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趙鶯

HCMA 119/2018

[2019] HKCFI 136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案件呈述上訴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8年第119號

(原荃灣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6年第10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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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  答辯人被控一項「代理人收受利益」罪[1]，經嚴舜儀裁判官 (下稱「裁判官」) 審訊後，裁定控方表面證據不成立，控罪撤銷。原審時，李紹強資深大律師代表答辯人。

2.  答辯人以自僱形式擔任私人弦樂教師。上訴人的指控是，答辯人介紹學生購買樂器後，收取樂器行的佣金。

3.  上訴人現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訴[2]，就以下因本案審訊時產生的法律問題徵求本庭的意見：

   (1)  裁判官裁定PW1和答辯人的老師和學生家長關係是屬於獨立承包合約 (contract for services)。就以上裁決，裁判官是否犯錯？

   (2)  基於PW1和答辯人的獨立承包合約之服務範疇並不包括協助PW1選擇合適的小提琴，即使他們有老師和學生家長關係，該關係並不延伸至PW1邀請答辯人協助選購小提琴的時段，因此:

   (a) 雙方在選購小提琴一事上亦不存在任何主事人和代理人關係。就以上裁決，裁判官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b) 在挑選小提琴時若不存在任何特殊關係，答辯人不能因義務提供協助而在選購小提琴一事上，變成代PW1辦事的人 (acting for PW1)，從而成爲PW1的代理人。就以上裁決，裁判官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3)  基於PW1和答辯人的獨立承包合約之服務範疇並不包括協助PW1選擇合適的小提琴，裁判官裁定《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就“主事人”的釋義在答辯人協助購買小提琴一事上並不適用於PW1，他們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特殊關係。答辯人對PW1無須負上忠誠責任。裁判官作出以上裁決，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4)  就《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的 “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正確解釋，亦基於PW1和答辯人的獨立承包合約之服務範疇並不包括協助PW1選擇合適的小提琴一事：

   (a) 裁判官無須考慮PW1有否蒙受不利，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b) 裁判官無須考慮及裁定就有關答辯人收取佣金一事是否已經損害主事人利益或破壞主事人/代理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5)  裁判官裁定答辯人毋須答辯，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控方案情

4.  裁判官在案件呈述撮要了本案的證據：

「 同意案情

6.  上訴人和答辯人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下稱“《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C條同意以下事項：

   (a) 俊文樂器位於新界葵涌葵定路10-16號羅氏美光發展大廈15樓，是一間售賣樂器的公司。俊文樂器於案發時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有一個商業理財戶口(下稱“匯豐戶口”)。

   (b) 2013年6月25日，答辯人是譚深研的私人小提琴導師。羅芷䔳Myrian(下稱“PW1”)於2013年6月25日在俊文樂器以信用卡先支付港幣80,000元。俊文樂器開出一張發票予“Sampson Tam”，以金額港幣80,000元售出一具意大利製的小提琴。“Sampson Tam”亦即羅芷䔳Myrian的兒子譚深研。

   (c) 2013年7月11日，俊文樂器發出一張支票，支票祈付人為“趙鶯”，銀碼為港幣20,000元。這張支票於同日存入答辯人的匯豐銀行賬戶。答辯人的匯豐銀行賬戶紀錄亦證實港幣20,000元已於同日存入她的銀行戶口。

   (d) 2014年11月5日上午10時22分至10時55分，廉政公署人員，在答辯人自願下與她進行警誡錄影會面。上述錄影會面的主光碟，未經核證的錄影會面謄本及附有謄本字幕的錄影會面工作光碟均呈堂為證物。前述的謄本能夠準確反映當日整個會面過程。

   (e) 答辯人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f) 本案所有涉案證物自從由廉政公署檢取以後均得到妥善保存，沒有遭受任何不當干擾，而雙方對證物保存的連貫性不爭議。

   警誡供詞

7.  答辯人承認她是PW1兒子的小提琴導師。是答辯人帶PW1和她的兒子到俊文樂器買小提琴。答辯人說她會替學生和俊文樂器議價。大概會有15-30%的折扣優惠。答辯人承認在學生成功購物後，俊文樂器會打電話給她，就該次買賣會有佣金，但她並不知道佣金的計算方法。她同意有關PW1這次購買小提琴的相關發票上有她的名字、電話號碼和她的銀行戶口號碼。她相信來自PW1就是次購物的相關佣金已存入她的銀行戶口。答辯人同意她從來沒有告知PW1，她會因PW1購買小提琴而從俊文樂器獲得回佣。但答辯人認為收回佣並無不妥，因為學生或家長如到別處購買小提琴所付出的金錢會更多。她又承認自己在安排PW1向俊文樂器購買小提琴後從俊文收取了該港幣20,000元。

   證人供詞

8.  本案中上訴人傳召2名證人及呈上一份書面口供詞，即：

   (a) 羅芷䔳女士(下稱“PW1”)；

   (b) 黃美煥女士(下稱“PW2”)；及

   (c) 許淑娜(下稱“PW3”)。

   PW1的庭上供詞

9.  PW1指自己約於2009或2010年起以每星期1堂，每月4堂，每堂1小時及每堂學費港幣650元的條件，聘用答辯人為她兒子的小提琴導師。兒子須自備小提琴到答辯人住所上課。

10.  約於2013年5月，PW1欲為她兒子購買一個意大利製造的小提琴，而答辯人是兒子的小提琴導師，PW1因而向答辯人尋求買小提琴的意見和協助。在盤問下，PW1同意答辯人曾對是否需要換琴一事，提出質疑，但PW1與兒子堅持要換，答辯人告訴PW1說她會代PW1留意相關小提琴。其後答辯人致電PW1告知她已有2至3個意大利製小提琴的來貨並和PW1相約去試琴。因PW1的兒子要應付考試未能安排時間去試琴，在PW1要求之下，答辯人通知琴行把小提琴保留一個月待他們來選購。案發當日，答辯人陪同PW1母子到俊文樂器買小提琴。由於相信答辯人對小提琴有多年經驗，於聽取答辯人意見後，PW1選擇了一個標價港幣99,000元的意大利製小提琴。其間答辯人有幫忙議價。議價後雙方以港幣80,000元成交，並獲送一把琴弓。

11.  PW1認為答辯人並無責任替她兒子揀選合適小提琴，而她亦不會因為答辯人拒絕去選購或試奏小提琴而終止聘用她。但PW1從前並不認識俊文樂器，如非有答辯人介紹，她是不會去俊文樂器買小提琴。而答辯人除俊文樂器外，也從沒有帶PW1到別處選購小提琴。答辯人從沒告知PW1她會在上述交易收取回佣。PW1確認她不容許答辯人因她在俊文樂器買該小提琴而獲取佣金。

12.  在辯方的盤問下，PW1同意在教學時段外，她不會干涉答辯人教導其他學生，即使是她兒子的競爭對手亦可以。她亦不會反對答辯人參加演奏會賺取費用，或接受奬學金，到海外學院進修。她聲稱即使兒子在案發時已經學習小提琴9-10年，亦更換過3-4部小提琴，但她對於購買小提琴的途徑並不認識，沒有參考過其它琴行的小提琴。她於通利琴行只買過鋼琴，柏斯琴行亦只有在兒子考琴時去過，亦沒有聽過 “Hong Kong Strings”。PW1不知道俊文每半年一次更新價目表，不知道相關價目表早已把該琴訂價為$98,000($99,000)。她看帳面以為原價為$60,000，為了給答辯人「回佣」$20,000，俊文才把價格提高至$80,000。她說無調查員向她解釋實況。PW1同意，若俊文依原價收取她$98,000，俊文如何分發收到的錢，她不會干預。

   PW2的庭上供詞

13.  PW2是俊文樂器的會計文員。她確認於2013年6月25日俊文樂器以港幣80,000元出售一個意大利製造的小提琴給“Sampson Tam”。她亦確認其後俊文樂器因是次交易退回港幣20,000佣金給導師作介紹費。她亦同意涉案小提琴標價港幣99,000元但批發價是港幣58,000。PW2說俊文樂器會把差價退回給介紹學生買琴的導師。PW2確認，俊文給予「街客／學生」及「導師」不同的折扣，若導師帶學生買琴，俊文會把兩個折扣的差額給予老師。證人同意，若老師講價令學生得到的折扣越大，老師得到的差額越少。

   PW3的書面證供

14.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B條, 控辯雙方呈遞PW3於2014年8月12日作出的一份書面供詞。供詞中指出她於2012年3月8日加入俊文樂器任職會計助理，協助上司May WONG (PW2) 處理會計事宜。

15.  PW3指出俊文樂器客源有街客及舊客如樂器導師、學校及琴行等。銷售同事與客人議價後，會通知PW3該客是何種類型客人、售賣樂器型號和是否給予客人折扣及優惠價。俊文樂器的折扣優惠分為“批發價”及“導師價”。“批發價”約是“零售價”的五折，該優惠通常給予公司客戶、琴行或持有商業登記證的樂器導師或合作已久的導師。而“導師價”約是原價的六折優惠。俊文樂器要求以導師身份買樂器的客人提供樂器導師證書以核實其導師身份。另外，街客也可有約八折至九折等的優惠。

16.  PW3 知道有導師會介紹及帶同其學生到俊文樂器購買樂器或樂器相關產品。俊文樂器會將樂器的實質售價與批發價或導師價之間的差額以佣金形式給予導師。May Wong (PW2)會於每月底結算佣金，並於每月約十號將該些佣金以支票或銀行過數形式支付予相關導師。但PW3沒有處理過退佣事宜。」

裁定控方表面證據不成立的理由

5.   裁判官在案件呈述交代了她的決定理由：

「 20. 裁決如下：

(a) PW1以每星期1堂，每月4堂及每堂1小時，每堂學費港幣650元的條件，聘用答辯人為她兒子的小提琴導師。兒子須自備小提琴到答辯人住所上課。如果師生任何一方有其他事務，則另行協商上課時間。雙方均可隨時終止教學協議。於教授PW1兒子時段以外的時間，答辯人可自由進行任何事務，即使是教導PW1兒子的潛在小提琴對手，PW1亦無權干涉。審訊期間，控方確認本案不涉及僱傭關係(‘employed by’)。本席要求下，控方確定本案主事人和代理人關係，建基於老師和學生家長關係之上。故本席裁定雙方只屬一個獨立承包合約(‘independent contractor’)的關係。

(b) 就購買小提琴、試奏小提琴和給予相關意見這事上，PW1向身為她兒子私人小提琴導師的答辯人要求協助，答辯人告知PW1俊文樂器有意大利製小提琴出售，並陪同PW1母子去俊文樂器選購，亦有參與議價。PW1也認為答辯人並無責任替她兒子揀選合適小提琴，而她亦不會因答辯人拒絕去選購或試奏小提琴而終止聘用她。但在上述事項上，雙方並無訂立合約，答辯人只是義務性質提供協助。本席認為答辯人以獨立承包人這身份教授PW1兒子小提琴並收取PW1的報酬。答辯人是以立約人身份去履行這服務合約的條款。但其服務範疇並不包括協助PW1選購小提琴。即使有“獨立承包合約”的關係，該關係亦只局限於教學時段。答辯人陪同母子二人到俊文樂器選購樂器時，雙方已不存在任何主事人和代理人關係，本席認為答辯人並非PW1的代理人，PW1亦非他的主事人。

(c) 《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釋義已列出不同類別的主事人。各類別主事人因應和代其辦事者之間的特殊關係，而令代其辦事者對自己產生忠誠責任。但本席認為即使在協助購買小提琴一事上答辯人可被視作代PW1去辦事，但PW1和答辯人間並不存在任何特殊關係，導致PW1可從答辯人身上得到可以強制執行之忠誠責任。故即使答辯人替他們去試小提琴和提供專業意見，這都是自願性質的幫忙，答辯人對PW1無須負上忠誠責任。本席認為《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就“主事人”的釋義並不適用於PW1。PW1並不是該條例中所指的主事人。

(d) 證供並不支持答辯人和PW1間存在條例所指的主事人和代理人關係的表面證供，故此裁定有關控罪的表面證供不成立，答辯人也毋須答辯。

(e) 法庭批准辯方訟費申請。」

有關案件呈述的討論

6.   本案控罪的罪行詳情如下：

「 趙鶯於或約於2013年7月11日在香港，作為代理人，即其主事人羅芷䔳Myrian所聘用的小提琴教師，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從俊文樂器貿易有限公司接受利益，即接受形式為港幣20,000元的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佣金，作為該趙鶯曾經作出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即安排該羅芷䔳Myrian向該俊文樂器貿易有限公司購買一個小提琴）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趙鶯曾經作出上述作為而接受該利益。」

7.   本案的爭議，主要關於答辯人的身份 (即安排PW1選購小提琴時，就《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而言，她是否為PW1的代理人)。上訴聆訊時，李資深大律師繼續代表答辯人。

8.   《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訂明，「代理人」包括公職人員及受僱於他人或代他人辦事的人[3]。按字面理解，「代理人」有2個類別：「受僱於他人」及「代他人辦事」。

9.   由上訴庭法官麥偉德及其他2位資名執業大律師合著的貪污法權威典籍Bribery and Corruption Law in Hong Kong (3^rd Edition) 也表示，「代理人」涉及「受僱於他人」及「代他人辦事」2個類別 (2 limbs)[4]：

“9.18 … The definition says agent includes a public servant and any person employed by or acting for another. It therefore has two distinct elements though it must always be borne in mind that it is only an inclusive definition. The first element ‒ ‘employed by another’ ‒ is, it is suggested, designedly broad in its scope, encompassing employees,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and anyone engaged to perform a specific task; … The second element, ‘acting for another’, more closely approximates the language of agency with its hint of the representative element that is a feature of agency. But, it will be suggested, whichever of these two elements of the definition are being considered, care must be taken not to construe them by reliance solely upon unqualified acceptance of the civil law.

9.42 ... Keith J has rightly held that the ability to affect the legal position of the principal is not part of the POBO definition. To require that this feature, as it is understood in the law of agency, be present in POBO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is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 definition of agent includes those employed by another, in disjunctive contrast to those acting for another… It may be that when Keith J introduced this element he was focusing on the “acting for another” limb of the definition of agent and did not intend his comments to apply to the “employed by” limb. Whether that be so or not, it is perhaps how his judgment should be understood.＂(強調重要性)

10. 在本案，罪行詳情指明，答辯人的身份是PW1「所聘用的小提琴教師」(a violin teacher engaged by her principal LAW Chi-yin Myrian[5])。

11. 原審時，李資深大律師指出，答辯人安排PW1選購小提琴，並非以PW1兒子 (下稱「譚同學」) 小提琴老師的身份行事。這一點，獲PW1的證供支持。簡單說，PW1同意，答辯人沒有責任或義務替譚同學選購樂器。當PW1尚未作供完畢，裁判官已要求控方釐清，答辯人成為PW1代理人的法理基礎為何[6]。控方外判大律師回應：「我哋就唔係話係一個正式嘅僱傭關係……其實係從嗰個嘅老師、學生關係衍生出嚟嘅一個 acting for個家長……[7]」

12. 根據審訊謄本，似乎經裁判官詢問後，控方才提出 (或澄清)「代他人辦事」這基礎。控方指，答辯人幫忙PW1，就譚同學購買新小提琴一事提供專門意見，構成「代他人辦事」而產生代理人身份[8]。對此，李資深大律師表示反對，指控方不能任意更改控罪中「代理人」的類別或其產生的基礎；控方亦沒有理據，指稱答辯人受PW1聘用包括代PW1辦事。李資深大律師指，無論如何，答辯人並不會因義務協助PW1而成為其代理人[9]。

13. 關於更改罪行詳情中「代理人」的類別或其產生基礎這議題，本席首先指出，Bribery and Corruption Law in Hong Kong 的作者認為[10]：

“9.17 Both ‘principal’ and ‘agent’ are defined by section 2(1) of the POBO, but the definitions are only inclusive ones…＂

換言之，「代理人」涉及的2個類別並不互相排斥，控方毋須作出選擇，被告人屬哪個類別。而罪行詳情指稱被告人的身份，僅屬描述性質而已 (merely descriptive)。誠然，控方有責任適時通知辯方，其檢控基礎為何、被告人以甚麼身份行事。

14. 控方在罪行詳情描述答辯人為PW1「所聘用的小提琴教師」，的確存在誤導成分。理想的做法，無疑是描述答辯人為「代 PW1辦事的人」。李資深大律師的投訴並非無的放矢，因為證據清楚顯示，答辯人的職責，並不包括安排PW1選購小提琴。不過，控方外判大律師已及時向裁判官及辯方交代其檢控基礎，故沒有對答辯人造成不公。

15.   關於代理人的身份如何產生，上訴人代表譚專員在其書面陳詞分析了一系列案例[11]，得出以下結論：「解讀 “代理人” 的意思時, 不必加入 “任何法律、合約或受信義務” 這項條件，從而不必要地局限 “代理人” 所涵蓋的範圍及約束第9條在打擊貪污賄賂這方面涉及的層面。“代理人” 及 “主事人” 的意思非常明顯，而且長期被普遍使用。它們僅代表一種關係，即前者在業務或其他範疇為及∕或代表後者行事。當某人協定或承諾為另一人做某件事，或當某人獲另一人信賴會真誠地為該另一人做某件事時，這關係便會出現。至於某人會否被視作 “代理人”，只要將 “代理人” 定義中的常用字眼應用於案情便可決定[12]。」

16.   譚專員亦引述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賀輔明勳爵在HKSAR v Luk Kin Peter Joseph (2016) 19 HKCFAR 619案 (下稱「Luk Kin案」) 的判詞[13]：

   “27.   Counsel for Mr Luk submitted in his printed case that these last words could not be given their conventional meaning.  A person cannot, he said, be an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rdinance unless there is a pre-existing contractual or fiduciary relationship which obliges him to act.  “[M]erely because a person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another’s request does not render him an agent of that other unless he is bound to act upon [it]”.

   28.   There is however a consistent line of authority in Hong Kong which makes it clear that no pre-existing duty is required.  Acceptance of a request to act may itself create a duty to do so honestly and in good faith.

   29.   In R v Chong Chui Ha [1997] 4 HKC 518 a firm of estate agents received an offer of the asking price for a flat which they were marketing.  Later someone else made them a higher offer.  An employee of the estate agents tol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rst buyer that if he paid her $200,000, she would not pass on the higher offer to the owner.  Charged with soliciting a bribe contrary to section 9(1), the defendant submitted, as in this case, that she was not an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rdinance: “it is not sufficient for a person merely to act for another person”.  It is true that she had no power to contract on the owner’s behalf. Nor was she obliged to do anything. If she had not lifted a finger to find a buyer, she would not have been in breach of contract.  Nor was the owner going to pay for her services.  She was hoping to share the commission of the buyer’s agent.  But Keith J held, rightly if I may respectfully say so, that by accepting instructions she came under a duty, so far as she acted for the owner at all, to do so honestly and in his interest. That made her his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rdinance.

   30.   It is not even necessary that there should have been a request to act. A person who is in a position to act on behalf of another and voluntarily does so may also thereby assume fiduciary duties…

   …

   32.   …In the Grimaldi case [Finn J] said (at paragraph 177): “[A] person will be in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when and in so far as that person has undertaken to perform such a function for, or has assumed such a responsibility to, another as would thereby reasonably entitle that other to expect that he or she will act in that other’s interest to the exclusion of his or her own or a third party’s interest…”

   33.   I have no difficulty in accepting that this describes at least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a person may become an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9.  And I think it clearly applied in this case. Having agreed with Mr Leung, acting for China Mining, that he would find a buyer for its unwanted blood cord banking business, Mr Luk created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he would act in the interest of China Mining and to the exclusion of his own interest.  More specifically, he assumed a duty to act in good faith and not deceive China Mining into making a false statement to the Stock Exchange…

   34.   This shows some ambiguity in the first certified question.  If it asks whether someone who acts on behalf of another must have had some pre-existing legal, contractual or fiduciary obligation to act, the answer is no.  But if one asks whether such an obligation must exist, perhaps merely as a result of having acted, at the time when he uses the document in question, the answer is yes.＂

17.  譚專員陳詞，終審庭裁定，某人毋須就另一人的事務或業務存有法律、合約或受信責任，亦可成為後者的“代理人”。終審庭認為，接納代他人行事的請求，本身已形成了誠實和真誠地代該人行事的責任。此外，任何人透過接受指示或自願代他人行事，亦足以構成受信責任[14]。

18.  譚專員進一步指，Luk Kin案確立了某人可能因答應為另一人履行某項工作而成為該另一人的“代理人”。而如果他為該另一人進行的事務而從第三方收取任何未經披露的利益，便可能觸犯《防止賄賂條例》訂明的賄賂罪。譚專員認為，Luk Kin案後，對於《防止賄賂條例》中代理關係的詮釋，已不如以往般狹窄。要使某人成為《防止賄賂條例》所指的“代理人”，不但無須證明任何早已存在的法律、合約或受信責任；更甚的是，若某人自行對另一人承擔某項責任，便可能成為該另一人的“代理人”；他甚至不必在該另一人要求下或獲其付款而行事的人，亦可成為其“代理人”[15]。

19.  譚專員援引前澳洲聯邦法院法官 Finn教授的著作 Fiduciary Obligations (2016 Edition) 指，「受信責任」(fiduciary duty) 可以在「即席∕臨時」的情況下產生[16] (may arise ad hoc)。譚專員陳詞，按照終審庭在Luk Kin案引述Grimaldi案[17]所訂下的法律原則，裁斷答辯人是否為PW1的代理人時，法庭須考慮PW1 是否存有合理期望，答辯人會摒棄自己的利益，以PW1的利益為依歸來行事 (reasonably entitle PW1 to expect that the respondent will act in PW1’s interest to the exclusion of the respondent’s interest)。

20.  譚專員陳詞，Fiduciary Obligations第25章內以下段落能協助法庭處理「代理人」這議題[18]：

“735. This said, the critical question is when will parties be found to be so circumstanced?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one is an ascendant position over another: such is the invariable prerequisite for the unconscionability principle. It is obviously no enough that one has the practical capacity to influence the other: representations are made, information is supplied (or not supplied) as of course with the object of, and in fact, influencing a host of contractual dealings.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the other party is in a position of vulnerability: such is the almost inevitable state in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of all parties in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some degree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are there: these are commonly placed in the skill, integrity, fairness and honesty of the other party in contractual dealings.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there is a dependence by one party upon the other: as the good faith cases illustrate, a party’s information needs can occasion this. Indeed elements of all of the above may be present in a dealing – and consumer transactions can illustrate this – without a relationship being in any way fiduciary.

736. What must be shown, in the writer’s view, is that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a relationship are such that one party is entitled to expect that the other will act in his interests in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relationship. Ascendancy, influence, vulnerability, trust, confidence or dependence doubtless will be of importance in making this out, but they will be important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evidence a relationship suggesting that entitlement. The critical matter in the end is the role that the alleged fiduciary has, or should be taken to have, in the relationship. It must so implicate that party in the other’s affairs or so align him with the protection or advancement of that other’s interests that foundation exists for the “fiduciary expectation”. Such a role may generate an actual expectation that the other’s interests are being served. This is commonly so with lawyers and investment advisers. But equally, the expectation may be a judicially prescribed one because the law itself ordains it to be that other’s entitlement. This may be so either because that party should, give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 accorded that entitlemen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he has adverted to the matter, or because the purpose of the relationship itself is perceived to be such that to allow disloyalty in it would be to jeopardise its perceived social utility…＂

21.  譚專員指，由於答辯人身為譚同學的小提琴老師，PW1才會要求她協助選購小提琴。因為答辯人的介紹，PW1才會在「俊文樂器」出現；又因為答辯人就音色提供的意見，PW1才會購買該小提琴。譚專員稱，Finn教授提及可證明「受信責任」存在的元素：「優勢」(ascendancy) 、「影響」(influence)、「脆弱」(vulnerability)、「信任」(trust)、「信心」(confidence)、「依賴」 (dependence) 均在本案出現。

22.  關於介紹別人購物，上訴聆訊時，本席提出了一些日常生活中不時遇見的情況：

(i)   參加滑雪旅行團的團友要求導遊，出發前利用私人時間帶他購買滑雪用具，並作推介及協助議價。團友以折扣價購得合適滑雪用具。交易後店方給予導遊佣金，但導遊事前或事後均沒有向團友披露。

(ii)   網球學員徵詢其私人教練意見，哪款球拍適合他及可從哪處購買。教練把品牌名字及型號、店名及地址寫在紙上交給學員；並告訴他，如向店方表示自己是X教練的學生，可獲折扣優惠。學員照辦，以折扣價購得球拍。交易後店方給予教練佣金，但教練事前或事後均沒有向學員披露。

23.  關於例子(i)，譚專員表示，旅行團的團友一般也能合理預期 (reasonably expect)，導遊會因他們購物而獲店方發放佣金。而且，團友不會存有合理期望，一位素未謀面的導遊會不顧及本身的利益。關於例子(ii)，譚專員認為，教練只是作出轉介而已 (a mere referral)。

24.  就協助 PW1 選購小提琴，本席認為，答辯人的角色及作為，與例子(i) 的導遊無異。導遊具滑雪用具知識的優勢 (ascendancy)，才贏得團友對他的信任 (trust)。如他不是滑雪旅行團的導遊及認識本地供應商，團友不會請他幫忙介紹、協助議價，更不會倚賴 (reliance) 他的意見 (哪款滑雪靴、滑雪板適合團友的程度)。譚專員提出的區分，似乎建基於團友∕PW1 對導遊∕私人小提琴教師的合理期望。關於這一點，李資深大律師指出，就同一事情，每人也有不同期望 (expectation)。如應用譚專員的邏輯，導遊∕樂器教師是否犯法，視乎執法機關找到哪位團友∕家長為證人。這不可能是現行刑法的精神。界定哪些行為屬刑事罪行時，相關法律必須具肯定性 (certainty)。本席認同李資深大律師的觀察。

25.  關於例子(ii)，本席認為，教練對學員球技的了解，以及雙方所建立的關係，與答辯人和PW1的情況相若。教練建議學員購買哪品牌、哪型號的球拍也屬專門意見，與答辯人就樂器的音色提供意見無異。兩者的分別，只是教練沒有現身店舖 (亦似乎沒有必要；因為學員知道品牌名字及型號便能成事)；而答辯人必須親自試奏每支樂器，才能提供準確的意見。本席不認同譚專員的區分，指例子(ii) 僅屬「轉介」。

26.  本席再舉一例。假如答辯人沒有提議 PW1 前往「俊文樂器」，而是從自己的渠道以低價 (即低於80,000元) 取來數支小提琴供譚同學選擇；然後以80,000元出售其中1支予PW1。她干犯了本案的罪行嗎？答案明顯是：「沒有」。

27.  李資深大律師指，譚專員依賴的案例，涉案的「代理人」與其「主事人」均存在明顯的僱傭或商業夥伴關係 (例如：關聯公司的董事)；忠誠責任；及∕或重大的利益衝突[19]。他陳詞，關於該些能證明雙方存在代理人∕主事人關係的案例，法庭均認為須滿足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從該些案例可引伸以下原則：要成為代理人，該人必須獲賦予某些權力∕責任或具有延續性的權力∕責任；並在上述情況下替他人辦事，才會產生代理人的角色[20]。

28.  李資深大律師認為，從相關案例可見，法庭並沒有在非商業、純屬義務性質、單純涉及社交或友誼層面的情況下，因某人承諾為另一人提供協助，而裁定雙方存在人代理人∕主事人的關係[21]。他稱，上訴人在其陳詞中，只集中否定建立代理人身份的條件，並沒有正面指出應以甚麼法律原則∕基礎來判斷如何構成代理人的身份[22]。上訴人的立場是，即使某人沒有獲賦予任何權力或雙方之間不存在任何責任的關係，代理人的身份仍可成立 (例如：朋友自薦)。李資深大律師批評，譚專員對第9條的演繹顯然過於寬鬆，顛覆了一般社會倫理及獲普遍接受的社交行為；令出於善意、義務協助別人的作為被提升至可令自己身陷牢獄的排己性受信責任。這絕非立法原意，上訴人的說法不能成立[23]。本席認為，李資深大律師的評論不無道理。

29.  譚專員回應本席的提問指，反貪污的法律一向是嚴苛的 (draconian)，社會各界對立法的目的及本地反貪歷史均耳熟能詳。他澄清，法例並非禁止收取佣金；只要代理人向主事人披露並獲主事人同意，便不會犯法。本席認為，這論點本末倒置。假如沒有代理人的身份，又何須作出披露。本席同意，代他人辦事時，最理想的做法，無疑是向受助的一方披露自己的潛在利益。唯這屬道德∕道義層面的要求，不能與刑事責任相提並論。問題的關鍵，始終是能否建立代理人的身份。

30.  關於「代他人辦事」，Bribery and Corruption Law in Hong Kong (3^rd Edition) 的作者提出以下評論[24]：

“9.43 … As the definition includes “employed by … another” it is arguable that the “acting for” limb was intended to convey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to the principal. If that is so then under this limb the agent is not just authorised by the principal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but more, he is authorised to do something in the name of, on behalf or, or in place of the principal.＂ (強調重要性)

31.  按現有證據，本席認為，就購買小提琴此事，答辯人只是提供了「服務」(即安排PW1和譚同學到「俊文樂器」選購小提琴；就音色提供意見；及令他們獲得折扣[25])。她並沒有以PW1之名行事 (to do something in the name of PW1)、代表PW1行事 (to do something on behalf of PW1) 或代替PW1行事 (to do something in place of PW1)。即使PW1依賴了答辯人的意見，也不會令她成為PW1的代理人。

32.  譚專員多番強調「依賴」(reliance)這元素，以證明答辯人和PW1之間存在「即席受信關係」(an ad hoc fiduciary relation)。本席試舉一例來測試譚專員的論點。假如答辯人試奏甲、乙2支提琴後表示，乙的音色可取；唯學生在店內發現丙提琴，試奏後愛不釋手，家長亦以最優惠的價錢購買了該提琴。由於客戶是答辯人介紹，樂器行如常發放佣金給她。這例子與本案的唯一分別是，家長沒有依賴答辯人的專門意見。應用譚專員的邏輯，由於缺乏「依賴」這元素，「即席受信關係」沒有建立，故答辯人不是代理人。答辯人是否犯法，須取決於家長是否依賴她的專門意見？這不可能是第9條的精神。

33.  關於《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霍兆剛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an Chi Wan Stephen(2017) 20 HKCFAR 98案 (下稱「陳志雲 案」) 的判詞這樣說[26]：

“142. The section does not, in my view, criminalise any and all payments of money by a third party to an agent made without the principal's knowledge and consent. If it had been intended to cast the offence in such wide terms (and they would be very wide indeed), s.9 would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ly and much more simply worded.＂

34.  根據 陳志雲案的判決，《防止賄賂條例》第9(1) 及 (2) 條的罪行的元素包括：代理人「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而該「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須為 “conduct which subverts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27]”。終審庭還指出，該代理人的相關作為須 “likely to involve some deviation from his normal duties and is likely to undermine so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28]”。

35.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在 陳志雲案的判詞這樣說：

“54. I hasten to add that the prejudice to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 to which I refer does not need to involve immediate or tangible economic loss to the principal or benefit to the agent at the principal's expense. ...The agent may, for instance, be induced to act prejudicially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principal's business or to divulg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ithout any immediately palpable loss to the principal. Where the offering, solicitation or acceptance of an advantage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that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injure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loyalty that a principal is entitled to expect from his agent, this in itself is capable of constituting the necessary detriment[29].”

36.  按現有證據，PW1以優惠價購買了兒子要求並認為合意的意大利製小提琴。而即使答辯人不收取佣金，「俊文樂器」也不會以再便宜的價錢出售該小提琴。現時沒有證據顯示，PW1有其他更佳的選擇；或答辯人明知「俊文樂器」的售價較高而刻意介紹PW1到該店。換言之，PW1求仁得仁，經濟上也沒有蒙受損失。

37.  另一方面，答辯人亦按PW1的要求把事情辦妥。沒有答辯人的介紹，PW1未必知道購買意大利製小提琴的途徑。更重要的是，如非因答辯人，PW1不會獲得相關折扣。本席認為，就購買小提琴此事，答辯人沒有偏離她的職責 (deviates from her duty)。

38.  譚專員陳詞，根據 陳志雲案，答辯人收了佣金，故破壞了她與PW1之間的信任及忠誠關係 (injured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loyalty)，因而損害PW1的利益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

39.  正如前文的分析，就購買大提琴及第9條的目的而言，本席並不認為答辯人是PW1的代理人。因此，法庭毋須考慮，答辯人是否破壞了她與PW1之間的信任及忠誠關係，因而損害PW1的利益。而且，這議題涉及個別家長的主觀元素；要法庭客觀地作出概括性的裁斷，也有一定難度，亦不恰當。

40.  即使本席在答辯人是否PW1的代理人這議題犯錯，本席認為，第9條的目的之一，旨在防止商人和中介人將不必要的交易費用轉嫁至消費者身上。在本案，沒有證據顯示，PW1付出了不必要的金錢來購買該大提琴。商店透過佣金來鼓勵樂器老師、導遊、運動教練等人士介紹顧客，屬正常營銷∕市場策略。上述人士以私交友好身份在普通社交層面義務向其學生、團友、親友提供專門的購物意見，亦不應視他們為代理人而受第9條規管。

結論

41.  關於案件呈述的問題，本席的意見是：

   (1)  問題(1) ‒ 就教授小提琴而言，否；

   (2)  問題(2)(a) ‒ 否；

   (3)  問題(2)(b) ‒ 否；

   (4)  問題(3) ‒ 否；

   (5)  問題(4)(a) ‒ 否；

   (6)  問題(4)(b) ‒ 否；及

   (7)  問題(5) ‒ 否。

42.  上訴聆訊開始時，李資深大律師提出「永久終止聆訊」的申請。基於本上訴的結果，本席毋須處理該項申請。

43.  本席感謝譚專員及李資深大律師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