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CCC502/2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 2009 年第 502 號
----------------
|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
| |
訴 |
|
| |
楊家誠（第一被告人） |
|
| |
潘榮文（第二被告人） |
|
----------------
|
日期：
|
2009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11 時 05 分
|
|
出席人士：
|
Mr Bernard Chung，為外聘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Miss LIANG Sun Yin Cecilia，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邵吳律師事務所延聘，代表第一被告人
Mr CHAN Fei Nai Finny，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余大峰律師行延聘，代表第二被告人
|
|
控罪：
|
[1] 及 [3] 及 [5] 及 [7] 串謀詐騙（Conspiracy to defraud）
|
----------------
判刑理由書
----------------
1. 本案第一被告（楊家誠）是經審訊後被法庭裁定案中三項串謀詐騙罪，罪成，即控罪一、控罪三及控罪五。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亦被裁定案中控罪七之串謀詐騙罪，罪成。
2. 簡而言之，有關的串謀詐騙罪，是指被告人於控罪所指的時間，於香港與控罪所指的共謀者，一同串謀詐騙受害人，即虛假地表示有關受害人的子女被他們扣留，及受害人須支付有關控罪所指的金錢，以確保受害人的子女獲得釋放，從而不誠實地誘使或促致有關受害人，把該筆金錢交給他們。
3. 控罪一的案發日期為09年3月25日，涉及的金錢為港幣40,000元。
4. 控罪三，案發於09年3月30日，涉及的金錢為港幣20,000元。
5. 控罪五，案發日期為09年3月31日，涉及的金錢是港幣60,000元。
6. 控罪七，案發於09年4月3日，涉及50,000元的現金港幣。
7. 就著控罪七，受害人最終並沒有蒙受金錢上的損失，原因是警方對被告人採取拘捕行動，而起回受害人於進垃圾筒的現金港幣50,000元。
8. 法庭於作出裁決時，已交代了法庭於案中的事實裁斷，於此不再贅述。而案中的四宗電話騙案的事實，可見案中的同意事實。簡而言之，案中的受害人大多是退休人士或長者。控罪一的受害人控方證人六（黃女士）為一50歲的地盤工人，育有一名兒子。控罪三的受害人控方證人八（高女士）是一67歲的長者，她的兒子於深圳工作。控罪五的受害人（劉先生）是一58歲的退休人士，育有一子。控罪七的受害人（周先生）與他的妻子，育有兩名分別17及23歲的兒子。
9. 於有關控罪，受害人收到一陌生人的來電，聲稱受害人的兒子被他們扣押。而另一騙徒則裝作受害人的兒子，高聲呼救。騙徒以藉口，如受害人的兒子欠下債項，或受害人的兒子受他們拘禁，而要求受害人交出一筆款項。最終，受害人是需與騙徒討價還價後，以控罪所指的款項換取兒子的自由。他們按騙徒的指示，於指定時間及地點，將款項交給第一被告。
10. 就著控罪一、三及五，控罪的受害人是直接將現金交給第一被告。而於控罪七，受害人是按騙徒的指示，將金錢放進一垃圾筒，而於垃圾筒旁的第一被告隨即於垃圾筒取出金錢。而於期間，第一被告一直是以電話跟騙徒保持電話聯絡，騙徒是不讓受害人掛斷電話，以免他們報警。但事實上，受害人的兒子並非是如騙徒所說，被他們拘禁。就著控罪七，於有關時間，第二被告是以電話一方面與另一騙徒保持聯絡。而另一方面，他以另一手提電話跟第一被告通話。按在逃的騙徒的指示，指示第一被告如何行事。
11. 於本案，因控罪七的受害人機警，他與騙徒通話期間，核實通話期間，通過家人核實他兒子安全，並沒遭人拘禁。周先生更致電報警，與警方合作，最終警方採取行動，拘捕第一及第二被告。亦因此，周先生並沒有蒙受任何金錢上的損失。
12. 第一及第二被告均是台灣居民，二人並無任何刑事定罪紀錄。第一被告（楊家誠）現年37歲，於台灣高雄市出生，他於香港並無任何刑事定罪紀錄，他於台灣接受教育至高中，他曾任職售貨員，現從事電器生意。而第二被告的背景口供則指出，第二被告現年51歲，他是於台灣省台南縣居住，於台灣接受教育至高中，於香港並無任何刑事定罪紀錄。背景口供指，第二被告曾於台灣從事歌舞廳浴室及珠寶生意。第二被告曾有吸食海洛英的習慣，但健康狀況良好。
13. 第一被告代表大律師於輕判請求中曾指出，自第一被告被捕，他出現自殺傾向，而需於小欖羈留至本年8月29日。從第一被告被羈留的時間可見，其病情應是頗為嚴重，他現仍需每日服食抗抑鬱藥，他要求法庭於判刑前考慮，有關第一被告的精神科醫生報告，這樣做是為了了解第一被告於案發時，是否有可能因他的精神問題，而使他較易受別人影響，致使他干犯案中控罪。
14. 法庭提出有關第一被告的精神科醫生報告，報告指出，被告是有吸食毒品的問題。他是曾出現情緒的問題，但自被告人移居內地後，情況已得改善。第一被告是於因本案被捕後，才出現情緒低落的問題，並有自殺傾向。梁大律師又見精神科醫生報告的內容，亦不以被告人的精神狀況作為輕判減刑的理由。梁大律師指出，於案中，第一被告同意控方案情之全部。亦因此，案中年長的受害人毋需出庭作證，重提舊事。再者，第一被告畢竟於案中亦承認，他作出了清使黑錢的活動。
15. 就著第一被告所面對的四項控罪之判刑，梁大律師指出，因有關控罪犯案時間較為接近，控罪性質亦屬同類。他要求法庭考慮對被告人判以同期執行的刑罰，若法庭認為不能對第一被告判以同期執行的刑罰，亦應將刑罰部分同期執行。
16. 就著控方於案中的加刑申請，梁大律師指出，一般而言，法庭是會作出百分之五十的加刑。但她指出，於本案，法庭是可酌情以較低的百分比加重刑罰。
17. 代表第二被告的陳大律師於輕判請求中指出，於本案，第二被告並非主謀，他扮演的角色是頗為次要。亦因此，他反對法庭按控方的申請，對第二被告作出加刑。
18. 相對於第一被告，第二被告於控罪七是首次參與有關的罪行。第二被告是可能因無知，而參與案中的串謀，案中並無證據指出，第二被告從他的犯罪行為中獲利。而有關控罪七的受害人，因警方的努力調查，而最終並沒有蒙受任何損失。他認為，韋利文（譯音）總督察口供中所提及受害人的受損程度，是不適用於第二被告的破案。
19. 控方於案中是以串謀詐騙罪為《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內的指明罪行，並按該條例第27條第二節，向法庭提供以下資料：即（a）被告人被定罪所據的作為，直接或間接導致他人受損害的性質及程度；及（c）該等指明的罪行的普遍程度，而要求法庭信納控方所提供的資料，對被告人判以較重刑罰。韋利文總督察，於他的證人供詞第3至第4段，指出了電話騙案的慣常手法，他對全港電話行騙案的統計進行收集及分析。
20. 就著有關電話騙案的犯罪行為，律政署是會按案件的案情，以不同的控罪作出檢控。如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欺詐罪，處理從可供訴罪行的得益及串謀詐騙罪。韋利文總督察於口供第7段指出「本案的編號為西九龍部案號碼09000953電話行騙案，案件主管要求本人提供自2004年起，在香港發生的電話行騙案的報案數字，及被涉財物金額的統計數字，及罪行性質的分析，目的是要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申請加重判罰。本人亦獲請對本案所採用的特別犯罪手法，即親手交錢於疑犯，就其發生成因及性質作出評論。」
21. 韋總督察於第8段將統計數字列表，資料顯示，於04年報案數字為262宗，被涉款項金額7,000,000元。2005年，報案數字780宗，被涉款項金額16,640,000元。2006年，報案數字1,737宗，被涉款項金額23,210,000元。2007年，報案數字1,623宗，被涉款項金額20,700,000元。2008年，報案數字1,421宗，被涉款項金額23,710,000元。2009年，截至09年8月31日，報案數字1,101宗，被涉款項金額22,220,000元。2004年至2009年，截至8月13日，報案數字總數6,932宗，被涉款項金額總數113,480,000元。
22. 從上述統計，第9段。從上述統計數字得出證明，過去四年以內，電話行騙案報案數字有顯著增加。2006年、2007年及2008年的電話行騙案，分別佔香港所有騙案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五、百分之三十四點二及百分之三十點七，即所有騙案的大約三分之一。鑑於該等統計數字及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2）（C）條，本人相信法庭可判定出，與電話行騙有關的行騙罪行，現時甚為普遍。
23. 第10段，因應《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2）（D）條，而需要提供資料，本人分析該等罪案發生的性質，與其對社會造成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傷害的程度。於2006年及2007年，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受害人是50歲以上，而百分之五十九是60歲以上。於2008年，百分之八十二的受害人是50歲以上，而百分之五十九是60歲以上。警方的統計數字亦顯示，於2006年至2008年，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受害人是在其住所內接到電話，相對於辦公室或流動電話。總之，基於由警方擷取的數據得知，該類型罪案的目標受害人所屬的類型，下列統計數字有相關於經過分析的年期：（甲）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受害人是50歲以上，而百分之五十九是60歲以上；及（乙）稍微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受害人是在其住所內接到電話，而成為案中目標。
24. 第11段，上述分析結果清楚顯示，干犯該等罪行的人士，蓄意把家居長者視為目標受害人。從長者受害人所作口供中得悉，其損失為其畢生積蓄。有關罪行性質是利用每個傳統中國人家庭的親密家庭關係為弱點，而該存在關係為警方難於量化。
25. 第12段，為證實因應《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2）（E）條而需要提供的資料，本人現講述，任何人直接或間接從近來發生的該類特定罪行中，獲取的全部利益的性質及程度，不論是經濟上的利益或其他方面的。於2006年至2009年8月，經由該犯罪形式訛奪的金額達到差不多港幣89,840,000元。就該段時期內，每月平均金額為港幣2,040,000元。由於該等款項透過香港的銀行戶口清使，香港金融體系便因而遭受犯罪集團濫用，並可能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
26. 第13段，本人現在講到，在上述第5及第7段簡略提及的特定犯罪手法，由疑犯親自收取現金的做法，於2008年10月前並不普遍。對於匪徒來說，親自收取現金屬高風險活動，特別是越低風險的轉帳比較，即把款項轉帳至傀儡戶口，隨後從位於香港警察管轄範圍以外的地方自動櫃員機提款，利用該犯罪手法的次數甚少。於2006年至2009年7月所舉報的5,890宗案件之中，只有125宗涉及由疑犯親自收取現金的做法，即百分之二點一，可見一斑。在該等案件中，由2008年10月起所舉報的有120宗，總共有19名人士被拘捕，與該犯罪手法有關，當中17名為台灣人、2名為內地居民。
27. 第14段，雖然涉及該犯罪手法的報案數字相對較少，但在該等案件中遭訛奪的金額並不少，與報案數字不成比例。作為比較，於2008年10月至2009年8月，首尾兩個月亦包括在內，總共有1,556宗電話騙案。
28. 正如以上所述，其中只有120宗或百分之七點七，涉及由疑犯親自收取現金的做法。不過，在親身交收案件中招致的損失港幣7,950,000元，佔同期損失總數港幣33,020,000元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一，該犯罪手法相對罕見，然而有關的損失卻巨大。
29. 法庭考慮了韋利文總督察的證人供詞及辯方的陳詞，法庭給予韋利文總督察證人供詞的全面證據比重，法庭信納控方是可於無合理疑點的證案標準，證實按《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2）條，被告於案中被裁定罪成的串謀詐騙罪，直接或間接導致受害人受損害的性質及程度嚴重。
30. 於控罪一、三及五，明顯地，騙徒是要騙去受害人的畢生血汗積蓄，部分受害人除提取銀行戶口的所有金錢，亦需要以別的金錢湊合騙徒所需的金額，以換取兒子的安全。當然，從韋利文總督察所提交的資料亦顯示出，有關的罪行是十分猖獗。法庭認為，按控方提交的資料，法庭應對第一及第二被告所被裁定罪成的控罪判以較重刑罰。
31. 於本案，電話騙案的人士手法卑劣，可說是形同勒索。本案的電話騙案的犯案手法，與一般街頭騙案相同的是，騙徒的目的均是要騙去受害人所有的血汗積蓄，受害人大多是程度較低或長者，他們相對警覺性是較低。但本案的電話騙案與街頭騙案的不同之處，在於一般的街頭騙案，如一般俗稱的「寶藥黨」、「祈福黨」、「電子零件黨」，騙徒是利用受害人的貪念或利用受害人企盼家人的福祉，而對受害人行騙。但於本案的電話騙案，騙徒是更進一步，他們是假借受害人的兒子被拘押，甚至綁架，使受害人受驚，並利用受害人對子女的關愛，他們是計算受害人是會不惜一切付出金錢，換取兒子的平安。
32. 於有關電話騙案下，受害人除會被騙去所有積蓄外，於過程中，他們因相信兒子被綁架或拘禁，而感到極度驚慌。除金錢損失外，受害人亦會蒙受精神的痛苦。法庭於就著每一項控罪量刑時，考慮了每一項控罪的案情，包括控罪涉及的款項。法庭留意到一般的街頭騙案，經審訊後，一般而言，法庭是會以3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於本案，正如法庭早前指出，本案的電話騙案的案情是較一般的街頭騙案更為嚴重，受害人於過程中所受的痛苦亦更大。法庭認為，就著控罪一、三、五及七，經審訊後，適當的量刑起點應為三年零四個月監禁，即40個月。第一及第二被告是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他們均非香港居民。法庭認為，按本案控罪的嚴重性，他們並無刑事定罪紀錄，亦不可以作為減刑的理由。
33. 辯方梁大律師指出，第一被告於案中承認所有案情，使案中受害人毋需於庭上作證，勾起他們痛苦的回憶。承言，以同意控方案情之全部處理審訊，應是辯方的最佳策略。但事實上，案中的受害人亦如梁大律師所指，因辯方的策略而毋需到法庭作證，勾起他們對事件的回憶。法庭認為，法庭可因此而酌量將量刑起點從40個月之監禁，下調至38個月，即三年零兩個月監禁。
34. 法庭信納韋利文總督察證人供詞之內容，及給予其全部的證據比重，有關罪行均為指名罪行，其普遍性亦達猖獗程度。
35. 就著控罪一、三、五，案中的受害人除損失金錢外，他們精神上亦受到損害。就著控罪七，法庭留意到控罪七的周先生夫婦，於案中並無任何金錢損失。但於他們獲悉兒子是安然無恙之前，他們仍會因被告人同黨的說話，而擔驚受怕。法庭考慮了第一及第二被告於案中扮演的角色，承言他們或許不是案中的主謀，但他們於前線扮演收取金錢的工作。案情顯露，被告的行為是一有組織的犯罪行為，亦涉及跨境犯罪。若被告為案中主謀，法庭是會對被告人判以更重的刑罰。但按被告的角色，法庭是不會對被告人判以較低的懲處。
36. 就著加刑的程序，法庭考慮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譚美媛及另外兩人（CACC 360/2008）的步驟。如前述，法庭是會將量刑起點從40個月監禁下調至38個月。法庭認為於案中，就著控罪一、三及五，每項控罪應加刑百分之五十。因此，控罪一、三、五及七，每項控罪的刑罰應為57個月監禁。
37. 控罪一，法庭判第一被告判監57個月；控罪三，第一被告，判刑57個月；控罪五，第一被告，判刑57個月；控罪七，第一及第二被告，判刑57個月。
38. 就著第一被告，法庭是需考慮總量刑原則，法庭留意到，控罪一、三、五及七是涉及不同的受害人，並於不同的日期發生。法庭留意到，四項控罪是發生於09年3月25日至4月3日期間。法庭考慮了案中第一被告的整體刑責，法庭指令，控罪三的刑罰當中8個月，與控罪一的刑罰分期。控罪五，刑罰中的8個月，與控罪一及控罪三的刑罰分期。控罪七的刑罰當中8個月，與控罪一、控罪三及控罪五的刑罰分期。換言之，第一被告的總刑期是81個月，即六年零九個月監禁。
上訴法庭駁回第一被告人就定罪及/或判刑上訴又駁回第二被告申請減刑。請参閱 CACC367/2009 日期: 2011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