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展南

HCMA 416/201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及判刑上訴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7年第416號

（原沙田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7年第5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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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引言

1.  上訴人面對一項「盜竊」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9條。上訴人否認控罪。經審訊後，上訴人被裁定罪名成立，其後亦被判15個月監禁。針對定罪裁決，上訴人曾一度提出覆核，但已遭主審裁判官駁回，上訴人現就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就定罪上訴，上訴人並無法律代表，親自行事。而針對判刑上訴，上訴人由法律援助署委派劉啟賢大律師代表。

2.  在今天聆訊開始時，上訴人向法庭表示，經深思熟慮之後，決定放棄就定罪提出上訴，本席隨即撤銷有關定罪上訴，維持原審定罪的決定。因此，本席今天只需處理有關刑期上訴。

控方案情

3.  在陳詞大綱中，代表答辯人的高級檢控官雷芷茗引述了案情，以及判刑理由，本席基本採納如下。

4.  控方案情顯示，上訴人以電訊公司技術人員身分進入案中事主（即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的寓所，並藉事主不為意時盜取了一部手提電話，其作案過程被閉路電視拍下，事主在案發翌日發現手提電話不翼而飛，報警求助。

5.  警務人員（即控方第三證人）於案發後一週拘捕上訴人，警誡下，上訴人坦承因一時貪念盜取涉案電話，並且已將它轉售和花光所得款項。

判刑理由

6.  在量刑時，裁判官考慮了與扒竊相關的案例，包括HKSAR v Ngo Van Huy [2005] 2 HKLRD 1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阿珊 CACC 358/2013並指出，這些案件的案情與本案不盡相同，但另一方面，裁判官認為，上訴法庭就被告人以有意識、以受害人疏忽為目標，故意及有計劃地趁受害人不為意的情況下，盜取財物之分析，具有相當參考價值。最後，裁判官仍然以15個月監禁作為量刑基準以及最終的判刑。在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裁判官亦決定不就上訴人違反緩刑令作任何命令。

上訴理據

7.  針對判刑上訴，劉啟賢大律師於本次聆訊中代表上訴人提出了兩項上訴理由：

（一）裁判官引用HKSAR v Ngo Van Huy [2005] 2 HKLRD 1一案之中，12至15個月的判刑指引。但在該案，法庭討論的重點，為在公眾地方的扒竊罪行，及令香港聲譽受損的影響並不適用於本案。

（二）考慮案件性質，上訴人的犯罪紀錄及整體情況，裁判官所採納的15個月判刑起點判刑明顯過重。

8.  劉大律師在陳詞時提出五個案例，以支持他的論點。

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志銘（未經彙報）HCMA 332/2016；

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卓輝（未經彙報）HCMA 1238/2002；

三，  HKSAR v Kong Ching Ha Priscilla（江清霞）（未經彙報）HCMA 941/2005；

四，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啟宗（未經彙報）HCMA 240/2007；

五，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錦雄（未經彙報）HCMA 85&86/2012。

答辯人的回應

9.  雷檢控官在參閱相關案例後，確認上訴法庭並未就此類盜竊案件訂出量刑指引，而上訴人所援引的各裁判法院的上訴案例，亦非量刑指引。雷檢控官認同Ngo Van Huy案與及吳阿珊案量刑原則，不完全適用於本案，尤其當本案的犯案地點不屬於公眾地方。然而，雷檢控官在審視裁判官的判刑理由後，並不認同裁判官是錯誤理解或者倚賴上述兩案。

10.  雷檢控官陳詞指裁判官在判刑理由第33段正確指出：

「本席有留意該些案件的案情與本案不盡相同，上訴庭在考慮判刑原則，亦考慮到該些案件在公眾地方發生，但本席仍認為，案件具相當參考價值，因為本案與上述案件，都是上訴人以有意識、以受害人的疏忽為目標，故意及有計劃地趁受害人不為意的情況下盜取財物。」

11.  雷檢控官進一步指出，事實上，在上訴人極為倚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志銘一案之中，原訟法庭亦曾經裁定，裁判官在明確指出該案案情與吳阿珊案並非完全相同後，進而考慮吳阿珊案中的量刑因素，並無不妥。

12.  另一方面，雷檢控官亦都認同上訴人的陳詞，即15個月監禁刑期或有下調的空間，但即使如此亦不一定是需要下調至6至9個月。

13.  雷檢控官援引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謝榮傑 HCMA 76/2015一案供法庭參考，該案被告人被控一項「盜竊」罪，案情指他乘人不備，於店舖接待處的抽屜內盜去一部iPod Touch。被告人過往有八次定罪紀錄，當中有七次屬於「盜竊」罪，裁判官以上訴人故意或有意識地趁受害人不為意的情況之下，即以受害人的疏忽為目標，有計劃地盜取了她身邊的財物為量刑基礎，採納9個月監禁為量刑基準。在上訴階段，原訟法庭不但駁回刑期上訴，更加將量刑基準上調至12個月。

14.  雷檢控官認為，謝榮傑一案的嚴重性不比本案為低，事實上，本案涉及違反誠信的加刑因素，為該案所沒有。加上，上訴人在前一次定罪，不足三個月後干犯本案，法庭可以因上訴人持續犯案，採取較高的量刑基準，有關情況可以參看上訴人的刑事定罪紀錄。最後，雷檢控官綜合所有陳詞，認為上訴人的刑期應該為12個月監禁。

15.  於本聆訊之中，劉大律師調整了他於書面陳詞所指判刑起點應為6至9個月的意見，經考慮過答辯人陳詞之後，他認為有關對於針對上訴人的刑期，可以討論定為10個月的即時監禁。

16.  在本聆訊的陳詞之中，上訴方以及答辯方亦再度倚賴他們呈上的案例供法庭參考，本席要重申強調，有關所有案例都不是判刑的指引，雖然具有參考價值，但每宗案件的案情都不可能相同，而每位被告人的背景亦沒有可能一樣。因此，法庭實在難以將本案與每宗案件作出一個細微的比較。本席參考過上訴方所呈交的案例後，認同裁判官在量刑的時候採用了Ngo Van Huy與及吳阿珊案中有關扒竊量刑指引，似乎忽略了本案的犯案地點並非在公眾地方，而扒竊案亦會令香港聲譽受損這些加刑因素。因此，上述兩案判刑均不適用於本案。

17.  裁判官亦認為上訴人以電訊公司職員身分進入私人處所，從而進行盜竊，當中有違反誠信的元素，情節更加類近「入屋犯法」罪，因此是嚴重的加刑因素。

18.  本席認為，上訴人利用職務上的方便，進入控方第一證人處所工作的時候，順手牽羊，情節嚴重，破壞了控方第一證人對他的信任。但本席並不能認同這與一般違反誠信，例如是僱主與僱員等互信關係的案件的嚴重性能夠相提並論。另一方面，上訴人是電訊公司的職員，他進入控方第一證人的處所，是透過他的工作關係，亦是經過控方第一證人的同意才進入屋內，與作為侵入者進入屋內入屋犯法的情況亦大有不同。因此，本席認為，裁判官在考慮之後，依然維持採取15個月作量刑基準是犯了錯誤。

19.  雷檢控官在他的書面陳詞中引述了謝榮傑一案，認為案中被告人乘人不備，在店舖的接待處的抽屜之內盜去一部iPod Touch，這有關情節與本案的案情接近。在該案，主審潘敏琦法官，不但只是駁回被告的刑期上訴，並且將原審裁判官的9個月刑期，上調至12個月。

20.  雷檢控官認為本案的嚴重性與該案相若，而本案更加涉及違反誠信的加刑因素。再加上，上訴人對上一次的定罪，距離本案犯罪的時間不足三個月，屬於持續犯案，因此，雷檢控官亦認為，上訴人的刑期應該維持12個月。

21.  本席同意以謝榮傑一案的案情，若論嚴重性及情節，與本案的確相若，因此具有參考價值。然而，正如本席之前已經指出，本案並非典型違反誠信的案件，而即使上訴人有利用他電訊公司職員的身分，因為工作關係，進入控方第一證人的處所，亦不涉及有預謀的犯案，而是上訴人進入室內後，見獵心喜，一時貪心的盜竊行為。加上謝榮傑這宗案件，被告人有八次「案底」，其中有七次是「盜竊」罪，屬於積犯，但本案上訴人的犯罪紀錄，亦不至如此差劣。本席認為，無論如何裁判官的原判的刑期是仍然過重。

結論

22.  綜合以上所有情況，考慮過所有案例，以及雙方陳詞之後，本席下令將刑期更改為10個月，以取代原有15個月的判刑。因此，裁定上訴得直，原本刑期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