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華慰

HCMA 412/2018

[2018] HKCFI 279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刑上訴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8年第412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8年第128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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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1.  上訴人在羅德泉主任裁判官 (下稱「裁判官」) 席前承認一項「收取超過訂明收費率的的士租用費」罪[1] (控罪一)；一項「沒有撥動的士計程錶指示器」 罪[2] (控罪二)；以及一項「沒有在的士證件架上展示的士司機證」 罪[3] (控罪三)。

2.  就控罪一及控罪二，裁判官分別判處監禁4個月 (同期執行)；控罪三則判處罰款500元。裁判官亦下令，就控罪一，停牌 (只限的士駕駛資格) 18個月[4]。

3.  上訴人不服控罪一的停牌令，提出上訴。

4.  審訊和上訴時， 上訴人均沒有法律代表。

控方案情

5.  2018年4月20日下午近6時，3位警務人員 (1位督察、2位警員) 喬裝遊客，登上上訴人駕駛之的士，要求前往山頂。上訴人向督察表示，車資為300元。抵達目的地後，其中一位警員以1張500元紙幣[5]支付車資，上訴人找回200元。事後測試確認，該段路程的實際車資為52.9元 (即上訴人濫收了247.1元)。上訴人駕駛時，亦沒有撥動計程錶或展示的士司機證。

上訴人背景及求情

6.  他66歲，有34次定罪紀錄，當中7項罪行與控罪一類同；6項罪行與控罪二類同；1項罪行與控罪三類同。2013年，上訴人首次因「濫收車資」及「沒有撥動的士計程錶」被定罪。他每次干犯上述同類罪行均被判囚 (由1至4個月，循序漸進)；當中亦曾4度取消駕駛的士資格 (由6至8個月不等) 。最後一次就同類罪行定罪是2017年10月，判囚4個月及取消駕駛的士資格6個月。

7.  求情時，上訴人表示，已年屆66，尚可以工作的日子有限。兒子於2017年12月4日出生，太太是內地居民，希望法庭給予最後一次機會[6]。上訴人指，已獲小巴公司答允僱用，日後將轉行駕駛專線小巴[7]。裁判官曾邀請上訴人就停的士牌陳詞，但他選擇不作陳詞[8]。

上訴理由

8.  上訴聆訊時，上訴人表示，ESCC 797/2018案中被告人的判刑遠較他的輕。上訴人承諾，不會再犯。他亦表示，因年紀大，駕駛其他車輛時感吃力。他重複，兒子才10個月大，與妻子在內地居住，只能靠他駕駛的士養活一家。

判刑理由及本席的評論

9.  裁判官在判刑理由書這樣說：

「 6. 本案涉及針對遊客入手，看準他們人地生疏及不懂當地情況及無助之弱點下手，遊客往往任由違規司機宰割，縱使知道，只能感嘆無奈。這些罪行對香港之形象造成極惡劣影響，覺得司機像賊一般。

7. 發牌制度之目的是讓持牌者可在有監管質素下提供服務，他們亦可藉此賺取生計；任何持牌者，包括專業人士，如律師或醫生等，若藉著利用牌照之權利作奸犯科，被臨時或甚至永久地終止牌照實為意料中事。被告人早前已經受重罰及被長時間停牌，其中一次停牌期更長達8個月之久，但仍然屢犯不改；再加上在上次被重罰後不久又重蹈覆轍，更在今次之濫收幅度高達4倍多，法庭面對這些猖獗及明顯地向法律挑戰行為，絕不是束手無策，而是需要果斷地作適當之量刑，當中必須針對兩方便:

(1) 更具阻嚇性，以阻嚇肆無忌憚地繼續犯案；

(2) 具阻止性，以免更多人受害。

本席認為更長期之停牌看來是唯一選擇。

8. 對於求情陳詞中提及孩子在2017年12月出生，但本案之犯案日期則為2018年4月20日；被告人早前已經多次因相同罪行被判重囚及長期停牌，必然心知肚明繼續因犯案將會帶來之困局，但仍然繼續以身試法，若以小孩及家庭理由作寬大處理，實在難以站腳；況且今次停牌僅局限於的士牌照，並非全面地封殺他尋生計，他仍然可以如求情陳詞所述，轉往駕駛專線小巴，那更可以杜絕濫收車資再發生。本席認為縱使停牌18個月雖屬極嚴苛及困難之決定，但以本案的非常情況下，實有此需要。」

10.  上訴人抱怨，另一宗裁判法院案件的被告人獲輕判。先不提裁判法院的判決對本席沒有約束力。其他人在其他案件的情況必定各有分別。處理本案時，本席只須考慮上訴人的刑罰是否恰當。

11.  上訴人的年紀及家庭狀況，求情時已清楚表達，裁判官沒有忽略。上訴人老來得子，這是他的個人選擇。他是否具能力把孩子養育成人，亦是他個人的問題。不過，他不能以養妻活兒為藉口去作奸犯科。                    

12.  高院原訟庭暫委法官陳嘉信 (當時官階)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何炳崇HCMA 603/2015案指出，停牌令的長短必須在公眾利益和上訴人的個人情況之間取得平衡。而且，停牌多久才算合適，並無量刑指引，一切須以個別案件情況而定[9]。

13.  「濫收車資」是十分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利用遊客人生路不熟的弱點來「宰割」他們。此等行為，肯定對遊客的利益和香港作為亞洲之都的美譽造成嚴重影響，有損公眾利益。作為主任裁判官，羅裁判官必定瞭解區內的罪案趨勢。他當然有權判斷，哪些罪行需要打擊和嚴懲。

14.  裁判官指出，上訴人曾多番因同類罪行判囚及停牌 (最長停牌令達8個月)，但仍屢犯不改。即使2017年10月被重罰，半年後又重蹈覆轍干犯本案，濫收的幅度更高達4倍多。裁判官認為，面對如此猖獗並公然漠視法例的行為時，法庭絕非束手無策，而應該果斷地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本席絕對認同裁判官的看法。

15.  不過，干犯本案前，上訴人最長之的士停牌令是8個月。本席認為，即使刑罰必須具阻嚇性，18個月的士停牌令 (即10個月的加幅) 委實「不相稱」(disproportionate)，屬明顯過重。

16.  高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張慧玲 (當時官階)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蔡林飛  HCMA 539/2006案表示，當犯案者是職業司機時，法庭一方面需要考慮「停牌」對他構成的經濟困境，尤其是會否將犯案者「逼上梁山」(即令他無法維生而為非作歹) 。另一方面，法庭亦須考慮犯案者若以其不正確的駕駛態度長時間在道路上駕駛，對公眾構成危害的風險。故法官/裁判官行使酎情權時，需考慮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10]。

17.  雖然上訴人可暫時駕駛專線小巴為生，但他感到力有不逮。現時，專線小巴可載客19人；的士則4至5人。本席認為，相對於被他「宰割」的遊客 (涉及他們金錢上的損失及香港的聲響)，如上訴人要勉強駕駛專線小巴，可能對更多乘客或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另一種風險 (涉及公眾的人身安全)。本席不得不顧及這一點。

18.  基於上述考慮，本席認為，恰當的停牌令是15個月。本席批准上訴，就控罪一，改判上訴人停牌 (只限的士駕駛資格) 15個月 (其他刑罰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