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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 977/2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9年第977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案件2009年第18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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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陳慶偉
聆訊日期：2010年7月6日及11月17日
裁決日期：2011年1月13日
判案書
1. 上訴人面對一項使用虛假文書的控罪，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73條，經修訂後的罪行詳情指：
“於2008年8月12日，在香港灣仔港灣道12號灣仔政府大樓4樓小額錢債審裁處，知道或相信有關兩份聲稱由莊鳳球簽署的虛假文書，即一份日期為2008年8月12日的授權書及一份日期為2008年6月30日的小額錢債審裁處申訴表格屬虛假，而使用該等文書，意圖誘使小額錢債審裁處的李佩娟接受該等文書為真文書，並因接受該等文書為真文書而作出或不作出某些作為，以致對李佩娟不利。”
2. 原控罪的罪行詳情則指上訴人的行為對康雅苑的業主立案法團及香島建築有限公司不利。上訴人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成立，他不服有關的裁決，現提出上訴。
控方案情
3. 上訴人於2008年透過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處)向康雅苑業主立案法團及香島建築有限公司就大廈維修期間毀壞其財產提出申索，上訴人是案件的第一申索人，其母親(即莊鳳球)為第二申索人。
4. 控方第一證人是審裁處的文員，他負責在公眾櫃位收取申請表格。2008年6月30日，控方第一證人接收一份由上訴人呈交的表格(證物 P1)，他看見表格上申索人簽署一欄上附有上訴人及莊鳳球的簽名。控方第一證人將表格存檔，通知上訴人下次上庭時間為8月12日，並同時把一份上庭須知交給上訴人，提醒他下次要攜帶的文件。
5. 控方第一證人表示若他知道表格上莊鳳球的簽署是偽冒的，他必會堅持由當事人簽署。
6. 控方第二證人是審裁處的助理文書主任，她記得在2008年8月12日當天上訴人曾向她表示案件的第二申索人為其母親，控方第二證人遂要求上訴人出示授權書。控方第二證人接過一由莊鳳球簽署，日期為2008年8月12日的授權書(證物P2)後放進審裁處的檔案內。若雙方未能和解，控方第二證人便會將檔案交給審裁處一林姓主任進一步處理。
7. 控方第二證人表示若她知道證物P2是偽造的話，她決不會將文件存檔，並會知會上司。
8. 獲承認事實顯示上訴人的母親於2005年1月12日已逝世。
辯方案情
9. 上訴人不爭議：證物P1是他存進審裁處的，他亦於表格上簽署自己及其已逝世母親的名字；證物P2是他所撰寫，至於其上母親的名字也由他簽署；有關的物業他是與母親聯權形式共同擁有。
10. 2008年6月30日，上訴人將有關的表格存進審裁處時，櫃位的職員表示不會接收證物P1以外的文件。
11. 2008年8月12日初次聆訊時，一姓林的女職員告訴上訴人其於8月1日呈交的土地註冊處查冊文件已遺失，要求上訴人再呈交另一副本。8月19日，他又再獲告知新呈交的副本再度遺失。8月21日，他再次呈交土地註冊處的查冊文件予審裁處。
12. 2008年8月20日他獲律師告知不可代去世母親簽署申索書，他於是去信審裁處解釋。
上訴理據
13. 上訴人大律師羅列六點上訴理據：
(1) 控方第二證人的證言前後不一致，而裁判官就她的證言所作的撮要有欠準確，或者是錯誤的；
(2) 裁判官錯誤理解上訴人的證言，並基於該錯誤理解而裁定上訴人的證言為不合理和不可信；
(3) 裁判官在很遲的階段，即已到了控辯雙方已完成結案陳詞及裁判官已準備就定罪與否給予裁決的時候，才考慮修訂（及實質作出修訂）控罪詳情中關於「不利」的部份，實犯上法律上的錯誤；
(4) 裁判官完全沒有給予辯方機會就裁斷陳述書內所援引的案例作出陳詞，便裁定該些案例適用於本案，或憑藉該些案例而裁定控方已經確立有關的事項或控罪元素；
(5) 裁判官就辯方所提出的法律觀點，包括可能在法律上成為合法辯解或辯護理由的相關事項，完全沒有或沒有充份考慮，也完全沒有或沒有充作份作出裁斷；
(6) 裁判官沒有明確地指出控罪當中「不利」這一項控罪元素，實指為何事或何物，而控方也沒有明確地指出其控方案情所指的「不利」為何事或何物，也沒有任何或任何充份的證據支持控方所指的「不利」（如有指出「不利」為何事或何物的話）。
討論
14. 就首項上訴理據，上訴人大律師基本上指裁判官雖裁定控方第二證人為誠實可靠的證人，但其證供卻提及2008年8月12日的聆訊，她不記得上訴人是否應訊的人，只相信當天應訊的三名男士中其中一名是上訴人；另控方第二證人亦講及審裁處每天處理的文件衆多，她不會核對證物 P2上簽名，只將收得文件放進審裁處檔案內；上訴人大律師認為裁判官仍作這樣決定，實法律上犯錯。
15. 審裁處每天處理的案件多不勝數，控方第二證人未能對出席每宗案件的人仕，又或所提交的文件有仔細的記憶，實正常不過。上訴人所提出的申索只是一普通的侵權申索，事前沒有任何特別的情況出現過，控方第二證人因此根據其一般處理事情的方法處理並無不妥。
16. 控辯雙方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承認了一些事實(證物P4)，這些事實包括上訴人分別在2008年6月30日及8月12日親手提交了證物P1予一櫃位職員及證物 P2予控方第二證人，控方第二證人亦將證物P2存進審裁處檔案。
17. 正如上文所述，上訴人從沒否認證物P1及 P2是他撰寫，其母親的簽名也是他所簽署的，本席看不到此所謂控方第二證人證供上的不足之處，如何對定罪做成不穩的影響。
18. 至於次項的上訴理據，上訴人大律師指裁判官錯誤理解上訴人的證言，原因是後者在裁斷陳述書內第32段有以下表示：
“考慮過上訴人的證供之後，法庭認為上訴人的證供並不合理，亦不可信。他聲稱因有街坊亦狀告法團並做了查冊，他便請他們幫忙做查冊，他才得知自己的查冊地址。…”
上訴人大律師指上訴人在庭上並沒有提及曾獲街坊協助進行查冊後才知悉其物業的地址。
19. 本席看過審訊的謄本，謄本內上訴人是有講及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內所記載的證供，此點絕不成立。
20. 就次項上訴理據，上訴人大律師亦指雖然控方第一證人講及除申索書外，他不會接收其他文件的，但後者沒有排除這可能性，故當裁判官表示她拒納上訴人的證供，乃因她不相信審裁處的職員會多番遺失上訴人提交的文件，裁判官法律上再次犯錯。
21. 實際上，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是這樣說：
“33. 而且，據他聲稱，法庭多次遺失他所存檔的查冊文件，以及在得到律師的法律意見後(即約8月20日後)，他曾寫信交代事件(“交代信”)，但不為小額錢債審裁處的櫃位接收，完全是誇張失實。法庭亦留意到D2第1-2頁和第3-5頁分别是二套不完整的查冊文件。如真有其事，為什麼不於8月21和/或28日，即他再存檔查冊文件時把交代信一併呈遞，而只在D2第3頁上寫『聯名』等字眼?”
22. 正如上文所述，審裁處須處理案件眾多，就個別的案件，本席相信控方第一證人已沒有有關本案的記憶，控方第一證人雖不能完全排除此可能性，但這可能性發生的機會是幾乎沒有機會(inherently improbable)，絕不構成合理疑點。
23. 上訴人庭上講及2008年8月1 日，他在審裁處內將土地註冊處文件交與職員；8月12日，他在庭內再將土地註冊處文件交出；8月21日在庭內，因應書記的詢問，上訴人又再一次提供土地註冊處資料；8月28日，他又再一次這樣做，換句話說，此土地註冊處文件多番於審裁處無故失踪，裁判官認為這並不可信，裁決實有理可依。
24. 裁判官否決上訴人的證供不是單因一項事情作出，她在考慮上文所述一系列事情後才作出決定，本席看不到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25. 上訴理據第三及四項可一併處理。
26. 此兩項上訴理據基本上是針對裁判官在控辯雙方結案陳詞後頒佈裁決當天才修改罪行詳情內「不利」人士的身份，上訴人大律師認為這對上訴人不公；另裁判官亦沒有就其在裁斷陳述書內所援引的案例邀請辯方大律師陳詞。
27. 裁判官在原訂頒佈裁決當天決定更改「不利」人士的身份，將「不利」人士由大厦業主立案法團及承判商更改為審裁處的書記。
28. 從審訊謄本看到，裁判官在根據《裁判官條例》第 27 條作出修改前曾邀請上訴人大律師作出陳詞。在聽畢陳詞後，裁判官認為修改不會對上訴人做成不公，她於是修改控罪的罪行詳情，亦讓辯方重新盤問控方第二證人。
29. 《裁判官條例》第 27 條容許裁判官就控罪作出修訂的法律原則在過往的案例中已清楚訂明，裁判官不單需要亦有責任在有需要時作出修訂，關鍵處是裁判官所作的修訂不會對上訴人做成任何不公。本案中，控方指控上訴人的證據在控罪修改後完全沒有任何的不同，控方沒有引進新的證供，他們也因應辯方的要求重召控方第二證人供辯方盤問，上訴人亦沒有進一步作證。在審視所有的情況後，本席認為修訂並沒有對上訴人做成不公。
30. 裁判官當天處理修訂時使用的程序全依據《裁判官條例》第 27 條作出，裁判官所援引的案例並沒有增補既定且清楚的法律原則，裁判官沒有邀請上訴人大律師陳詞，可能並非最理想的處理方法，但對上訴人亦無做成任何不公，第三、四項理據並不成立。
31. 至於第五及六項的上訴理據，它們亦可一併處理。
32. 上訴人大律師指裁判官既沒有明確指出控罪中的「不利」究竟是指何事或何物，她也沒有考慮上訴人的抗辯理由。
33. 首先，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內已清楚提及控方第二證人的證供，控方第二證人謂若她知道涉案的文件是偽造的話,她決不會將文件存檔，並會知會上司。其次，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第36、 37、40至41 段有以下的陳述：
“36. 無論如何，沒有爭議，P1和P2上有關莊鳳球的簽名，都是由上訴人簽署。上訴人呈遞P1和P2的目的無疑是要繼續進行該案的訴訟。唯一不可抗拒推論是，上訴人在呈遞P1時有意圖誘使所有會處理P1的職員，接受該虛假文書為真文書。2008年8月12日，在PW2為他登記時，他曾經回應PW2他是案件中第二申訴人的兒子，而他亦是她的代表，並向PW2交付授權書 (P2)。當然PW2是根據P1（即申訴書）而處理該案件和初步檢查兩份文件是否相對應。此兩份文件的交付和在法律程序中的使用情況，明顯上訴人有意圖誘使或欺騙PW2接受兩份虛假文書為真文書。
37. 至於上訴人所作出的行為是否對PW2不利？在本案之中，法庭要考慮的是《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的第 70(1)(f) 條，即『該作為或不作為如發生會是由於該人在與其履行職責相關的情況下，接受虛假文書為真文書』。
……
40. 從PW2的證供之中，她又表示，如果她知道有關文件並非真文書，她會通知上司，不會當真文書般處理，即存檔。PW2當日亦從上訴人口中得知第二申索人是上訴人的母親，亦有留意譯音是與P1上的資料相符，並且收下。明顯假如PW2得知P2並非真文書的話，整個案件的程序必定會以另一方式處理。唯一不可抗拒推論是，就P1方面，情況亦必定相同。因此，兩份虛假文書確有導致PW2繼續處理該案件的文件，亦同樣地在她履行職責相關的情況之下，沒有將虛假文書一事向上級匯報。
41. 法庭已排除上訴人有任何誠實錯誤信念之説。而本案證供透露，上訴人有其母親生前簽署的法定授權書，即D4，其實是可以處理該物業的。而上訴人的母親即使離世，亦由上訴人辦理其遺產管理的事項，其實上訴人可以用其他方法向有關法庭的職員證明自己有權處理訴訟，但上訴人卻選擇以冒簽的行為和使用虛假文書方式行事，已經干犯有關的罪行。這絕不等同他相信他有權行使對該物業的權利，更莫説是冒簽其母親的名字和使用虛假文書的權利。”
34. 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第36、37段已處理了「不利」所指何事，至於上訴人有否任何「誠實但錯誤信念」等辯護理由，裁判官亦已在第41段處理。本席相信當裁判官表示「上訴人有其母親生前簽署的法定授權書，即D4，其實是可以處理該物業的。…」是指上訴人實可選擇使用母親生前簽署真實的授權書矇騙審裁處的職員，而非指授權書在授權人士逝世後依然生效的意思。無論如何，本席同意第41段其他所述。
35. 上訴人在本案不單偽冒母親的簽名，他亦藉證物P2表示母親仍然在生，本席看不到他如何真誠錯誤相信母親仍在世上，且授權他作出申索，第五及六項上訴理據不能成立。
36. 上訴理據不足，上訴駁回。
答辯人：由律政司羅君偉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由法律援助署委派陳國雄律師事務所轉聘彭亮廷大律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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