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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 405/2019
[2020] HKCFI 67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刑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9年第405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傳票2017 年第 428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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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訊及判案日期： |
2020年3月19日及4月21日 |
| 判案理由書日期： | 2020年5月13日 |
判 案 理 由 書
1. 上訴人被票控一項身為註冊車主沒有在警方書面要求下提供發生交通意外時該車輛的司機資料，違反香港法例《道路交通條例》 (第374章) 第63(1)(a)及(6)(a)條。上訴人否認控罪，在東區裁判法院經審訊後，被裁判官香淑嫻裁定罪名成立，被判處罰款$3000及停牌6個月。上訴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本席在聆訊後駁回上訴。以下是本席的理由。
拒絕押後申請
2. 上訴人在聆訊時申請將案件押後，理由是他反對法律援助署不提供援助，要求將案件押後直至高院就他提出的反對有定案為止。上訴人亦指基於他未有控方證人在庭上作供的謄本，及在疫情影響下，要求將案件押後處理。
3. 本席拒絕上訴人的申請。
4. 本案在3月19日聆訊，當時上訴人缺席。本席遂將案件押後至3月27日聆訊。其後法庭因應疫情採納「一般延期」 (GAP) ，本席再將案件押後至4月21日。
5. 本案涉及的是上訴人身為有關車輛的車主，在司機駕駛該有關車輛涉嫌干犯了危險駕駛情況下，未有根據警方書面通知提供有關司機資料。本案的重點並非在於究竟事發時有關司機是否真正有危險駕駛。
6. 再者，由於本案已多次押後，本席認為無理據再將案件押後，因此本席拒絕上訴人的申請。
案情
7. 裁判官信納的案情是，駕駛著私家車NB4457的司機涉嫌干犯危險駕駛罪，而事發時該私家車的登記車主是上訴人。警方把「要求提供司機身份詳情通知書」 (「通知書」) 於2017年8月14日寄往上訴人當時在運輸署的登記地址，要求上訴人在21日內提供事發時司機身份，限期於2017年9月5日屆滿，但上訴人從來沒有寄回通知書。
辯方證供
8. 裁判官道出辯方的證供如下：
9. 審訊時上訴人選擇作供，並且傳召了他的母親作為辯方證人。
10. 上訴人作供稱，他並非時常返回登記地址，即使於相關時段有返回登記地址，也沒有察覺到已寄達的通知書。他於2017年9月3日入院深切治療部，9月4至6日某天，母親前往醫院探望他時，把通知書交給他，他立即在母親面前根據通知書上的查詢電話號碼，致電有關警員告知他身在醫院，未能查找誰是駕駛者，警員又拒絕透露涉嫌危險駕駛的相關詳情。上訴人作供又稱，他自己、爸爸及弟弟均有私家車的車匙，私家車沒有固定停泊地點，他會把私家車停泊在寮肚路或其他街道，父親及弟弟會自己去找尋私家車去隨意駕駛。他思疑於案發時爸爸是司機，但他不能夠肯定，因爸爸並不承認自己是司機。盤問時，他認為自己也有可能是事發時司機，但他沒有做過什麼去查證於事發時自己是否該車司機。
裁判官的裁斷
11. 裁判官不相信上訴人及其母親的證供，裁定上訴人未能證明已經合理努力去確定司機身份，不符免責條款的要求。
求情陳詞
12. 求情時，上訴人稱，他以自僱形式兼職電子維修或顧問，但過去兩個月都零收入。他自2010年開始當兼職的士司機，但2019年6月只開工5天，每天收入大約500至1000元。
13. 上訴人過往有一次交通定罪紀錄及多項定額罰款紀錄，全部與本案性質不同。
有關法例
14.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374章) (「該條例」) 第63(6)(a)條，上訴人面對的控罪的最高刑罰是$10,000及監禁6個月。
15. 該條例第63(7)條訂明：
「如任何人就第(6)款所訂罪行被定罪……則將該人定罪的法庭在就第(6)款所訂罪行而考慮以下事項時，須顧及該被指控罪行的事實 ——
(a) 判處的罰款款額或監禁期；及
(b) 命令該人取消駕駛資格期(如有的話)。」
(本席加以強調)
被指控罪行的事實
16. 就該私家車司機被指控罪行的事實，控方案情顯示，私家車在東區海底隧道 (香港往九龍方向) 鄰近7號收費亭因欠交多程通行費而遭隧道職員截停。職員向司機解釋截停他的原因，但司機叫職員不要煩著他，私家車被多名職員包圍著，司機卻強行駛離現場，車輪差點兒輾過職員的腳。私家車的車頭更是推著一個俗稱「雪糕筒」的交通圓錐筒駛過收費亭，輾過「雪糕筒」後離開現場。大部份過程被現場的閉路電視拍下，已經呈堂播放。司機因而涉嫌干犯危險駕駛罪。
判刑理據
17. 裁判官考慮了有關案例及本案案情後作出有關判處。
「杜溎峰暫委法官 (當時官階)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楊偉賢 (譯音) ，HCMA 433/1998一案中認為，任何車主未能提供涉案司機的資料，必須予以重判以收阻嚇之效[1]。
該案中，杜法官認為，倘若法庭裁定車主蓄意沒有提供司機資料，判刑起點應為涉嫌違例事項最高刑罰的中位數或該違例事項恰當刑罰的10倍[2]；倘若法庭裁定車主因疏忽而沒有提供司機的資料，判刑起點應為涉嫌違例事項最高刑罰的三分之一或該違例事項恰當刑罰的6倍[3]；法庭並可就車主面對的控罪的本身情況而把判刑起點上調或下調[4]。
該案中，杜法官又指出，該案的原審法庭不相信被告人的證供，有權裁定被告人故意不提供司機身份。杜法官又指出，倘若車主故意不提供涉嫌干犯嚴重交通罪行的司機身份，即使是初犯者，判處即時監禁也屬恰當刑罰。嚴重交通罪行包括魯莽駕駛罪[5] (現已廢除但新增了現有的危險駕駛罪) 。
本案中，涉嫌干犯的交通罪行是危險駕駛罪，就危險駕駛罪初犯者，一般獲判處罰款3000至5000元，並且強制停牌不少於6個月，及強制修習及完成一項駕駛改進課程。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Megapolo Limited，HCMA 1226/2004一案中，張慧玲暫委法官 (當時官階) 說：
『裁判官當時已給予詳盡理據解釋判罰6,000元的原因：(1) 上訴人是一間公司； (2) 裁判官考慮到涉嫌罪行是超速駕駛，而假如超速駕駛者被拘捕的話，會有扣分的情況。如果車主在衡量過兩者之間，選擇不提供資料而令司機不需要受到懲罰時，這變相會鼓勵車主寧願犯法、被判罰款來包庇司機。裁判官認為法庭需要考慮的刑罰是有阻嚇性，及罰款要超於被指控罪行的罰款 (即超速駕駛的罰款) 。』
本案中，本席認為被告人故意不提供資料令涉嫌干犯危險駕駛案件的司機逃出法網、不被停牌和記分。
本席考慮過本案的情況、被告人的求情說話、其背景、經濟及家庭狀況及記錄，並考慮以上各項，本席認為恰當的刑罰是罰款3,000元及停牌6個月。」
上訴理由
18. 上訴人提出的概括理由是判處過重。他在上訴通知書指「隧道職員不妥當處理，及警方亂告駕駛者 (即危險駕駛) ，因為是人[衝]出馬路，不是司機撞向人群」。
19. 雖然上訴人只是對判處提出上訴，他的論點基本上是針對究竟事發時司機有否危險駕駛？本席一再向上訴人解釋他身為車主有責任提供司機資料後，他重申他在裁判官席前所作的證供。上訴人根本無提出任何理據指判處過重。
答辯人回應
20. 答辯人回應指裁判官的裁斷並非明顯過重，而且有例可依。除了裁判官引述的案例外，答辯人亦引用另外兩宗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麥國坤[6]，HCMA 98/2018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吳慧芬[7]，HCMA 257/2018 ，支持其論據。
本席作出的考慮
21. 本席考慮了裁判官的詳盡判刑理由後，完全認同裁判官作出的裁決，正如答辯人所言，裁判官的判處是有例可依，判處絕非明顯過重。
裁斷
22.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駁回上訴人的上訴。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劉德偉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
[1] HKSAR v YEUNG Wai-yin, Hera HCMA 433/1998 “In order that our road traffic laws can be effectively enforced, owners who fail to provide particulars of the drivers must be given a substantial sentence to deter them from frustrating the purpose of the law, or buying out criminal record or diving offence points for the driver.”
[2] “In general., if the failure to provide particulars is deliberate, a starting point at the middle of the maximum penalty or ten times the penalty which the driver would be sentenced is appropriate “
[3] “If the failure is due to negligence, then a starting point at one third of the maximum sentence or six times the penalty which the driver would be sentence is appropriate. “
[4] “The starting point will then be revised upwards or downwards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Circumstances to be considered include: (a) Nature of the offence the driver is suspected of having committed; (b) The facts of his alleged offence (Section 63(7); (c) The maximum sentence in respect of the offence suspect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by the driver; (d) The likely sentence which the driver will receive, if he were brought to justice; (e) Whether the drive is liable to disqualification; (f) Whether substantial damage to property or personal injuries have been caused by the conduct of the driver; (g) What effort has the owner made in ascertaining the identity of the driver.”
[5] I must warn that in an appropriate case, where refusal to provide particulars is deliberate to protect the driver from prosecution of serious road traffic offence, immediate custodial sentence, even for a first offender is appropriate. Offences such as road racing, and reckless driving are within this category.
[6] [2018] HKCFI 1624
[7] [2019] HKCFI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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