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景光及另一人

HCMA 88/2018

[2019] HKCFI 110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及判刑上訴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8年第88號

(原西九龍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7年第38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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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  本案涉及貪污的指控。第二上訴人是一間物業管理公司（黃開基公司）的老闆涉嫌教唆一間從事小型維修工程的承辦商(創迪公司) 的東主（第一上訴人）向其公司的一名職員，高級物業主任陳志明先生，提供利益以獲取其公司所管理的兩幢大廈(康睦庭園和宏龍工業大廈)的維修工程。

2.  就兩幢大廈需要進行的一些維修工程，有關大廈的法團委聘黃開基公司向外招標，價低者得。在2015年8月份，第二上訴人向其員工陳先生建議一些賺錢方法，說透過介紹公司獲得工程令他們兩人一起賺錢。

3.  其後，第二上訴人介紹第一上訴人給陳先生認識，並提議邀請第一上訴人公司參與有關大廈的維修工程投標事宜。最終有關兩幢大廈的工程批予出價最低的第一上訴人的創迪公司。

4.  期間，陳先生已把事情向廉政公署舉報，案發當日（2016年2月3日），在廉署人員監視下，第一、二上訴人與陳先生在一間酒樓午膳時，第一上訴人在男洗手間內把現金$1,440交給陳先生作為康睦庭園工程的報酬，另答應給予陳先生一成的工程費作為宏龍大廈工程的報酬。

5.  事後，第一上訴人被起訴兩項向代理人陳先生提供利益的控罪[1](控罪一和二)，而第二上訴人則面對一項協助及教唆第一上訴人向代理人陳先生提供利益的控罪[2](控罪三)。控罪一和三所指其主事人的業務是關於籌辦和處理康睦庭園外牆安裝空調排水管的工程，而控罪二則關於籌辦和處理宏龍工業大廈外牆修葺工程。

6.  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裁判官梁文亮席前審理，經審訊後兩人被判罪成，第一上訴人兩罪各判監四個月，同期執行，而第二上訴人同樣被判監四個月。兩人均就定罪提出上訴，第二上訴人亦針對判刑提出上訴。

7.  兩名上訴人不論在審訊或上訴時均有律師代表，第二上訴人更聘用郭資深大律師替他提出是次上訴。他們提出多項上訴理由，但本席認為在是次上訴只需處理郭資深大律師提出的第一個上訴理由:

「原審裁判官裁定第二上訴人罪名成立的基礎是第一控方證人(陳志明先生)為康睦庭園的代理人，但控罪所指卻是第一控方證人為黃開基測計師行的代理人。」〔( )內的文字附加的〕

8.  關於康睦庭園法團，裁判官在其裁斷陳述書第62段這樣說：

「有關〔該行為是和代理人的主事人之事務或業務有關〕元素，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余寶亮(HCMA 130/2003)，決定有沒有代理人和主事人關係，兩者之間是否有受信關係(fiduciary)，主事人是否明顯地(expressly)或隱含地(impliedly)同意代理人待它辦事。本席裁定，康睦庭園法團是主事人，控方證人一是管業經理，是其代理人，協助法團取得工程的報價。而且控方證人一會出席法團會議，向法團提供有關承辦商的意見。控方證人一的作為一定與主事人之事務或業務有關。」

9.  至於宏龍工業大廈法團，裁判官在第69段這樣說:

「有關〔作為某些行為的報酬〕一項，如上文分析，宏龍法團是主事人，控方證人一是宏龍的管業經理，是其代理人。控方證人一會協助宏龍集團取得報價，控方證人一取得報價後，亦會掌握報價的資料，包括最敏感的價錢問題，而且控方證人一會出席宏龍法團會議，向法團提供意見。當時，宏龍法團正在考慮工程二和工程三的報價，而第一被告人的創迪亦就此發出了報價單。所以，唯一合理及無可抗拒的推論是，第一被告人提出的金錢利益，必定作為控方證人一處理宏龍工程的饋贈或報酬。」

10.  從以上可見，裁判官視陳先生為兩幢大廈法團的代理人，這點與控罪書指陳先生為其公司黃開基的代理人是有所不同；當然主事人也會因此而有所不同。

11.  郭資深大律師同意從法律原則的角度來看，一位代理人當然可以同時有兩位主事人。但當決定以那個主事人的代理人身份來控告，控方必定要證明收取的利益是與該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控方選定了以控方第一證人為管理公司的代理人來控告第一及第二上訴人，原審裁判官就要以此為依歸去考慮案情。

12.  本席引述第二上訴人的典據中一宗終審法院的案例Hau Tung Ying FACC 2,3 /2010，終審法院在案中提及以下相關法律原則:

“A trial judge could as a matter of law refuse to accept the prosecution’s election in the conduct of the trial. In appropriate cases, the judge had the power to consider or direct the jury on the case on a basis different from that presented by the prosecution, provided that this was open on the indictment and the evidence, and the parties were first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the court. Such situation must be rare and exceptional. Convictions have been quashed mainly because the defence had not been given the chance to address the court on the new basis and had thereby suffered a disadvantage or prejudice and an unfair trial.”

13.  不爭的事實裁判官作出定罪前並沒有給予辯方任何回應的機會。

14.  代表答辯人譚資深大律師回應指原審時，法庭處理的只是同一件事，辯方也清楚了解。答辯人陳詞大綱：

「40. 有關第一控方證人身為黃開基公司的雇員而處理康睦庭園業主立案法團的物業管理事宜這方面的事實，一直都是控方案情的一部份，亦獲辯方接納為承認事實。

41. 所以，基於終審法院於Luk Kin Peter Joseph[3]案的原則，第一控方證人既是黃開基公司的代理人，亦是康睦庭園業主立案法團的代理人。裁判官有足夠的證據和基礎裁定第一控方證人是康睦庭園業主立案法團的代理人，這沒有偏離檢控基礎。

42.   即使控罪沒有表明第一控方證人的主事人包括黃開基公司及康睦庭園業主立案法團，這些案情事實均是從案中的證據中顯而易見的。控方的立場一直如此。」

15.  郭資深大律師指出在Luk案，上訴法院認為沒有問題原因是控罪書本身已談及有關的兩間公司(控罪書指其中一間就是另一間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而本案的控罪書卻沒有談及陳先生作為兩幢大廈法團的代理人。

16.  簡單而言，本席要決定的是，情況是否如答辯人所述，本案控方立場從沒有改變，因此不存在裁判官偏離事實基礎，那麼Hau案所談及的情況並不適用；又或是如上訴一方所指裁判官偏離了控方的事實基礎，應按照Hau案所述的法律原則行事。

17.  郭資深大律師還指出陳志雲案[4]，終審法院就第9條作出進一步詮釋:

「按照第9條的正確詮釋，「指向主事人的業務」的誘使或取酬行為須屬破壞代理關係的完整性且有損主事人利益的行為。〔條例〕的宗旨是遏止賄賂和貪污。對主事人利益的損害不一定要涉及主事人的即時或有形經濟損失又或代理人在損害主事人下得益。性質屬於破壞主事人有權期望其代理人遵守的信任和忠誠關係的行為，本身已可構成所需的損害。」

18.  黃開基是提供管理服務的公司，而兩幢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的業務與管理服務應有所不同，在針對不同的主事人，縱使是關於單一情況例如該大廈的一項維修工程的招標事宜，但本席認為或多或少需要考慮的事情會有所不同。

19.  特別考慮到陳志雲案終審法院就第9提及的法律原則，要考慮的包括「破壞主事人有權期望其代理人遵守的信任和忠誠關係的行為」，不同的主事人可有不同的期望。

20.  因此，本席認為裁判官只集中處理控罪書沒有包涵的情況，即陳先生為有關大廈法團的代理人，明顯偏離了控方原先的立場指他身為管理公司的代理人這事實。他亦沒有給予辯方任何回應的機會，這屬於程序上的嚴重失當。在這情況下的定罪會對上訴人造成不公。

21.  控罪指陳先生是黃開基公司的代理人而其主事人當然就是黃開基公司，這一點貫穿三項控罪，因此三項控罪的定罪也變得不穩妥及不安全。

22.  由於本席認為郭資深大律師所提出的第一個上訴理由已經成立，本席不打算在此繼續處理他和第一上訴人所提出的其他上訴理由。

23.  基於前述理由，本席裁定兩名上訴人上訴得直，定罪和刑罰一併撤銷。

24.  但就案件應否發還重審，本席要求控辯雙方在本判案書頒下的日期起計兩星期內提交書面陳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