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鄭宇欣及另一人

CACC 238/2024, [2025] HKCA 734

原案件：[2024] HKDC 176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不服定罪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24年第238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22年第584及10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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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理 由 書

1.  兩名申請人（D1及D2）共同面對一項「勒索罪」[1]，及一項「非法禁錮」罪[2]（控罪二）。審訊後，二人被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勞潔儀（「原審法官」）裁定罪名成立。他們不服定罪，提出上訴許可申請。

2.  聆訊後，本席認為兩名申請人提出的理由並無合理可爭辯之處，故不批准他們就定罪上訴提出的許可申請。在以下的判案理由書中，本席沿用二人聆訊時的編號。

同意事實 [3]

3.  於2021年12月10日約19時45分，控方第一證人（X）到達德福花園巴士總站迴旋處附近的斑馬線。約20時14分，D1致電X稱正在途中。約20時22分，D1再次致電X，其後X按D1的指示登上一輛停在斑馬線的私家車（登記車主為D1母親），並坐於前排乘客座位上。D1開車後繞過迴旋處停在斑馬線對面停，接載D2及另外兩名男子，他們上車坐在後座。D1駕車途經大帽山及九龍灣國際交易中心。

4.  21時08分至21時56分期間，X曾兩度致電其僱（主控方第二證人）Y要求借7萬元，Y拒絕。後來X又致電他當時的女友控方第四證人Z借錢。約22時06分，Z向X轉帳港幣30,000 元。約22時11分（即5分鐘後），X將該款項存入D1的中國銀行戶口。約23時38分，X於土瓜灣下車離開。[4]

5.  X與D1在事後的WhatsApp對話紀錄截圖呈堂為證物P6(1)及 P6(2)。[5]

控方案情

6.  X供稱他在網上打賭，贏得獎金，在2021年12月10日按約在牛頭角與D1會面，其後被指示上車，三名男子（包括D2）隨後上車。在車上，有人從後拉他的衣帽說「唔好俾佢落車」，指他欠債10多萬，他被拉到後座並圍困。X在被脅迫下向Y及Z借錢、交出財物及手機。後來D1把車駛到大帽山道灌木叢，X遭拳打腹部、被強迫脫光衣服拍攝裸體片段。後來，X再登車後，被逼致電當時的女友Z並虛構送外賣時單車撞到他人要求Z借錢賠償對方。最終X把從Z借來的30,000元轉帳給D1，他被要求寫下並簽署借據及被拍照，作為還款威脅。他被威脅如未能償還餘款裸照將被公開。事後X報警，警方根據電話、WhatsApp聊天紀錄 (證物P6)[6] 、銀行紀錄、閉路電視及汽車攝錄鏡頭片段等證據拘捕D1及D2。控方指二人聯同其他人士，涉嫌勒索港幣85,000元及非法禁錮X。[7]

辯方案情

7.  D1及D2選擇不作供，亦無傳召證人，但不爭議案發時和X見面。辯方大律師質疑X證供的可信性[8]，並指出辯方案情為：D1曾多次聯絡X追債但不成功，事發當天是X主動聯絡D1促成會面，設局欺騙Y及Z協助還債。[9]

上訴理由及陳詞

8.  代表D1的陳永豪大律師（亦為D1原審大律師）及劉芷盈大律師提出三項上訴理由，D2（親自行事）亦採納代表D1的大律師提出的上訴理由，並指若上訴法庭接納D1的上訴理由，必須重新考慮D2的定罪裁決。

9.  上訴理由一指，原審法官錯誤裁定X為可信可靠證人。原審法官在處理X證供時，錯誤採用「不太可能」[10]的標準來考慮辯方案情，未有考慮如辯方案情「可能是真」已足以構成合理疑點。[11] 另外，原審法官未有充分考慮和處理處理X的證供與Y及PW3不吻合之處、及X的第一和第二份證人口供內容與其第三份口供和庭上證供前後矛盾。

10.  上訴理由二指，原審法官錯誤考慮了X與D1的WhatsApp對話紀錄。陳大律師指控方倚賴證物P6(1)及P6(2)的範圍旨在證明D1希望與X對話及X詢問是否可以分期攤還債項[12]，但原審法官卻倚賴了X要求取回“d片同借據”，及D1在回覆時沒有否認，從而作出PW1聲稱被強迫拍照及簽下欠單的情節確曾發生[13]，超出控方倚賴證物P6(1)和P6 (2)的範圍，剝削了辯方作出回應及X解釋相關內容的機會: Hau Tung Ying v HKSAR[14]。再者，原審法官就著D1發出的三句WhatsApp訊息[15]以主觀臆測來裁斷語氣帶有恐嚇性，以鞏固控方的案情，對D1不公。D2亦指，即使原審法官有權考慮上述訊息內容，她亦未有充分分析有關訊息是否有其他的解讀。

11.  上訴理由三指，基於以上各點，原審法官的處理方法令 D1 的定罪裁決不安全亦不穩妥。[16]

答辯人的回應

12.  就上訴理由一，答辯人指原審法官已充分考慮X的證供和其證人口供及其他證人的證供的分歧，及X所作的解釋。原審法官認為環境證據（證物P6、電話記錄及轉帳記錄）及Y及Z的證供可支持X的證供，原審法官就證人可信性的事實裁斷，上訴法庭不宜干預。

13.  就上訴理由二，答辯人指，原審法官在裁決理由書第77, 86-88段只是考慮證物P6(1) 及(2) 的內容能否支持X的說法。裁決理由書第32段也只是覆述X在庭上的證供，而非考慮被剔除的 WhatsApp內容。原審法官從沒有以證物P6(1) 及P6 (2) 所載的內容為真確來斷案，而是倚賴來證明X及D1曾作相關的陳述，去支持X的說法。

14.  就上訴理由三，基於上述原因，答辯人指定罪穩妥。

討論

15.  原審法官是在以下的語境(context)採用「不太可能」和「不可能」的字句：

「71. …他(X)明顯是一位不善理財、不負責任的債仔，即使自己沒有能力償還所有債務也繼續賭博。在此情況下，他會主動向債主商討還款嗎？這不太可能。…

…

80. 辯方說可能是X夥同該些男子向Y及Z騙取金錢還債，本席認為這說法並不可能，也不屬實。客觀事實是當晚從X上D1的車至X下車長達三個多小時，過程中，不受爭議的是他向Y及Z借錢， X作為一個被要求還款的人是自願留在那四人（包括D1及D2 ）的身旁嗎？」

16.  這是原審法官衡量證供的心路歷程，她考慮了辯方所指，X是主動約D1就自己欠債商討還錢方案[17]，並以常理來評估辯方所指X與D1等人合謀向Y及Z騙錢的說法。以裁決理由書的上文下理的行文可見，原審法官所指的「不太可能」和「不可能」，其實就是指辯方的答辯理由於理不合。申請方實不宜把原審法官所指的「不太可能」和「不可能」與她未有考慮辯方案情「可能是真」便足以令D1脫罪的法律原則，混為一談，更何況兩名申請人在本案並無作供，在盤問時向X作出的指稱，亦被X 一一否認。

17.  在申請上訴許可聆訊時，陳大律師力陳：從X的多份證人口供可見，他的指控由原先的綁票轉變為被欺騙威嚇和勒索，又否認欠債，而且Z也感覺她收到的電話中訛稱是與X發生交通意外的車主「語氣嬉皮笑臉」，故此辯方所指，整件事件是X不顧一切歹毒地設局向Y及Z欺詐金錢協助還債之說，並非不可能，本案有潛在疑點。雖然D1並沒有作供，但原審法官的裁決理由書並沒有顯示她充分考慮X的證供的固有不可能之處。

18.  原審法官有考慮X承認在三份證人口供部份說謊及X的解釋[18]。原審法官表明知道X的多份口供就他上D1的車情況曾作出不同的描述，亦嘗試否認自己在案發時欠債一事，這些與其後期證供及庭上證供不符。原審法官表明會小心評核其證供的可信性 [19]，及「非常警惕」地處理他的證供[20]。至於X和Y、Z和PW3證供上的分歧，D1於結案陳詞時，已清楚向法庭指出[21]。原審法官有權在衡量整體證供下，認為即使X並非最理想的證人，但在其他環境證供的印證及常識的運用下，X仍是可信和可靠的證人，而接納他所說，拍攝裸體影片的情節確有發生。

19.  陳大律師指原審法官利用某些WhatsApp紀錄是超出了控方呈遞該些紀錄的原意和立場。陳大律師倚賴控方開案陳詞第28段所指，他們只在以此證實D1希望與X對話， X詢問是否可以分期攤還債項 [22]。原審法官是在聆訊期時（X作供期間）認為證物P6第3-6頁內容關乎分期付款的問題，與本案無關，因為本案的關鍵只是在乎X有否欠債，控方亦同意把證物P6第3-6頁剔出。剩餘的WhatsApp內容P6第1-2頁是經“同意事實”被接納呈堂的[23]。

20.  陳大律師投訴裁決理由書以下的段落，顯示原審法官錯誤考慮已被反對呈堂的WhatsApp內容：

「32. X指在他見D1前，雙方曾以WhatsApp對話，而在X報警及錄取口供後， X收到D1的WhatsApp訊息， X跟警方的指示回覆，其後對方和他談及還錢的方法，叫X幫他們做事，並指可用X的得益來還錢。」

21.  觀乎行文的上文下理，原審法官顯然是在敘述X的證供，而不是考慮已被反對呈堂的WhatsApp內容，而這只是已被呈堂的證物P6(1)和P6(2)的背景事實。據悉，當X作出這些證供時，並沒有任何辯方法律代表提出反對。當然，陳大律師是在審訊後期才得悉證物P6(1)至(6)中D1的訊息是在按照警方指示情況下發出，而成功要求法庭把證物P6(3)至(6)剔除的，但陳大律師亦沒有要求原審法官不予考慮X之前所作證供的有關部份。至於P6(1)和(2)既然已被納入為證供，綜合上述第32段，就是X在P6(1)和(2)所發出的訊息應是按照警方指示行事。

22.  陳大律師再投訴裁決理由書第77、86-88段顯示，原審法官錯誤使用P6(1)和(2)的內容，超出了控方倚賴的範疇，對D1作出不利裁斷。他指，在X作供時並沒有就着P6(1)的內容作出解釋時，原審法官使用X所說“我都係想之後可以拎得返d片呀同埋借據 咁你有咩可以幫得到我？”來裁定“該拍攝裸體影片確實有在違反X的意願下發生”，等同倚賴WhatsApp 內容的真實性。然而，原審法官在第77段引用上述訊息後，作出以下的考量：

「77. …如果在事件中沒有人在違反X的意願下替X拍攝該影片或要求X簽借據，為何D1其後回覆X時沒有就「片」或「借據」的存在作出質詢或反駁？… 而且D1是知道該些借據是存在的。」

23.  根據裁決理由書第76段，原審法官指出，她必須清楚拍攝裸體影片的情節是否真實發生、是否X自願、及D1和D2是否有參與，繼而考慮上述的信息的。本席認為，原審法官並沒有倚賴上述訊息內容的真實性來斷案，她是憑藉該D1曾向X發出該信息及D1的不否認的反應，以邏輯思維來推出D1對當中所指的片及借據是知情的，從而印證X證供的可信性。至於D1在訊息中所說「我依家係客氣問你」及「講咗唔係關於你收錢，你都唔回覆，咁之後點搞，唔好逼我」，原審法官也不是倚賴內容的真實性，而是以當中D1的語氣之作為「支持X早前指D1等一行四人對他作出威嚇的證供的可信性」及「支持X指D1、D2等人在事件中對他作出威嚇的行為」[24]。需注意的是，原審法官也依賴了電話記錄、轉帳記錄及Y及Z的證供來裁定X是在威嚇下被拍攝裸體影片，簽下借據及轉帳至D1户口。故此即使原審法官對上述訊息內容的使用有商榷的餘地，也不會影響定罪的穩妥性。

24.  至於有關訊息是否含其他的解讀，在D1和D2並沒有作供的情況下，原審法官實無需就着其他可能性作出臆測。

25.  D1和D2提出的上訴理由並非合理可爭辯。本席拒絕批准申請人就定罪上訴的許可申請。

26.  本席根據香港法例第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3W 條，向D1和D2發出「減時命令」風險的警告，即他們有權再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許可申請，但假如其申請最終被駁回，上訴法庭有權命令他們在聽候其上訴作裁定時間的扣押期，不計算在他們所受刑罰的刑期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