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春段已故謝文豪遺產承辦人 對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DCCJ5118/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民事訴訟2015年第51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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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  原告曾春段女士（原告）是已故謝文豪先生（死者）母親，并獲發死者的遺產管理書。死者生前向被告保險公司（被告）購買了一份人壽保險。死者去世後，原告向被告索賠被拒，引發本訴訟。

2.  被告抗辯指，死者在投保申請書（申請書）回答4條問題時，就他的健康資料，作出失實陳述，隱瞞關鍵情況，違反合約保證，致使保單先決條件不能成立，被告理賠責任自動解除，及被告可因此撤銷或廢止合約。

不爭事實

3.  考慮雙方狀書內的承認，雙方證人共通的證供，及審訊中呈堂文件[1]所載，本席認爲，下列事實，不受爭議及/或不能爭議，經已獲得證實。

4.  死者生于1990年9月。

5.  2011年8月1日，死者近21歲，是一名學生。當日，他作爲擬受保人，簽署申請書[2]，向被告申請人壽保險[3]，保額爲$500,000，受益人爲其父母，保費每年繳交。

6.  申請書第十部份，題爲「保險顧問報告」[4]，簽署日期爲2011年8月18日，顯示死者透過信用卡繳交$4,985保費給被告，并獲發臨時收據。

7.  2011年8月27日[5]，被告發出涉案保單[6]（該保單）。該保單是一份終身每年分紅[7]保單[8]，死者爲受保人和持有人，面額（或保額）爲$500,000，受益人是其父母(各50%)，每年保費爲$4,985，需繳交至2036年8月。

8.  2011年8月29日[9]，被告去信死者，確認該保單獲批並附上該保單合約（該合約）[10]備存。

9.  2012年1月18日午後，死者參加泰國旅行團，入住芭提亞一間酒店6樓房間。

10.  2012年1月19日凌晨，死者被發現從酒店墮樓身亡。

11.  2012年1月20日，泰國當局為死者驗屍，報告死因為頭蓋骨折和腦部撕裂。

12.  2012年1月23日，泰國當局發出的死者死亡證，死因如驗屍報告所示。

13.  2012年3月8日，原告丈夫簽署死亡證明(索償人聲明)，向被告索賠，填報死因爲不明，並授權被告向醫療機構等索取死者的醫療記錄。

14.  2013年10月11日，原告獲原訟法庭頒發死者的遺產管理書。

15.  2013年10月21日，葵涌醫院向被告提供一份2013年10月16日關於死者的醫療報告[11]。

16.  2013年12月18日，被告理賠經理陳少羚女士（陳女士），去信原告夫婦拒賠，指從葵涌醫院所獲資料，死者在申請書第25、31、38和39號問題，失實陳述他的健康狀況，若如實披露的話，申請將會被拒絕，并表示將退回全數保費。

17.  2014年11月27日，泰國警方報告，調查後沒發現酒店房間被搜掠過，房門上鎖，房內整齊；查問原告夫妻後，沒理由顯示死者自殺，結論是死者意外地從酒店房間陽台墮樓身亡。

18.  2015年5月15日[12]，原告夫婦再去信被告，呈交上述泰國警方報告，著被告重新覆核賠償。

19.  2015年6月11日，陳女士再次代表被告去信原告夫婦，以同樣理由維持拒賠決定。

20.  2015年11月11日，原告自行入稟區域法院，向被告申索保額$500,000、利息和訟費。

21.  最後，原告獲被告發給2張日期為2013年12月24日的支票，全數退回死者所付保費，共$4,985，但她至審訊時仍選擇不予兌付。

該合約

22.  其一般條款[13]第二款[14]第一段規定，申請書乃構成該合約的其中一部份。

申請書

第三部分

23.  這部份題爲「擬受保人的健康資料」[15]，印有20多條問題（除問題26a[16]外，對死者適用的問題均被填上「否」），并印上「（如已安排身體檢查則可刪去及無須填寫此部份）」。

24.  第25條問題爲：「過去12個月求診資料：[17]」。「過去12個月内未有向任何醫生求診[18]」的方格被填上。而「求診日期」、「原因」、「傷風/感冒-已復原」、「例行檢查-結果正常」、「其他」、「結果」、「醫生全名」和「診所地址」的其他方格和空位，則完全沒有被填上。

25.  第31條問題相關部分爲：「閣下曾否患有及/或被提及患有以下疾病或機能失調及/或因此接受治療:[19]...抑鬱、焦慮、精神病或神經系統疾病？[20]」，「否」的方格被填上。

26.  第38條問題相關部分爲：「過去5年來閣下曾否：[21]」「接受診斷檢驗如...血液檢驗？[22]」，「否」的方格被填上。

27.  第39條問題相關部分爲：「過去5年來閣下曾否：[23]」「患有上文並未提及的疾病、手術、醫療建議或治療？或現時患有上文未提及的病徵或疾病？[24]」，「否」的方格被填上。

28.  另外，第三部份要求[25]，如問題27至48答案爲「是」的話，須列出詳情如求診時間、持續時間、病情、診斷結果、醫生、醫院、診所全名和地址等，並提供4行空間填寫（但全部空間均沒被填寫）。

第八部份

29.  這部份題爲「聲明及授權」[26]，有包括下列的條款：

「本人／吾等・保單持有人及擬受保人，已細閱上述聲明與答覆，確信其為真實無訛，並明暸以上一切資料將構成投保申請書之部份內容並為日後簽發保單之基礎。本人/吾等現授權任何執業醫生、醫療從業員、醫院、診所或其他持有擬受保人健康狀況記錄的保險公司、組織、機構或人士提供擬受保人的健康或個人資料予「被告」...,作爲審核此投保申請或日後的索償申請。此授權書不能推翻，而即使本人/吾等去世，此授權仍然生效…謹此聲明本人／吾等清楚明白及同意下列各項：（1）本人／吾等已細閱並明白建議書之內容及上列各項問題:（2）填報於申請書內之資料連同此聲明及授權均為本人／吾等所知之全部及真實無訛，並為日後簽發保單之基礎:（3）如未有披露任何重要事實或資料，而該等重要事實或資料足以影響貴公司評估及接受投保申請，貴公司有權將所簽發的保單宣告無效。假如未能確定事實或資料的重要性，則須於本申請書披露該等事實或資料...（7）本人／吾等有義務提供本申請書所需的資料作為申請保單之先決條件...（8）本申請書所提供之所有資料...可供貴公司...用以批核此申請...（粗體爲本席強調）」

30.  上述各項聲明和授權的下方底部，有死者2011年8月1日的簽署。

證人

31.  審訊中，被告由杜中大律師（杜大律師）代表出庭，被告方分別傳召了全科醫生[27]高錦鴻、精神科醫生高淑芬（統稱兩位高醫生）、被告的核保總監劉秀華女士（劉女士），和理賠經理陳女士作供。

32.  原告無律師代表，親自行事，並選擇作供，她是原告方唯一事實證人。

33.  雙方證人重點證供如下。

被告案情

34.  高錦鴻醫生供述，2011年4月26和30日，死者曾兩度向他求診，他庭上辨認出（及確認）同日主要由自己填寫的病人病歷紀錄副本[28]、自己後來按被告律師要求製作的謄本[29]，和2016年5月25日他撰寫的補充醫療報告[30]。

35.  他憶述，死者首次求診是由親屬（他記得是父親）陪同，事由是喉嚨疼痛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狀。當時，死者父親另提及死者過去的一系列「病歷」，如死者過去兩年不時感到容易疲倦及有過度的日間睡眠等。

36.  第二次求診時，他不記得死者是否再有人相陪，但死者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已改善。因應第一次求診中死者父親所述的死者不正常行為[31]，他寫了一信[32]轉介死者到政府精神科診所，以便評估他的精神狀況。

37.  高淑芬醫生則作供，2011年中她任職葵涌醫院精神科，負責兒童與青少年個案，呈堂電腦打印紀錄[33]是死者的門診醫療紀錄，由她同步即場輸入製作。因死者在父母陪同下，於2011年5月30日和6月15日，曾向她求診。按轉介信內容，死者多疑了一個月，故被轉介作精神狀態評估，和簡單身體檢查。

38.  她供稱，死者向她透露，2011年4月發生難以和同學合作，情緒低落一個月的情況；但沒失去生趣，食慾和睡眠仍正常，沒自殺或暴力想法。又2011年4至5月，曾感覺不安，懷疑有陌生人跟隨，想過如受威脅會逃跑；但實際上沒威脅事件，也沒逃避計劃，他照常外出，沒聽過聲音或見過影像。但父母則另有透露，如母稱死者曾一次在家裸露，但死者卻稱享受其中。

39.  按她求診時檢查，死者表現冷靜，維持良好眼神接觸，言談正常，情緒無異，否認精神科症狀，並否認自殺或暴力想法，與父母所稱不符。

40.  綜合所有，她得出對死者的評估印象，可能是情緒病或思覺失調，但她未能確診，因死者情況未嚴重或持續至精神病程度，要更多觀察和資料才可決定[34]。她曾安排死者作血液檢查，檢驗結果沒有異常。

41.  劉女士供稱，被告的核保部，負責批核保單，看是否可以承保。她核保部的同事，是在考慮、信納並依賴死者申請書內的陳述和資料等後，才批出該保單。

42.  死者父親索賠後，被告調查後得知，死者生前曾向兩位高醫生求診，但死者投保時，卻沒有向被告披露該等求診和情況，致核保部在不知情下發出該保單。

43.  該等求診和當中情況，劉女士指，均對被告是否批出該保單，或以何等條款批出該保單，至為關鍵。她強調，假如曾被披露的話，在對死者精神和心理狀況作詳細醫療檢查，和評核檢查結果對被告承保風險的影響前，核保部的同事是絕對不會以現有條款推薦向死者發出該保單。

44.  陳女士作供，死者父親索賠後，被告對死者的病歷作出調查，是由她和被告律師負責。調查所得，死者生前曾向兩位高醫生求診，但死者投保時，卻沒有披露該等求診和情況，致使申請書的申報並不正確。基於上述隱瞞和不實申報，陳女士指，被告是有權廢止該合約並拒絕理賠（如她所做[35]）。

原告案情

45.  原告作供，她質疑被告為何不在收取保費和發出該保單前，拒絕死者的保險申請，或調查清楚才決定接納申請，而選在理賠時，才提出投保人各種的不是。她指，被告收取保費並發出該保單，即等同默認同意投保人填報不善，該保單生效後，被告應負起理賠的責任，絕不能逃避。

46.  又原告指，死者在泰國旅遊中「意外」身亡，與被告依賴用以抗辯的事宜無關。死者絕非因病或所稱隱瞞的疾病去世，被告不能因此拒絕理賠。而所謂的醫生診症，其實只是身體健康檢查，也沒有診斷出任何疾病。

47.  原告質問，假若死者一直在生，多年後年老時要求取回該保單的現金價值，但被告卻以現在同樣藉口拒絕，只退回所繳保費而不給予任何利息，這實與欺詐無異。

分析

48.  本席已詳細及全面地考慮了本席前所有證據、陳詞及法律材料[36]。

49.  本席得強調，法庭不認為有需要處理本席席前每項事實或法律紛爭，這就達至本案的判決，並不需要。要指出的是，個別證據或論點，並沒有在狀書中提出，又或與本案核心爭議無關，本席均不認為需要處理。

證人評估

50.  兩位高醫生，本席認為，均沒動機或利益，去虛構或誇大事實，原告也沒質疑二人的誠信，或他們的主體證供。二人證供，也獲呈堂醫療紀錄的基本支持。除以下兩段所涉證供外，本席接納二人為誠實可靠的證人，接納二人的證供為事實，並接納二人所製的紀錄為準確的紀錄。

51.  就高錦鴻醫生的下述證供，本席對其可靠性存有疑問。他主問時，看著病歷紀錄回答杜大律師，先供稱記下的「幻聽和幻覺」和「被監視]症狀[37]，來自死者父親的投訴[38]，但後來觀看5年後撰寫的補充醫療報告，卻改稱前二者是自己觀察所得[39]，其證供前後矛盾（無論如何，他也強調自己沒專科資格作該等觀察，故用上表示懷疑的「問號」[40]，而記載也顯示死者沒妄想想法[41]）。

52.  單單考慮時間的流逝，本席想高錦鴻醫生今天或5年後，實難以準確地回憶，死者求診時的情況或對話，有見他相對簡單的病歷記錄，本席認為「幻聽和幻覺」和「被監視」的懷疑症狀，更可能來自死者父親的投訴，而非他的觀察。

53.  至於劉女士，本席留意，她的證供坦白中肯，合情合理。盤問下，她毫不委言死者在申請書第八部份，曾授權被告索取死者的醫療紀錄，以核保死者的保險申請。但她同時堅定地回答，有見申請書內沒披露任何疾病和原因，被告在8月1日至27日期間並沒有這樣做。

54.  縱使原告以申請書第三部份第26a條問題，死者就他叔父因肺癌逝世這申報，質疑被告核保工作粗疏，本席留意，劉女士仍從容不逼地，完滿地作出解答，並重申被告對死者申請書內的披露，於批出該保單時從沒懷疑。

55.  但是，劉女士的證供，本席須指出，有兩點局限。第一，她並非核保該保單的那名核保員。第二，她聲稱被告內部使用的核保守則，並沒有呈堂給法庭考慮。

56.  陳女士的主體證供，本席看來，也合情合理。正如盤問帶出，本席信納，被告理賠調查的嚴謹，視保單生效時間長短，如本案該保單相對短，被告甚至派員到泰國確認死者死亡一事。

57.  原告曾質疑陳女士和劉女士（統稱兩女士）沒有保險從業員資格，但二人均不是負責銷售的前線從業員，原告也沒道出根據哪法例或規定，核保和理賠的需獲發牌，本席不會因此質疑二人的證供，本席相信二人在各自工作範圍內，都曾受過適當訓練和有充足經驗。

58.  原告又查問兩女士該保單的未來現金價值[42]，下文可見，本席恐怕，原告對保險一知半解，故產生該等無關查問。如兩女士解釋，本席接納，就該保單而言，死者仍在生要求退保時，才獲發回包括現金價值[43]，由被告行政部處理。死者去世后，其遺產管理人要求被告按該合約理賠，發給受益人保單面額和累積紅利（若有的話）[44]，由陳女士主管的理賠部負責。本案絕非前者，現金價值多少，與本案核心爭議無關。

59.  總的來說，兩女士的證供，經盤問後，並沒有動搖。考慮整體證據後，本席信納如兩女士作供，被告是在考慮申請書的資料和披露，及對死者該等求診和情況不知情下，向死者批出該保單。而該等求診和情況，被告要到死者父親索賠後，進行陳女士供稱的調查才獲知。在此，原告方從來沒指出被告一早便知道該等求診和情況，但仍批出該保單。

60.  至於原告，如上所述，她對保險誤解頗多。又本席想她痛失愛子，向被告求償時可能遭遇不愉快經驗，致想法和證供有頗多偏頗之處，失去持平理性。除下文她的多點承認，本席給予足額比重外，本席對原告其他的作供，均有保留，除另有指明外，均不予接納。

適用法律

61.  本席接著處理相關適用法律。

62.  杜大律師陳詞時，多引述法律執業者典籍，或非人壽保險案例。下文在可能範圍內，本席將優先引用本地法例，及本地人壽保險案例，來道出本席認為適用的法律原則，及指出原告的相關法律誤解。

失實陳述

63.  對原告上文第45段的證供和類似陳詞，本席不同意。首先，按普通法原則，凡任何人在別人向他作出失實陳述後訂立合約，有權撤銷合約，這同樣適用於保險合約[45]。失實陳述可以是欺詐或疏忽地作出，也可以是無意地作出，後者蒙受損失一方可按《失實陳述條例》[46]，向陳述者要求損害賠償。

64.  但沈默一般不構成失實「陳述」，但在保險法則不然，因它可構成「隱瞞」[47]。

關鍵披露

65.  因保險合約是以絕對真誠原則[48]為基礎的合約，受保人必須於合約訂立前，向保險人披露他所知道（而保險人不知）的每項具關鍵性的情況，否則保險人可廢止該合約[49]。要留意的是，「無意」的關鍵隱瞞或失實陳述，也足以廢止合約，並不需要欺詐或疏忽地作出[50]。

66.  關鍵性是一事實問題，由事實裁斷者作判斷，非由保險業界做法或個別保險人意見所決定，事實裁斷者可參考專家意見，但並非必需。任何情況，若一名審慎的保險人（而非合理的投保人或一般人），在訂定保費或決定是否承擔風險時會考慮在內（縱使沒因此拒保或增加保費），即屬具關鍵性[51]。

67.  要廢止合約，保險人另須證實，它受到隱瞞的關鍵情況或失實陳述的引誘，按現有條款批出保單，即若投保人如實披露所有具關鍵性情況的話，保險人是不會這樣批出保單的。若失實陳述的話，單單證明陳述是誘使原因之一便即足夠，並不需要證明是唯一的誘因[52]。

68.  在關鍵性和誘使兩點上，失實陳述，和保險法的關鍵披露，所要求的是一樣[53]。

69.  原告力陳，死者已在申請書授權被告獲取他的醫療紀錄，被告有責任去核實申請書所報是否屬實才批出該保單，否則批出後必須理賠，本席不接受。

70.  本席須強調，上文第29段申請書的聲明，只授權被告調查，沒強制被告這樣做，普通法或法例上也沒有加諸保險人責任必須這樣做，有的只加諸在受保人，必須披露他所知的所有具關鍵性情況（該聲明也明言死者的關鍵披露責任，死者下方簽署確認），否則保險人可廢止合約。

71.  原告陳詞，實將這幾百年來恆之已久的基本保險原則[54]顛倒過來，法庭絕不認同。

72.  而受保人負上披露責任，乃源於他對保險標的物有可保權益，知悉表的物的詳情，但保險人則不知，故保險人對風險的承擔，以及對保費的釐定，全取決受保人提供的資料[55]。

73.  常識告知我們，就本案來說，死者沒在申請書披露他曾求診的機構或醫生的名稱和聯絡等資料，被告實難以聯絡他們以獲取死者的醫療資料，就算可以的話，也可能費時失事。又若被告沒調查，而不知道該等求診和詳情，本席認為，實屬強詞奪理說被告默認同意死者的失實申報。

74.  對於原告上文第47段的質問，該假設情況，絕非本案實況，本席認為，實與本案無關宏旨。唯一可補充的是，該合約第15款有不爭論條款[56]，規定被告在該保單生效兩年後，除牽涉欺詐外，一般不能以關鍵隱瞞或失實陳述為由廢止該合約。當然，該款在本案時間上不適用[57]，被告方狀書上也指死者「不誠實地」隱瞞關鍵情況，即「欺詐地」作出失實陳述[58]。

違反保證

75.  同樣地，普通法容許保險人和受保人議定承諾保證，受保人確認或否定某種事情的存在，若保證被違反的話，保險人的法律責任由被違反之日即獲得解除。而所保證的事情，關鍵與否，無關宏旨[59]。

76.  不論其就風險而言是否具關鍵性，受保人必須確實遵守保證，否則保險人即可解除責任。保險人不用證實保證的違反，導致損失的發生，或對保險人構成任何不利[60]。

77.  基礎條款[61]，乃常用建立明示保證的方法，首見於19世紀人壽保險合約[62]，按投保申請書的聲明內容和受保人簽署，將所有答案變成保險合約的基礎，受保人均承諾它們的遵守，否則保險人可解除其法律責任，不管關鍵與否[63]。

78.  上文第29段申請書的聲明，本席認為，明顯載有基礎條款，將申請書死者的各個回答變成明示保證。當然，申請書文本來自被告，若任何字眼有歧義的話，須以不利於被告，而有利於死者的方式來詮釋[64]。

先決條件

79.  同樣地，合約雙方可訂定先決條件，須滿足後合約才可生效，該等條件可包括披露所有關鍵情況。若受保人違反先決條件的話，保險人雖然沒有遭受不利，仍可拒絕賠償[65]。

80.  上文第29段申請書的聲明，整體看來，本席認為，將申請書內所有資料和回答的正確，設定為該合約的先決條件，須滿足後該合約才生效。若死者違反的話，被告即可拒賠。

81.  對於原告強調，死者是「意外」去世，非生病去世，與所稱隱瞞情況無關，本席恐怕，這也無關宏旨。按上文各段解釋，被告所依賴的四項抗辯理由，均不需死者的去世原因，與失實陳述的、隱瞞披露的、違反保證的，或先決條件的事項有因果關係。故此，原告的這點陳詞也不成立。

82.  本席接著應用上述各項適用的法律原則，到涉案問題和答案上，並作出進一步事實裁定。

83.  本席先從第25和38條問題開始。

第25和38條問題

84.  盤問下，原告承認，死者曾於2011年4月26和30日向高錦鴻醫生求診，又曾於2011年5月30和6月15日向高淑芬醫生求診。申請書第25條問題的答案，本席裁定，明顯與事實不符，死者在過去12個月内，確有向兩位高醫生求診（如兩位高醫生作供所稱，本席接納）。

85.  同樣地，原告在盤問下也承認，死者過去5年內有接受血液檢驗。這裡當然指，按高淑芬醫生作供，本席接納，她為死者安排的驗血。同樣地，本席裁定，申請書第38條問題的答案，也明顯與事實不符。

86.  這兩條問題，本席看來，簡單不過，只要求死者就事實回答，不存在誤會的可能。第25條問題更清楚表明，就算已復原的傷風/感冒，或例行檢查也要填報。

87.  死者2011年8月1日簽署申請書時，近21歲，是一名學生，本席前沒證據指他智力有問題。本席相信，他當時絕對有能力明瞭上述簡單的問題，和正確地回答。

88.  上述求診，不只一次，而是四次，時間上與死者簽署申請書只相隔數月，本席也不相信死者會完全忘掉，本席前也沒證據指他記憶力有問題。

89.  暫且撇開死者是否知悉自己可能患有精神科疾病，有「病徵」或「懷疑病徵」（下文討論），本席確信他是知悉自己曾在過去12月內求診，及曾在過去5年內接受過血液檢驗，但卻失實地回答申請書第25和38條問題，及沒有將所知的該等求診和檢驗事件如實向被告披露。

90.  這裡要停下來指出的是，本席上一段就兩條問題的事實裁定，對被告抗辯理由來說，已經足夠，法庭實不用考慮餘下兩條問題並作出裁定。

91.  但是，為完整起見，本席下文還是會這樣做。

第31和39條問題

92.  就餘下兩條問題，杜大律師陳詞，考慮兩位高醫生的紀錄，死者已患有「疾病」，故第31條問題的回答屬失實。倘有關紀錄只顯示死者有「病徵」，則第39條問題的回答也屬失實。無論如何，這兩條問題其中一回答必屬失實。

93.  盤問下，原告則指死者沒病，死者兩條問題的回答均正確。當杜大律師逐點覆述兩位高醫生所記載的內容，原告均否認二人所記載的是「病徵」。她也不同意高錦鴻醫生的轉介作精神評估，和高淑芬醫生的覆診建議，屬「醫療建議」。覆問時，她強調兩位高醫生講的是「懷疑病徵」，和「病徵」是不同的。

94.  杜大律師又指，高錦鴻醫生所稱的「病歷」，實質指「病徵」。他再指，申請書第39條問題的英文用上了「signs or symptoms」二字，已經包含了徵兆、徵狀，和原告所同意的「懷疑病徵」。

95.  本席認為，按精神科高淑芬醫生的證供，她還未確診死者「患上」任何精神科「疾病」，診斷仍有待覆診、更多觀察和資料才可決定，死者未算「患有」精神病，更沒有因此「接受治療」。高錦鴻全科醫生，更沒資格這樣確診或提供治療，只轉介死者到前者接受評估。還有的是，二人證供，本席留意，也沒有「提及」向死者解釋他「患有」精神「疾病」。

96.  由此來看，死者第31條問題的回答，本席認爲，算不上失實，連專科醫生也沒有斷定或告知他患有精神科疾病，難說死者的回答是錯誤。

97.  就第39條問題，第一和二句中「上文並未提及的疾病」的用字，本席認為，可以詮釋為已將精神科疾病排除在該問題之外，因上文第31條問題已提及精神科疾病。

98.  第一句中「醫療建議」四字，雖然杜大律師盤問原告時用上，但本席細看抗辯書及反申索書，被告方實沒有在狀書上引用[66]，故本席不認為需要處理此點。

99.  第二句中「上文並未提及的病徵」各字，若考慮相應整句英文用字[67]，即do you currently have any signs or symptoms of illness or disease not mentioned above?，本席認爲，其一詮釋可理解為上文並未提及疾病的病徵，因此精神科疾病的病徵，並不包括在該問題之內。

100.  至於杜大律師強調的英文用字「signs」，本席留意，中文沒另外用字翻譯出來，可詮釋為「signs」與「symptoms」兩字實同義，與該句英文用字「illness」與「disease」，只譯成中文「疾病」一詞一樣。若本席是對的話，第二句實難以「擴大」至包含「懷疑病徵」。

101.  假若本席上述數段詮釋錯誤的話，第39條問題如被告方陳詞包含精神科「病徵」，或甚至「懷疑病徵」的話，而高錦鴻醫生所稱和記載的「不正常」行為或「病歷」，實質是「病徵」或「懷疑病徵」，據高錦鴻醫生解釋，它們均來自死者向父親的投訴，再由父親向他覆述，高錦鴻醫生本人並不知道死者是否曾這樣向父投訴（更不知死者是否如此）。

102.  鑒于死者父親沒出庭作供，該等投訴，若用來證實所稱屬實的話，本席認為，純屬傳聞證據。考慮所有情況後（包括沒證據死者求診時確認父親的覆述，也沒證據高錦鴻醫生曾向死者解釋轉介決定和原因，而死者明白或同意），本席經詳細考慮後，決定不給予該些父親覆述任何比重。

103.  當然，死者有自己向高淑芬醫生透露各樣不良情況（本席給予該等紀錄足額比重），可被理解為精神科疾病的「病徵」或「懷疑病徵」，但死者同時向她透露其他正常情況，高淑芬醫生也發現不到更多不良情況。死者並對原告的指稱，例如家中裸露，向她作出解釋。

104.  而本席前沒證據清楚顯示，高淑芬醫生曾將她的評估印象向死者解釋，而死者明白或接受。高淑芬醫生作供曾稱，本席留意，死者覺得自己沒病。2011年6月15日的紀錄顯示，死者更原不願意覆診，稱自己精神正常，最終才同意。而本席前沒證據顯示，死者之後回到高淑芬醫生處覆診。

105.  因此，就算可考慮精神科疾病的「病徵」和「懷疑病徵」在第39條問題內，死者的回答因此不實，但本席不認為本席前證據足以證明死者知悉自己的回答不實，即知悉自己可能患有精神科疾病，而該些他自己透露給高淑芬醫生的情況，是精神科疾病的「病徵」或「懷疑病徵」。本席恐怕並相信，更有可能的是死者並不自知。

106.  但是，無論如何，按本席接納的兩位高醫生和兩女士證供，死者也沒有將該等求診中的詳情（無論他如何理解），向被告如實披露。

107.  要清楚再指出的是，不管死者無意、疏忽或欺詐地向被告作出失實陳述，和隱瞞情況，只要該等陳述和情況具關鍵性，和被告被誘使批出該保單，被告即可撤銷或廢止該合約。

關鍵性

108.  有見原告沒爭議該等求診、檢驗和情況具關鍵性，而該合約屬人壽保險，該等求診、檢驗和情況，牽涉擬受保人的健康和精神健康，及擬受保人的預期壽命，並在申請書被列為問題向擬受保人發問，雖然本席前沒專家證據，但本席經詳細考慮後，接納該等事件、情況和陳述具關鍵性，為一名審慎的保險人，在訂定該保單保費或決定是否承保時會考慮在內的因素。

109.  本席相信，假如該等事件和情況有被披露（或真實陳述）的話，在對死者精神和心理狀況作檢查和評估前，被告是不會以現有條款向死者發出該保單的。

誘使

110.  同樣地，有見原告沒爭議該等求診、檢驗和情況，及申請書上的相關陳述，對被告起誘使作用，有見本席上文的關鍵性裁定，本席在詳細考慮整體證據後，再推定它們起了誘使作用，是被告按現有條款發出該保單的其中一個原因。

結論

111.  故此，被告成功證實了失實陳述和關鍵披露兩個抗辯理由，被告可撤銷或廢止該合約。

112.  若本席上一段結論是錯誤的話，按本席上文就申請書問題答案的事實裁定，死者也沒有遵守明示保證，被告的責任在保證被違反後即時解除。又該合約的先決條件也沒有達成，合約未生效，被告可拒絕賠償。

113.  故此，被告也成功證實了違反保證和先決條件另外兩個抗辯理由。

命令

114.  本席因此撤銷原告申索。

115.  就被告的反申索，有見申索的撤銷，本席不需也不作任何命令。

訟費

116.  本席再頒下暫准訟費命令，原告須支付被告申索與反申索的訟費（附審前覆核和本審訊的大律師證書），包括所有保留訟費（若有的話）；若雙方未能就金額達成協議，則交由法庭評定。若沒有任何一方在本判案書14天内以傳票申請更改該暫准命令，該命令將變成絕對命令並即時生效。

117.  還有，死者英年早逝，委實可惜，本席深感原告愛子之切，但逝者已矣，本席還望原告珍重。

118.  最後，本席多謝杜大律師的陳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