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對 賴嘉怡

HCMA 459/2024

[2026] HKCFI 212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申請終審法院上訴許可之證明書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編號2024年第459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傳票2023年第309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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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1.  申請人經審訊後，被裁判官裁定一項「無合理辯解而顯示自己經營證券交易業務」罪罪名成立，違反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14（1）（b）及第114（8）條。

2.  控罪指申請人在大約2018年4月至5月10期間，無合理辯解而在香港向控方第一證人顯示自己經營某類受規管活動的業務，即證券交易，而當時申請人未獲發牌經營該業務。申請人被判監兩個星期，申請人不服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本席已於2025年5月15日駁回其上訴，詳情可見於該判案書。

申請理據

3.  申請人現提出動議通知書，要求原訟法庭頒令，證明案件根據香港法例第484章《香港終審法院條例》而言，「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以致應交由終審法院判決。

4.  申請方提出以下三項法律論點：

論點一：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正確詮釋，申請人被控的第114條罪行控罪元素為何，特別是該條款中的「顯示自己經營業務」一語應如何妥善詮釋？

論點二：  就該條例第114條罪行而言，於考慮終審法院在Lee Yee Shing v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2008] 11 HKCFAR 6案的裁決後，「經營業務」此元素應如何解釋？

論點三：  若然就該條例的正確詮釋而言，「無合理辯解」並非第114條罪行的控罪元素，法庭於考慮合理辯解的抗辯時，應採取何種妥善的處理方法？

5.  梁大律師就其提出的論點，書面陳詞特別指出，首先該些論點具重大廣泛的重要性及為合理可爭辯的，尤其是本案事發時僅牽涉兩名大學生，控方主要倚賴兩人之間的WhatsApp紀錄，朋友之間的私人對話，牽涉股票買賣及利益攤分。在Lee Yee Shing v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一案當中，終審法院亦指出，為數眾多香港人士在並非經營生意或業務前提下，亦會從事證券買賣活動，除了專業投資者外，證券交易涉及成千上萬投資者，而他們的證券買賣行為根本完全談不上與經營證券交易業務相關。因此，該條例涉及第114條的控罪元素，另一方面亦牽涉該條例怎樣被應用的抗辯理由。其涵蓋範圍必須被慎重劃分，令所有相關或被影響人都能清楚知悉法例意圖禁止及懲處的行為，以免無辜市民誤墮法網。因此，申請方指出本案議題牽連極廣，影響深遠，具重大廣泛重要性。

6.  就論點一而言，申請方指可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一）申請人所被控違反該條例第114條罪行的控罪元素及；（二）「顯示自己經營業務」一語的妥善詮釋方法。申請人認為「無合理辯解」亦須由控方率先證明，如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在SFC v Yu Ka Tak [2008] 2 HKLRD 626案的裁決已指出：

「綜觀第114條內容，『無合理辯解』 乃為第114（9）條下的罪行的元素。假如立法原意是將『無合理辯解』定為抗辯理由，則條例將加以清楚說明。」

上述案例亦被一系列案例所依循，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張偉強 HCMA 916/2009，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訴 楊麗萍HCMA 87/2010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信高亞洲有限公司 HCMA 116/2012。

7.  然而，申請方亦指出，在SFC v CL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No.2) [2018] 3 HKC 336案，原訟法庭法官潘法官以附帶意見（obiter dictum）形式裁定「被告可通過提證責任提出『合理辯解』作為抗辯。當提證責任已履行時，則由控方在沒有任何合理疑點情況下證明不存在合理辯解。」申請方指出，上述兩宗案件SFC v CL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No. 2) 與Yu Ka Tak兩案，判決有所分歧，應由上級法院或終審法院作出清楚進一步釐定。

8.  有關論點一第（二）部分，申請方指出法庭應先考慮是否存在「顯示」情況，而再進一步考慮被告所作的「顯示」是否就「經營業務」而為之，法庭需考慮「顯示」性質能否符合「經營業務」的法律定義。

9.  論點二而言，申請方的立場是「經營業務」此一要素，應根據Lee Yee Shing一案予以詮釋。申請方的立場是「顯示」的性質，至少需符合終審法院在Lee Yee Shing案確立的25項因素中的若干要素。有鑑於目前該條例第114條如何理解「經營業務」尚欠上級法院的案例，而此事事關重大公眾利益，因此申請方要求法庭准予就論點二提出上訴。

10.  論點三是有關「無合理辯解」是否第114條罪行的控罪元素。就此情況方面，申請方亦指出就「合理辯解」抗辯問題，批予上訴許可的案件亦包括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an Chi-wan Stephen FAMC 4/2016，以及Secretary for Justice v Tseng Pei-kun FAMC 40/2016。申請方指出雖則在Chan Chi-wan Stephen一案，終審法院僅僅因為「沒有實質基礎以衡量該抗辯」，而未有裁定就「合理辯解」這抗辯而言法庭應採取何種正確處理方式。就此案而言，本案有「實質基礎以衡量該抗辯」，因此法庭可先批予上訴許可，以便與訟雙方在終審法院作出相關陳詞，讓終審法院作出相關裁定。

答辯方的回應

11.  答辯方認為就上述申請方提出的三個論點，可如以下分析：就議題一（關於論點一及二）「顯示自己經營業務」的正確法律詮釋，以及Lee Yee Shing的參考性。議題二，（關於論點一及三）根據終審法院於Hin Lin Yee (2010) 13 HKCFAR 142及Kulemesin v HKSAR (2013) 16 HKCFAR 195澄清犯罪意圖的分析，「無合理辯解」是否控罪元素之，如果不是，「合理辯解」作為抗辯理由的正確應用。

12.  林資深大律師就議題一方面指出，「顯示自己經營業務」正確詮釋方式應該運用一般法例詮釋的原則處理，已在多宗終審法院案例中清晰道出。綜觀本案涉及的條文，亦顯示第114（1）條是用來確保市場上只有獲相關牌照或認可的法團或人士作出受規管活動，而不會受到無牌或不受認可的法團或人事行為影響，完全沒有含糊地方需交由終審法院考慮和處理。為保護投資者，相關條文亦已作出相關規管，包括針對沒有獲相關牌照或不受認可的法團或人士經營相關業務，及針對沒有獲相關牌照或不受認可的法團人士向他人顯示他有經營相關業務。而「顯示」和「自己經營業務」，答辯方指出必然是一併考慮之事宜，並非如申請人指出應先考慮「顯示」，然後才考慮「自己經營業務」。法例條文第114（1）（b）條控罪「顯示」必然是關於「自己經營某類受規管活動的業務」，兩組文字一併才是犯罪行為的元素（actus reus）。因此，在詮釋以上犯罪行為元素時，法庭必然對相關證據作出整體性的考慮。

13.  答辯方亦指出申請人所倚賴的案例當中，如Broadspan、DFRF與Maxim Capital案中，Maxim Capital清楚指出 “… Whether a person holds himself out as carrying on a business is a question of fact and degre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與及DFRF清楚指出 “It appear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ction 114（1）（a）and section 114（1）（b）is as follows. The former subsection covers cases where the person involved actually carried on business in a regulated activity whereas the latter subsection covers cases where the person involved represented or pretended that he was carrying on business in a regulated activity（which may not be true in fact）…”。因此答辯方認為申請人主張要把兩者分開考慮明顯多此一舉，無疑是因為申請方希望法庭單獨考慮「經營…業務」，但這並非正確法律詮釋方式，有違字面意思，忽略犯罪行為要求的整體性。

14.  答辯方亦指出，加入Lee Yee Shing造成「狹窄的詮釋」，申請方指出，控方要證明被告「顯示自己經營業務」，包含Lee Yee Shing部分「25項因素」，但答辯方認為此詮釋狹窄，並誤解Lee Yee Shing一案重點，終審法院確認「業務」的存在是一個宏觀所有事實的考量，強行應用此案的「25項因素」，於第114（1）（b）條只會令其執法無力，例如最簡單例子是上述無牌或不受認可法團或人士，只要他的「顯示」避開上述「25項因素」便可免除刑事責任，這必然違反立法原意。

15.  基於以上原因，答辯方認為原審裁判官已正確分析，顯示經營業務犯罪行為，及運用了Lee Yee Shing等案例，而此錯誤理解亦不可能令法律觀點變成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

16.  有關議題二，關於論點一及三，「無合理辯解」是否控罪元素之一，以及「合理辯解」作為抗辯理由的正確應用，答辯方認為「無合理辯解」不是控罪元素之一，控方毋須證明辯方無合理辯解，而辯方可引用「合理辯解」作為抗辯理由。答辯方認為SFC v CL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No.2)，此案在採納終審法院案件HKSAR v Ho Loy (2016) 19 HKCFAR 110的分析，已解答了議題二所有問題。Ho Loy一案是有關Road Traffic（Traffic Control）Regulations條文提出控罪結構和本案第114（1）（b）條都是無合理辯解下進行的犯罪行為，而高等法院在CL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No.2)一案已引用及採納終審法院Ho Loy對「合理辯解」的分析。該案中亦指出：

“22. S.114 of the Ordinance is drafted very similarly to the part of the Road Traffic Ordinance whic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examined in HKSAR v Ho Loy (No.2), FACC 7/2015. Applying the rationale there, the actus rea of a S. 114 （1） （b）offence is the act of the ‘holding out’, and the offence is only constituted by the act committed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the statutory defence expressly provided for in s. 114（8）. Similarly, as a matter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it is plain that the offence, being a regulatory offence, is one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presumption of mens rea has been displaced and is intended to be subject only to the statutory defence expressly provided for (per Fok PJ). An accused can raise the issue of ‘reasonable excuse’ by way of defence on an evidential burden. When the evidential burden is discharged, it is for the prosecution to prov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hat no reasonable excuse exists.

23. Importing additional mental element into the section, as the appellants contended, is adding unnecessary glos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ction, when the statutory construction is plain and obvious …”

17.  因此Ho Loy被CL Management Services Ltd（No.2）採納相關段落是相關終審法院分析並裁定有關控罪犯罪意圖屬於Hin Lin Yee及 Kulemesin兩案中所提及的五種犯罪意圖中的第四種（fourth alternative），也即是被告人只能訴諸明文提供的法律抗辯理由，而有關舉證責任落在被告人身上（舉證責任為相對可能性衡量）；相關控罪法定抗辯理由是合理辯解，可參照Ho Loy一案的判詞。

18.  申請人在高等法院，在CL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No.2) 指出有關「合理辯解」，抗辯理由裁決是附帶意見，答辯方認為這亦是申請人方的誤解。其實議題二問題早在CL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No.2) 由原審裁判至上訴一系列的案件已作出詳細討論。上訴至高等法院時，高等法院採納終審法院在Ho Loy一案的分析，裁定被告只可倚賴無「合理辯解」的法定抗辯理由。而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定罪許可時，該案兩名被告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定罪許可，也同樣被駁回。

19.  值得留意的是，終審法院在Hin Lin Yee及Kulemesin有關犯罪意圖已有著重大及深入的分析，兩案具備權威性。而CL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No.2)，以上所有案例都是在終審法院該案件Hin Lin Yee及Kulemesin案之後處理。相反地，申請人所倚賴案例並非採納或考慮上述兩宗終審法院案件作出分析，因此答辯方亦認為議題二亦不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

20.  最後答辯方亦就此案件的申請申請訟費，若其申請被駁回，理應判予訟費予答辯人，尤其參考案例HKSAR v Tsang Yam Kuen Donald（No.2）[2018] 4 HKLRD 430。因申請不但毫無理據，缺乏重點，所以命令將訟費判給答辯人。尤其是申請人提出的法律論點其實已經有案例處理議題二，或是透過一般法例詮釋可處理議題一。因此，申請人提出的法律觀點並非具有重大廣泛重要性，更遑論是有好的成功機會。因此若申請被駁回，理應判訟費予答辯人。

本席的考慮

21.  根據香港法例第484章《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2（2）條指出：

「除非上訴法庭或原訟法庭（視屬何情況而定）證明有關案件的決定是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論點，或顯示曾有實質及嚴重不公平情況，否則終審法院不得給予上訴許可。」

22.  而在是次申請中，本席只需考慮本案是否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觀點，而並非就著案件進行重新上訴再考慮證據。

23.  法庭在發出證明書前，必須信納案中所涉及之法律論點「屬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觀點」，「重大」和「廣泛的重要性」屬兩項不同之要求，申請方亦需證明兩項先決條件均被滿足，法院才能發出證明。如終審法院亦在Lee Kin Pong v HKSAR [1998] 1 HKLRD 182指出，該論點需至少是可合理爭辯的。

24.  首先就申請人所提出的三項論點，其實互有關連或部分涉及相同事宜，可作一併考慮和處理。簡要而言，是有關上述條例第114條的控罪元素，尤其顯示自己經營業務的詮釋，以及無合理辯解是否控罪元素，抑或只是抗辯理由等等。條例第114（1）（b）條已指明，任何人士不得顯示自己經營某類受規管活動的業務，如答辯方所回應及指出，「顯示」和「自己經營」必然是一併考慮之事，難以理解如申請方指出，應怎樣分開和個獨考慮的情況。在考慮經營業務方面，如在上訴的判案書亦已指出，本案的重點關乎顯示自己經營業務而非實質經營業務。況且裁判官其實亦已考慮終審法院在Lee Yee Shing有關經營業務的因素，當中並無任何不妥之處。

25.  最後有關無合理辯解是否控罪元素，抑或只是抗辯理由，本席認同林資深大律師之陳述，亦如上述CL Management Services Ltd（No.2）一案，已清楚作出分析，明顯地，這並非控罪元素，而是供申請人可倚賴的抗辯理由。因此，申請人所提出的論點基本上可說只是裁判官就個別案件事實和法律原則怎樣應用的裁定，根本不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觀點，而上述各論點亦並無合理可爭辯性，更遑論涉及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觀點。因此，本席並無基礎可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2（2）條作出頒令，申請人此申請被拒絕。

26.  最後就訟費而言，經考慮後，本席認為適當地可不作任何訟費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