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張家浚

DCCC 816/2024

[2025] HKDC 1732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4年第8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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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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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共有4名被告人。四名被告一同被控一項「有意圖而傷人」，違反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7(a)條（控罪1）。另外，第1及第4被告被控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33(1)及(2)條（控罪2）。

2.  第1被告現承認控罪1及2。

承認事實

3.  第1被告承認的經修訂案情撮要內容如下：

事件

(1)  2023年8月31日下午約6時25分，王立群先生（控方第一證人）正沿牛頭角道步行，一個綽號「阿細」的熟人（即男子陳頌華）走到控方第一證人面前，繼而踢向控方第一證人肚部一下。另外四個身份不詳的男子隨即出現，開始對控方第一證人拳打腳踢。控方第一證人記得有人用硬物打他，導致頭部流血。

(2)  與此同時，警員25994（控方第二證人）、警員24847（控方第三證人）及其他警務人員沿牛頭角道巡邏。控方第二及第三證人目睹合共五個身份不詳的男子包圍控方第一證人施襲，其中一個身份不詳的男子更用鐵棍襲擊控方第一證人。控方第二及第三證人馬上衝向那幫身份不詳的男子，對方隨即朝露天地方四散。

拘捕及警誡

(3)  控方第二證人上前追截，隨後制服其中一個身份不詳的男子（即第1被告），對他初步搜身，沒有發現具證據價值的物品。在初步查問下，第 1 被告表示自己的個人物品在車上，即登記號碼 YU2138 白色豐田汽車（YU2138）。同日下午約 6 時 40 分，第 1 被告因「傷人罪」被拘捕，在警誡下保持緘默。

搜車

(4)  同日稍後時間，第1被告被押至YU2138調查。警員60233（控方第四證人）在YU2138車內發現一些物品，包括以下各項：

(i)  一支伸縮棍；

(ii)  5把牛肉刀（每把長約12吋）；及

(iii)  一個黑色銀包，載有第1被告人的香港身份證、駕駛執照及銀行咭。

檢驗流動電話

(5)  經檢驗從第1被告人檢獲的流動電話，發現第1被告人與男子蔣駿傑及陳頌華與另外14個身份不詳的男子（警方相信其中一人是男子陳頌華）有一個共同的微信群組，名為「兄弟群」。有關對話節錄如下：

時間（2023年8月31日）	說話者	對話內容
1640時	男子陳頌華	有事，5.30 牛頭角定安街等
1645時	「泰泉」	？？？
		錄音（喂，你哋喺香港嗰啲人，阿細喺牛頭角有啲事，你哋而家落去幫一幫佢。）
1653時	男子陳頌華	到咗嘅兄弟打 9081 9148
	男子劉坤成	好
1656時	男子蔣駿傑	收到
	第1被告人	錄音（傑仔喺邊呀，傑仔，阿細而家過緊嚟兜我。）
	男子蔣駿傑	錄音（得啦，我同阿細約咗。
	第1 被告人	錄音（好啊，好啊，出面等啦，出面等。）
1701時	男子劉坤成	錄音（我依家喺的士度。）
1711時	男子陳頌華	定安街活力機舖等
	男子蔣駿傑	貼圖（「喂，出來搞事了」）
	男子劉坤成	已經係半路
1713時	另外一個身份不詳的男子	收到
1724時	男子劉坤成	錄音（我依家喺的士度，咁多消防車嘅）
1731時	男子劉坤成	我三個人已經到佐喺都（度）等
1737時	男子陳頌華	好
1841時	第1被告人	錄音（喂，頭先嗰架係 2199 Tesla）
		錄音（我見去到嗰架 2199 打死火燈，望一望，黑玻璃）
1836時	男子劉坤成	錄音（而家點樣，而家點樣 ）
1843時	男子劉坤成	錄音（吉仔被拉咗）

(6)  警方進一步發現2023年8月31日襲擊發生前，第一被告人與男子 蔣駿傑曾補發語音訊息，當中顯示二人知悉該次襲擊的情況。有關對話摘錄如下：

發送人	內容
第1被告人	喂，群組入面有10幾人個我都唔識，你識晒未啲人？
男子蔣駿傑	出利口呢壇嘢，唔係普通拳頭膠啊。
第1被告人	哦，唔係拳頭交啊，好啦，好啦，好啦。
男子蔣駿傑	喂，咁有冇腳啊，我而家等阿細落咗嚟先講。

政府化驗所的檢驗

(7)  政府化驗所的黃暉博士證實，在YU2138車上檢獲的伸縮棍如向下揮動，則在結合重力及離心力的操作方式下，即可伸長；如左右或向上揮棍，則單靠離心力便可伸長。

醫學證據

(8)  2023年8月31日稍後時間，控方第一證人送入基督教聯合醫院治理。醫療檢驗發現控方第一證人傷勢如下：

(a)  左眉約1.5厘米T型傷口；

(b)  右眉約1厘米裂傷；

(c)  有上額約1厘米裂傷；

(d)  右下肋骨觸碰並有紅斑，沒有骨折；及

(e)  鈍力引致的頭部受傷。

閉路電視片段

(9)  花園大廈二期停車場的閉路電視片段拍攝到事發經過，包括一名不知名男子於6時22分59秒離開YU2138繼而走近並指着控方第一證人。該名男子其後踢控方第一證人。隨即，另外四名男子出現，與該名男子一起襲擊控方第一證人。片段清楚記錄控方第一證人在持續襲擊下倒地，其中一個男子帶同一支棍從YU2138返回並用該棍襲擊控方第一證人，而其他人則徒手施襲。

警誡錄影會面

(10)  第1被告人其後進行警誡錄影會面，在警誡下保持緘默。

總結

(11)  案發期間，第1被告與男子蔣駿傑、劉坤城及陳頌華連同另一個身份不詳的人，意圖使控方第一證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他（控罪1）。

(12)  案發期間，第1被告人及男子陳頌華在YU2138車上的公眾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攜有攻擊性武器，即一支伸縮棍及5把牛肉刀（控罪2）。

被告人的背景

4.  第一被告人現年32歲、未婚、曾接受中三程度教育，與父親及90歲的外婆同住將軍澳一個私人屋苑單位。第一被告的父親年約67歲，已退休。第1被告與母親已沒有聯絡，但據他所知，母親現年約62歲，任職文員。大律師指第1被告與外婆的關係緊密，經常陪伴外婆到附近的老人中心出席日間護理活動；近年外婆出現腦退化症狀，說話能力明顯退化，第一被告經常抽空陪伴外婆，希望可以減慢她退化的問題，亦會購買健康產品給外婆服用。

5.  大律師續陳，被捕前，第1被告任職散工，月入約港幣一萬多元。疫情期間，開工不足，第1被告需依靠積蓄應付生活開支。案發前約5至6個月，第1被告完全失業，經濟拮据。雖然第1被告收入並不豐厚，但一直負擔家庭的部份開支。此外由2020年至2024年，第一被告曾透過國際培幼會助養兩名兒童。第1被告於2023年8月被捕後仍繼續捐款至2024年初。

6.  第1被告於2017年有一次刑事定罪紀錄，涉及2項「處理已知道或有理由相信為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與本案並不類同。

判刑原則

控罪1

7.  「有意圖而傷人」是極嚴重控罪，最高刑期為終身監禁。於HKSAR v Nguyen Van Phuong [2006] HKCU 432（CACC 341/2005，2006年3月9日，未經彙編），上訴法庭指：

“All offences contrary to section 17 of Cap.212 are serious because they all contain the ingredient that the offender intended to inflict really serious bodily injury at the time.”

8.  這類控罪的刑期一般由3年至12年不等，但沒有量刑指引，每件案件的判刑因案情而定：HKSAR v Tse Hok Lam[2005] HKLRD(Yrbk)34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祿壽（CACC2/2012，2012年9月7日，未經彙編）、律政司司長 訴 熊家駿[2011]1 HKLRD1078及HKSAR v Yuen Wai Kai（袁偉渠）（CACC 280/2004，未經彙編）。每件案件的背景不盡相同，其他案件的判刑參考價值有限：黃祿壽案第18段。

控罪2

9.  「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亦是嚴重控罪，最高刑期為3年監禁，沒有量刑指引。

討論

控罪1

10.  大律師援引律政司司訴高國信CAAR 4/2012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招旭CACC 231/2019。

11.  律政司司長 訴 高國信：

(1)  該案由一宗警方進行的臥底行動引發。2011年2月至7月期間，警方派遣臥底警員滲入三合會社團調查，而警方在2011年7月27日採取行動，拘捕了多名嫌疑犯，被告人是被拘捕的嫌疑犯之一。控方案情顯示，在2011年5月19日凌晨，臥底警員和兩名朋友，夏國華（夏）和袁海杰（袁）喝完酒後，途經尚德邨商場時，遇到兩名男子，其中一名叫「煌仔」。當「煌仔」和袁閒聊時，夏突然叫「煌仔」及其友人離開及以後不要再到尚德邨。臥底警員聲稱夏飲醉酒並代他道歉，而「煌仔」和其友人隨即離開。數分鐘後，「煌仔」和4名男子再次出現。夏質問他們在看什麼及表示要和他們決鬥。其後，「煌仔」和他的四名同伴離開。同日凌晨約3時30分，當臥底警員、夏和另外兩名人士在尚德邨商場地下近5號舖一起時，被告人聯同另外11名男子（包括「煌仔」）衝向及襲擊夏。除了對夏拳打腳踢，亦利用交通圓錐桶扔向受害人。有襲擊者多次拳打夏的後腦，導致夏倒地，而被告人更不停腳踢夏的頭部，引致夏的頭部出血。襲擊維時5至8分鐘，導致夏的右眼眶上方撕裂，需要縫合；眼眶周圍兩側、背部、雙手手肘兩側和膝蓋有多處瘀傷；左耳翼有瘀血；外耳道有血跡而兩側有外傷性結膜下出血；夏須留院兩天。

(2)  原審法官判處被告人接受感化24個月，並附加條件，包括在感化期間要接受不少於12個月的戒毒療程。律政司不滿判刑，向上訴法庭提出判刑覆核。上訴法庭指：

「24.被告人夥同其他超過10名人士，在公眾地方襲擊受害人。被告人和他的同謀明顯是要教訓夏及要對夏較早前的不當行為表示不滿。他們的報復行為是有預謀和有計劃的，雖然他們的計劃不一定周詳，亦不一定是經過長時間考慮才作出的。

25.本庭不能忽視在受害人受襲倒地及失去抵抗能力後，被告人仍繼續不停踢他的頭部。受害人受襲時間長達5至8分鐘，而事件導致受害人蒙受嚴重傷害，要留醫兩天。

26.原審法官指本案有獨特環境和情節，但他沒有指出獨特環境和情節是甚麼。

27.本庭認為本案只是一宗糾黨報復的襲擊行為，不具任何獨特環境和情節要對犯案者施以特殊判刑。

28.有意圖傷人罪是極為嚴重的罪行。雖然不同案件的案情不同，受害人的傷勢亦有分別，判刑不能一概而論，但一般判刑應該是即時監禁。 …

34.本庭認為以案件的背景，包括被告人的犯案手法及受害人的傷勢，適當的量刑基準是3年監禁。」

12.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招旭

(1)  該案有兩名被告人；申請人是第二被告。他和第一被告共同被控兩項控罪，即一項「襲擊他人致造成身體傷害」（控罪1）及一項「有意圖而傷人」（控罪2）。經審訊後，上訴人被裁定兩項控罪均罪名成立。就控罪1，原審法官判處上訴人14個月監禁；就控罪2，判處上訴人3年半監禁，並命令控罪1的其中4個月刑期與控罪2分期執行，即共3年10個月監禁。上訴人不服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訴許可申請。

(2)  案發於一間酒吧。兩名事主，崔和袁都是休班警員。他們與一名女士在飲酒。期間，一名男客人（男客人）投訴點了的酒未送達。當袁望向他時，男客人問袁是否想飲酒，他可付款，袁回覆不用。之後，男客人兩度出了酒吧，並一邊講電話。最終，男客人回來，大聲呼叫崔到酒吧外傾談。當崔拒絕時，男客人情緒變得激動，兩人有所衝突。後來，包括兩名被告人在內的一群男子進入酒吧，將兩名事主拉出酒吧外毆打，令兩人受傷。

(3)  就判刑，原審法官顧及了以下事情：

(a)  案件情節；

(b)  兩名事主的傷勢；

(c)  申請人的刑事定罪紀錄；和

(d)  申請人的個人背景和辯方大律師的減刑陳詞。

(4)  原審法官指出：

「27.此案明顯是由一名男客人對袁及崔的不滿所引發。在此案中沒有證據顯示第一被告人和[申請人] 為黑社會人士，但他們的行為、行徑、糾眾襲擊與一般黑社會行為無異。…

29.就 [申請人] 的案件而言，雖然案中施襲者手中未持有武器，但從閉路電視影片中可見，第一被告人曾持酒吧高凳高舉向袁的頭部擊去，這是非常兇狠的攻擊，而在當時 [申請人] 作為首領在數呎外觀察著襲擊事件的進行，閉路電視片段也顯示襲擊袁的人數曾同時有五至六人。」

(5)  上訴法庭指：

「64.就第一控罪，原審法官認為崔的傷勢並不算嚴重，但襲擊者糾眾犯罪，其行為與一般黑社會行為無異；從安排人數可見，他們進入酒吧前已是準備犯案，事件並非是受挑釁而導致。男客人在第二次返回酒吧後態度突然變得囂張，他走到袁及崔的檯旁動手動腳，而申請人在步入酒吧後態度挑釁，立即出手推崔。…

66.就第二控罪，原審法官指出，雖然有意圖而傷人罪並無量刑指引，但基於這項控罪的性質，法庭一般會作出具威懾性的判刑，由3年至12年不等，不過毋須以3年為最低判刑。

67.她指出，袁的傷勢並不是同類控罪的案件中最嚴重的類別，除了疤痕外，沒有永久傷殘。她認為，本案的嚴重性為申請人連同多人糾黨行事，他們皆在沒有受挑釁的情況下受指示襲擊受害人，而且涉案地點為公眾地方，其中第一被告人是在袁已跌在地上無反抗能力時再用椅子襲擊袁的頭部的人，這襲擊的結果可以致命。申請人則是他們的首領，明顯地，他們在未入酒吧前已計劃用暴力襲擊受害人，故男客人及申請人皆叫袁等出酒吧外。

68.她參考了案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駿達和HKSAR v Chui Kwok Ming，並顧及了案例所述的加重刑責的因素：

（一）犯罪者意圖造成的傷害；

（二）造成傷害的方法；

（三）環繞襲擊的情況，包括

(1)  襲擊是否有預謀及預謀的程度；

(2)  襲擊受害人的原因；

(3)  施襲者於犯案時的心理或情感狀況；

(4)  犯罪人當時有否受酒精或藥物影響；

(5)  犯罪人單獨行事還是團體中的一員；

(6)  選用的武器類別；

(7)  襲擊的力度或侵略性及襲擊時的堅持；

(8)  受害人的傷勢及傷勢對受害人及他身邊的人的影響；

（四）被告人是否主要犯罪人；

（五）是否未受挑釁而犯罪；

（六）是否在公眾地方辦事、是否在受害人跌倒後繼續襲擊或於受害人不能自衛時繼續襲擊。

69.她採用 3 ½ 年作為量刑基準，並認為申請人毫無悔意，也沒有足可減刑的理由，故此就第二控罪判處申請人監禁 3 ½ 年。

70.顧及了整體量刑，她命令第一項控罪的刑期其中四個月和第二控罪的分期執行，申請人就兩項控罪共監禁 3 年 10 個月。…

79. 總的而言，這兩類罪行沒有量刑指引，原審法官的判處考慮，顯示她顧及了她應顧及的事情，不論每項控罪的刑期、或兩項控罪的整體刑期，都並非明顯過重。原審法官的處理合符法理，判處的刑期在案例所述的合理範圍之內，故此，就判刑上訴，本席也沒有發出許可。」

13.  事實上，上述案例的案情與本案的案情不盡相同。高國信案中有12名施襲者，本案及陳招旭案則只有5至6名施襲者。於兩宗案例中，受害人於案發前均與部份施襲者發生衝突。本案中卻沒有證供顯示任何施襲者與受害人曾發生衝突。相反地，第1被告根本不認識受害人；他是為了金錢利益按指示襲擊受害人。於兩宗案例中，施襲者沒有帶備武器，只以現埸的物件作出攻擊；本案中，案發前第1被告已知悉並非如「普通的拳頭交」，更帶備具殺傷力的武器前往案發現場。因此，如黃祿壽案所述，其他案件的判刑並無參考價值。

14.  本席現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駿達[2013] 6 HKC 225及HKSAR v Chui Kwok Ming（CACC380/2013）所述的因素考慮控罪1的判刑：

(1)  犯罪者意圖造成的傷害

如上文所述，案發前第1被告已知道該次襲擊並非普通的「拳頭交」，更帶備攻擊性武器前往案發現場；

(2)  造成傷害的方法

被告人是糾衆向受害人施襲；施襲者共有5人。最初由 陳頌華腳踢受害人的肚部，之後第1被告和其他三名人士對受害人拳打腳踢。受害人受到持續的襲擊而倒地。受害人已無反抗能力。這時其中一名施襲者更用第1被告車上的伸縮棍襲擊受害人，導致受害人頭部流血。

(3)  襲擊是否有預謀及預謀的程度

從電話對話可見，該次襲擊是早有預謀。案發於約下午6時25分，施襲者於當日1640 時已開始計劃襲擊。第1被告前往案發現場前已計劃干犯控罪1。本案中沒有任何證供顯示襲擊與黑社會有關，但第1被告承認是黑社會的一員，而且他和其他施襲者的行為、行徑、糾衆襲擊與一般黑社會行為無異。

(4)  襲擊受害人的原因

第1被告根本不認識受害人，他是為了金錢利益而作出襲擊。

(5)  施襲者於犯案時的心理或情感狀況

第1被告根本不認識受害人。第1被告並非因與受害人發生衝突，一時衝動而犯案；而是早有預謀作出冷血的襲擊。

(6)  犯案人當時有否受酒精或藥物影響

沒有任何證供或資料顯示第一被告因受到酒精或藥物影響而犯案。

(7)  犯案人單獨行事還是團體中的一員

第1被告是糾衆犯案，行為與黑社會無異。

(8)  選用的武器類別

其中一名施襲者以鐵棒襲擊受害人，可以造成極嚴重的傷勢。本席留意到控方並沒指第 1 被告是使用鐵棍的人。

(9)  襲擊的力度或侵略性及襲擊時的堅持

第1被告與其他4人糾衆襲擊一名手無寸鐵的人。陳頌華 先腳踢受害人；沒有任何證供顯示受害人作出反抗，被告人卻與其他三名人士衝出圍毆受害人。在持續的襲擊下，受害人倒地，卻有人用鐵棍襲擊受害人，引致受害人的頭部流血。該次襲擊侵略性大，而且堅持。

(10)  受害人的傷勢及傷勢，對受害人及他身邊的人的影響

受害人的傷勢包括：

(a)  左眉約1.5 厘米 T 形傷口；

(b)  右眉約 1 厘米裂傷；

(c)  右上額約 1 厘米裂傷；

(d)  右下肋骨觸痛並有紅斑，沒有骨折；及

(e)  鈍力引致的頭部受傷。

本席接受本案受害人的傷勢並非同類案件中最嚴重。

(11)  被告人是否主要犯罪人

第1被告似乎並非主腦，而是按指示行事。

(12)  是否未受挑釁而犯罪

沒有任何證供顯示第1被告受到任何挑釁而犯案。反而，第1被告承認為了金錢而犯案。

(13)  是否在公眾地方犯事、是否在受害人跌倒後繼續襲擊或於受害人不能自衛時繼續襲擊

本案明顯是於公眾地方，完全目無法紀。受害人跌倒後，完全沒有自衛能力，施襲者仍繼續用武器作出攻擊。

15.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 指出：

“[1-143] In HKSAR v Tsang Ho-wai & Ors[2008] 4 HKC 1, 11, it was held that “persons who commit serious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others, for financial award, will be treated with particular severity by the courts of Hong Kong, as well, those who pay for such offenses to be carried out”. If an attack on a victim occurred pursuant to a ‘contract’, this was to be regarded as ‘an aggravated offence and sentencers should bear this in mind when selecting an appropriate starting point for sentence after trial’.

16.  考慮到上述種種因素，本席認為控罪1適當的量刑起點為4年6個月監禁。

控罪2

17.  大律師於陳詞中援引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楊偉南DCCC 599/2020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歐偉強HCCC 229/2015。後來大律師承認該兩宗案件並非案例，而且案情與本案截然不同，撤回就該兩宗案件的陳詞。

18.  控罪2涉及1支伸縮棍及5把牛肉刀（長約12吋）。這些均為有殺傷力的武器，而且伸縮棍用作攻擊受害人。本席認為，控罪2適當的量刑基準為24個月監禁。

減刑因素

19.  第1被告適時認罪，可獲三份一的扣減。兩項控罪的刑期減為：

(1)  控罪1: 36個月監禁；

(2)  控罪2: 16個月監禁。

20.  大律師指，案發前第1被告的經濟出現問題；為了應付日常生活開支，在朋友介紹下接受邀請去犯案，以獲取金錢應付生活需要；犯案原因是不想向父母索取金錢。第1被告並不認識案中的受害人，為了金錢而作出冷血的攻擊。眾所周知，經濟困難並非減刑因素。

21.  大律師亦指第1被告被捕後一直被還押，期間作出深切反省，對他本人的所作所為感到極度懊悔。上訴法庭已於HKSAR v NGO Van Nam表明，認罪折扣已涵蓋悔意及所有求情因素，除非有極特殊的求情因素，法庭不應予以額外減刑。

22.  大律師續指第1被告是家庭的其中一個經濟支柱，與外婆的關係緊密，經常負責照顧外婆。第1被告家人得知他因經濟困難而干犯本案，感到非常震驚，亦會支持第1被告重投正軌。眾所周知，判刑對家人的影響並非減刑因素。

23.  大律師再指第1被告過往沒有任何涉及暴力的刑事定罪紀錄。就算是沒有任何刑事定罪記錄也並非減刑因素。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 指出：

“[7-14] The practice of the courts in recent times has been to give the accused who pleaded guilty a sentencing discount of one-third … Since the ‘one-third’ rule has solidified into principle, there is no scope for a further discount, save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where assistance is provided to the authorities. In HKSAR v Yan Wai-Ming [2003] HKCU 264 (CACC 417/2002, 26 February 2003, unreported), Stuart-Moore VP said:

In the days before the discount of one-third on timely pleas of guilty became standard practice, previous good character used to be one of many factors which judges would take into account in deciding what discount to give on a plea of guilty. The one-third discount is usually, as we have said on numerous occasions, to be taken as the high watermark of the discount unless there are very special factor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7-15]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Ko Wai-kit [2001] 3 HKLRD 751, 757…, Stock JA said that the ‘lack of previous convictions will often be subsumed in the credit given for a plea of guilty’.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ee Cho-kyung and Ors [2004] 4 HKC 179, 189, the court noted that ‘The established course is now to view the presence of good character a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one-third discount given upon a plea’. The ‘element of good character is normally taken as being included in the one-third discount for a plea of guilty’: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Tso Tsz-kin [2004] 2 HKC 139, 144. In HKSAR v Cheng Kelly Kit-yin [2014] 4 HKLRD 34 …, Barma J said ‘the one-third discount for a plea of guilty is the discount to be afforded even to those with clear record’. …

[7-16] … In this context, a clear record is not so much a mitigating factor as a ‘neutral feature in the case’: HKSAR v Wen Zelang [2006] 4 HKLRD 460, 465 …

[7-17] in HKSAR v Wong King-wai [2008] 2 HKC 614, 622, Stuart-Moore ACJHC said:

Personal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a clear record, may, of course, have a bearing on mitigation for offences, which are comparatively minor in nature. However, for serious offences we have indicated time and time again tha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ne-third rule’ which in unusual circumstances provides a discount of a third of the prison sentence that would normally have been imposed after trial following timely pleas of guilty, there should be no further discount for a clear record unless evidence of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is forthcoming”

24.  大律師指2020年至2024年間，第1被告曾捐款助養兩名兒童。第1被告於被捕之後仍繼續捐款。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 指出：

“[7-18] The relevance of good character is related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accused. Good character sometimes refers to no more than an absence of previous convictions, and this is not a basis for an additional discount. … At other times, it may refer to something altogether more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can be recognized as a factor in mitigation ‘where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is shown by, for example, the provision of unpaid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as opposed merely to the absence of a criminal record” … The mere absence of criminal convictions must not be confused with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and the simple discharge of duties in the proper manner ‘does not constitute what is to be regarded as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an Ying Ming [1999] 2 HKC 493, 500, the trial judge gave credit for good character that was ‘not merely absence of record, it is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of a charitable and exemplary nature’. In Yim Bing v R [1959] 2 HKLRD 170, 171 … the accused had done valuable public work in the relief of fire victims during squatter fires, and Gregg J granted a sentencing discount as such conduct evidenced ‘a marked public spirit which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his membership of a triad society’. Much, however, depends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military service, even i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does not lead automatically to lenient sentencing for crimes committed later in life’ …”

25.  第1被告人於2023年8月被捕，一直還押至今。換言之，第1被告被捕之後的捐款並非由他支付。

26.  簡而言之，除了適時認罪之外，本案並無其他減刑因素。

總刑期

27.  大律師懇求法庭考慮第1被告的背景，以及本案的案情並非同類案件中最嚴重的一類，予以輕判，並將兩項控罪的大部份刑期同期執行。

28.  本席不敢苟同。於HKSAR v Ngai Yiu Ching（倪耀偵）[2011] 6 HKC 238，上訴法庭裁定：

“(1)  When a judge was faced with the task of sentencing for multiple offences, he was required as an initial step to identify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for each offence and as the final step to achieve a total sentence appropriate to the culpability of the offender. In the case of several offences committed in the course of a single episode,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might choose to proffer only one charge, where one charge embraced all the criminal conduct reflected by the evidence, or separate charges for each criminal act. If it chose the former course, the instances of proved conduct embraced by the single charge but which could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separate charge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ciding what penalty reflected the true overall criminality. If it elected the latter course, namely, to charge two or more offences arising from an episode of criminal activity, the objective was still the same; that is to say, the ultimate overall sentence must still reflect the overall and true culpability, although the sentencing judge must take care, first, to pass a sentence for each individual offence that was appropriate to that offence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commission and, second, not to punish the offender twice for the same conduct.

(2)  The ‘one transaction’ rule that concurrent sentences should be imposed for offences arising from one transaction or course of criminal conduct was not developed as an inflexible rule of law. It was never intended as anything more than a practical rule of thumb to guide judges in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to impose consecutive sentences so that the final sentence was not one that was unfair to an offender. Departure from such practical working rule did not inevitably mean that the sentence imposed on the accused was excessive. The real point was not whether two or more offences were committ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but whether the second or other further offences added to the culpability or criminality of the first. Whatever sentence was arrived at after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was still subject to the totality principle. …

(3)  The importance of the totality principle could not be overstated. It was there to ensure not only fairness to the offender, in the sense that he was not punished twice for the same offence and that the sentence was not an unduly crushing punishment but it was also a tool by which to ensure that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sentences is sufficient having regard to the usual principles of deterrence, rehabilitation and denunciation.’: R v KM [2004] NSWCCA 65 at para 55. The emphasis therefore should be on a reflection in the sentence of true culpability disclosed by the offences of which the accused had been convicted. It was likely to be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in reflecting an offender’s overall culpability than one which became overly concerned with the one transaction rule, although in the case of more than one offence, the court must guard carefully against punishing twice for the same act. If the second offence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course of the suggested single episode added to the culpability of the first offence, it would normally follow that the sentence for the second offence would run wholly or partially consecutive to that for the first; to what extent, if at all, would depend upon an assessment of the totality appropriate for the conduct as a whole. …”

29.  沒有爭議的是控罪2的5把牛肉刀與控罪1完全無關。本席就控罪1量刑時亦沒考慮該5把牛肉刀。控罪2亦令被告人的罪責更嚴重。兩項控罪的刑期理應分期執行。可是，本席必須考慮總刑期的原則。因此，本席下令判處被告人：

(1)  控罪 1: 36個月監禁

(2)  控罪 2: 16個月監禁，其中 10 個月與控罪 1 分期執行

即總刑期為3年10個月（46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