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季平 訴 王振平及另一人

HCA200/2005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案件編號2005年第2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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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爭議

1. 與訟三人是駿豐投資有限公司(“駿豐”)的註冊股東。根據公司註冊處的記錄，自1995 年7 月27 日起至今，原告人佔690 萬股，第一和第二被告人各佔260 萬股和50 萬股。原告人指被告人等是他的信托人，為他持股；被告人等矢口否認，堅稱是名下股份的實益擁有人。

2. 原告人在申索書聲稱與被告人等在1994 年8 月達成口頭協議(“協議一”)：

(一) 被告人等分別向駿豐認購260 萬股和50 萬股，每股作價港幣1 元；

(二) 原告人先代被告人等墊支港幣2,600,000 元和500,000 元的股價，被告人等則以信托人身分為原告人持股，直至兩人各把港幣2,600,000 元和500,000 元全數還給原告人為止；及

(三) 在被告人等還沒有付清股款前，原告人可要求他們把股份轉回給他或他的代名人。

根據協議一，原告人為被告人等支付了港幣2,600,000 元及500,000 元，而股份亦在1994 年7 月分配予被告人等並註冊在他們名下。因為被告人等一直沒有還款，又拒絕歸還股份，原告人惟有興訟。

3. 被告人等在答辯書辯稱，1994 年初，原告人提議在香港成立一公司以收購鴻益置業有限公司(“鴻益”)在長春國際物業發展有限公司(“長春國際”)的股權。經商量後，三人達成口頭協議(“協議二”)：

(一) 該新成立的公司之股本最初為港幣1,000 萬，分1,000 萬股，每股作價港幣1 元，並按照三人在1994 年初以前透過鴻益投入長春的資金為比率分配，即原告人佔690 萬股，第一和第二被告人各佔260 萬股和50 萬股。

(二) 三人將來在新公司的股權分配，按各人在長春國際之投資比率而決定。

1994 年4 月，三人採用駿豐為該新公司來執行協議二。按此協議，三人在駿豐的股權分配如下：

日期	原告人	第一被告人	第二被告人
1994年4月	69%	26%	5%
1994年10月	66%	26%	8%
1999年1月至今	49%	25.5%	25.5%

這樣的股權分配和公司註冊的記錄不符，但被告人等沒有反申索，要求相應的濟助。

4. 本案的主要爭議是，到底哪個才是雙方所達成的口頭協議。

原告人一方的證據

5. 原告人首先說明駿豐成立的經過和初期股權分配的狀況。1992 年6 月，駿豐在香港成立。7 月，原告人和友人張亞平成為股東。8 月，駿豐股份增至100 萬股，每股港幣 1 元，原告人佔34 萬股，張和原告人另一友人劉超前先生各佔33 萬股。三人透過駿豐投資內地的房地產項目。1993 年7 月，張、劉決定退出駿豐。經商討後，原告人以港幣 330,000 元購買劉名下33 萬股，原告人的友人黃穎軍亦承諾以同價購買張名下的33 萬股，但要求原告人先代他付款，原告人答應；兩人並同意在黃還清股款前，原告人是黃名下33 萬股的實益擁有人，黃以信托人身分為他持股，待還清股款後，原告人才將股票正本發給他。7 月24 日，張、劉名下股份轉讓手續完成，原告人所佔的股份增至67 萬股，黃名義上佔33 萬股。

6. 然後，原告人談到投資長春國際的情況。1992 年，原告人及友人梁達波著手開發長春市火車站前的一塊地。因資金問題，兩人暫借黃穎軍世叔鄭欣南在香港成立的公司鴻益，並以鴻益的名義申請立案和驗資。同年9 月，鴻益成立長春國際。當時，原告人是長春國際董事長及總經理，梁是董事長及法人代表，而第一被告人則是董事及副總經理。                   1993 年後期，梁決定全面撤回在長春國際的投資。1994 年4 月，原告人透過駿豐從鴻益購入長春國際的所有股權，並獲有關部門批准。同年10 月，梁正式退出長春國際。

7. 有關被告人等如何入股駿豐一事，原告人在證人陳述書說：

「19．     駿豐公司當時注冊資本只為100萬港元，梁達波突然退出，對長春項目財政做成負面影響，而且內地銀行當時收緊房地產信貸，故本人擬以駿豐公司發行新股增資到港幣一千萬元，希望儘量符合海外銀行融資條件及有機會在香港洽取授信。此外，本人希望以新股集資款，由駿豐公司匯到長春專案銀行戶口，完成投資程序，並抒緩債務壓力。與此同時，本人積極與深圳福田區政府商議，以直屬的『深圳鴻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圖公司”)，參與用長春專案所建物業而開設的長春國商百貨公司，以解決資金缺口。經福田區政府實地考察及派員核帳後，表示有興趣參予，為長春專案帶來一綫生機。

20.         正當本人欲催促黃穎軍申請往香港辦理認購新股時，黃穎軍表示從化項目已出現經濟問題，不能同時兼顧長春項目。此外，他說有財團打算支持他在廣州二沙島發展房產，為免有利益衝突之嫌，不擬認購新股。因此，黃穎軍要求辭去駿豐公司董事席位及退回在他名下(但實質代本人持有)的股權，只保留擔任從化項目總經理職務。

21.         本人於是分別在長春和廣州進行邀請認購駿豐公司新股之事宜，其間分別與王振平及羅科勤商討此事，但聲明本人必須持有不少於65%新股以保持公司控制權。認購新股者，在未繳付股款前，其股份只作代本人托管。倘若認購新股者未能繳付股款，本人有權要求取回股權。若駿豐公司有盈利時，要先清償駿豐公司欠本人之貸款，方可進行任何形式分紅。王振平及羅科勤均與本人達成口頭協議，同意按上述條件入股，並同意如果駿豐公司需要再集資，他們會按其認購股份比例出資，而不會發行新股以攤薄大家之間的股份比例。

22.         本人向羅科勤建議，在蘇州項目其名下來款中，撥出人民幣53萬元(約港幣50萬元)注入駿豐公司，以作為購入5%新股之用，當時羅科勤亦同意以上安排。另一方面，王振平是長春本地人，自1992年9 月被委任為長春國際物業董事兼副經理。在1994年3 月梁達波宣布退出後，王振平知道駿豐公司計劃招股增資時，曾向本人表示有意認股，指其居所是自置，其岳父曾任吉林省公安廳高級警官，妻舅則為長春市公安局在職處長，可隨時籌得資金。在黃穎軍表示不會認購駿豐公司新股後，本人決定容許王振平入股。

23.         本人及黃穎軍于1994年8月26日在廣州召開駿豐公司董事會，記錄上述本人與王振平及羅科勤之間的口頭承諾，並議決通過駿豐公司發行900萬新股，將股本由港幣100萬元增資至港幣1000萬元。此外，更議決本人過往直接投入長春專案之資金，轉為駿豐公司欠本人的董事貸款。上述安排其後亦於1994年9 月15 日召開之特別股東大會議決通過。雖然王振平及羅科勤當時既非駿豐公司股東，亦非董事，但因兩人已同意認購新股，本人有將上述董事會及特別股東大會之議決內容告知他們。

24.         王振平於是在1994年8月被委任為長春國際物業總經理，而羅科勤則被委任為長春國際物業董事。然而，因羅科勤當時因要留在廣州發展其名下之公司生意，因此沒有參與長春國際物業之管理等事宜，本人亦從未有向他承諾或表示會委任他為駿豐公司董事或擔任高層管理工作。

25.         由於當時本人、王振平及羅科勤並不熟悉香港公司運作的法律程序，^誤以為必須親到香港辦理新股認股手續。而當年中國居民申請訪港手續繁複，審批需時，故此延至1995年7月，方能凑合三人同時到香港辦理有關之認股手續。

26.         由於我們三人均是中國公民，出境時能携帶的外幣有嚴格限制。王振平當年在香港既無商業往還，亦無親戚朋友，更無銀行戶口。因此，我與王振平商議後，我們同意他返回長春後，方交付股本等值的人民幣予本人以履行責任。此外，羅科勤當時亦承諾當回到長春時，會立即將蘇州項目當中人民幣53萬元撥往駿豐公司，以作支付股款之用。我對這安排也沒有異議。

27.         按1995年7月26日股東會之書面决議案，駿豐公司正式發行900萬新股，資本由港幣100萬元增至港幣1000萬元。本人、王振平及羅科勤於1995年7 月27 日亦分別獲配售623萬股、227萬股及50萬股。本人以駿豐公司欠本人之部份債務作為發行900萬新股之股款。黃穎軍亦依照早前協定，在無收款情況下將其名下之駿豐公司33萬股轉讓予王振平，從而令王振平名下之股權合共260萬股。黃穎軍更辭任駿豐公司董事，而王振平則獲委任為駿豐公司之董事。

28.         回到長春後，鴻圖公司沒有正式注資，只用貸款形式注入資金。另一方面，王振平及羅科勤亦一直沒有正式注資，在言談中默示或流露擔心若鴻圖公司投資長春專案有變數，將不[夠]資金完成大厦主體工程，因此亦不[夠]條件向銀行按取貸款，以進行百貨公司精細裝修，駿豐公司勢必再行集資，彼倆將泥足深陷，無法全身而退。羅科勤拖延調撥53萬人民幣到駿豐公司，王振平則無任何向其家族籌措資金舉動。」

8. 原告人在證人陳述書第 23 段提及的董事決議和股東決議，日期分別為1994 年8 月26 日和9 月15 日，內容相同：

「1.        通過對名義上由本公司[駿豐]全資控股，但至今未曾實際注資之[長春國際]股本，正式注資900 萬港元。

2.       通過研究發行900萬股票普通股進行內部集資900 萬港元，以展開上述正式投資。

3.       通過除原有股東外，亦接受董事局成員認講此批新股，但何季平先生之認購額不能少於新股發行額之65%。

4.       通過鑒於要馬上注入[長春國際]所需工程款，在公司成功配售新股集資前，先由何季平先生墊付，但各認購人其名下登記股權，屬何季平先生之信託股權性質，將可隨時無條件收回並處理，直至各認購人繳付認購股本後，公司即按例由董事長向各認購人蓋章簽發新股票時，正式擁有公司之實際股東權益。期內各認購人與何季平先生墊支款所牽涉利息，乃股東間交易，與本公司無關。」

9. 黃穎軍作供，確認是原告人的信托人，為他持有註冊在名下33 萬駿豐的股份；又說當年駿豐發行900 萬新股時，原告人曾告訴他與被告人等達成協議一，並請他依此協議草擬有關的董事決議和股東決議。

被告人等的證據

10. 第一被告人稱，長春國際成立時，他是董事和副總經理，負責日常管理工作。至1994 年10 月為止，他本人投入長春國際的資金共人民幣160 萬元。1994 年初，原告人指由於投資人已經改變，應該成立一家新的公司——駿豐，替代鴻益接管在長春國際的股份；他和被告人等在駿豐的持股比例，應該按照各人投入長春國際的資金比例確認。當時，駿豐注冊資本金為港幣1,000 萬元，合計1,000 萬股。按照三人投入長春國際的資金比例，原告人、第一被告人和第二被告人分別佔690 萬股、260 萬股和50 萬股。

11. 第一被告人依賴數份文件以佐證他的說法，包括：

(一) 1996 年3 月8 日原告人親筆書寫的《關于長春國際物業發展有限公司股權情況的備忘》(“該備忘”)。在該備忘錄中，原告人寫明：「目前物業公司(即長春國際)股權分配如下：何季平占66%、本人占26%、羅科勤占8%。以上物業公司的股權分配情況，亦同時為[駿豐]之股權分配情況。」

(二)  1999 年1 月31 日，與訟三人親筆簽名的《長春國際物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會決議》(“該決議”)。該決議寫明：「三位股東兼董事經友好協商，作出決議如下：股份比例何季平49%、王振平25.5%、羅科勤25.5%。」

12. 第二被告人和原告人本是好友，曾一同在內地投資其他項目。簡言之，他的證供是，他在1994 年8 月前投入長春國際的資金是人民幣380 萬元。1994 年，原告人提出用駿豐來頂替鴻益，接收在長春國際的股份，并由他來辦理有關手續。第二被告人在1995 年春節後發現與訟三人在駿豐的持股比例分別為69%、26%、5%，即時提出股權應該按照各人在長春國際相應的投入資金比例分配，並提高他的持股比例。原告人說會予調整。1996 年，原告人在該備忘錄中提出將第二被告人的持股比例調整到8%，被第二被告人拒絕；1997 年又提出過15%的方案，第二被告人也沒有同意。直至1999 年1 月31 日，與訟三人親筆簽名該決議，寫明：「三位股東兼董事經友好協商，作出決議如下：股份比例何49%、王振平25.5%、本人25.5%。」

13. 除該備忘錄和該決議外，第二被告人又依賴另外數份文件作佐證，包括：

(一)  原告人在1997 年4 月15 日親筆書寫給王振平的信函中明確寫明：「關于本人擔任總經理之提議，鴻圖公司不同意，因屬我方股東。」

(二)  與訟三人親筆簽名的1998 年12 月2 日《長春國際物業發展有限公司股東、董事會決議》寫明：「各股東所承擔的各項工作……如各股東在直接所承擔的工作期間內造成虧損，處理原則是調整股份。」

14. 除上文所提及的文件外，被告人等沒有提交任何一手資料，如匯款單或收據等，來證明他們確曾向長春國際投入資金。

裁定

15. 經仔細考慮雙方的口供、證據和陳詞後，本席認為以相對可能性來衡量，原告人的說法比被告人等的更可信。

16. 首先，獨立證人黃穎軍的證供確認和支持原告人的案情。本席認為，黃是誠實可靠的證人。他雖是原告人的好友，但他既不是駿豐的股東，也沒有參予長春國際的投資，本案的勝負與他無關，他犯不著要和原告人合謀同作假證。本席接納黃的證供。而根據他的證供，在1994 年8 月那時，原告人告訴他已和被告人等達成協議一。這必然是因為他們三人確實達成了協議一，因為原告人當時無從預計將在10 多年後與被告人等就駿豐的股權對簿公堂，所以斷無理由在那時就編制故事，欺騙黃已和被告人等達成協議一，並著他那樣起草董事決議和股東決議。

17. 其次，原告人和黃穎軍在發行900 萬新股的舉措上，也和協議一吻合。根據《公司條例》第 57B 條，駿豐在發行900 萬新股時，必須事先通過相關決議。於是，原告人和黃在1994 年8 月26 日召開董事會，以董事身分通過同年9 月15 日召開特別股東大會處理發行新股事宜；然後他們二人們如期在該特別股東大會上，以股東身分通過發行新股決議。兩份決議內容和協議一相符：見上文第 8 段。若非原告人已和被告人等達成協議一，兩份決議用不著這樣寫，駿豐也不需要以這樣的方式來發行新股。  要補充的是，兩份決議沒有寫明被告人等已同意按協議一認購新股。原告人說，這是讓他在處理發行新股一事保留一點彈性。本席接納他的解釋。因此，雖然兩份決議沒有提及被告人等，但是這不會推翻原告人的說法。

18. 再者，原告人確實支付了新股份的900 萬股價。原告人說用駿豐欠他的部分債務當作支付900 萬新股的代價：見駿豐1992至1996 年度的核數師報告。雖然報告中具體的數字有約港幣 6 萬元的出入，但是本席接納原告人的解釋，這是會計的問題，他不大了解。原告人的舉措，說明他是根據協議一行事，即先行代被告人等支付新股的股價。

19. 另外，不具爭議的事實是，原告人只給被告人等送交了新股票的複印本，而非正本。這可以佐認被告人等只是信托人，而非實益擁有人；因為他們若是實益擁有人，理應要求原告人送交股票的正本。

20. 最後，訂立協議一和原告人以往的做法相符。如上文所述，1993 年7 月，張亞平和劉超前退出駿豐。黃穎軍和原告人口頭同意，黃認購張名下的33 萬股，但先由原告人代他付款，而他則以信托人身分為原告人持股，待還清股款後，原告人才將股票正本發給他。由此可見，原告人和被告人等達成協議一，只是沿用他先前的做法而已。

21. 反觀被告人等的說法則未能讓人信服。

22. 被告人等在答辯書稱，按協議二，與訟三人在駿豐的股權分配，是按各人在1994 年初以前透過鴻益投入長春國際的資金比例來確認。但事實是，被告人等根本沒有透過鴻益注資入長春國際。

23. 第一被告人的所謂投資，其實是他與達寶國際有限公司或梁達波之間的汽車買賣而衍生的佣金。第一被告人沒有解釋或提供證據證明有關汽車交易的情況；他應得佣金的計算方法或確實金額；以及佣金曾確實撥入長春國際作他的投入資金。第一被告人依賴一份由吉林求實會計師事務所發出1994 年6 月30 日的驗資報告，證明他曾投入人民幣168 萬元。可是，第一被告人沒有說明這份文件是在甚麼情況下出現，會計師根據甚麼文件或指示作出驗資報告中的結論也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這份報告說第一被告人投入的資金是465,120 元，而非他所稱的168 萬元。本席認為，這份報告對第一被告人的說法毫無助益。

24. 第一被告人又依賴一份1999 年6 月18 日的「長春國際物業發展有限公司財務核算報告」(“該核算報告”)。但是該核算報告指第一被告人在長春的投資是零。

25. 第一被告人另依賴一份標題為「駿豐公司實際滙入長春款」的文件。但他作供時承認，這份文件不能顯示他曾注資長春。反而第一被告人指出的項目，「達寶購28 部奔馳車」顯示有關汽車交易衍生的款項，是達寶(或梁達波)而非第一被告人投入的款項。

26. 第二被告人在證人陳述書說，在1994 年8 月前投入長春國際的資金共人民幣 380 萬元，是他早前在三個不同項目投入的資金，數額分別是人民幣 66 萬元、50 萬元及259 萬元。盤問下，他說雖然是其他項目投資，但是原告人和他同意，只要雙方簽字作實，便可以把那些資金當作他在長春國際的投資。他同意第一筆66 萬元的投資款不能當作他在長春國際的投資，理由是雙方沒有簽字作實。可是，就第二筆50 萬元的投資款，雖然沒有簽字作實，但是原告人說只要有匯款單據便可。即使如此，第二被告人仍沒有提交有關匯款單據以證明他確曾把該筆50 萬元的投資款匯入長春國際。至於餘下的259 萬元，第二被告人也沒有提出具體文件證據如匯款單，來證明他確曾把該筆款匯入長春國際。

27. 第二被告人依賴該核算報告，但是該核算報告中提及他投入的資金，與他證人陳述書稱曾注資長春國際的數字不符。第二被告人對此沒有合理的解釋。他在盤問時更承認該核算報告沒有法律效力。

28. 第二被告人另依賴一份由原告人手寫的文件，它的標題是「羅科勤投入長春國際物業資金」。原告人解釋，標題是他的筆^誤。這文件所列舉的款項，其實是第二被告人投入蘇州項目的款項。由於第二被告人曾口頭承諾將他投入蘇州項目的部分款項撥到長春項目，因此有此筆^誤不難理解。本席接納他的解釋。

29. 被告人等最為依賴的文件證據是該備忘和該決議。他們稱這些文件有力地證明他們是名下駿豐股份的實益擁有人。本席未能苟同。

30. 該備忘指被告人等是股東。再者，雖然沒有明言第一被告人曾投入任何資金到長春國際，它確曾提及第二被告人投入了人民幣259 萬元。表面看來，該備忘好像否定了原告人的案情。

31. 本席認為，要正確理解該備忘的用意，必須把它放在整體的證據中來考量。如上文所述，與訟三人達成了協議一後，只要被告人等仍未還清股款，他們仍然只是名義上駿豐的股東；當他們付清股款後，才會成為實質的股東，真正的投資者。按此理解，原告人在備忘中稱他們為股東，並不是說他們實際上就是股東，他們仍是名義上的股東和原告人之信托人，並以此身分參予長春國際的事務。這和原告人在作供時的解釋吻合。他說，他在備忘中稱被告人等為股東，是因為他們二人當時仍有他所稱的「認股權」，即投資的機會。換句話說，原告人當時認為他們仍未是實際的投資者。(順帶一題，第二被告人在證人陳述書中所依賴的文件：見上文第 13 段，其中提到被告人等是股東的字句，當按同理來理解；所以那些文件亦不足以推倒原告人的案情。)

32. 本席又接納代表原告人之袁資深大律師的陳詞：該備忘的日期是1996 年3 月，距離達成協議一及與訟三人在1995 年7 月到香港辦理發行新股手續的時間不遠；由於當時他們三人關係還未變差，原告人也不會知道被告人等最後會反口，因此原告人才以第二被告人在蘇州注資的金額，視作為他在長春項目的投資。換言之，原告人是在協議一仍然有效的基礎上草擬該備忘。

33. 基於這些原因，該備忘不能推翻原告人的案情。

34. 至於該決議，原告人解釋說，他^誤以為可透過被告人等提議的貸款方案解決當時的資金問題，才簽署董事決議。其後原告人得知該方案違反內地法律，便在2000 年4 月10 日的長春國際物業董事會上宣布該董事決議無效。被告人等在這方面沒有提出異議。本席接納原告人的解釋。

35. 被告人等的證供還有兩個不通的地方：

(一)  第二被告人稱所投入長春國際的資金，無論是人民幣380 萬元或在減去66 萬元後的314 萬元，總比第一被告人稱所投入的人民幣160 萬元多。按協議二，他在駿豐的股權理應比第一被告人所佔的大。可是，這和他們稱在駿豐獲得之股權分配的說法不符：見上文第 3 段。就這差異，被告人等沒有任何合理解釋。

(二)  被告人等稱在1994 年10 月或8 月前已分別投入人民幣160 萬元和380 萬元或314 萬元，之後便沒有再次注資。既是如此，他們未能解釋為何在駿豐的股權分配比率，在1999 年1 月會增加至每人25.5%。

36. 經小心考慮後，本席認為被告人等的說法漏洞百出，所以不予接納。

37. 基於上述原因，本席裁定，協議一才是與訟三人所達成的口頭協議；原告人是註冊在被告人等名下駿豐之股份的實益擁有人，被告人等只是原告人信托人，為他持股。

命令

38. 本席判定，原告人勝訴，被告人等敗訴；並宣布被告人等是原告人的信托人，為他持有名下的駿豐的股份，又令被告人等在本判詞頒下14 天內把名下的駿豐股份全部轉給原告人或他的代名人；若被告人等拒絕或沒有依令轉名，原告人可向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申請，由她來採取必須的步驟，以完成轉名的手續。

39. 本席亦頒下暫准命令，著被告人等支付原告人訟費，若雙方未能同意數額，可交由聆案官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