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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315/2024
[2025] HKDC 153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4年第3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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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律政司署理高級檢控官朱家誠先生，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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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君博先生，由趙端庭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
| 控罪： |
[1] 至 [4]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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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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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 被告人承認控罪一至四及同意案情，被裁定4項控罪罪名成立。
同意案情
2. 案發期間：
a. 被告人持有4個銀行帳戶，即 (i) 在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所持號碼01258410191576的帳戶（“帳戶1”）；(ii) 在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所持號碼237417852668的帳戶（“帳戶2”）；(iii) 在匯立銀行有限公司所持號碼1000335984的帳戶（“帳戶3”）；及 (iv) 在眾安銀行有限公司所持號碼882009882198的帳戶（“帳戶4”）。
b. 香港土地註冊處及公司註冊處均沒有被告人的紀錄。
3. 根據稅務局的紀錄，被告人的報稱入息及職業概述如下：
| 財政年度 |
全年入息（港幣/元） |
職業 |
| 2013/14 |
32,170
（2013年4月1日至
2013年6月25日） |
送遞員 |
| 2014/15 |
107,800
（2014年4月1日至
2015年3月31日） |
不適用 |
| 2015/16 |
117,670
（2015年4月1日至
2016年3月31日） |
救生員 |
| 2016/17 |
110,239
（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 1日） |
判頭 |
| 2017/18 |
125,980
（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 |
 司機 |
| 2018/19 |
80,000
（2018年4月1日至
2019年3月31日） |
不適用 |
| 2019/20至2021/22 |
沒有紀錄 |
帳戶1
4. 根據開戶授權書，被告人2009年9月9日開立帳戶1，報稱是學生，住在粉嶺雍盛苑雍萃閣2710室（“粉嶺地址”）。
5. 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29期間，帳戶1錄得5,448筆存款，金額為港幣8,200,692元；以及1,721筆提款，金額為港幣8,206,294.52元。大部分匯款都是在存款同日或不久後轉出。
6. 就存款而言，來自373個對手方款項的主要來源是轉數快存款（港幣4,689,779元）、轉帳存款（港幣2,246,346元）及自動櫃員機存款（港幣992,200元）。2019年12月11日至2021年10月27日期間，港幣357,473元分373次交易從被告人其他個人帳戶轉帳至帳戶1。排除被告人其他個人帳戶之轉帳後，收到的存款總額為港幣7,843,219元。
7. 就提款而言，給171個對手方款項的主要來源是轉數快轉帳（港幣3,690,809元）、自動櫃員機提款（港幣2,707,000元）及轉帳提款（港幣1,465,640.25元），當中包括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8月20日期間分4次交易轉給被告人其他帳戶的港幣7,300元。
帳戶2
8. 根據開戶授權書，被告人2012年11月16日開立帳戶2，報稱是店務助理，住在粉嶺地址。
9. 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8月31日期問，帳戶2錄得803筆存款，金額為港幣2,063,414.08元；以及232筆提款，金額為港幣2,014,284.22元。交易自2022年1月25日起變得活躍，特徵是每日有多筆存款，然後於同日或不久後提取累計金額。
10. 就存款而言，來自92個對手方款項的主要來源是轉帳存款（港幣2,038,704元），當中包括2022年1月25日至2022年8月31日期間分240次交易從被告人其他個人帳戶存入的港幣1,309,346元。排除被告人其他個人帳戶之轉帳後，收到的存款總額為港幣754,068.08元。
11. 就提款而言，給171個對手方款項的主要來源是自動櫃員機提款（港幣1,658,304.88元）及轉帳提款（港幣343,499.45元）。
12. 出入境紀錄顯示被告人2022年5月21日至2022年6月16日離港，在此期間有多筆自動櫃員機提款。
帳戶3
13. 根據開戶授權書，被告人2020年9月14日提交香港身份證副本及實時自拍照開立帳戶3。被告人報稱自僱，住在粉嶺地址。
14. 2020年9月14日至2022年5月10日期間，帳戶3錄得639筆存款，金額為港幣740,238元；以及128筆提款，金額為港幣740,238元。交易只在2022年3月22日至2022年5月10日期間活躍，特徵是每日有多筆存款，然後於同日或不久後提取累計金額。
15. 所有交易都是以轉數快轉帳進行，存款涉及102個對手方，提款涉及23個對手方。港幣共592,987元匯至被告人其他個人帳戶。
帳戶4
16. 根據開戶授權書，被告人2022年3月24日提交香港身份證副本及實時自拍照開立帳戶4。被告人報稱是進口商東主（沒有列明入息），住在粉嶺地址。
17. 2022年5月10日至2022年7月26日期間，帳戶4錄得125筆存款，金額為港幣175,001.14元；以及57筆提款， 金額為港幣175,001.14元。交易活躍至2022年6月20日，特徵是每日有多筆存款，然後於同日或不久後提取累計金額。
18. 就存款而言，來自41個對手方款項的主要來源是轉數快存款（港幣107,000元）及流動存款（港幣67,900元），當中包括2022年5月12日至2022年5月16日期間分兩次交易從被告人個人帳戶存入的港幣1,150元。排除被告人其他個人帳戶之轉帳後，收到的存款總額為港幣173,851.14元。
19. 所有提款都是以流動提款進行，涉及9個對手方，當中港幣155,551元匯至被告人的個人帳戶。
拘捕及警誡
20. 2023年3月20日約0647時，被告人在粉嶺地址被拘捕，警方在粉嶺地址檢獲帳戶2的自動櫃員機卡。
21. 同日0922時至0959時，被告人進行錄影會面，在警誡下表示：(i) 被告人受教育至中二程度；(ii) 被告人住在粉嶺地址；及(iii) 被告人沒有工作，又無提交任何報稅表。
控罪
22. 相關期間：
(a) 帳戶1至4的交易金額及流向與被告人背景及報稱入息不相稱。
(b) 帳戶1至4均用作短暫存放資金。
(c) 被告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些財產，即帳戶1、3及4分別所持的據法權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等財產（控罪1、3及4）。
(d) 被告人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帳戶2所持的據法權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控罪2）。
被告人背景、刑事定罪紀錄及減刑陳詞
23. 被告人現年31歲，單身。被告人受教育至中二，報稱職業為物流業或運輸。自2008年至2025年有10項刑事定罪紀錄，2025年3月有一項販運危險藥物定罪紀錄，被判26個月監禁。本席獲辯方告知該刑期已服畢。
24. 蔡大律師指出被告人及早認罪，因經濟拮据而犯案。蔡大律師援引案例，並提出上游罪行不明，減低罪責，主張量刑基準約監禁4.5年。其他陳述提及控方有足夠理據加刑，建議減少加幅。
討論及判刑
25. 在定罪後，控方申請把一名總督察的證供呈堂，目的為希望法庭考慮電騙及連帶「洗黑錢」罪案近期的普遍性、獲益性、傷害性[1]，而就有關控罪的情節，作為可能加刑的因素。辯方不反對有關證供呈堂。
26. 一般而言，量刑過程包含4個主要步驟。首先，訂立量刑基準。其次，考慮是否存在加重刑責的因素，例如涉及多名被告人或被告人為慣犯等。第三，審視案情及被告人的個人背景，以評估是否存在減刑因素，例如被告人認罪可享有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最後，法庭需審視整體量刑的公平性，從而決定是否同期或分期執行刑期。這些均屬法庭酌情權範疇，無須受不必要的限制：HKSAR v Suen Ping (孫平) [2024] HKCA 701[2]。
27. 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量刑程序與傳統方法略有不同。當控方根據第27(2) 條向法庭申請加刑後，法庭可在其認為適合的情況下，就該罪行對被告人宣判較會在沒有該事項時所宣判的為重的刑罰。此加刑部分會在量刑的第3步，即考慮減刑因素後進行。最後，法庭仍需考慮整體量刑的公平性，決定是否同期或分期執行刑期。
28. 根據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7(11) 條，在法庭認為適合的情況下，可基於4種情況加重被告人的刑期。第一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該指明的罪行屬有組織罪行。第二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根據第27 (2) 條提供的資料。第三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根據第27 (8) 條提供的資料[3]。第四種情況實際上屬於前3種情況的延伸，即以上情況的事項為被定罪的人所同意[4]。
29. 根據案例和主流意見，「洗黑錢」案件的加刑幅度介乎20% 至50%：洪永俊[2011] 2 HKLRD 167；梁耀輝 CACC 100/2014；陳皓傑CAAR 1/2024。
30. 「洗黑錢」最高刑罰為14年監禁。
31. 在「洗黑錢」罪行中，上訴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許有益[2010] 5 HKLRD 536列出量刑時參考因素，包括：
「一，涉案金額是重要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的利益；
二，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亦有關連的因素；
三，處理公訴罪行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四，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金融及銀行中心形象受損；及
五，涉案的時間。」
32. 上訴庭在眾多案例中均已指出，被告人不知道「黑錢」的來源，又或控方證明不到其確實來源，不一定是有效的減刑因素。有關此原則，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倪鳳仙 [2013] 5 HKLRD 95和律政司司長訴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均有提及。
33. 在雲國強，上訴庭對「洗黑錢」這種罪行的性質和刑罰有以下陳述：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原因是「洗黑錢」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見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Javid Kamran (CACC 400/2004)、香港特別行政區訴Xu Xia Li及另一人[2004] 4 HKC 16 等案）。
一般而言，「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洗黑錢」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黑錢”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黑錢”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本庭在其他多宗同類案件亦列出其他和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黑錢”有關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及是否精密等等。」
34. 案例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及的金額及判刑，若涉及「黑錢」金額是100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3年監禁；300至600萬元，約為4年監禁；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監禁。
35. 套用以上判刑因素於本案被告人，本席有以下分析。
36. 在本案，被告人涉及4項控罪，涉及金額約9百多萬元。第二，本案有預謀、有計劃。第三，4項控罪涉案時段合共3年多。經考慮被告人被裁定4項控罪罪名成立，本席把總量刑基準訂在4.5年監禁，扣減認罪的1/3後為36個月監禁。
37. 根據李總督察的供詞第16段提及詐騙及「洗黑錢」傀儡數字。第20段提及，有關的報案數目及金額，以2020年至2025年計，涉及「洗黑錢」金額由2020年的24億升至2024年的39億元，加幅驚人，無疑已達到猖獗程度，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禍害及巨大的經濟損失。
38. 經考慮李總督察的供詞後，本席批准控方就香港法例第455章第27(2) 條向被告人申請加刑。本席認為，合適的加刑幅度應為20%。因此，本席根據第455章第27(2) 條加刑20% 由36個月監禁加至43個月監禁（扣除小數位）。控罪二至四同期執行，當中5個月和控罪一分期執行，總刑期為43個月監禁（扣除小數位）。4項控罪刑期計算如下：
| 控罪 |
金額（HK$） |
量刑基準 |
刑期 |
同期/分期 |
| 1 |
7,843,219 |
4年x 2/3 x 1.2 |
38.4月 |
/ |
| 2 |
754,068.08 |
2年 x 2/3 x 1.2 |
19.2月 |
同期，5個月與控罪1分期 |
| 3 |
740,238 |
2年 x 2/3 x 1.2 |
19.2月 |
| 4 |
173,851.14 |
1年 x 2/3 x 1.2 |
9.6月 |
[1] 供詞第20段反映2020年至2025年7月的「洗黑錢」案的普遍性、嚴重性及傷害性
[2] 判案書日期2024年7月25日
[3] 涉及三合會
[4] s.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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