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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 119/2018
[2019] HKCFI 215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申請終審法院上訴許可之證明書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8年第119號
(原荃灣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6年第10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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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法例第484章《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2條申請上訴許可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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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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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原訟法庭就該裁判法院上訴案件於2019年6月3日所作出之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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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訊日期： |
2019年8月15日 |
| 判決日期： |
2019年9月2日 |
判 決 書
1. 答辯人被控一項「代理人收受利益」罪[1]，審訊後，原審裁判官裁定控方表面證據不成立，撤銷控罪。申請人不服，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訴。2019年6月3日，本席頒下判案書，駁回上訴。
2. 申請人現根據香港法例第484章《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2條動議，要求本席頒令，證明本案的決定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
3. 答辯人以自僱形式擔任私人弦樂教師。申請人的指控是，答辯人介紹學生購買樂器後，收取樂器行的佣金。申請人代表阮高級檢控官提出的法律問題為：
“For the purpose of section 9 of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Cap.201, is it correct that no fiduciary obligation could exist that would give rise to a relationship of agent and principal when gratuitous and professional advice or assistance is given by a person to another purportedly in a private or friendly capacity?”
「就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的目的而言，若某人看來是以私交友好身份向另一人作出無償的專業意見，則兩者之間並不存在可構成主事人與代理人關係的受信責任，這是否正確？」
4. 本席在2019年6月3日頒下的判案書清楚表示，從申請人引述的案例可見，該些涉案的「代理人」與其「主事人」均存在明顯的僱傭或商業夥伴關係 (例如：關聯公司的董事)；忠誠責任；及∕或重大的利益衝突。要成為代理人，該人必須獲賦予某些權力∕責任或具有延續性的權力∕責任；並在上述情況下替他人辦事，才會產生代理人的角色[2]。相反，法庭並沒有在非商業、純屬義務性質、單純涉及社交或友誼層面的情況下，因某人承諾為另一人提供協助，而裁定雙方存在《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 (下稱：「第9條」) 下的代理人∕主事人關係[3]。
5. 關於「代他人辦事」，Bribery and Corruption Law in Hong Kong (3rd Edition) 的作者提出以下評論[4]：
“9.43 … As the definition includes “employed by … another” it is arguable that the “acting for” limb was intended to convey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to the principal. If that is so then under this limb the agent is not just authorised by the principal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but more, he is authorised to do something in the name of, on behalf or, or in place of the principal.＂(強調重要性)
按現有證據，本席認為，就購買樂器此事，答辯人只是提供了「服務」(即安排學生和家長到樂器行選購小提琴；就音色提供意見；及令他們獲得折扣及贈品)。答辯人並沒有以家長之名行事 (to do something in the name of the parent)、代表家長行事 (to do something on behalf of the parent) 或代替家長行事 (to do something in place of the parent)。
6. 關於第9條，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霍兆剛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an Chi Wan Stephen(2017) 20 HKCFAR 98案 (下稱「陳志雲 案」) 的判詞這樣說[5]：
“142. The section does not, in my view, criminalise any and all payments of money by a third party to an agent made without the principal's knowledge and consent. If it had been intended to cast the offence in such wide terms (and they would be very wide indeed), s.9 would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ly and much more simply worded.”
7. 根據 陳志雲案的判決，第9條[6]的罪行元素包括：代理人「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而該「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須為 “conduct which subverts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7]”。終審庭還指出，該代理人的相關作為須 “likely to involve some deviation from his normal duties and is likely to undermine so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8]”。
8. 按現有證據，家長以優惠價購買了兒子要求並認為合意的意大利製小提琴。即使答辯人不收取佣金，樂器行也不會以再便宜的價錢出售該小提琴。現時沒有證據顯示，家長有其他更佳的選擇；或答辯人明知樂器行的售價較高而刻意介紹家長到該店。換言之，家長求仁得仁，經濟上也沒有損失。
9. 另一方面，答辯人亦按學生家長的要求把事情辦妥。沒有答辯人的介紹，家長未必知道購買意大利製小提琴的途徑。更重要的是，如非因答辯人，家長不會獲得相關折扣。本席認為，就購買小提琴此事，答辯人沒有偏離她的職責 (deviates from her duty)。
10. 本席亦在判案書表示，商店透過佣金來鼓勵樂器老師、導遊、運動教練等人士介紹顧客，屬正常營銷∕市場策略。上述人士以私交友好身份在普通社交層面義務向其學生、團友、親友提供專門的購物意見，不應視他們為代理人而受第9條規管。
11. 另一方面，申請人認為，本席在解釋第9條所指的代理人和主事人的涵義上犯錯；將兩者關係的產生，不當地局限於商業層面。故本席的結論違背了終審庭在HKSAR v Luk Kin Peter Joseph (2016) 19 HKCFAR 619案訂下的法律原則。
12. 阮高級檢控官陳詞，終審庭確認，要使某人成為第9條下的代理人，毋須預先存在任何致使他有責任行事的法律、合約或受信關係；甚至不用存在請求該人行事的邀約。如某人有權代表另一人行事並自願這樣做，便可能因此承擔受信責任。她進一步指，如某人與另一人存在某種關係，而致使一方對另一方產生合理期望，便可構成受信關係。此外，受信人也要摒棄一己私利，並以不損害其主事人利益的方式行事。
13. 阮高級檢控官續稱，第9條是防止本港私營機構貪污行為的關鍵所在，其涵蓋範圍對市民大眾的利益和福祉具舉足輕重的影響。釐清第9條的涵蓋範圍，委實重要。而在本案，當答辯人於教學以外的時間安排學生選購樂器，就這行為而言，是否構成她與該學生家長之間的「即席∕臨時」(ad hoc) 受信關係？申請人認為，這法律問題存在合理可爭辯之處。
14. 由原審開始，答辯人一直由李紹強資深大律師代表。可是，她在本申請沒有法律代表。她明言，對本申請的各方面均沒有任何陳詞。
15. 本席認為，申請人提出的法律問題，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現下令頒發證明書。
16. 關於涉案法律問題的遣詞用字，本席曾與阮高級檢控官在庭上討論，但未能達致共識。考慮了她的陳詞，本席現將該問題修訂如下：
“Is it correct that when someone, purportedly in a private or friendly capacity, provides gratuitous advice, which is based on the special knowledge of that person in a particular field, to another, no fiduciary obligation on the former could arise which would give rise to an agent-principal relationship for the purpose of section 9 of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Cap.201)?”
「就香港法例 (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的目的而言，若某人以私交友好身份，向另一人提供無償但建基於前者在某範疇之特殊知識的意見，此舉不會產生針對前者的受信責任，因而構成兩者之間的代理人/主事人關係。這陳述是否正確？」
附言
17. 與本案源於同一廉署調查系列的還有另外3宗案件 (HCMA 116至118/2018)。該3宗案件的案情與本案相似；每宗涉及1位不同的弦樂教師但同一樂器行。原審分別由另外3位裁判官審理，均裁定相關弦樂教師「無罪」。該3宗上訴也由本席處理，駁回全部上訴，維持「無罪」的裁決。
18. 本席沒有 (亦不便) 詢問申請人，為何只就本案申請法律問題的證明書。但為免對全部4位弦樂教師造成任何不公，本席必須在此提及其餘3宗案件，讓他們及公眾知道，涉及相同法律問題的案件共有4宗，而非1宗。
申請人：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阮兆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答辯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應訊。
[1] 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 第9(1)(a)條。
[2] 見第27段。
[3] 見第28段。
[4] 第355至356頁。
[5] 第147頁。
[6] 即第9(1)及(2)條。
[7] 見第122頁，第53段。
[8] 見第124頁，第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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