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 LIFE INSURANCE CO (BERMUDA) LTD 訴 KONG YUET WAH

DCCJ2459/200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民事訴訟2003年第2459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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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 原告人在此案件中，向被告人追索$195,671.70。

2. 原告人為一保險公司，在百慕達登記，並且在《香港保險條例》，香港法例第41章之下，在香港經營保險業的生意。

3. 被告人在2000年8月1日，受原告聘用為保險經紀，她在2002年8月16日離職。在她任聘於原告公司的時間，除了作為一保險經紀外，她更為原告的保險經紀經理之一。在被告離職後，原告向被告追討，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其屬下下線經紀，一名為May Lai黎淑兒所欠原告的金錢。這是原告在此案中，向被告追索賠償款額的基本根據。

原告的舉證

4. 根據原告的證供，原告及被告曾訂立三份合約，立約日期為2000年8月1日。第一份合約 ─ 個別經紀合約，原告只依賴合約之第4、第6、第7.9、7.10、7.11.2條款。此外，原告亦依賴第二份合約 ─ 經紀經理合約，合約日期亦為2000年8月1日，原告依賴合約之第2、第4、第6條。此合約對原告來說，最重要的條款為第6條。第6條如下：

“Should any of the agents and/or the down line managers owe any money to the company pursuant to the individual agent’s agreements and/or any kind of financing agreements made between them and the company, the manager shall use all their best endeavours to procure the agents and/or the down line managers to repay such debt to the company forthwith.  The manager shall indemnify the company for any loss and damage suffered by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provided that if the company subsequently receives payment from the agents and/or the down line managers the company shall reimburse the same to the manager.  In the event the manager settles all the sums of money indemnified, as aforesaid, the manager authorises the company to claim against the agents and/or the down line managers for the debt in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and/or the name of the manager.”

5. 此合約及其他合約並無中文版本，因此，我以原文節錄。此條款可見於文件夾第42頁。

6. 此外，原告更依賴黎淑兒的聘用及資助申請表，申請日期為2000年9月5日，即黎淑兒受聘用之日。此申請及財務資助申請表格中的一項保證書，據原告證供所指，被告因簽署此保證書向原告擔保，若黎淑兒未能向原告償還透支貸款的話，被告與其上線經紀經理，共同及分別擔當賠償原告的責任。因此，原告提出它是有充分理據，向被告人追討黎淑兒所欠原告的款項，因為黎淑兒是被告下線經紀。

被告的舉證

7. 被告人江女士對她曾在8月2000年簽署三份合約並沒有異議，此三份合約是在她受原告聘用時簽下的，她亦沒有反對黎淑兒是她在2000年9月5日羅致到原告公司工作的經紀，是她下線經紀之一。據江女士聲稱，黎淑兒其實在聘用於原告期間，曾羅致三至四個經紀在她之下。而江女士亦坦白承認，她曾經替原告羅致七至八位經紀，在她之下工作。

8. 江女士不否認黎淑兒在2000年9月受聘時，選擇了一份保證入息合約（簡稱GI合約），而江女士自己也是選擇此種合約形式。而江女士亦承認，經她羅致聘請之經紀，全部也是以此等合約形式聘用，她表示，此種GI合約形式可以減低其屬下經紀及她自己的工作風險，因為據她所知，若經紀連續工作滿24個月後，就算未能全數歸還合約期間原告所支付的保證收入，以經紀所賺取的佣金對數，原告也不會向這經紀追索所欠的差額，因此，她雖然加簽了黎淑兒的受聘及財務申請表格的保證，她所受的風險並不大。

9. 此種合約與其他一種名為Financing的財務合約不同之處，乃財務合約並沒有時間的上限，經紀所收取之財務收入，只是作為原告透支予經紀的貸款。既然沒有上限時間規定，江女士認為作為經紀經理的風險比較大。

10. 江女士聲稱，黎淑兒在2001年4月下旬申請由GI合約轉為Financing合約，當時她並不知情，而且她並不同意黎淑兒作出此等決定，因為她知道她本人需要負責的，比黎淑兒原本的GI合約風險大。但據江女士聲稱，黎淑兒申請由GI合約轉為Financing合約之事，她並不知情，而亦未有任何人向她作出通知，或諮詢她的意見。直至她的上線經理黃德強（譯音）先生及龍家奇（譯音）先生（即區域總監）已經批准黎淑兒之申請後，龍先生要求她在黎淑兒的申請聘用及財政申請表格上加簽保證，她才知悉。她表示，當日龍先生要求她加簽在此表格中（表格可見於文件夾第85及85A頁），龍先生向她保證，還款責任並不會由江女士負責，只是黎淑兒個人負責。而且龍先生還向她表示，要求她加簽只是後加的安排，因為程序上的需要。

11. 據江女士所聲稱，她之所以答應加簽在此表格中，全是因為龍先生向她作出保證，她不用為黎淑兒的債務負責。她表示，當她加簽在此表格中，黎淑兒並未簽上名字，而且公司亦未正式簽署。她提出，她所收到的表格，正是文件夾85A頁。江女士更表示，龍先生要求她後補加簽的時間，是黎淑兒作出申請後之幾天，並不是申請當日，而又因為黎淑兒的申請已經被龍先生及黃先生批准，又因為龍先生向她的保證，她才加簽在此文件上。因此，江女士表示，她既然未被諮詢或徵求意見，她亦沒有參與批准黎淑兒的申請，因此，她不應為黎淑兒的債務負上責任。

12. 其後，江女士聲稱，在2001年11月12日，她向原告公司遞上辭職信。因為區域總監龍先生並不在辦公室，當天她的信直接送到公司，及後龍先生才收到，才閱讀到江女士給他的一份副本，因此，他要求黃先生約見江女士，商談她辭職的一事。

13. 在此會面當中，江女士表示，龍先生曾經多番向她游說，要求她繼續留低在原告公司工作。她聲稱，龍先生曾向她表示，若她堅持離職，龍先生會把她屬下下線經紀全部解約，而她會因此要向公司負責全部員工的債務。當然，江女士並不承認若她的下屬下線經紀離職後，她需要向公司負責他們的債務。但她表示，因為龍先生的要求，以及向她保證會幫助黎淑兒做得更好的成績及營業額，她被他的真誠感動，才繼續留低在原告公司工作。其實，其中一個理由是，她知道若她工作滿24個月，她並不用支付公司曾向她提供的保證薪金、保證入息的差額。

14. 江女士表示，龍先生在不足個多月後，決定辭退黎淑兒，此決定是龍先生個人的決定，而辭退黎淑兒的理由是因為她的營業額嚴重不足，因此，江女士表示，她發覺龍先生實際上多番挽留她的理由，是為了誘使她向公司負責黎淑兒欠公司的債務。她表示，若她在黎淑兒被辭退之前離職，她並不用向公司負責黎淑兒所拖欠的債務。

15. 江女士更聲稱，當她受聘於原告之時，原告向她的保證是她不用向其下線經紀的債務負責。她提出公司曾經有此等通告，而此等通告可在文件夾第92頁（即被告的文件，雙方未曾同意的文件夾第92頁），此通告實際是可見於第89至92頁，92頁（通告之第3頁）第C項如下：

“Financing responsibility.  Upon endorsement of agency head manager may choose to assume 100 per cent, 50 per cent or 0 per cent of his/her agent’s financing responsibility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year for all his/her agents contracted during that year.  The commission right of these terminated financing agents will be split accordingly.”

16. 江女士表示此等承諾，原告每年也提供予經紀經理，自她入職後，她曾簽署一份此等承諾的選擇（這可以見於文件夾第84頁）。此份文件如下：

“To May Leung - Agency administration.  Subject: Financing responsibility of my managers in 2001.  Remarks: The selected financing responsibility will be applied to those newly recruited agents in year 2001.”

17. 文件中，有江女士的名字，以及其他六位經紀經理，全部也選擇百分之零的責任。據此，江女士表示，她實在已因原告承諾，不會向她追究其下線經紀所欠公司的債務，因此，她不應負責黎淑兒的債務。

裁決

18. 本席經過考慮此聆訊中雙方提供的文件，及證人在庭上的證供，發覺被告江女士的確由原告職員在聘用時，向她解釋關於GI合約及Financing合約的分別。而GI合約中亦清楚列明，經紀若在工作24月完畢之後，就算未能在經紀佣金中滿足向公司預支的收入，其差額公司亦不會向經紀追討。因此，我相信江女士曾盡量向她下屬下線經紀解釋選擇GI合約的優點。而我亦滿意，江女士下線經紀，也是以此等合約形式聘用。江女士表示，她下屬經紀除了黎淑兒在2001年4月的改變，全部也是以GI合約形式聘用。

19. 有鑒及此GI合約內容，經紀其實需要達到營業額，令公司收入到某一數目，經紀才可以繼續向公司支取每月收入。我接受除了合約開始之初的幾個月所支付的保證收入外，江女士在工作5個月後，再也未能收取任何每月的保證收入。

20. 明顯地，黎淑兒也是同樣未能達到合約指定營業額的標準，因此，在黎淑兒工作的第7月（即2001年4月），她已發覺未能符合GI合約的標準。又經龍先生及黃先生的建議下，黎淑兒正式作出申請，由GI合約改變為Financing合約，因此，她才可每月繼續向原告收取一筆款項，作為生活費。而原告所支付給她的款項，已全部轉為財務上的貸款。這個轉變是一個後果嚴重的轉變，因為這轉變是由一保證收入合約形式，被轉為財務貸款的合約形式。又經文件夾第85頁的申請表，上線經理向公司作出保證，保證該經紀所欠公司的債務，由他們負責，黎淑兒的債務因此便可能成為上線經紀，包括江女士、黃先生、龍先生分別及共同負上責任。此責任在黎淑兒離職時，已立刻由他們三人負責。

21. 江女士的證據顯示，在黎淑兒要求改變聘用合約時（由GI合約轉為Financing合約），她並不知悉，她亦並不同意。

22. 江女士傳召了黃先生（黃德強先生）作證，黃先生同意黎淑兒女士的申請是經過他與龍先生商量後，要求黎淑兒作出的。雖然他表示，他已不能記起簽保證書的次序，他表示，他是在龍先生簽署之後，將文件送遞予他，他才簽署。從黃先生的證供顯示，批准黎淑兒女士改變合約條款的決定，是取決於龍先生及他。

23. 再者，呈堂證物，包括黎淑兒在2001年4月25日向一名為Cyrus Chung的公司決策人作出申請（此申請書可見於文件夾第49頁）。申請書如下：「本人因客戶case pending，而令致本人未可於上月對數，致令本人經濟出現問題，現希公司能批核本人於2001年4月1日改轉為Finance，謝謝幫助。May Lai。」此文件並由黃先生加簽。黃先生在庭上證供表示，是他及龍先生向黎淑兒女士提出，她應由GI package（GI合約）轉為Financing合約。

24. 文件夾第50頁是一份由鍾先生（Cyrus Chung）批准黎淑兒申請的信，他的職位為經紀發展部高級經理，文件發出日為2001年4月26日。此批准亦為黎淑兒所接受，接受之日期為2001年5月9日。

25. 江女士提出，證明她未被諮詢證據為黎淑兒女士的申請（即文件夾第49頁），江女士並沒有簽署。而且文件夾第85A的證物表格上，江女士表示，是由龍先生及黃先生簽妥後，才要求她加簽，而該文件還未有黎淑兒女士的簽署。85A、85頁，龍先生的簽名所紀錄日期為2001年4月24日。

26.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為何此表格上黎淑兒女士未有簽名及寫上日期，反而龍先生的簽署已登錄上2001年4月24日之日期呢？而黎女士的申請信（由她自己書寫的，日期為2001年4月25日）並不是4月24日，而此申請信只有黃先生的加簽，這既然亦被鍾經理接受，這證明江女士的批准或加簽並不重要。再者，在鍾經理2001年4月26日批准的信件，此信副本給予K. K. Long、Y. Y. Cheung，始終並沒有將副本傳遞予江女士。

27. 根據江女士對聘請經紀合約的文件的形式，不難相信江女士是不同意黎女士的申請（由GI合約轉為Financing合約）。既然她未被預先諮詢，而文件的證據亦未證明江女士有份參與申請，唯一江女士所參與此轉約的文件顯示，是第85頁江女士所簽下的保證。

28. 經考慮全部這些文件及證供，我接受江女士在庭上所提出的證據是比較可信。在民事證案標準下，我相信江女士講的是真話。第85A表格顯示，江女士之被龍先生要求加簽，明顯地是在事後的要求，而批核黎女士聘用條件的決定經已作出。

29. 我考慮過龍先生在庭上的證供，他對很多問題也不願正面作答，他並且曾轉變其證供，去切合及迎合他的利益。我覺得他所作出的證供並不可信，他不是一個可靠的證人。尤其是在此案中，黎女士的債務他需承擔責任，因此在此案中，他是一有利益衝突之證人。

30. 經過考慮江女士及黃先生的證供，我接受江女士的證據，龍先生的確曾向她作出保證，她並不需要承擔黎女士的債務，她才簽署文件第85頁的表格。

31. 沈大律師（原告的律師）表示，龍先生就算得到被告人在文件夾第85頁的表格上簽名，亦不會因此得著任何利益，因為他已經承擔了責任而簽上名字，向原告公司作出保證。但是在今日這案件中，被告的只是江女士一人，龍先生、黃先生，甚至黎女士並不在被告之列。當然，原告可選擇追索對象，但原告亦承認黎女士曾經因原告追索欠款而歸還500元。江女士表示，黎女士可能已經與原告人達成一個還款的協議，所以，第一期支付歸還欠款是在今年的6月。究竟雙方有甚麼協議、歸還欠款有多少，本席不得而知，因為此案並沒有此類證據。明顯地，黎女士曾經償還一部分欠款是真的事實，是否因此原告不用向黎女士繼續追索，或向黃先生繼續追索，或向龍先生提出申索，本席也不得而知。

32. 江女士提出，若龍先生未有向她多番阻勸，若在2001年11月12日她已經離職，當然，江女士並不再需要向原告負責黎女士的欠款。龍先生對這一點是清楚明瞭的，因為當日他曾向江女士提出，若江女士立刻離職，他會立刻辭退江女士下線的經紀。而江女士需要向公司負責此些經紀欠公司的債務，這證明他一直知道黎女士欠公司的債務，如果江女士繼續留職的話，江女士是需要負責的。

33. 沈大律師亦提出，原告大當可立刻辭退黎女士，而江女士便需要向公司負責黎女士的欠款，我看這不一定對的。根據獨立個人經紀合約條款第7條所講，原告只能在屬下經紀不誠實、舞弊、破壞誠信，或者嚴重違反合約之情形下，或未能達到法例上要求的標準等等情況之下，才可立即辭退經紀。而根據龍先生辭退黎女士的文件中顯示（2001年12月27日表格，被告文件夾第98頁），理由是營業額不足、保證保單續保率欠佳，這些理由並不符合合約第7條1所指的條件，因此，唯一可辭退黎女士的理由，是根據合約第7.2條款，而雙方解除合約，需要6天通知。若龍先生立刻當日提出解僱黎女士，需要6天後才生效。而又因為江女士早已在11月12日提出辭職信，她的辭職生效日期應該比黎女士早。因此，江女士所提出，龍先生向她極力挽留，作出各樣保證，希望她繼續在原告公司留任，是因為龍先生希望江女士亦向公司負責，支付黎女士的欠款，並不無理由。

34. 至於江女士是否第一時間向管理階層反映，她並不同意需要向公司負責黎女士的欠款，證據可見於文件夾第99及100頁（即被告文件夾）。她早在2002年2月22日去信行政部，表示不同意1月的月結單尚需要她負責龐大的欠款。我亦相信她在99頁一封信，寫給謝先生的，雖然日期寫上為2002年2月21日，但此日期不可能是正確的，因為信上指出，根據2002年2月28日，公司賬項結餘為負$253,853.42。若她的信件寫在2002年2月21日，又豈能可向謝先生查詢2002年2月28日的月結單呢？而且公司在此信蓋印的日期為2002年3月22日的收信日期，所以，我相信此信應該是寫在3月，不是2月。無論如何，此兩封信已經表示江女士對公司的賬目不滿，雖然未有提出龍先生曾經向她作出的保證，但亦證明到她對公司要求她負擔黎女士的欠款的不滿及詫異。

35. 法律上，沈大律師提出，書面合約不能以口頭證供推翻，沈大律師提出法律書籍 ─ Chitty on Contracts，他用的是第二十七版第12段第12節第81段。其實，此書籍已經出了第二十九版。第二十九版第12章，沈律師提供之段落如下：

“It cannot therefore be asserted that in modern times the mere production of a written agreement, however complete it may look, will as a matter of law render inadmissible evidence of other terms not included expressly or by reference in the document.  The court is entitled to look at and should look at all the evidence from start to finish in order to see what the bargain was that was struck between the parties.”

36. 沈大律師所節錄之段落可見於第二十九版第12章096，而097我剛才已讀出。而且同一本書，097如下：

“However, the parol evidence rule is and has long been subject to a number of exceptions, in particular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 courts have been prepared to admit extrinsic evidence of terms additional to those contained in the written document if it is shown that the document was not intended to express the entir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37. 而第12章103段，節錄於第757頁，Chitty on Contracts Volume 1：

“Collateral contracts.  Even though the parties intended to express the whole of their agreement in a particular document extrinsic evidence may nevertheless be admitted to prove a contract or warranty collateral to that agreement.  The reason is that the parol agreement neither alters nor adds to the written one but it is an independent agreement.  Such evidence is certainly admissible in respect of a matter on which the written contract is silent.  In a number of older cases it is stated that evidence of such a contract or warranty must not contradict express terms of the written contract.  However, more recently the courts have admitted evidence to prove an overriding oral warranty or to prove an oral promise but the written contract will not be enforc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terms.  Thus in City of Westminster Properties (1934) Limited v Mudd the draft of a new lease presented to a tenant contained a covenant that he would use the premises for business purposes only and not as sleeping quarters.  The tenant objected to this covenant and the landlords gave him an oral assurance that if he signed the lease they would not enforce it against him.  The tenant signed the lease but later the landlord sought to forfeit the lease for breach of this covenant.  Harman J held that the oral assurance constituted a separate collateral contract from which the landlords w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resile.  The collateral contract or warranty may be oral or informal even though the main contract is one which is required by law to be in or evidenced by writing.”

38. 由此可見，因為龍先生給予江女士一個保證，因此，江女士才會在黎女士的Appointment and Financing Agreement Form（聘用及財務合約申請書），2001年4月所作出的表上簽名。其實江女士在簽署此更改申請表中，她並沒有任何好處、並沒有任何代價，引致她去簽署此項表格。

39. 至於江女士所提出，她對合約用之文字（英文）並不認識。當然案例指出，簽署一方就算未能明瞭合約內容，當他在文件中簽署，已經達成一個表面證據，他是同意內容，除非簽署一方能提出他曾經被誤導，才簽署這文件。在原告的申索中，明顯地，江女士是受龍先生作出保證之下，才簽署第85頁的文件，向原告作出保證。而她在入職當時（2000年8月1日）所簽署的合約，包括經紀經理合約，亦受制於當時原告所提供給她的保證，即當她招聘經紀時，她作為經紀經理，可選擇百分之零之責任。此可見於Mr Edmond Lee的通告，以及在2001年一份的免責表格。

40. 我信納江女士當時的確被原告及原告之職員，引導此等為她的聘用條件，因此，她亦在聘請其下屬下線經紀時，全部要求他們選擇GI合約，而致她的責任可以減到最低風險。而一旦GI合約改變為Financing合約，江女士是應該被諮詢是否她同意接受這個責任。既然她未被諮詢，她的簽署也是批准之後所作出的，我接受江女士的抗辯是成立的，因此，我裁定被告不需要向原告負責此項債務。

41. 我撤銷原告的申索，而訟費歸於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