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錦添

DCCC 643/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5年第6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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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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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  被告人2016年2月12日聆訊後裁定一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罪名成立。

案情

2.  2015年1月8日傍晚6時左右，九龍尖沙咀中間道、亞士厘道案發地點一帶，天氣良好，路面乾爽、維修妥善，交通狀況正常。中間道與亞士厘道車速限制，是每小時50公里。6時6分左右，被告人駕駛旅遊巴MN 7210，在中間道第三線行駛，至亞士厘道交界丁字路口位置，停在一輛的士後方，等候交通管制燈號，由紅燈轉綠燈。

3.  其時，控方第一證人歐先生，駕駛私家車，在亞士厘道行駛，至丁字路口停下來。他正前方對著，被告人停在中間道的旅遊巴右邊司機位置，以及旅遊巴前面的士右邊尾部。歐先生的私家車安裝了行車記錄儀，拍攝到整個案發過程。

4.  事發時，被告人駕駛的旅遊巴，在中間道處於靜止狀態。身高1.58米、年長的女途人（下稱“死者”）遁不明路線（但肯定不是經由旅遊巴左前方、較遠位置）到達被告人旅遊巴左邊近車頭位置的車門，拍打車門兩、三吓，要求登車，被被告人拒絕。死者隨即前行，從旅遊巴「左後」方上前、近距離繞過旅遊巴左前車角，過程中從來沒有進入A柱魚眼鏡盲點；其後在距離車頭約1呎範圍，由左至右橫過旅遊巴車頭，向亞士厘道路口方向行去。

5.  死者正繞過被告人左前車角時，旅遊巴前的交通管制燈號，由紅燈轉為紅黃燈。死者繞過被告人左前車角以及橫過旅遊巴車頭的整過過程，都在旅遊巴左前方A柱上魚眼鏡的可見範圍內。死者正繞過旅遊巴左前車角時，後腳剛離開火線、身軀正以順時針方向轉動、轉向與車頭平衡的方向時，前腳已稍稍過了火線位置，踏入旅遊巴車頭正前方位置；其時，旅遊巴左邊車頭燈光，正照在死者身上。（見P4(5)）約在這個時候，被告人旅遊巴前的的士開始起動，而被告人則望向旅遊巴左邊A柱垂直部分的倒後鏡和垂直長方形倒後鏡左下方的魚眼鏡，看見死者不在旅遊巴車門位置，也不在旅遊巴左邊車身位置。（見P4(6)）

6.  可是，被告人根本沒有望過A柱中間、可讓他看到旅遊巴頭位置（即譚博士專家報告P8附件(1)相片的紫色區域）的魚眼鏡；因此沒有見到死者正橫過他旅遊巴車頭。被告人見不到死者，卻沒有理會她的去向，轉頭望向旅遊巴前的交通管制燈號和交通情況，見到管制燈號轉為綠燈以及旅遊巴前的士已經駛去，便開車前行；其時，死者還在旅遊巴車頭近中間位置。

7.  死者察覺到旅遊巴起動時，繼續前行，並說出「哎吔」二字，試圖趕及離開旅遊巴車頭正前方；可是，由於死者與旅遊巴距離只1呎左右，她只能行到旅遊巴右邊車頭燈位置，已被旅遊巴推倒。死者被旅遊巴推倒一刻，用左手清趣地在旅遊巴右邊近車頭位置，拍打了一下，才倒在地上。與此同時，控方第一證人響起警號，但是旅遊巴繼續前行，左前車軚輾過死者，旅遊巴上下晃動一下。旅遊巴上的一名乘客，提示被告人有可能「撞倒人」，被告人才把旅遊巴停下來。旅遊巴最終前行了數公呎才停定下來，當時死者趟在旅遊巴右後車軚前的位置。

8.  死者送往依利沙伯醫院後，在6時40分證實死亡。法醫病理學家指出，死者死於「多處受傷」。案發當晚，被告人在警誡錄影會面中，大致重申他在案發現場提供給劉警員的說法，並稱開車前曾觀察A柱中間的魚眼鏡，欲見不到死者。法庭在毫無合理疑點情況下，否定被告人這說法。

9.  法庭認為，駕駛涉案這一類旅遊巴士，一般合格而謹慎的駕駛人，必定知道旅遊巴前有一區域，是透過擋風玻璃看不見的，必須倚賴A柱架上的魚眼鏡才能觀察到。案發時，被告人清楚知道，死者以非一般方法，走到旅遊巴車門位置要求登車，被告人拒絕她登車後，望向前方時，已經發現交通管制燈號由紅變為紅黃色，以及旅遊巴前的的士開始起動。

10.  對於一個站在路中心的途人，當時的情況明顯是十分危險的；雖說被告人拒絕讓她登車的決定，確實無可厚非，但是不讓她登車，也直接令到她逗留在當時明顯十分危險的馬路中心。可是，被告人完全沒有理會死者的人身安全，更甚者，被告人沒有觀看A柱上、可讓他見到自己車頭正前方位置的魚眼鏡，未確定死者的去向時，便開車前行。

11.  法庭裁定，在被告人清楚知道，旅遊巴車頭附近，出現了一個非一般途人時，被告人沒有觀看到A柱上的魚眼鏡，便開車這個駕駛方式，不單止遠遜於一個合格和謹慎駕駛人可被預期達到的水平，更是對於合格和謹慎的駕駛人而言，以這樣方式駕駛必然是十分危險這一點，是顯言易見的。

12.  另外，法庭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裁定，被告人在事件中的警覺性，嚴重低於合格和謹慎駕駛人可被預期達到的水平，而處於這樣低水平警覺性的情況下，駕駛涉案的旅遊巴，是顯言易見十分危險的。在這裁決上，法庭認為，被告人聽到控方第一證人的警號聲時，還以為只是阻著別人的路線，沒有想到死者短時間前，曾在近他旅遊巴車頭位置出現所帶來的危險，而他又沒有察覺到近旅遊巴右前方、死者拍打車身清趣的拍打聲，沒有察覺到出了意外，直至感到車身搖晃以及乘客提示時，才把車輛停下來。被告人警覺性處於如此低的水平，駕駛和控制著一輛旅遊巴，對其他道路使用者而言，必然構成顯言易見的危險。

被告人個人資料和減刑陳述

13.  被告人1956年7月在港出生，已婚，育有四名女兒，較年輕的兩名女兒分別21和20歲，一位剛剛畢業，另一位仍在上大學中。被告人過往有5項刑事定記錄：一、1972年3月一項誤殺罪判往勞役中心服刑。二、1974年8月一項毆鬥罪以及一項在公眾場所管有攻擊性武器，各判監6個月，同期執行。三、1976年7月一項傷人罪再判往勞役中心服刑。四、1983年7月一項傷人意圖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罪判監2年6個月。五、2006年8月一項詐騙罪判監7個月。被告人有35年駕駛經驗，一直以駕車為生，從沒有因駕駛導致他人受傷記錄；交通定罪記錄方面，只在2013年10月因一項不小心駕駛罪罰款1,000元。

14.  辯方減刑陳述中強調，本案有別於一般危險駕駛案件，理由如下：一、被告人沒有受酒精或藥物影響。二、被告人沒有違反任何交通管制燈號。三、被告人沒有違反任何路面標誌。四、被告人沒有漠視任何交通安全規則，特別在交通燈轉燈後，被告人開車是完全合符法例要求的。五、被告人沒有超速駕駛；案發時，他的旅遊巴剛開始起動，車速緩慢，並於推倒死者後約兩秒內停定旅遊巴。

15.  辯方認為，本案量刑的關鍵考慮是，死者由旅遊巴左邊車角、從左至右橫過車頭，也只不過短短兩秒左右的事。被告人給他代表律師的指示是，案發時，死者在魚眼鏡的盲點位置（庭上的減刑陳述中，辯方坦言，法庭在裁決時已經全然否定被告人曾望過A柱上魚眼鏡的說法。），因此被告人看不見她，當被告人把注意力轉向旅遊巴車前面交通情況時，死者已經在旅遊巴正前方，但由於死者身材矮小，被告人無法透過擋風玻璃看見她。

16.  辯方力陳，被告人是不知道、也沒有預期到死者身高 「比擋風玻璃矮」（按：證供顯示，透過擋風玻璃是看不見死者的）。辯方形容事件實屬不幸，要求法庭考慮，案發時被告人沒有違規的駕駛方式，另外他還須關注路面交通情況，所以才「一時缺乏專注」而導致意外。

17.  辯方倚賴被告人以及他的家人和僱主的8封信件，內容大致如下：一、意外後，被告人為死者進行路祭，希望死者能早日安息。二、對死者與及她家人造成的傷害，被告人十分自責，希望向他們致歉。三、被告人深感悔疚，精神飽受困擾，十分怪責自己，徹夜難眠。四、被告人的妻子指出，被告人克盡丈夫和父親責任，為口奔馳，育養四名女兒，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他對事件一直感到內疚；被告人的太太相信他已受到教訓。五、被告人的幾位女兒說，事發後被告人因自責而變得沉默，希望法庭體諒他已年屆60，並且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予以輕判，好讓她們能照顧父親。六、被告人僱主指出，案發後被告人餘悸猶存，十分自責。七、被告人的一眾同事說，被告人駕駛態度一向十分小心謹慎，事發後，他們感到被告人因這事件承受壓力，十分自責；被告人的同事要求法庭考慮被告人已感到十分內疚，予以輕判，好讓他早日重獲自由。

18.  辯方提出，被告人打算退休，不再駕駛旅遊巴，因此重犯機會甚微。被告人開審時承認不小心駕駛，表現出誠懇悔意。最後，辯方指出，聆訊時被告人承認了大部份控方案情，減省了法庭不少審訊時間。

19.  辯方提出下列三個案例給法庭考慮：AG v Chan Chun Yuen[1]；律政司司長訴房濟民[2]；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天生[3]，並要求法庭輕判被告人。

判刑理由

20.  關於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的量刑考慮，上訴法院在 律政司司長訴房濟民[4]說：

10. … 本庭認為只需考慮其中兩宗具指導性的判決。第一宗是英國上訴法院在R v. Cooksley [2003] 3 All ER 40 的判決，當時英國已將「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的最高刑罰調高至監禁 10 年。英國上訴法庭在作出量刑指引時曾考慮英國「量刑諮詢委員會」（「委員會」）的意見。有關判案書適用的部分節錄如下：

‘[14] ....駕駛汽車不當，可以致命，亦正因如此，駕駛者必須知道因危險駕駛而奪去他人生命，不管有甚麼可以減輕刑罰的因素，通常只有被判處監禁。這是因為有必要阻嚇其他駕駛者以危險方式駕駛，亦因為罪行嚴重。

[15] 「委員會」列出多項加重刑罰和減輕刑罰的因素。這些因素比起在 R v Boswell 所列出的因素更為廣泛。我們採納這些因素，但強調不應視之為已詳盡無遺說明全部因素。此外，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必須明白每項因素的重要性不同。可能在某些個案中，有 3 項或以上加重刑罰的因素，但這些個案與只有單一因素提供惡劣例子的個案比較，前者就不如後者般嚴重了。有關因素如下。

加重刑罰的因素

‘14....因犯案時的駕駛水準而須負高度刑責

(a) 服用藥物（包括已知道會引致昏昏欲睡的法定藥物）或飲用酒精，嚴重程度由喝了幾杯到“駕車串酒吧”

(b) 嚴重超速；賽車；與另一輛汽車競逐；“向友儕炫耀”

(c) 不理會同車乘客的警告

(d) 長期、持續及蓄意的十分不良駕駛方式

(e) 放肆的駕駛行為（例如行車時太接近前面車輛、持續不適當地企圖超車或超車後切線）

(f) 駕駛者駕駛時不集中注意力（這原是可避免的），例如駕駛時閱讀或使用流動電話（尤其是使用手持流動電話）

(g) 明知身體不適會大大影響駕駛技術而仍駕駛

(h) 明知缺乏充足的睡眠或休息而仍駕駛

(i) 駕駛一輛維修不善或危險地負載的車輛，尤其這是出於商業理由所引致的

慣常以低於可接受的水準駕駛

(j) 同時犯了其他罪行，例如未持有執照而駕駛；在取消駕駛資格期間駕駛；無保險而駕駛；在沒有督導的情況下以學習駕駛人士的身分駕駛；未獲同意而取用汽車；駕駛被盜車輛

(k) 以往曾就交通罪行被定罪，特別是涉及不良駕駛的罪行或涉及駕駛前飲用過量酒精的罪行

罪行的後果

(l) 該罪行引致超過一人死亡（尤其是如果犯罪者明知會使超過一人遭受危險或可預見會有多人死亡的意外發生）

(m) 除引致他人死亡外，使一個或更多的受害人嚴重受傷(47d-j)

……

減輕刑罰的因素

‘22…(a) 良好的駕駛紀錄；

(b) 沒有定罪紀錄；

(c) 及時認罪；

(d) 真的感到震驚或真的有悔意（假若受害人是犯罪者的近親或朋友，則可能震驚更大或悔意更深）；

(e) 犯罪者的年齡（但只限於因為缺乏駕駛經驗而促成犯罪），及

(f) 犯罪者亦因危險駕駛所造成的意外而嚴重受傷。(48b-e)

多人死亡

[18] …我們同意「委員會」的結論，認為危險駕駛導致的死亡人數是判處多少刑期的相關考慮因素。在某些個案中，如被告人比方說是旅遊車司機，缺乏睡眠或受酒精影響而仍駕駛，則他必須被視為明白後果是一旦涉及意外可能會引致多於一人死亡。毋庸置疑，在此情況下，多人死亡是一項較嚴重的加刑罰因素。

[19] …我們絕對不是指應按不幸死亡的人數倍增刑期。而在量刑的過程中，以犯罪者在駕駛方面的刑責作為主要的考慮，還是有需要的。增加刑罰是為了反映多於一人死亡，但罪行若不涉及意圖損害他人，則仍須維持與罪行性質相稱的刑期。’

11. 在 Cooksley 案中，英國上訴法庭亦就取消駕駛資格的期限發表以下的意見 (54f-55d)：─

‘[40] …正如「委員會」表示，駕駛資格取消，主要目的是‘前瞻預防而非回顧懲罰’，為的是保障日後的道路使用者，不受曾在道路上顯示自己構成真實風險的犯罪者所威脅…。委員會提出，犯罪者構成的風險，由刑責程度反映出來，而刑責程度又與他的駕駛相關連，因此就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行釐定駕駛資格取消期間所須考慮的相關事宜，與我們已經列出的因素大致相同。我們同意這個建議。’

12. 另外，香港上訴法庭（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上訴法庭副庭長司徒冕和上訴法庭法官司徒敬）在律政司司長訴潘永基及另一人 [2007] 1 HKLRD 660 一案亦引用Cooksley 判決的某些原則性指引及就有關指引加以評論：

‘1) 在大多數的危險駕駛個案中，犯罪者顯然知道自己危險駕駛及應當因此受罰[Cooksley 第 45j 頁（第 11 段）]。記着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在某些情況下，確實是不應該將違反交通法例的人視為真正刑事罪犯，但話雖如此，對於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等罪行的犯罪者，就無必要如此仁慈地看待他們了。

2)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明顯會令死者的家人深感悲痛[Cooksley 第 46a 頁（第 11 段）]。對別人一生造成的影響，在判刑時應予考慮。

3) 另一點重要的，就是法庭必須清楚傳達一項信息：危險駕駛的行為有時候可能帶來極嚴重的後果，亦因此在判處多宗涉及危險駕駛的個案時，便有需要記住阻嚇的效用[Cooksley 第 46c-e 頁（第 11 段）]。很多人往往可能忘記，駕駛汽車如達不到規定的標準，是可以奪去或殘害生命的。道路交通法例及其他規則載有在法律上規定駕車人士須達致的標準，這是要確保所有可能接觸到汽車的人（不論是其他駕車人士、乘客或行人）安全，生命不受危害。

4) 儘管可以在清單上一一臚列加重刑罰和減輕刑罰的因素，但判刑的法庭還須審視整體情況及犯罪者的整體刑責。在評估罪案的整體嚴重性時，刑責往往是主要的因素[Cooksley 第 47b 頁（第 14 段）]。這並不是說數一數有幾多項加重刑罰或減輕刑罰的因素，然後機械式地計出有關的刑罰。量刑不是這般精密地進行計算，法庭而是必須充分靈活地考慮整體情況，以定出適當的判刑。一些個案（就如本案一樣）即使只有某些加重刑罰因素，但其他加重刑罰因素則欠奉，仍可令該等個案歸入非常嚴重一類。

5) 有一項主因，可視為支持重判的加重刑罰因素，即駕駛者自私地罔顧其他道路使用者或其車上乘客（或我們想補充的行人）的安全或在某程度上魯莽駕駛：[Cooksley 第 46f-d 頁（第 12 段）]。’

21.  由於每件同類刑案件的事實基礎和背景也有不同，本案涉及的控罪並沒有量刑指引。在HKSAR v Lee Yau Wing[5]一案中，上訴法院有相關說法：

22. As is well known the range of harm that can be caused by a motor vehicle can be anything from death to severe brain injury or paraplegia or just scratches and bruises. The less serious harm does not need its own offence for these consequences can readily be addressed by the sentencing judge and accommodated within the maximum punishment set by the legislature.

…

31. In determining the culpability of a defendant’s dangerous driving we see no reason to treat the section 36A offence any differently from the other dangerous driving offences in the Road Traffic Ordinance. A substantial body of case law has developed since this court’s decision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Poon Wing Kay and even though most of it relates to the offence of causing death by dangerous driving there is no reason why it should not apply to causing grievous bodily harm by dangerous driving, after making whatever allowance may be necessary for the fact that in the latter offence no death flows from the dangerous driving.

32. This focus on the culpability of the driving has been adopted by the courts notwithstanding that it is a sad feature of this offence that the offender is usually not a person of a criminal background but is a law abiding citizen of good character performing an action, namely driving a motor vehicle, that is so common and widespread in our society there is a tendency to take it for granted, no longer recognizing that it is a privilege attendant with responsibilities. Consequently the person appearing before the courts is usually an otherwise law-abiding citizen who, for only this one occasion in his life, finds himself being prosecuted for having breached the criminal law. Yet,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he has committed, he further finds that he does not receive the usual advantages of being a first offender and a person of good character and that the court is less concerned with imposing upon him a sentence that is rehabilitative in nature but a sentence that seeks to accommodate other sentencing principles.

33. Consequently, rather than trying to discern from other cases, all of which turn on their own particular facts, what sentence should be imposed on this applicant, we think it is more helpful to identify the sentencing principles that must be accommodated when sentencing for an offence of this nature and level of seriousness. In our view they are the principles of retribution, deterrence and denunciation.

34. The first principle, retribution, simply means the punishment of the offender. In the criminal law context this is not an emotive, vengeful punishment but:

“an objective, reasoned and measured determination of the appropriate punishment which properly reflects the moral culpability of the offender.” (Per Lamer CJC in R v M [1996] 105 C C C (3d) 327 at 368.)

It will be this aspect of the sentence that will address the victims and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expectation of justice

35. However the dominant sentencing principle for this offence is general deterrence but the severe sentences that are imposed in order to deter also have a secondary purpose of educating the public as to the potential dangers to others involved in driving a motor vehicle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at rests on the shoulders of all drivers to drive safely and with due regard to others. This was made clear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n Poon Wing Kay when, in referring to this role of the courts, it said at page 668A ‑ B:

“It is important for courts to drive home the message that there may sometimes be extremely grave consequences flowing from acts of dangerous driving and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have in mind a deterrent effect when sentencing in many cases involving dangerous driving.”

36. This, of course, is where the principle of denunciation plays its role for the courts achieve the goal of educating the public not just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deterrence and the imposition of severe sentences but also by denouncing the breach of society’s values as reflected in the driving misconduct. As Lamer CJC said in R v M at page 369b – c, [81]:

“The objective of denunciation mandates that a sentence should also communicate society’s condemnation of that particular offender’s conduct.[6] In short, a sentence with a denunciatory element represents a symbolic, collective statement that the offender’s conduct should be punished for encroaching on our society’s basic code of values as enshrined within our substantive criminal law.”

37. In communicating society’s condemnation of a particular offender’s conduct, the sentencing principle of denunciation brings home to the offender, those affected by his conduct and the public generally that the punishment that is meted out to drivers who drive dangerously is because by their conduct they have fallen below the values that society has imposed on them.

38. It is noteworthy that liability for the offence of dangerous driving is in fact drafted in terms of standards, namely driving that “falls far below what would be expected of a competent and careful driver”. This standard required by the law exists, as this court made clear in Poon Wing Kay, “to ensure that all who can come into contact with motor vehicles (whether fellow motorists, passengers or pedestrians) are safe and that their lives are not endangered.”[7]

39. If the judge bears the principles of retribution, deterrence and denunciation in mind when considering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punishment for the offender then the sentence that he imposes should be a balanced, proportionate and just one. In this way the cour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important objective of “maintaining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sentencing system.”[8]

22. 衆所周知，駕駛汽車所引致的傷亡程度不一，嚴重者可以導致死亡、腦部嚴重受創、下肢截癱，輕微者則衹是擦傷和瘀腫。程度較輕者無須以此等罪行處理，負責判刑的法官不難對其所造成的後果加以處分，並判處法例所定最高刑罰之下的判刑。

…

31. 在裁定涉及危險駕駛的被告人的罪責時，我們認爲對《道路交通條例》第36A條罪行的處理方法不應與該條例之下其他危險駕駛的罪行有所不同。案例法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Poon Wing Kay一案之裁決後才發展出來的，儘管大部分案例涉及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之罪行，但沒有理由不將此等案例應用於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之罪行，衹須先把後者的危險駕駛罪行並沒有造成人命傷亡這一事實加以應有的考慮就可。

32. 法庭一貫都是著眼於駕駛罪行的罪責。然而，此罪行其一可悲的特點，就是犯案者一般都不是有刑事罪行背景的犯案人，而是奉公守法、品格良好的市民進行了駕駛汽車的行爲。我們社會普遍和廣泛地視駕駛汽車的行爲是理所當然的，而非視之爲附帶責任的權利。因此，法庭所要審理的一般都是在其他方面守法的市民，這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因觸犯刑事法例而受到起訴。但是，正因爲他們所犯罪行的性質，他們會發現自己沒有獲得初犯者或品格良好者通常會得到的優待。法庭在判刑時不甚會判處有助他們更生的判刑，而更多考慮判處符合其他判刑原則的判刑。

33. 結果，法庭在考慮申請人的判刑時，沒有盡量去辨識其案件與其他案件的區別，反而考慮案件本身的個別案情事實。我們認爲較爲有用的做法，是確認在衡量此類性質和嚴重程度的罪行時，應予考慮的判刑原則。我們認爲，此等原則爲懲罰原則、阻嚇原則和譴責原則。

34. 第一項原則是懲罰原則，簡言之是要懲處犯罪人。在刑事法律的語言，這字所指的並非感情用事和報復性的懲處，而是：

“一項就何謂合適的懲處而作出的客觀、理由充分，並經仔細考量的裁定，能夠妥當地反映出犯罪者的罪責。”（引述Lamer CJC在R v M [1996] 105 C C C (第3版) 327一案第368頁所言。）

就是判刑的這一方面，可以回應受害者及其家屬和朋友對公義的期望。

35. 然而，此罪行的主要判刑原則是要產生普遍的阻嚇作用，但爲了阻嚇而判處的嚴厲判刑亦有第二層的目的，就是教育公衆人士使之明白駕駛汽車對其他人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以及所有司機均有安全駕駛的社會責任，並需適當地顧及他人的安危。上訴法庭在Poon Wing Kay一案中討論法庭的角色時清晰地闡明了這一點，詳情見判決書第668頁A至B段﹕

“法庭務必要發出訊息使人明白，危險駕駛的行爲有時可能會導致極度嚴重的後果，因此法庭在判處涉及危險駕駛的衆多案件時，必須謹記其判刑應具有阻嚇性。”

36. 這無疑就是法庭在判刑時應該考慮的譴責原則，以確保法庭不僅可以藉阻嚇原則和判處重刑達到教育公衆人士的目的，同時亦可以譴責不良的駕駛行爲對社會價值觀的抵觸。正如Lamer CJC在 R v M [1996]一案第369頁b至c段 [81]所言：

“爲達到譴責的目的，判刑必須足以表達社會對某一犯案者行爲[9]的指責。簡言之，判刑中譴責的元素代表了一項象徵性和集體的宣言，宣告犯案者侵害了我們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和操守，必須予以懲處，而這些價值觀和操守是受到主體刑事法律的維護。”

37. 在表達社會對某一犯案者行爲的指責時，判刑的譴責原則清楚向犯案者、受其行爲影響的人士以及社會大衆表示，法庭對危險駕駛的司機加以懲處，是因爲他們的行爲未能符合社會加諸於他們身上的價值觀。

38. 值得注意的是危險駕駛罪行的刑責，實際上是按照駕駛人是否符合某項標準而草擬的，即“某人駕駛汽車的方式，遠遜於一個合格而謹慎的駕駛人會被期望達到的水平”。此法例所要求的，正如法庭在Poon Wing Kay一案中所闡明，是要“確保所有與汽車接觸的人（無論是司機、乘客或行人）都是安全的，他們的生命不會受到危害。”

39. 如果法官在考量對犯案者適當的處罰時，能夠謹記懲罰、阻嚇和譴責的原則，則其所宣判的刑期便會是平衡、合乎比例和公正的判刑。藉此，法庭便可達到“維持公衆人士對判刑制度的信心”此一重要目的。

（非正式譯文）

22.  上述案例均說明，涉案控罪量刑最重要考慮是，被告人的駕駛方式，而不是他駕駛態度所引起的後果，當然，該後果也是量刑考慮之一。

23.  本案涉案控罪的最高刑罰是監禁10年。[10]

24.  雖說本案不涉及明顯加重刑罰因素，例如醉酒駕駛、服用危險藥物或其他藥物後駕駛、超速駕駛、逃避警方追緝而魯莽駕駛、等等，可是，本案也絕不可說是被告人只一時不慎或不小心而引致受害人死亡，而是被告人的駕駛方式遠遜於一個合格和謹慎駕駛人可被預期達到的水平，更是對於合格和謹慎駕駛人而言，以這樣方式駕駛必然是十分危險這一點，是顯言易見的。

25.  案發時，被告人明顯知道死者就在他左邊車頭附近，死者身處位置沒有明顯離開馬路的途徑，而被告人未能或沒有察覺到受害人的去向，卻沒有觀看Ａ柱上的魚眼鏡以確定受害人不在他車頭前面位置，便貿然開車。如果被告人曾觀看該魚眼鏡，便必然會看見死者；他只須多等兩、三秒才開車前行，便根本不會發生這次意外。

26.  法庭認為，由於涉案旅遊巴的設計，被告人開車前觀察A柱上的魚眼鏡，是一個基本、例行、必需的舉操，理由是：除非看了該魚眼鏡，沒有司機可以肯定，沒有任何人或物件，因任何原因，在被告人無法觀察情況下進入了車頭前面這個極度危險的地方。本案件，被告人以很慢的車速行駛以及他遵守交通規則這兩點，未能為他提供強而有力減刑理由，原因在此。

27.  考慮過整體相關資料後，包括被告人的醫學報告以及辯方的減刑陳述和相關案例，適當的量刑是判監16月，另加停牌令為期5年和強制駕駛改進課程令。

結論

28.  被告人判監16個月；停牌5年 [11]，在這期間不得在本港道路上駕駛任何車輛；停牌令完結前的3個月內，修習和完成一項駕駛改進課程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