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LE Van-hung

DCCC 1122/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3年第11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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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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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及案情

1.  這是一宗在人流頻繁的街市發生的「扒竊」案件。被告人被控一項「盜竊」罪[1]，他承認控罪，並同意案情。

2.  控罪詳情指他於2013年11月11日(下稱“案發當日”) 在香港灣仔寶靈頓道21號鵝頸街市地下外 (下稱“案發地點”)，偷竊一部iPhone，而該物品屬於李雪雯Joyce(下稱“受害人”)的財產。

3.  案發當晚大約6時50分，受害人在案發地點卸下外套時，身體感覺暖意及有人觸碰外衣右方，她轉身並看見被告人左手握著一部屬於她的iPhone。被告人把iPhone交還受害人後拔足逃跑，受害人從後追截，這時兩名食環署職員協助追捕，最終在街市內成功制服被告人，之後警員到場作出拘捕。

背景及求情陳詞

4.  被告人現年53歲，已婚，有一名16歲的兒子。他是一名越南人，於1981年來港，在香港擁有永久居留權。他讀書至高中程度。他被捕前從事地盤工作，月入大約港幣10,000元。

5.  辯方求情指被告人因經濟理由犯案，本席認為這不是有效的減刑因素。

判刑指引

6.  根據案例，就扒竊案件經審訊後被定罪的初犯者而言，恰當的量刑基準範圍為12至15個月監禁  (引用 HKSAR v Ngo Van Huy  [2005] 2 HKLRD 1) 。

7.  法院在上述量刑基準範圍的取捨應該只考慮案情，例如受害人的年紀、失物的價值和犯案手法。但法院必須先撇除加刑因素，否則必然引致「雙重計算」 (見HKSAR v Chiu Suet Yee Angel, CACC105/2010, 27.10.2010, 未經彙編，第13-14段) 。

本案判刑

8.  受害人的手機價值港幣3,500元，雖然手機已被尋回，受害人沒有財物損失，但如果不是受害人機警識破惡行，手機被偷走必然為她帶來麻煩及不便，常識告訴我們手機必然內藏大量個人資料包括相片等等，而且一旦電話咭被移除，警方便難以追尋，而犯案人便能輕易變賣電話 (引用 HKSAR v Liu Lin Feng  CACC206/2011, 28.2.2012, 未經彙編, 第36段)。

9.  法庭考慮了上述因素後，採納15個月的量刑起點。緊接下來，法院須顧及加刑及減刑因素。

10.  辯方稱這是「順手牽羊」的案件，犯案地點「人流一般，不算特別擠擁」，本席不接納此部份求情陳詞。辯方律師已向被告人解釋，被告人選擇不出庭作供，辯方也沒有進一步陳詞。

11.  根據案例，扒竊是指偷竊受害人身上攜帶的物品，例如從衣袋或背袋偷取，因此本席裁定本案是屬於扒竊的行為 (見 R v Lau Kin Hong, HCMA355/1996, 11.7.1996, 未經彙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阮世仲，HCMA529/2003, 12.8.2003, 未經彙編)。

12.  案發地點是香港灣仔寶靈頓道21號鵝頸街市地下外，時間是晚上6時50分，根據常識，案發時街市必然是人群擠擁，亦為加刑因素，本席將量刑基準調高3個月至18個月。

13.  被告人有24次出庭作為被告人的記錄，共涉及30項罪行，與不誠實有關的罪行共15項，全部是盜竊罪，15項記錄中與本案罪行相同的有3次，分別在2003年11月、2007年3月及2009年7月，被判12個月、8個月及15個月即時監禁。

14.  辯方求情陳詞時引述上訴法庭在HKSAR v Ngo Van Huy  [2005] 2 HKLRD 1案，因上訴人有35項前科及17項相同記錄而把判刑起點調高9個月。

15.  本席考慮了被告人最後一次犯案在2009年7月，與本案犯案日期相隔超過4年，而他只有3次相同記錄，本席把控罪的量刑基準再調高6個月至24個月。

16.  被告人除了其認罪答辯外，並無有力的減刑理由，在扣除三分之一刑期後，被告人的刑期為16個月監禁，即時執行。

[1] 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9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