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鄧偉雄

HCMA757/2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9年第757號

(原觀塘裁判法院案件2008年第72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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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1. 上訴人經審訊後被裁定兩項「勒索」罪成立，違反香港法例第 210 章《盜竊罪條例》第 23(1)及(3) 條，分別處入獄12 個月，同期執行。上訴人不服，現就定罪與判刑同時提出上訴。

控罪

2. 控罪(1)指上訴人爲了使自己或他人獲益而以恫嚇方式不當地要求X交出港幣13,800 元，日期為08 年7 月7 日至08 年10 月24 日。

3. 控罪(2)則指上訴人爲了使自己獲益而以恫嚇方式不當地要求X提供免費性服務，日期為08 年7 月7 日至08 年10 月3 日。

控方案情

4. 控方的主要證人只有一位。她的證供由原審的暫委裁判官在他的書面判詞撮要如下：

「10.   控方第一證人是X小姐 ，於2006年2月份 ，當時X 小姐是18 歲的中學生，有一天她使用互網聯的搜尋器去搜尋有關援助交際的網站，在其中的一個網站她留下一段訊息，即一個尋找援助交際客人的廣告。X小姐這樣做是因為她想賺一些外快。

11.   後來，X小姐就與被告人用電郵的方式接觸，X 小姐亦將她個人的資料，包括她的手提電話號碼以電郵方式留給被告人。從他們在網絡上第一次接觸後的兩三天，X小姐與被告人就相約在調景嶺港鐵站見面，在該第一次見面，被告人就帶了X小姐去他的家中，與X小姐發生第一次的性交易。隨後由2月至4月份，X小姐與被告人有約三至四次性交易，每次被告人都交給X小姐約2,000元作為代價。

12.   經過第二次性交易後，被告人向X小姐展示一些他與其他女子所拍下的照片，並遊說X小姐亦替被告人拍一些照片，X小姐初時拒絕，但被告人向X小姐承諾他不會將那些相片展示給其他人看，而且X小姐可以要求隨時將有關的照片刪除，被告人就會刪除。最後X小姐亦答允。

13.   當X小姐與被告人見過三、四次後，X小姐就開始給被告人拍照，初時X小姐有穿衣服給被告拍照，之後X小姐就脫衣服給被告拍裸照，最後與被告人發生性行為時也給被告拍下性交的錄影片段。當X小給被告拍照及拍錄影片段，被告會給她3,000元，當中包括拍照或拍錄影片段與及性交的服務費。但X小姐亦作供指，被告有時即使與她性交及拍照，給她的金錢會是少過3,000元。

14.   由2006年5月至8月份，X小姐與被告人進行了少過五次的性交易。在2006年8月後，X小姐不想繼續從事援助交際，甚至她將自己的手提電話號碼也更改了。

15.   於2006年11月，被告人向X小姐發出一電郵，但X 小姐至12 月才開啟那電郵，電郵當中提到被告人提出一次過給X 小姐45,000元去維持與X小姐的性交易關係，之後每次性交易會在該45,000元逐次扣數。由於這個電郵X小姐回覆了被告人，亦將她的新電話號碼交給被告，然後又再次恢復與被告人繼續這段性交易的關係。

16.   自2007年，X小姐與被告人繼續這段關係，但被告人並沒有照上述電郵的承諾，一次過交給X小姐45,000元。被告亦曾提過X小姐不能再到他家中與他發生性交易，因為他的太太剛誕下一名嬰兒，於是被告人約X小姐在銅鑼灣的一間卡拉OK見面及進行性交易，被告人並說由於他與X 小姐並不是在床上進行交易，所以付款較以前少，而X小姐在卡拉OK房與被告發生關係所收到的報酬由800元至1,500 元不等。

17.   於2007年初，被告再次建議與X小姐拍性交的錄影片，而被告再重申他不會給其他人看，而且X小姐可以要求隨時刪除，被告人都會遵從，被告人亦提到之前的價錢。之後被告人曾用數碼攝錄機將他與X小姐性交的過程拍下，被告並向X小姐表示他會將錄影片段保存在他的辦公室內。

18.   由2007年初至2007年10月尾，X小姐與被告人繼續維持這種關係，而X小姐與被告見面的總數由2006 年2 月起計至2007年10月，約二十五次。

19.   在2007年10月後，X小姐不想再繼續與被告維持這樣的交易，由於X小姐當時覺得援助交際是錯的，而且她亦有一些兼職的工作，她有足夠的金錢使用，由那時起，X 小姐不再接被告人的電話，亦不回覆被告人的電話短訊（即SMS），自2007年10月至2008年2 月間，X小姐沒有再見過被告人。

20.   於2008年2月，被告人向X小姐發出電話短訊，X 小姐回覆表示她不想再做這些事情，但被告人懇求X小姐見他最後一次，而X小姐最後亦有應約在麗晶花園跟被告人見面。當時被告人問X小姐為何她想停止這種關係，而被告亦表示不捨得X小姐離開他，與此同時，被告人亦提到他在他的朋友的照片當中看見X小姐，所以被告人也認識X小姐的朋友。

21.   在該次的見面中，X小姐有向被告人要求拿回相片或刪除那些相片及影片，但被告人沒有正面回覆，當X小姐打算離開該單位時，被告人捉着X小姐，把X小姐推在梳化上，被告人對X小姐說他認識X小姐的朋友，因此X小姐要聽從他，X小姐亦覺得被告人開始變得兇惡。最後在該次會見中，X 小姐與被告人再次發生性關係，而最後被告人亦留下2,000 元給X小姐，X小姐亦有拿了那些錢及離開。

22.   之後，被告人亦繼續發電話短訊給X小姐，X小姐有時回覆有時沒有回覆。在2008年4月的某一天，X小姐收到被告的一電話短訊，要求X小姐出來會面，並說如果X小姐不赴會，後果自負。在那一天的晚上，X小姐跟被告人再見面，被告人將X小姐帶往被告人居住的住客會所內的男廁的一個廁格內，與X小姐再次發生性交易子，事後被告人亦付了800 元給X小姐，當時X小姐並沒有提過有關相片及影片的情況。在上述的性交易後，X小姐再沒有見被告人，但亦有一些電話短訊的溝通，X小姐繼續要求取回那些相片及影片，但被告人不肯，所以X小姐在2008年4月接觸了風雨蘭及紫籘的社工，講述了這件事。

23.   自2008年的6月份，X小姐與被告人再次有電郵的通訊，而這些電郵的通訊由2008年6月17日至2008年10 月24 日，一共八十八個電郵，用列表的形式放在控方證物 P10a。X小姐在庭上主問及盤問時，均有講述有關的電郵的內容，X小姐亦講出及交代了一些電郵的背景及她當時的感受。

24.   於2008年10月13日，X小姐接觸過紫籘後，她接受紫籘社工的建議，主動打電話給被告人，意圖將被告人的電話對話錄音作為證據，所以X小姐之後有致電話給被告人，但未能成功錄取證供。當X小姐收到第 87 號電郵後，X 小姐就將事件報警。」

辯方説法

5. 上訴人沒有作供。

6. 至於他的辯護理由何在，裁判官則表示：

「8．  本案主要的爭議點在於被告人向X小姐發出的電郵有否構成不當的要求與及有無使用恫嚇的方式。針對有關的要求是否不當，[辯方]陳詞指被告人擁有那些相片及片段，因此被告人是合法及適當地可以將有關的物品賣給X小姐，就正如一宗普通的商業交易，所以被告人可以向X小姐提出一個價錢，所以沒有任何的不當。

9. 於有否認使用恫嚇，[辯方]陳詞指由於被告人有合法的權利去要求付款作為歸還或刪除有關的相片及片段，至於被告人如要將有關的照片或錄影片段發放，這個是屬於被告人受到《基本法》第 30 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 14 條有關通訊自由的憲法保障，因此在本案中也沒有使用過恫嚇。」

一審裁決

7. 結果，裁判官還是裁定上訴人兩項控罪的罪名成立。辯方的觀點，他沒有一個接受。

針對定罪的上訴

8. 上訴理由(1)指裁判官認爲本案有「恫嚇」(menace)的成份是錯的。

9. 錯的原因在一，裁判官錯^誤地依賴了上訴人與X之間的口頭協議；二， 裁判官錯^誤地依賴了上訴人與X之間的電話短訊；三， 裁判官錯^誤地依賴了X的一個説法，即上訴人曾向她發送過一個網誌的連結。

10. 然而，我並不這樣認爲。

11. 所謂口頭協議，其實就是上訴人游說X拍照/影片時所講過的話。就此，裁判官有不少觀察，以下是最關鍵的幾段：

「44． 本案中，本席考慮首先有關的相片及性交片段是怎樣出現的，根據X小姐的證供，是被告人提出要求拍下這些照片及影片，而X小姐最初是不答允的。除了被告人向X 小姐提出金錢的誘因外，X小姐答允是由於被告人承諾不會公開那些照片予以他人，及承諾當X小姐要求刪除時，被告人將會刪除。有關的保密協議及X小姐對於相片及影片保留若干的權利，即要求刪除的權利，辯方並沒有爭議。

45.   盤問X小姐時，[辯方]並沒有指X小姐其實與被告人從沒有這種協議，亦沒有提出證供去反駁有這些協議的存在。而根據[辯方]的結案陳詞書面大綱第 6 頁4.2(a)段指出，『有關的口頭協議在本案中並不重要或並不相關』，但沒有指出那些協議從沒有出現。因此本席裁定確實有關的口頭協議存在，本席亦給予該些協議充分的比重。

……

88．    ……被告人提出這些要求[據稱構成勒索的内容]，已經破壞了之前與X小姐的承諾，即是被告人承諾當X小姐要求刪除相片他就會刪除。而在該些相片及性交錄影片段中，X 小姐的面容清晰可見，而X小姐本身拍照時只是一名中學生，現在也只是一名大學生，她並不是一成人雜誌的模特兒，因此本席認為跟辯方提出的例子有所不同，而相片及影片的內容性質是十分令人覺得羞恥的。

……

92．    ……雖然X小姐已多次向被告表示，擔心被告會將她的相片及影片發佈，但被告從來沒有作出正面的回應去保證他會遵守之前保密，不發放給他人的承諾。

93.   雖然在本案中沒有直接的證據表示被告人有威嚇、用武力或明確地表示會將影片及照片發佈，但明顯地被告做了這樣的一些行為[包括拒絕交還照片和影片]，以損害X 小姐及令她不快。而本席亦認為任何正常定力及正常勇氣的普通人在X 小姐的情況下也會受到被告人的做法影響，及引致X 小姐擔心若她不答允被告的要求，被告人將會發佈照片及影片。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席認為是符合上述一些案例有關恫嚇的定義。」

12. 我認爲，以上的分析正確。

13. 上訴方指不遵守協議乃民事問題，卻只觸及事情的某一方面，因爲就算他們的説法成立、有關的協議實為一個具法律效力的合約，這也無礙於勒索罪的成立，因爲上訴人事後的行爲，既可觸犯民法，也同時觸犯刑法，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14. 當然，上訴方也提到，所謂不遵守協議，根據X供稱都只是上訴人不肯刪除或交還照/影片，與控方的説法(即要挾發放)不能相提並論。不過，常識告訴我們，不肯刪除或交還，與要挾發放，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因爲被拍方要求拍攝者承諾隨時應指示把照/影片刪除，目的無非在確保自己於雙方關係轉變時免於有這種東西留給對方私用或公開，所以不肯刪除或交還也必定隱含著對外發放的可能。這是這類照/影片的性質所使然，不容爭辯。

15. 同樣道理，上訴方指裁判官一方面認爲照/影片會被公開的恐懼原自X本身，另一方面又認爲上訴人有意恐嚇，乃自相矛盾，這也不對，因爲不肯刪除或交還既隱含著對外發放的可能，那麽上訴人不明言，X還是會自然聯想得到的。如果X曾向上訴人表明有這個恐懼而上訴人只是聽而不答，那就更是如此。因此，裁判官指恐懼原自X本身，只是要説明本案沒有直接了當的恫嚇罷了。

16. 接下來是上訴方所說的第二個錯處。

17. 簡單講，上訴人和X聯絡，除了使用電郵(email)，據稱還會用到短訊(SMS)。這是X的證供。然而，這些短訊卻從來沒有向辯方披露。就算辯方在審前多番去信催促，控方都未有回應。更甚者，裁判官雖然表明不會依賴這些短訊的内容，但他在裁定X受到恐嚇的同時，卻無可避免地受到它們的影響，因爲根據X的證供，部分的恫嚇實出現於短訊而非電郵之中。事實上，就算控方也指X是否受到恐嚇，要由那些短訊說起，然後才是那些電郵(見新增謄本第 20 頁L 至 V：由主控向裁判官解釋立場)。這就是上訴方的投訴。

18. 然而，我在閲卷後發現，與本案直接有關的短訊，基本上只有一個，就是裁判官書面判詞第 22 段所提到、X若不附會「後果自負」的那個(見上文第 4 段的節錄)。上訴方視之爲關鍵，是因為它明顯帶著恫嚇，以至X在主問時表示(新增謄本第 23 頁 P)：

「我收到呢個message，我係覺得佢係指，如果我真係唔出去嘅話，佢就可能，佢會將我嗰啲相，可能畀我啲朋友睇，又或者公開出嚟，將啲相；」

又在盤問時表示，解讀有關電郵時被這個早前的短訊影響(新增謄本第 50 頁P 至 V)。

19. 問題是，作為獨自問案的專業法律工作者，裁判官有能力把這個短訊的影響撇除於考慮之外，而且也的確這樣做了(見裁判官書面判詞第34段)：

「34.   [辯方]在結案陳詞提出……案中提及的電話短訊……對被告人不公，因為這些證據的證據價值超出所造成的損害影響(its prejudicial effects outweigh its probative value)。有關這方面的陳詞，本席完全接納……因此本席就案中提及所有電話短訊的證據不給予比重。」

20. 尤要注意的是，這並非口惠而實不致的事情。這個短訊的日期是08 年4 月，而本案所覆蓋的時段則為同年7 月以後，所以已相隔數月。這是第一點。第二，上訴人的要求是否不當、是否以恫嚇的方式提出，並不完全取決於X的個人感受。相反，有關勒索罪的法律存在著極多的客觀因素。第三，也是否最重要的一點，是判官裁定本案的控罪元素齊全，依賴的主要是涉案電郵而非其他，反正也完全不涉及上述的短訊。

21. 以上第三點，可以從裁判官的書面判詞清楚看見，只是篇幅太長，不適宜在這裡引述。至於上訴方指短訊這個“原罪”(original sin)與其後的電郵關係千絲萬縷、不可分拆，我也不同意。箇中的理由，相信任何讀畢證物 P10a(八十八個電郵)的人都會明白，無須逐一舉例説明(見本判詞後面的《附表》)。

22. 我的意思是，電郵裡雖然沒有假若你不這樣這樣、我便會那樣那樣的公然恫嚇，但縱觀整個證物的内容，都不外乎X在懇求而上訴人卻還之以拒絕和需索。這個事實，再加上上文第 14 段對這類照/影片的性質的分析，上訴人在勒索的結論，實在無可避免[1]。

23. 退一步說，控方以把照/影片發放為本案的恫嚇，無疑是對上訴人相當寬厚，因爲後者不遵守諾言，不按X的要求在雙方關係轉變時把照/影片刪除或歸還，反而把它們當作獲取其他利益的叫價，那麽他就算無意把照/影片公開，也足夠構成勒索有餘，而且看不見有任何辯護理由。

24.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不認爲再有需要深究短訊未被披露的事情。正如我剛才的分析顯示，沒有短訊的記錄，斷不會對辯方的辯護造成什麽不可挽救的損害。再講，假若辯方真的對事情有其他看法，一個正確的做法是在一審時申請永久終止聆訊而非先讓裁判官不考慮那相關的短訊(見上文第 19 段、裁判官書面判詞第 34 段的節錄)而後在上訴時加以批評。

25. 亦因爲這個理由，上訴方公道地向我表明，他們現時著眼的決非程序上的不公平。反之，他們想我考慮的只是X的誠信。理由是X與警方均互相推諉，堅持已把有關記錄交送對方，只是現在不知所蹤，亦即可能X在撒謊。然而，這個問題的答案還不是要取決於上文的分析？意思是，就算X真誇大了，又或根本沒有那個短訊，那又如何？結果還不是一樣[2]？

26. 跟著要討論的是上訴方口中的第三個錯處。

27. 除了證物 P10a那些電郵外，裁判官裁定本案有恫嚇成份，其實還有其他證據輔助。他在判詞的相關段落表示：

「90. 被告人在X小姐的男朋友的網誌中留言，問X小姐當時的男朋友有否興趣看那些相片及影片，隱含的意思就是被告人有可能會將那些相片及影片發放給X小姐的男朋友。

91. 被告人將X小姐的一張相片電郵至X小姐，之後下一個電郵留下的意思是有一些更加美麗的相片可以發給X小姐的朋友，這個電郵更加強被告人的威脅，即他會將相片發佈。」

28. 上訴方指裁判官錯信了X，指的就是裁判官書面判詞第 90 段所講到的内容。說得具體一點，就是X指上訴人在自己的男友的網誌(blog)留言，然後再向X發送附有該網誌的連結(link)的電郵。

29. 上訴方批評，X在庭上聲稱，上訴人發過來的電郵，她未有一個洗掉，可記錄上卻未能見到附有連結的那特指一個。裁判官以這個電郵作爲事實看待，並得出不利上訴人的結論，就是錯了。

30. 問題是，X從未就這一點被辯方深入盤問。她指自己完好地保留著上訴人的電郵，也只在回應主控主問時的最後一條問題(新增謄本第 41 頁 B)，完全沒有要很嚴謹地處理某個事項的意味。

31. 再説，我們從證物P10a的29號電郵看到，X明明在談及這個加有連結的電郵，更何況X在主問(新增謄本第30 頁 K至31 頁 B)、盤問(新增謄本第 51 頁 J至52 頁 B)及補問(新增謄本第 66 頁 N)時都對此有具篇幅的解釋與説明，所以我不認爲裁判官把這個電郵信納為事實的做法不合理。至於它爲何在事後不知所蹤，這就有不同的可能了，反正接納證人的部分證供而不接納全部，是事實的裁決者所固有的權利。

32. 最後，順帶一提，上訴方在書面陳詞超出完備上訴理由的範圍，指裁判官依賴上訴人向X發送照片作爲恫嚇的證據(見上文第 27 段有關裁判官書面判詞第 91 段的節錄)，是忽略了55 號電郵的最後一句，即上訴人只會按照X的指示而行，我認爲也是不成立的。相反，那句「按指示而行」卻更具恫嚇的意味。此外，我不認爲55 號電郵是受到X在54 號的所謂輕佻而作出的反擊，理由是我根本不覺得54 號電郵不把上訴人放在眼内。

33. 上訴理由(2)指裁判官裁定上訴人未能成功援引《盜竊罪條例》第 23(1)(b) 條時在法律上出錯。

34. 裁判官在判詞裡是這樣說的：

「95. 根據《盜竊罪條例》第 23(1)條，凡以恫嚇的方式作出要求，均屬不當，除非作出要求的人在如此要求時——

(a)   相信他有合理理由作出該項要求；及

(b)   相信使用恫嚇是加強該項要求的適當手段。

96. 然而被告人在電郵10 號聲稱該些相片及影片是他所有，而他亦付了款給X小姐，所以本席認為不能排除被告人相信他有合理理由作出該項要求，即23 條(1)(a) 款。

97. 根據案例R v Ko Wun Chung [1990] 2 HKC 310，這案例亦是一勒索案，在案中被告沒有作供，去提出有關第 23(1)(b) 條的辯解，即是被告人有否『相信使用恫嚇是加強該項要求的適當手段』。

98. 案件由上訴法庭審理，在案例的313 頁B至C 行，上訴法庭大法官彭亮庭指出，由於上訴人沒有作供，及在原審法官的席前的證供，彭亮庭大法官認為原審法官可以作出結論，上訴人沒有理據相信恫嚇是加強要求的適當手段。

99. 本席考慮所有的證供後，就有關被告會否相信使用恫嚇是加強兩項要求的適當手段，本席毫無疑問地得到的結論就是被告沒有這樣的信念。

100.   由於《盜竊罪條例》第 23 條第 1 款(a)及(b) 兩段須要同時存在，被告人才可以倚賴這個法定的辯護理由，因此被告人由於在(b) 款不能證實，所以也不能依賴第 23(1) 條。由於有關的要求是以恫嚇方式，根據《盜竊罪條例》凡以恫嚇的方式作出要求，均屬於『不當』。」

35. 上訴方說裁判官出錯，針對的就是判詞的第 100 段。他們認爲，裁判官指上訴人未能「證實」《盜竊罪條例》第 23(1)(b) 條的要求，是把舉證責任錯^誤地加到上訴人身上。

36. 然而，我並不認爲這是裁判官的原意——儘管他在用字方面可比較謹慎。

37. 例如，裁判官在辯方即時提出覆核後的裁決，就相當合理，與我在讀畢整個判詞後的觀感完全吻合，亦即裁判官實乃根據案中的所有證據而作出相關的結論。這個裁決在其後的書面判詞以文字記錄如下：

「106. 就有關被告會否相信使用恫嚇是加強兩項要求的適當手段（即第23(1)(b) 條），雖然被告人沒有選擇出庭作供，但本席沒有採用『須令人信服的舉證責任』（persuasive burden）的舉證標準。其實本席在宣讀裁決理由時，已表明考慮了所有的證供後，才毫無疑問地得到的結論就是被告人沒有這樣的信念。即是本席認為所有案中的證據，未足以致使可構成供陪審團考慮第 23(1)(b) 條的議題，所以席前的所有的證供對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被告人兩項控罪成立，並不構成任何障礙。」

38. 再説，從上述判詞的第 95至100 段的整體又或上文下理看來，裁判官用上「證實」一詞，無非在表明，上訴人不作供就很難令人懷疑有第 23(1)(b) 條所涉及的元素存在，而這又與終審法院在Li Defan & Another v HKSAR (2002) 5 HKCFAR 320所奠定的相關原則吻合。

39. 總括而言，我不認爲裁判官在舉證責任的問題上有任何出錯。

40. 上訴理由(3)泛指本案的定罪有欠安全穩妥，無須深究。

針對判刑的上訴

41. 裁判官的書面判刑理由，足足十四頁長，論及多個方面。

42. 首先是上訴人的背景：

「108. 本案經審訊後，本席將案件押後，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及背景報告，本席已小心考慮有關的社會服務令及背景報告，背景報告透露了被告人來自己一個良好的家庭，被告人在三兄弟姊妹排行第三，有一兄長及姊姊，被告人婚後育有一名兩歲十個月的兒子。被告人婚姻美滿，至於被告人的教育程度達至大學程度，之後一直從事保險業，現在身為一保險公司的經理。」

43. 其次是他的缺乏真誠悔意：

「109. 報告中亦有提到被告人過往過着正常勤奮的生活，亦沒有不良嗜好。兩份報告都是由同一位感化主任所撰寫，感化主任亦有提到被告人向感化主任表現悔意，希望可以重新改過；被告人亦表示有接受心理輔導，亦表示願意履行社會服務令作為補償。被告人及他的家人均作出求情。因此，感化主任亦在社會服務令報告中建議被告可接受一長期的社會服務令。

110. 此外，[辯方]呈上多封求情信，包括被告人親自撰寫的，他的妻子、兄長、姊姊及被告人的前任同事，本席亦一一小心參閱過，基本上所有的求情信件都有透露有關被告人的家庭狀況，他與家人的過往良好的關係，被告人亦被他的親人稱讚是一負責任的丈夫及父親，好兄長及好同事。

111．   而被告人親筆撰寫的求情信第一頁的最後一段，被告人表示他知錯，他提到他愧對他的太太，他指出他的錯^誤是『用錢去買性服務及維持了一段不正常的男女關係』。此外，在第二頁的第二段，被告人亦提到當他『知道這不正常的關係演變為一宗法律訴訟』，連他『自己都非常震驚』，他是『從來沒有想到，這是完全意料之外』。由此可見被告人只承認道德上犯錯，而沒有意識到他有干犯勒索罪行。

112. 未有看到被告人正面回應他所干犯的刑事罪行，但[辯方]向本席指出，在信的結尾一段，被告人說『籍此機會向第一證人衷心地道歉，亦在此保證本人永遠不會再次重複之前的一切，一點也不會，對不起。』雖則被告人向第一證人作出道歉，但被告人仍然未有為他所干犯的罪行作出正面回應，亦沒有深切的反省。因此，感化主任的報告中提到被告人向感化主任顯示的悔意，是否法律所需的真正悔意“genuine remorse”，本席認為是有存疑的。」

44. 此外，裁判官也參考了多宗案例，内容主要是社會服務令、緩刑和即時監禁在勒索案中的適用。就著這幾個不同指向的考慮，裁判官有以下的原則性觀察：

「116．至於有關勒索案的判刑原則，本席參看了Archbold Hong Kong 2009, 22-207 段，Archbold Hong Kong 2009引述了英國上訴庭的案例，R v Hadjou 11 Cr.App.R(S) 29, Lord Lane CJ說，在刑事罪行中，勒索案件可以說是其中一種最醜惡及最邪惡的，因為他牽涉一些人試圖謀殺其他人的靈魂。所以法庭經常會判處嚴厲的刑罰，所以亦很少見一個人會有兩次勒索罪的定罪紀錄，阻嚇性是這類案件判刑的最重要部份。但有關勒索案的案情，在每一宗案件中仍需要獨立考慮，見HKSAR v Lim Hay Bun Benny [1999] HKEC 803, CA ...。」

45. 基於這個觀察，亦由於上訴人的行爲並非出於一時怒火，又或合法的金錢糾紛，裁判官乃決定給上訴人施以即時監禁的刑罰。

46. 此外，裁判官亦認爲，本案的情節並不輕微，上訴人也不是純粹的機會主義者。相反，他認爲本案的性質噁心，而35 歲、有經濟能力的上訴人亦確曾令21 歲、身為(大)學生卻又一度參與醜業的X活在惶恐之中，無法招架，所以定出12 個月的總刑期。

47. 我認爲，縱觀案中的一切因素，裁判官的量刑實在無可厚非。

48. 相反，上訴方指裁判官犯錯，即沒有理會感化主任的評核，硬指上訴人沒有真誠悔意，又在沒有充分理據下認爲要向上訴人施以阻嚇性的刑罰，最後又以上訴人不認罪、以至X要出庭作供為加重刑罰的理由(裁判官書面判詞第 147 段：上文並未節錄)等等，我則不認爲全然屬實。

49. 例如，我認爲，裁判官指上訴人缺乏真誠悔意，就有一定基礎，而且出於上訴人本人書寫的信件(見裁判官書面判詞第 11 段)，最少都在一定程度上抵銷了只見過上訴人兩次的感化主任的主觀評核。又例如，裁判官指勒索犯一般要施以阻嚇性刑罰，明顯只是根據這方面的典據的一個泛指，沒有盲從。

50. 總括而言，我認爲裁判官已謹慎及正確地考慮過影響本案量刑的一切因素。如果有什麽可批評的地方，那基本上都可歸咎於表達上的不完善，但結果卻沒有超出可接受的範圍。

判決

51. 針對定罪和判刑的上訴同時駁回。

《附件》

E-mail records table

[1] 在達致這個結論前，我沒有忽略裁判官表明會因上訴人被X的不斷來電激怒而撇除電郵 85及87 號於考慮之外，亦即視之為與本案無關(來源：裁判官書面判詞第46段)。

[2]   根據政府律師在我席前查悉，X曾在向警方提供的書面證人供詞表示，短訊確已被她本人刪除。從警方的記錄推算，就應該是檢去了X的電話、認爲裏面沒有相關證據而交還之後的事。既然是這樣，X撒謊的可能便確實存在，否則如非有關的探員疏忽，警方應不致無端把有舉證價值的電話交還。然而，X卻未有爲此事被深入盤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