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敬武

HCMA448/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和判刑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4年第448號

(原觀塘裁判法院傳票案件2014年第22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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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1.  上訴人因一項「由建築物掉下東西」罪[1]，被觀塘裁判法院阮偉明裁判官定罪，判入院令3 個月，他不服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訴。

2.  案發於今年5 月7 日上午12 時許，控方第一證人 (警員54515) 在恆安街財利大廈天台監視玉蓮台第四座[2]， 兩者距離約300 米。他可以看到該大廈15至30 樓各單位和露台的情況。同時，控方第二證人 (警員8095) 和其他警員則在宜安街一帶候命。

3.  其間，控方第一證人見一名身穿米色T 恤男子在20-107 室的露台出現，望向下方約10 秒然後步回單位。

4.  未幾，該男子再步出露台，用右手把拳頭般大的反光物件擲下街，控方第一證人被其他建築物阻擋視線，未能看見該物件著地情況。該男子隨即步回單位，控方第一證人通知在宜安街的隊員，自己仍留在天台等候。

5.  與此同時，控方第二證人在宜安街聽到砰一聲，發現路面有玻璃碎和杯蓋，又聞到酒氣。他也接到控方第一證人通知，立即前往玉蓮台20-107 室調查。約12 時半，控方第二證人到達涉案單位，上訴人開門，調查其間上訴人表示並非有意掉物件落街，控方第二證人拘捕他。

6.  1 時許，控方第一證人見控方第二證人 (警員8095) 在20-107 室露台出現，兩人確認這是涉案單位後，控方第一證人離開天台，前往宜安街，在報紙檔附近發現破碎的珠江橋牌米酒杯和杯蓋[3]。

7.  上訴人供稱是夜班護衛員，警員到他的單位時正預備睡覺，該單位只他和母親居住。他否認掉酒杯落街，也沒有向警員承認過，不過他承認當日曾飲這款米酒。

8.  裁判官指兩控方證人證供互相吻合。不單是上訴人的外形，涉案單位的位置和酒杯跌落地面的時間都非常吻合，裁判官接受他們的證供。上訴人是單位唯一男性，而且承認當日曾飲同款米酒，裁判官肯定是上訴人掉酒杯落街，裁定他罪名成立。

9.  上訴人提出幾項理由，現討論如下：

a 上訴人指沒有向控方第二證人承認掉物件落街，該證人說謊，裁判官在判詞沒處理這點。裁判官沒有解釋，為何不倚賴上訴人曾承認無意掉物件落街的證供，但據本席理解，這句說話是控方第二證人入屋後，初步調查時上訴人講的，但後來控方第二證人警誡上訴人後，後者也沒再解釋[4]。本席相信裁判官不倚賴這對話內容，純是因為當時控方第二證人未警誡上訴人，並非認為控方第二證人說謊。裁判官在判詞中表示不會考慮這段對話，所以對定罪沒有影響。

b 裁判官在裁定上訴人有罪後才知道他原來沒有犯罪紀錄，所以隨即覆核，重新考慮後仍判上訴人罪名成立[5]。上訴人指這對他不公平。

c 一般而言，若一位被告人沒有犯罪紀錄，控方有責任在裁決前通知法庭，因法庭可能認為這顯示該位被告人有良好品格[6]，裁判官可能會考慮被告人犯罪機會較低和證供較為可信。但須視乎情況，不是每案都必須如此提醒自己[7]。不過，就算控方沒有通知法庭，裁判官判案時也只會假定該被告人沒有犯罪紀錄，專業裁判官不會胡亂猜測。

d 實際上，當案中被告人的誠信是主要爭議時，法庭才特別需要提醒自己。本案並非如此，因為如果裁判官接受控方第一證人的觀察證供，加上控方第二證人到涉案單位的調查，已足以推斷上訴人是掉酒杯落街的人，上訴人的誠信並非關鍵，本席認為沒有對上訴人造成不公平。

e     上訴人指出，證物P2第四張相片顯示控方第一證人無可能看得清楚他的樣貌和那物件。根據證供，第四張相片是從涉案單位向外影的，而控方第一證人在相片劃了「X」記號，顯示他的位置，兩點明顯可互相看得到。其實，控方證人並非供稱看到上訴人的樣貌，只是見一名男子從涉案單位的露台掉物件落街，同時靠其他環境證據推斷掉物件的是上訴人，本席認為推斷合理，不接受這上訴理由。

10.  裁判官親身觀察各控方證人和上訴人作供時的表現，在衡量證人是否可信時應比較本席準繩。裁判官分析證供後接受兩名控方證人的講法，本席沒有理由干預。

11.  基於以上分析，本席認為定罪穩妥，現駁回定罪上訴。

判刑上訴

12.  關於判刑，上訴人指判他入精神科治療中心3 個月刑罰太重。

13.  裁判官判刑前已考慮過兩位精神科醫生的報告，兩位醫生都診斷上訴人患精神分裂症，兼有幻覺和幻聽，建議他接受住院治療3 個月。裁判官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45 (1) 條判上訴人入院3 個月完全正確。所以，本席駁回判刑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