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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 334/2019
[2020] HKCFI 65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和判刑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9年第334號
(原西九龍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8年第45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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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訊日期： |
2020年4月7日 |
| 判案日期： |
2020年4月7日 |
| 判案理由書日期： |
2020年5月7日 |
判案理由書
1. 去年6月上訴人被裁定1項「欺詐罪」[1]成立，署理主任裁判官嚴舜儀判他監禁20個月，他不服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訴。本席聽完陳詞後駁回所有上訴，以下是判案理由。
背景
2. 控方指2016年9月7日，事主收到華僑會計事務所(華僑)職員來電向她推銷貸款服務，9月9日她到華僑簽訂貸款服務協議[2]，同意若成功申請貸款，會支付貸款額20%的服務費給華僑。當時，事主欠債約18萬，月入$7,500，她向華僑職員透露與妹妹聯名擁有一個物業。
3. 9月19日，事主帶同差餉單到華僑辦理貸款，上訴人游說事主向財務公司借錢投資一項「銀行內部集資」的計劃，事主最終同意借錢投資，並簽了另一份理財服務協議[3]。事主同意投資110萬，為期兩年，月息2厘，100%保本。另外，事主還須支付貸款利息和華僑的服務費。
4. 9月23日，上訴人到事主的物業視察，再安排事主到高盈財務公司(高盈)以她的物業作抵押，貸款170萬。當時，事主須先給高盈3個月利息[4]，律師費[5]和另外給華僑貸款服務費[6]。
5. 9月24日，事主到銀行提款後與上訴人到一間茶餐廳，事主將$100 萬元交給上訴人的同事作投資，又交給上訴人$4 萬元作為投資保險費。同日稍後，事主在華僑再簽一份投資協議書[7]，內容包括投資期兩年，紅利月息2%，每月1日或之前支付。
6. 12月16日，事主仍未收到每月紅利，於是報警。事主與警員到華僑調查。上訴人在警員面前向事主解釋，簽約後3個月才開始派紅利，事主和警員離去。後來，事主仍未收到紅利再報警。
7. 2017年3月23日，事主在正式認人程序中認出上訴人。
8. 上訴人在審訊時承認是華僑職員，也不爭議事主在本案被騙。上訴人辯稱事主認錯人，他沒有向事主推介投資計劃，也沒有收過事主任何款項。
9. 原審時事主的證供與上文所述相若，不過，她在原審時辨認上訴人的證供很多矛盾，令辯方質疑她是否可信。
10. 原審共用了兩日，事主辨認上訴人的主要矛盾如下：
a. 事主供稱2016年9月9日到華僑洽談借貸時，接待他的是一位姓林的男子，此次會面約30分鐘，沒有其他人出現。她在法庭指出第2被告人[8]是姓林的男子。
b. 事主供稱9月19日到華僑時不見姓林的男子，另一位姓黃(或王)的男子接待她，該人自稱是姓林男子的上司。後來簽了理財服務協議[9]，當時光線充足，雙方距離約1 米。她指這人是上訴人，但後來又表示應是第2被告人。
c. 根據事主在2016年12月28日和30日的筆錄證供，前一份指是姓林男子處理投資和貸款的事，後一份改稱初時由姓黃男子，後來才由姓林男子處理。
d. 事主供稱9月19日與她解釋和簽署理財服務協議的是姓黃男子，是9月9日接待她的同一人。盤問時讓她閱讀筆錄口供後，她改稱9月9日接待她的是另一人，之後才由同一男子接待她。
e. 事主供稱在2017年3月23日認出上訴人，初時解釋沒有見過上訴人，但直覺他有參與。同年5月24日在正式認人程序中認出第2被告人，此人是初時自稱姓林，後自稱姓黃的男子。後來，事主在法庭看清楚後，更正是上訴人收取她的$100萬元。
f. 當事主閱讀3月23日認人後的筆錄口供後，改稱上訴人才是一直接待她的男子。
g. 事主在法庭也誤認第2被告人是2016年12月16日在警員面前接待她的男子。
h. 審訊第二日，事主在盤問時才確認12月16日與警員到華僑，當時接待她的是上訴人。她同意審訊第一日認錯該人是第2被告人。
i. 到覆問時，事主澄清審訊第1日認錯人，她看過筆錄口供後在審訊第2日確認9月9日在華僑接待她的不是上訴人，那人不在法庭。9月19日在華僑接待她的是上訴人，家訪的是上訴人，帶她往高盈的是上訴人，收取$34萬元[10]的是上訴人，收取$100萬元的不是上訴人，收取$4萬元[11]的是上訴人，簽投資協議書的是上訴人，12 月16 日在警員面前接待她的是上訴人。
原審裁斷理由
11. 署理主任裁判官指出，本案的主要爭議在於事主會否認錯上訴人是詐騙她的人。其次，事主認錯第2被告人與案有關，這會否影響她辨認上訴人的可靠性。就此署理主任裁判官作以下分析：
a. 她提醒自己應留意事主觀察上訴人面貌的質素，例如觀察時間、距離、燈光和次數等等。
b. 她認為事主因未能收到紅利而報警，而投資事宜在9月19日之後發生，所以事主特別留意這日子之後的事，事主在不同日期的筆錄口供澄清錯誤可以理解。
c. 事發後約3年才審訊，事主記錯樣貌並不出奇。事主閱讀筆錄口供後，指口供內容比作供憶述的準確很合理，她接受事主所講9月9日接待事主的華僑職員並非9月19 日的那位，後者自稱姓黃。
d. 這姓黃男子是9月23日家訪的同一人，當時在事主家逗留了約15分鐘，雙方交談了約10分鐘，光線充足。隨後，這姓黃男子更與事主乘的士到高盈，完成貸款手續後[12]，她跟姓黃男子到酒吧交貸款服務費給另一華僑女同事，然後相約翌日處理投資事宜。此日事主與姓黃男子相處時間不短，她接受事主認得這姓黃男子。
e. 9月24日事主到銀行提取$104萬元後，再與姓黃男子在銀行門口匯合，後到一間茶餐廳，將$100萬元[13]交另一男子作為投資金額，又交$4萬元給姓黃男子作為投資保險費，茶餐廳光線充足，雙方距離約1米，相處約半小時。同日稍後事主再到華僑簽投資協議書，由姓黃男子接待解釋細節，相處約20分鐘，光線充足。這日雙方在不同環境相處，她接受事主能辨認姓黃男子的樣貌。
f. 她接受事主因事隔太久，在審訊時混淆了兩被告人和兩次認人程序，又混淆了接待她的男子的姓氏。她認為事主在審訊時已記不清楚涉案人的樣貌，不倚靠事主在審訊時的辨認證供。
g. 不過，她認為事主就9月19日至9月24日的證供可信，她也接受事主在2016年12月16日向警員指出上訴人處理投資事宜，當時事主仍指稱上訴人是姓林的。
h. 她接受警員的證供，12月16日事主在華僑指出上訴人是處理投資事宜的姓林男子，當時上訴人向事主解釋簽約後3個月才派紅利。若上訴人與投資事宜無關，又怎會向事主解釋是誤會。她也接受事主在3月23日正式認人程序中認出上訴人。
12. 署理主任裁判官指出，12月16日那天上訴人向事主解釋簽約後3個月才派紅利，這講法與投資協議書的條款不符。若上訴人不是姓林男子，在未核實投資協議詳情前，怎會斷言事主誤會。因此，署理主任裁判官不相信上訴人，此投資協議明顯是詐騙，加上事主的辨認證供，裁定上訴人罪名成立。
上訴理由
13. 首先，何偉健大律師[14]指出事主作供內容混亂，她起初指有關投資事宜接待她的是第2被告人，後來改稱是上訴人，加上事主承認受警方引導，何大律師認為這情況對上訴人不公平，何大律師列出以下幾處重點：
a. 事主供稱9月24日在茶餐廳內她交了$100萬元給另一男子，當時姓黃男子收了$4萬元投資保險費，事主最後指姓黃男子是第2被告人。[15]
b. 事主供稱認人時覺得見過上訴人，但收$100萬元的是另外一個人。[16] 後來盤問時，她又說肯定接觸$100萬元的是上訴人。[17]
c. 事主同意在筆錄口供沒有提上訴人收$100萬元，她確認收錢的是穿黑色衫的男子，可能不是上訴人。[18]
d. 事主肯定認得第2被告人[19]，又多次同意上訴人沒有參與9月24日有關投資的事宜。[20]
e. 審訊第2日，事主才更改證供，承認她認錯第2被告人，其實是上訴人處理投資事宜。[21]
f. 事主承認是警方引導她而更改證供的。[22]
14. 其實，署理主任裁判官在判詞詳細列舉事主辨認上訴人證供矛盾的地方，她又詳細分析事主與上訴人幾次接觸的情況和辨認樣貌的質素，本席在上文已列出，不必重複。署理主任裁判官最終認為事主是因事隔太久遠，她已忘記涉案人的樣貌。加上審訊時被反複盤問，造成混淆，所以不倚靠她在審訊時的辨認證供。本席認為做法合理。
15. 不過，由於事主在9月19、23和24日都有充份機會與上訴人接觸交談，辨認質素甚佳，加上12月16日在華僑當場向警員指出上訴人，署理主任裁判官肯定在那段時間事主認得上訴人。其後在2017年3月23日的正式認人程序認出上訴人是可靠的證據，接受事主的證供。
16. 12月16日事主指上訴人是一直接待她的姓林男子，警員的證供也確認此點，不過當時上訴人向警員表示自己姓黃。[23]
17. 根據2017年3月23日的認人程序記錄，當時事主認出上訴人是推介她投資的人。[24] 本席同意署理主任裁判官的分析，她倚靠事主在9月19、23和24日的辨認證供是適合的。
18. 何大律師批評事主在審訊第2日更改證供，又承認是警方引導她，這對上訴人不公平。
19. 本席再三閱讀審訊第2日的謄本[25]，初時，代表第2被告人的大律師盤問事主，他讓事主閱讀兩份筆錄口供[26]，最後事主同意認錯第2被告人，實情涉案的應是第1被告人(上訴人)，此人一直自稱姓林，但後來卻向警員報稱姓黃。其後控方覆問關於事主錯認第2被告人的原因，事主才答「係因為啱啱警方引導我，話畀我聽一路以來，我都係認錯人囉。」[27]
20. 審訊時，沒有任何證據指警方在審訊期間曾接觸過事主，無論署理主任裁判官或雙方大律師都沒有跟進，加上事主接受盤問和覆問時的對答，特別是她解釋翻看筆錄口供和再回想後確定自己記錯等等[28]，單單就事主當時的一個答案去推斷警方有不妥行為並不適當。正如盧萃瑩高級檢控官指出，署理主任裁判官根本沒有倚靠事主在審訊時的辨認證供，重點在於事主在9月19日、23日和24日的辨認證供，加上12月16日和正式認人的結果，署理主任裁判官判定上訴人涉案完全合理。本席同意高級檢控官的陳詞，何大律師的批評不成立。
21. 何大律師又批評事主認人能力成疑，署理主任裁判官不應倚靠2016年12月16日和2017年3月23日的辨認證供。
22. 何大律師列出事主就以上辨認證供的盤問對答如下：
a. 事主表示沒見過上訴人，也承認不大認得他，只是直覺他有關。其後更表示忘記在3月23日認出那位被告人。[29]
b. 關於12月16日，事主錯誤供稱在華僑向警員指出第2被告人，實情事主的確指出上訴人。[30]
23. 事主在審訊時的辨認證供的確十分混亂，署理主任裁判官在判詞詳細考慮過，正因如此，她決定不倚靠事主這方面的證供，本席在上文已經討論過，不再重複。
24. 本席同意署理主任裁判官的看法，因案發與審訊時間相隔太久，審訊時事主已認不得上訴人，但並不影響事主在幾個關鍵日子[31]和2017年3月23日的辨認，因為在這關鍵數天，事主有充份機會看見上訴人的樣貌，而且辨認質素甚佳。
25. 至於12月16日的辨認，警員的證供確認事主指出的男子是上訴人。而且，上訴人也確認曾主動向事主解釋，就算審訊時事主認錯也不影響該日的辨認結果。
26. 基於以上分析，本席不接納這上訴理由。
27. 到此階段，本席認為署理主任裁判官沒有犯錯，上訴人就是一直向事主推介投資計劃，詐騙她的人。本席認為定罪穩妥，駁回定罪上訴。
判刑上訴
28. 就判刑上訴，上訴人沒有律師代表，他泛指判刑過重。
29. 署理主任裁判官指上訴人乘在華僑任職之便，知道事主的經濟狀況，用虛假的投資計劃詐騙事主合共104萬，但事主實際損失不止此數目，後來事主更要賣掉物業還債。雖然上訴人有良好背景，但在本案角色積極，縱然未必是主謀，仍須判監。署理主任裁判官以兩年監禁為量刑起點，上訴人沒有刑事紀錄減刑兩個月，他同意部份控方證據，省卻審訊時間再減刑兩個月，最後判他入獄20個月。
30. 本席同意盧萃瑩高級檢控官的陳詞，Cheung Mee Kiu案的原則有參考作用[32]。不過，除涉案款額外，就這類案件的量刑，應考慮犯案手法，對其他人的影響等等因素。上訴人先游說事主借款，服務費甚高，充份表現其沒有道德操守，其後再推介投資項目，明顯有計劃地詐騙事主，量刑一點也不重，現駁回判刑上訴。
結論
31. 綜上所述，本席駁回定罪和判刑上訴。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盧萃瑩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定罪上訴由江得源律師行轉聘何偉健大律師代表。判刑上訴沒有律師代表。
[1] 違反《盜竊罪條例》第16A條。
[2] 證物P7。
[3] 證物P8。
[4] $127,500。
[5] $8,000。
[6] 貸款額的20%共$340,000。
[7] 證物P9
[8] 本案原本有兩名被告人，上訴人是第1被告人，第2被告人因事主未能辨認與本案有關而無須答辯。
[9] 證物P8。
[10] 貸款服務費—貸款額$170萬元的20%—即$34萬元。
[11] 貸款保險費。
[12] 正式按揭文件、支票和收據為證物P10至P13。
[13] 事主供稱她不知投資額是$110萬元。
[14] 代表上訴人。
[15] 上訴文件冊第371頁F至L行。
[16] 上訴文件冊第377頁O至T行。
[17] 上訴文件冊第377頁V至378頁H行。
[18] 上訴文件冊第394頁C至K行，399頁F至I行。
[19] 上訴文件冊第377頁B行，388頁D至V行，393頁A至V行，394頁A行，396頁C至D行。
[20] 上訴文件冊第398頁R至379頁J行。
[21] 上訴文件冊第401頁R至402頁H行。
[22] 上訴文件冊第403頁E至H行。
[23] 判詞第47、51段。
[24] 證物MFI-1，上訴文件冊第307至324頁。
[25] 上訴文件冊第400至404頁。
[26] 分別在2016年12月28日和30日記錄的。上訴文件冊第400頁P至402頁J行。
[27] 上訴文件冊第403頁E至G行。
[28] 上訴文件冊第403頁G至J行。
[29] 上訴文件冊第374頁F至I行，377頁H至Q行，386頁B至F行，393頁F至H行，393頁F至I行。
[30] 上訴文件冊第393頁F至H行，387頁F至N行，399頁F至I行。
[31] 2016年9月19日、23日、24日。
[32] [2006] 4 HKLRD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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