款，更連同停牌及重考命令，差別非常巨大，一定會令上訴人心中做成極大委屈和不滿，及會令到大眾感覺法律的不公義。[9]

16.  在本案，正如上訴方的書面陳詞指出，上訴人若不選擇抗辯，他的定額罰款只是600元，而他會被扣5分。案發當時他的紀錄是8分，因此仍未扣滿15分須要即時停牌。

17.  如今上訴人選擇抗辯，被定罪及被判罰款3,200元（雙倍罰款+ 2,000元堂費），已是超過定額罰款5倍。雖然某程度上這是他選擇抗辯的後果他應該承擔，但罰款不算輕，而另外判處停牌令給人印象是裁判官的處理方法是「穚枉過正」(“magisterial overkill”)，而停牌期高達6個月就更是過於嚴苛，是一般扣滿15分停牌期的雙倍時間。

18.  正如上訴方依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蘇健誠案（HCMA 61/2012），暫委法官黃崇厚（當時官階）指出3,200元罰款在考慮了控罪的最高罰款額後是屬高水平的。[10]至於停牌令，他指出：

「法例既沒有規定必須要停牌，應否停牌，一般來說，便視乎案件之嚴重程度。犯事者的記錄也可顧及，不過，已有法例訂明，在指定期間內扣滿了分便應停牌，在顧及犯事者的記錄時，不能忽視立法意圖。」[11]

19.  本席在考慮過本案上訴人的紀錄、駕駛行為、違例性質和嚴重性後，認為對他處以現時的罰款已經足夠。至於裁判官認為他的駕駛方式和態度可能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威脅，本席認為除超速之外，他的駕駛方式和態度未達致嚴重威脅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程度。裁判官亦忽略了即使沒有停牌令，他在被定罪扣5分後，只差2分就屆滿15分須要即時停牌3個月。這情況足以對他產生警惕作用，令他在至少一段時間內會小心謹慎不再超速違例，以免一旦再扣分（至少3分）便須即時停牌。

20.  本席認為以案件的嚴重程度看來，裁判官大可不必命令上訴人停牌。

命令

21.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判處上訴人的判刑上訴部分得直，相關的停牌令撤銷，維持罰款命令。

22.  至於定罪上訴，由於上訴人放棄上訴，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