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周健豪

DCCC 205/2020

[2021] HKDC 155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0年第2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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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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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第三被告（後稱「被告」）面對一項暴動罪。他被控於2019年8月24日，在九龍灣偉業街近牛頭角警署一帶，與同案兩名被告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參與暴動。被告否認控罪。

2.  辯方立場是被告沒有參與暴動。他參與合法遊行，途中受阻，他在常怡道休憩處等候期間，看見警察追逐示威者才逃離現場，但在逃離過程中被截停拘捕。

3.  對不爭議的事宜，控辯雙方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C條規定，以承認事實呈堂，列為控方證物P27。要點如下：—

(a)  於2019年8月24日，大約下午1時30分，在九龍灣開始的公眾遊行是獲得不反對通知書而進行，該不反對通知書及附件呈堂為控方證物P1。

(b)  同日於1645時，警員16019拘捕第三被告非法集結。其後，該警員在牛頭角警署報案室內向被告搜身及搜查其背囊（證物P2），並檢取兩隻右手穿戴的黑色手套（證物P3）（從被告左前褲袋搜出），以及一個綠色口罩（證物P4）（從第三被告的藍綠色背囊內搜出）；

(c)  證物P5至P12是警方從公眾媒體下載的8段錄影片段，並燒錄於8張光碟，以上光碟的影像均為真確；

(d)  警方從P5至P12中截圖，並收集於8本攝影集中，呈堂為證物P13至P20；

(e)  警員8156、7686及8369在現場作出錄影，並將錄影片段分別燒錄於3張光碟上。該等片段的影像均為真確，並將3張光碟呈堂為證物P21至P23；

(f)  證物P24是警方在現場拍攝的照片集(Book 1)；

(g)  證物P25是警方在被告被捕後為他拍攝的照片集(Book 2)；

(h)  證物P26是警方從被告檢獲的財物拍攝的照片集(Book 3)。

(i)  被告並沒有任何刑事紀錄。

4.  根據P1，警方規定該公眾遊行舉行時間由下午1時30分至晚上7時正，並有指定的路線。起點是駿業街遊樂場，駿業街，海濱道（西行），順業街，偉業街（西行），常怡道（東行），宏照道（南行），零碳天地外為終點。

5.  控方亦呈交其他證物P27至34，詳情見證物表。

6.  辯方呈堂的證物包括案發現場的街道圖、傳媒新聞片段的光碟、兩張顯示案發現場常悅道休憩處位置的照片，和被告的醫療報告，詳情見證物表。

7.  控方一共傳召了4名證人作供。控方第一證人和第二證人作供主要是提供案件的背景，而第四證人是事後正式拘捕被告的警員。控方第三證人是控方最主要證人。

8.  控方第一證人是刑展豪督察。案發當天，他是機動部隊Z連第4小隊的指揮官。於1527時，他奉命在兆業街近偉業街設立警察防線。在該處，他看見大約300名示威者在偉業街東西行線及業安工業大廈，示威者在距離30米外的偉業街東行線上築起路障，堵塞整條東行車線，有示威者不時用鐳射筆照向警務人員的臉和眼。於1634時，有兩名示威者走到偉業街東西行車線中間的石壆，向警務人員投擲磚頭，然後走回人群內，他於是指示傳令員舉起紅旗警告，他本人向示威者作出口頭警告，內容為「你們正在參與非法集結，立即散開，否則可能用武力驅散或拘捕」。於1636時，他收到命令前往偉業街西行線一帶掃蕩。當他與同僚掃蕩至偉業街西行線行車天橋，天橋上有示威者向他們投擲雜物，他於是指示傳令員舉起黑旗，他本人並向示威者作出口頭警告。他同意辯方指出，在出示紅旗之前，示威者向警方投擲物件只是零星，但言語上及鐳射光騷擾方面不是零星。他亦同意在常怡道天橋附近的人群未必聽到他作出的口頭警告。

9.  控方第二證人是總督察A，案發當天，他被指派擔任特別戰術小隊指揮官。於1603時，他被指派前往偉業街與兆業街交界支援機動部隊已設立的警察防線。在該處，他看見偉業街東行線經已有大型路障設立，現場聚集了數百人，包括示威者和傳媒。同時，業安工業大廈平台亦有示威者聚集，當中有示威者用激光儀器照射在偉業街與兆業街交界佈防的警務人員。於1604時，有示威者向警察防線投擲一些雜物，包括磚頭。於1628時，他收到上級指示，若果示威者繼續向警察使用暴力，便要採取拘捕或驅散行動。於1630時，機動部隊向示威人士展示警告旗幟及以擴音器作出口頭警告。於1637時，他留意到偉業街西行線有示威者走過分隔東西行車線的石壆，到兆業街警察防線正前方，向警務人員投擲硬物。於1638時，他接獲指示，要作出拘捕或驅散行動。他沿著偉業街東行線推進，期間有很多示威者向他投擲不同種類的物件，包括竹枝及硬物。他跑過東行線的路障及分隔東西行車線的石壆後，在西行線截停一名示威者，隨即被多人用長棍及竹枝施襲。另外，他看見在石壆上另有一人向他投擲竹枝，他嘗試制服此人但不成功。此時，他看見眼前的暴徒已經向著常怡道方向逃跑，但仍有一名暴徒向他施襲，他擋格後成功將該暴徒制服及拘捕，事件中他的左前臂受傷。

10.  控方第三證人署理警長B，是拘捕被告的警員。在主問他作供說，案發當日他當值特別戰術小隊。於1640時，他與隊員收到小隊主管通知進行驅散、掃蕩及拘捕違法的示威者，便隨即行動。他與隊員推進30米左右，看見部份示威者向觀塘方向後退，但仍然有部份示威者與警方對峙及投擲雜物。當時，他看見偉業街近常怡道天橋下面有數十名示威者一字排開聚集，向警方投擲雜物。他與這班示威者相信距離約30米，中間有圍欄、雜物造成的路障，但路障的高度只有半個人身高，並無阻礙他的視線，現場光線充足，他可以清楚看見前面發生的事情及環境。在這數十名示威者當中有一名中國籍男子，年約30歲、1.6米高、瘦身材、戴眼鏡及防毒面具，身穿黑色T裇及長褲，背著一個藍綠色背囊。當他與隊員跑上前打算進行逮捕時，該數十名示威者，包括目標男子，轉身往觀塘方向逃跑。他跑了30至40米後，在偉業街／常怡道休憩處對出追到該目標男子，及把他按在地上。該男子嘗試反抗，他用了20至30秒時間把他制服，並將男子戴著的防毒面具除下來確認他的身份，與此同時，有軍裝同僚跑到協助制服該男子。被制服的男子就是被告。當時現場情況非常混亂，四周依然有很多示威者向警方投擲雜物，甚至汽油彈。其中一個汽油彈擲到在他前方2米，汽油彈爆破在地上燃燒形成一個火球，由於當時情況危急，為了自身及被告的安全，他在數名同僚協助下，將被告向後拖行10米左右往安全位置，期間他沒有帶走從被告臉上除下的防毒面具。其後，他把被告交予警員16019接手處理，並吩咐他用非法集結罪拘捕被告。

11.  控方第三證人的誠信、證供的可靠性受到辯方質疑。辯方案情是，控方第三證人認錯人。在辯方盤問過程及播出過數條片段及截圖（包括HK01新聞片段及MFI (2)截圖第2、5、7張）之後，他同意背著相同顏色背囊的遊行人士不止被告一個，最少也有3三個。辯方向證人播放P5無線電視新聞片段後，證人看過之後，同意當警方採取行動時，在前方的人群已向觀塘方向逃跑，在3秒內，橋底已見不到任何示威者，也見不到有人背著與被告同一款的背囊。之後從畫面見到有兩個背著同款背囊，其中一個奔跑時雙手揪住褲頭，從畫面左方出現，另一個身材比較矮，一前一後近距離奔跑，之後身材比較矮的那一個向右跑逃去無蹤，而身材較高那一個就是被證人拘捕的被告。證人堅持當時只見到一個背藍綠色背囊疑似被告在他前面，他從後將那人撲低制服。他確認當他們速龍小隊執行驅散行動是控方第二證人帶領，其他隊員跟著，也有機動部隊一起行動，一部份在他前面，一部份在他後面。當他跑了30米去到偉業街東行線第一個路障後面，示威者已退至偉業街與常怡道交界的天橋下面，有數十名示威者一字排開。辯方證物D2是控方證物P32一部份位置的複印本。控方第三證人應辯方要求在D2（街道圖）加上標誌。首先，從兆業街跑出偉業街的路線，用紅色筆圈出他推進30米後作出觀察的位置；用藍色筆來標誌示威者在偉業街搭建的路障；用三角形A和B來標誌示威者從路障退至天橋下面的位置；及用紅色筆打交叉並圈住來標誌他把被告制服的位置。他確認，在他用圓圈標誌的位置觀察被告不足半分鐘，所以他能夠見到被告的身型瘦削、高1.6米、戴眼鏡和防毒面具、衣著和背在背後背囊的顏色。當被問到被告有否戴帽時，他回答，當時沒有留意有或無，之後他補充只是今天記不起。惟是，辯方向他指出他在案發後自行書寫的證人供詞，相隔不足一天，記憶猶新的時候，一字不提被告有或無戴帽。他承認自己在描述被告的衣著方面欠缺仔細。辯方亦質疑，既然該目標男子有戴眼鏡，有戴防毒面具，他如何判斷他的年齡約30歲。證人回答，他只是基於自己個人觀察，覺得是年約30歲。辯方也質疑證人的證供，稱該目標男子身高約1.6米。吳大律師指出自己身高1.75米，被告還比他高一些。證人在庭上見過吳大律師站在被告身旁比較後，同意兩人身高差不多。當被問到，既然該男子是面對著他，他怎能見到孭在背後的背囊是藍綠色？證人回答該男子有左右移動，所以他便見到，及當時男子轉身逃走時，他更加清楚見到該背囊是藍綠色。有關在該處示威人數，辯方播放過相關片段後，證人同意人數上是超過數十人。辯方向控方第三證人盤問的時間，由審訊第二天開始到第四天才完結，相當冗長，以上只是控方第三證人在盤問過程所作的證供的一部份。

12.  控方證人四是警員16019。在主問，他作供說，當他從控方證人三接過被告時，被告身穿黑色T恤（P29）、黑色運動長褲（P38），沒有穿鞋及有一個藍綠色背囊（P2）。被告身體有多處擦傷。

辯方案情

13.  被告選擇作供，但沒有傳召辯方證人。

14.  被告在主問作供稱，他是政府外判工，任職文員。在案發前一、兩天，他從網上知道一個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名為「燃點香港，全民覺醒」，在觀塘偉業街遊樂場出發至九龍灣為終點，遊行目的是關於五大訴求和關注當時觀塘、九龍灣一帶新建的智能燈柱對個人私隱的影響。因為他在觀塘區附近居住，也是一個和平集會，所以決定參加。當日在現場，他沒有參與暴動或做過任何事情構成暴動所為，亦沒有慫恿或支持示威者作出任何行動，亦沒有叫口號。

被告版本

15.  在遊行當天，他以過往參加過一、兩次和平遊行所得的經驗，出發時間總會延遲開始，為避開人潮，他故意在原定的出發時間開始後才到達遊行起點加入。他到達時大約是下午2時30分。他隨著遊行隊伍行到偉業街，在天橋上停下稍作休息之後便繼續行。由於遊行人士眾多，在西行線有人跨過馬路中間石壆到東行線。他跟隨人群行上志明橋去到東行線，當時他不知道偉業街東行線是獲批准的遊行路線之外。沿途他見不到有警察指揮交通、做人群管理或阻止遊行人士跨過東行線。從志明橋他返回地面沿著偉業街東行線繼續遊行。當行到常怡道休憩處時，當時大約是下午3時20分。P32A是被告在P32的複本，標誌他從志明橋行到常怡道休憩處的路線。不知何故，大量遊行人士在常怡道停滯不前，天橋上也有很多人，後面的遊行人士也陸續到達。他見右手邊有很多遊行人士在休憩處停留休息，他於是行過去坐在石壆上稍作休息，看看發展如何才決定是否繼續遊行。他坐了30至40分鐘，有人從天橋下來通知在該處的遊行人士，有大批防暴警察從MegaBox正向常怡道休憩處推進，奉勸人群不要行去。他聽到後，好驚、好緊張，想盡快離開。當時他見在該處的人群還是坐著、站著，氣氛平靜，沒有人急著離開。況且他見偉業街往九龍方向塞滿人群，不知循哪一方向離開才安全，於是決定留下繼續觀察在該處人群有何反應，才跟隨大隊離開。期間，有人向他送上一個防毒面具防身之用，以防萬一。他想到萬一防暴警察發射催淚氣體才戴上該防毒面具可能太遲，於是他戴上。突然間就聽到有人大叫「走呀」，隨著很多人在他面前跑過，他於是立即站起來，向前行了幾步，他望向右方，見到有多名速龍和防暴警察拿著盾牌、警棍衝過來，距離他只有十多米遠，因應當時情況危急，想到若果他不逃避便會出事，於是急忙逃跑。之前他在身處地點，他見不到有示威者在偉業街和兆業街交界設路障，亦見不到有示威人士向警員作出挑釁行為，見不到警方有出示紅旗，亦聽不到警方向遊行人士發出警告。

16.  有關傳媒攝錄下的片段，被告確認從TVB新聞片段（辯方證物D3，來自控方的未被使用的材料）於01:11左上角見到，背著藍綠色背囊就是他本人；於01:08用慢鏡便見到他雙手是放在腰間，因為他身穿的褲正跌落。他在地上被警員拖行時，也是同一原因用手拉著褲頭。

控方結案陳詞

17.  控方援引以下案例：—

(1)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天琦及另二人 [2020] 4 HKLRD 428；

(2)  律政司司長 訴 梁國華 [2012] 5 HKLRD 556，就相關行為是否擾亂秩序的行為（第31段）；

(3)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天琦及另三人 [2018] HKCFI 2715所列出的參與暴動的行為（第79段）及何為「破壞社會安寧」（第81段）。

18.  控方在結案陳詞中指出，控方第三證人清楚看見被告是在一字排開面對警察的示威者當中。控方第三證人能說出被告的衣著及戴著防毒面具，當警察向前推進時，被告轉身逃跑，這時他清楚看見被告背著的背囊，追了一段短距離後便成功逮捕被告。從偉業街東行線望向常怡道天橋下方是一條直線，控方第三證人形容，數十示威者在橋底聚集，而非與影像中所見為數眾多的示威者，足以證明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他的前方，亦可反映出他的證供絕無誇大其辭，他的證供清晰合理，實話實說，並不存在任何存疑之處，其證供當被法庭接納。

19.  控方批評被告的證供不合理，亦不合邏輯。

(a)  被告是有計劃去參與此遊行並非隨意加入，既然如此，為何他在行走了50分鐘當中有10分鐘休息後，會在常悅道休憩處休息30至40分鐘呢？對於當時只有26歲的年青人來說，此舉實在令人費解。

(b)  被告稱他大約下午3時30分在休憩處坐了約10分鐘，便打算看看遊行能否繼續進行，如果人群一直停下不再進行遊行，他便打算往裕民坊乘小巴回家。何以他仍然逗留在該處個多小時仍不離開？此舉殊不合理。

(c)  被告稱期間有人出現，叫在場人士不要前往MegaBox方向，因為有很多防暴警察從MegaBox向他們所處方向推進，在場的人仍舊站著或坐著沒有離開，氣氛平靜。MegaBox接近零碳天地，在場的遊行人士聽後沒有反應，似乎只要不繼續向終點前進便不會有問題。奇怪的是，被告竟然感覺驚慌但又繼續留下。他既然打算遊行終止便離開，此時此景，不就是應該離開嗎？他稱不懂方向，但現場有眾多人聚集，大家都是和平遊行的市民，為何他不與他們交談及查問走向裕民坊的方向？

(d)  被告在到達休憩公園前戴著黑色口罩，在被警察制服時也戴著防毒面具，及背囊裡放著一個綠色口罩。他稱防毒面具是一個陌生人在休憩處交給他防身用，他只是單獨坐著，根本沒有可能有人會給他防毒面具。他解釋，可能該人見他沒有裝備，所以給他防毒面具。由此推論，他知道現場的人需要有裝備，誠然，示威者並非遊行人士一般裝備都會有防毒面具，被告若只是一般遊行人士，而非預備有所行動的示威者，自然不會接受這個防毒面具，他卻欣然接受。被告稱防毒面具由陌生人給他殊不可信。從他初期戴口罩至之後戴防毒面具，加上背囊內有一個綠色口罩，可見被告是有意圖掩飾其犯案者的身份。

(e)  被告稱，他在佩戴防毒面具時有人叫「走呀」，他隨即起身走。如果他只是獨自坐著休息，叫走的人未必是叫他，他為何隨即站起身走呢？他身邊的人也只是在休息，他們又為何要走？即使身邊的人群無故逃跑，面對這環境，最合理的做法不是應該停留或走進休憩處來與這班人劃清界線嗎？另外，被告稱較早前有人稱有防暴從MegaBox向他所處的方向推進，但他和人群卻是向著MegaBox的方向跑。

(f)  綜合而言，被告的證供並不可信，其證供當被法庭摒棄。

辯方結案陳詞

20.  辯方指出，控方第一證人在盤問中同意，偉業街西行線和常怡道交界（即控方第三證人見到被告的位置）是合法公眾遊行路線的一部份，而警方當天從未宣佈禁止相關公眾遊行。控方第一證人看過香港01的片段（證物P11）後同意，許多參加合法遊行的人也穿著深色服裝。他也同意，早在1524時左右，常怡道行人天橋對落的偉業街位置已聚集了很多參加合法遊行的人，而他們可能並非暴力示威者。

21.  辯方爭議暴動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控方在開案陳詞中並沒有明確指出暴動發生的具體時間和具體地點。辯方立場是，暴動是警方在約1638時開始驅散行動後發生，而所謂「暴動」，僅是在偉業街西行線上襲擊或試圖襲擊控方第二證人的人士所組成的集結，而並非其他在偉業街的人士。

22.  辯方的立場是被告沒有參與暴動。

(a)  首先，若辯方上述就暴動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被法庭接納，則因被告並非在偉業街西行線上襲擊或試圖襲擊控方第二證人的人士之一，所以被告沒有參與暴動。

(b)  其次，辯方爭議控方第三證人在截停被告前對被告身份的辨認。辯方立場是控方第三證人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辨認出被告就是向他及隊員投擲雜物的數十名示威者聚集在一起的示威者之一。被告的說法是他在參與合法遊行途中受阻，坐在常怡道休憩處的石壆上休息，看見警察追逐示威者才逃離現場，沒有投擲過任何雜物，但在逃離過程中被控方第三證人截停。

23.  辯方陳述，從罪行條文可見，暴動罪有三個罪行元素：—

(1)  關鍵時間存有一個非法集結；

(2)  參與非法集結的人（可以是，但不一定是被告人）破壞社會安寧，從而令該非法集結成為暴動；及

(3)  該暴動仍然進行期間，被告人作出了參與該暴動的作為及意圖參與該暴動。

24.  辯方同樣引述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國華的案例。原訟庭在19至22段指出，就非法集結而言，控方要證明「集結」需具「具體性質/共同目的」，即三名或以上人士作出的訂明行為需一併評估，這些行為必定要有足夠關連，法庭才有充分理由視他們為一起集結。

25.  「非法集結罪」和「暴動罪」是一個演變的過程。「非法集結罪」和「暴動罪」可以視作層遞性質的罪行，當中最關鍵的分別是，「暴動罪」須證明有人實質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作為。

26.  在梁國華一案，原訟法庭在41段指出，破壞社會安寧的驗證標準是，「...每當使人的人身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傷害或使人目擊自己的財產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傷害或使人害怕自己的人身或財產會因襲擊、毆鬥、暴動、非法集結或其他騷亂而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損害時，便是『破壞社會安寧』。」

討論

27.  本席考慮本案控方案情，在警方開始驅散行動之前，有過百名示威者在偉業街與兆業街與駐守防線的警察對峙，還在非指定的遊行路線築起路障，有示威者用鐳射激光照射警方。控方第一證人同意，這些鐳射激光對警方而言是滋擾多於傷害。他觀看過相關錄影片段後也同意，雖然示威者用不同顏色的鐳射激光照射警察，被照射的警察對激光毫無反應，沒有迴避。從而可見，那些鐳射激光並沒有造成人身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的傷害。從片段見到的實況，處於業安大廈的人群當中，的確有個別人士不時用鐳射激光向警察防線照射。此外，還有個別人士向警方防線投擲物件，包括雜物和石頭。證物P33片段（播放時間07:37附近）及證物P34截圖第14張可見有一個示威者投擲物件的動作，和第15張見到地上一塊轉頭。控方證人作供沒有提及這些被投擲的物件令他們受傷或相當可能受傷，也見不到有混亂情況出現。本席認為，當時有個別示威者零星地向警方防線照射鐳射激光和投擲物件的行為，並不構成「破壞社會安寧」，故此認同辯方，警方在約1638時開始驅散和拘捕行動之前並沒有暴動發生。

28.  辯方繼續指出，在警方開始驅散和拘捕行動之後，控方第二證人在推進期間見到示威者向他投擲不同種類的物件，並被一名示威者用竹枝襲擊。在追捕這名示威者途中又被另一名示威者襲擊，這些集結在偉業街西行線，在控方第二證人附近的人顯然有共同目的，就是攻擊控方第二證人。而他們的行為令控方第二證人受傷，因此，這些人構成集結暴動。然而，仔細觀察現場的片段證物D3（見附錄1截圖2），可見在偉業街東行線上的人士和集結在偉業街西行線，控方第二證人附近的人明顯有著不同目的。前者到警察向他們推進時是撤退，後者是攻擊控方第二證人。因此，在偉業街東西行線上的人構成的是兩個不同的集結。即使在西行線，控方第二證人附近的人士構成集結暴動，在東行線上的人士是否構成集結暴動，還取決於這些在東行線的人是否有破壞社會安寧。辯方指出，在被告被控方第三證人截停前，控方第三證人形容有數十名示威者在距離他大約30米的常怡道天橋下方的偉業街與警方對峙，並投擲雜物。控方第三證人並沒有詳細指出那些是甚麼雜物。控方第三證人在主問中形容，1615時在牛頭角警署附近與示威者對峙時，曾明確指出有示威者不斷向封鎖線同警署投擲一些雜物，包括水樽、硬物、磚頭、石塊。如果控方第三證人在驅散行動中被天橋下集結的示威者投擲磚頭或石塊，他必然會指出。同樣地，他也沒有在證供中指出哪一些投擲的物品令他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傷。因此，這數十名在偉業街東行線和警方對峙並投擲雜物的人並沒有「破壞社會安寧」，也並不構成集結暴動。綜合以上所述，辯方認為警方在開始驅散行動之後，及在被告被控方第三證人截停之前這段關鍵時間內，雖然在偉業街西行線上有暴動發生，但在偉業街東行線並沒有暴動發生，若果法庭不接納上述觀點，辯方希望法庭考慮被告有否參與該暴動。辯方指出，就客觀證據而言，控方沒有任何片段完整地攝錄到被告被控方第三證人截停前的全部過程，因此沒有直接證據來指證被告有參與甚麼構成暴動的行為。

29.  本席考慮偉業街東行線是警方指定的遊行路線以外，若果遊行人士循著該方向遊行，是去不到遊行終點。有示威人士在該行車線接近兆業街築起路障來集結，加上有個別示威者在路線後敲打物件，製造聲量，用意必然是挑釁警方，本席認為已屬於非法集結。惟是，本席認為不可能在沒有基礎下認定在該處的人群全部都是示威人士，因為總不能完全排除有遊行人士不清楚指定遊行路線，尤其是見到偉業街西行線前進速度緩慢，甚至停滯不前，見到別人從西行線跨過東行線，便跟隨去到東行線，誤闖禁區。不受爭議，示威者在偉業街東西行線都有築起路障並留守，不過，以整體情況而言，本席認同辯方，在警方出動驅散集結的人士之前的場面未至於集結暴動。

30.  本席同意辯方陳述，要證明被告參與了控方所指的暴動，控方只能依賴控方第三證人的證供，而被告所作證供，否認自己有參與暴動。因此，控方第三證人和被告證供的可信性和可靠性是本案的關鍵。

31.  辯方批評控方第三證人的誠信，所作證供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共有以下兩個範疇：—

(1)  他的目標男子就是被告身份辨認並不可靠；

(2)  他沒有坦白告知法庭事實的全部，故意隱瞞對警方不利的證據，其誠信大打折扣。

32.  辯方陳述，被告的證供簡單直接、合情合理，與客觀證據互相吻合，在盤問下毫無動搖。辯方邀請法庭採納被告的證供，裁定被告沒有參與在常怡道天橋集結的數十示威者所組成的集結暴動或者任何暴動。

法例

33.  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有如下訂明：—

- 第18條，非法集結是指，「(1)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脅、 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籍以上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2)  集結的人如作出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

- 第19(1)  條訂明，「如任何參與憑藉第18(1)  條被定為非法集結的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

34.  本席小心考慮過控辯雙方的結案陳詞，所有在席前的證據和證供，並謹記舉證責任在控方，舉證標準必須達致毫無合理疑點，及被告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暴動發生的時間與地點

35.  根據控方在結案陳詞第(53)段的陳述，暴動發生的時間是當警方在下午4時30分推進時，有示威者仍然向警方投擲雜物。控方第二證人遭人用長棍及竹枝襲擊，後來有人甚至投擲汽油彈。示威者的行為令非法集結演變成暴動。

36.  辯方在結案陳詞第(21)至(28)段作出回應。

37.  就暴動發生的時間，辯方指出是在警方開始驅散行動才開始。這一點控方雙方的意見沒有分歧。

38.  至於暴動發生的地點，辯方認為是在偉業街西行線。辯方指出，在警方開始驅散行動之後，控方第二證人在推進期間被人投擲不同物件及遭示威者施襲，這些都是發生在偉業街西行線，控方第二證人附近人士顯然有共同目的，就是攻擊控方第二證人，而他們的行為令控方第二證人受傷，因此，這些人構成集結暴動。

39.  本席檢視過控方提供的傳媒錄影片段，見到的實況如下： —

- 當日參與遊行的人數眾多，和平有序地進行遊行，惟是到下午2時30分，在偉業街近牛頭角警署出現示威者設立路障；

- 偉業街東行線和兆業街是警方批准遊行路線以外；

- 警方在偉業街與兆業街交界設立防線，並在警署旁集結警力，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在待命；

- 在示威者與警方對峙期間，警方曾出示「停止襲擊，否則使用武力」的紅旗，惟是鏡頭前完全見不到有示威者向警方衝擊；

- 或許有人向防暴警察投擲過磚塊，從片段確見到在佈防的警員附近地上有一塊磚頭。從此來看，有個別示威者曾向該處佈防的警員投擲磚塊。期間，有穿著特別戰術小隊（又稱「速龍小隊」）制服的隊員行前到街口，舉起長槍瞄向前方的示威人士的舉止，之後撤回到佈防隊伍，當時見到大批遊行人士仍然在遊行中；

- 在4時38分之前，依然有大批傳媒記者站近防暴警察隊伍，便可印證在該地點一直都沒有任何示威者衝擊或以任何方式襲擊警方的行動，即使有也是零星，卻見有大批防暴警察已移前到街口集結，蓄勢以待；

- 在4時39分，便見數名速龍小隊率先從街口衝出，奔跑至示威者的路障，帶頭那一名就是控方第二證人。從那一刻開始場面便變得混亂。

- 此一刻是4時40分，才開始見到有雜物橫飛。首次見到汽油彈擲向防暴警察時是在4時41分，在此之前，在雙方對峙的兩小時期間，只見有示威者零星地向警方封鎖線投擲雜物及用鐳射筆照射。

- 警方採取驅散及拘捕行動是突然其來。

40.  從上述片段見到的實況，正如辯方指出，暴動是在警方展開驅散和拘捕行動才開始。

41.  上述錄影片段很清楚見到，數名速龍小隊由控方第二證人帶領下，率先從兆業街衝出偉業街東行線，繼而見到控方第二證人飛身撲過路中央石壆到另一邊來制服一名示威者。那名示威者身處是偉業街西行線。本席相信控方第二證人奮不顧身，由東行線飛撲過西行線，必然是有違法的示威人士所在，隨著演變為暴動是在西行線上開始。

被告有否參與暴動

42.  辯方指出，被告在關鍵時間只在偉業街東行線上出現，所以沒有參與暴動。再者，沒有任何片段片拍攝到被告在被控方第三證人截停的全部過程，故此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暴動。控方只能倚賴被告一身的衣著、裝備及控方第三證人的證供，因此，控方第三證人和被告的證供的可信性和可靠性為最關鍵。

43.  至於被告有否參與任何構成暴動的罪行，本席先考慮被告的衣著和裝備。他被截停時，衣著全身黑色，戴著黑色口罩和防毒面具，褲袋內有手套，背囊內還有另一個口罩，辯方指出，很多參與合法遊行的人士也穿著深色服裝，而且戴防毒面具及褲袋和背囊裡的裝備，這一點本身，即使法庭不採納被告的解釋，也不能作為加強被告參與了控方所指稱的特定的暴動的證據。辯方援引一宗區域法院案件，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勞俊坤及另三人 DCCC 376/2020，主審法官在判詞第164及188段的觀察。本席認同在該案的主審法官在188和189段指出：「D1攜帶上述裝備或許是他曾經或將要參加某處的非法集結/暴動，但有關細節未知。無論如何，控罪一不是如此針對D1，控罪一只訴D1-D4參與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界附近的暴動。……因此，D1曾否在別處參與非法集結/暴動，或是正在前往別處參與非法集結/暴動，都不是控罪一的判罪考慮。控方僅能証明D1攜帶一些可疑裝備，但這不足以證明D1干犯控罪一『暴動』。」

44.  有關被告的衣服顏色，辯方指出控方第一證人也同意，許多參加合法遊行的人士也是穿著深色服裝。事實上，從反修例社會運動開始，從傳媒拍攝的片段經常見到，參與合法遊行的人士大部份都是一身黑色或深色衣服，戴上口罩的也不少。本席認為，一個人衣著的顏色不一定打算破壞法治。同樣，戴口罩的人也不一定有此意圖。從片段見到遊行人士當中有長者，也有似家庭主婦一身黑色衣著，戴口罩。本席認為遊行人士戴口罩可能是不想認識他的人知道他的立場，所以掩飾身份。至於被告的裝備也只是戴著一個口罩和防毒面具，背囊還有一個口罩，褲袋內有兩隻右手穿戴的黑色手套而已，他身上並沒有任何武器或可作非法用途的工具。根據被告證供，他準備多一個口罩來替換。在褲袋內的手套是他母親在冬季時給予他保暖雙手用，他不知為何兩隻都是右手穿戴。他戴著的防毒面罩是一個陌生人見他任何防禦物品也沒有，所以送贈予他。本席認為，不應該因為被告多一個口罩便斷定被告有意圖掩飾其犯案者身份。從片段新聞報道可見，案發當天天文台已發出酷熱天氣警告，被告預備多一個口罩來替換，並非不可能的事。至於被告戴著防毒面罩的來源，本席不能完全排除被告的解釋，因為認為有此可能。被告作供有提及，在遊行沿途有人派水、派糧，他也接過一支水和飯糰，從傳媒拍攝的片段也見到的確有人向遊行人士提供支裝水，也聽到有人大聲呼叫「有口罩派」。本席認為被告的辯解是有可能。若有此可能，他自然會試戴上面上。至於他褲袋內有兩隻右手穿戴的手套，本席對他提供的解釋是有保留，但亦考慮手套是在他的褲袋內發現，不是戴上手。依控方第三證人的證供，若果被告是站在路障後數十名示威者的前排，他必然準備好參與與警方對抗和破壞法治社會安寧的非法行為。理所當然，他帶同手套必然會戴上手。本席亦考慮，警方在被告的背囊是找不到任何可作武器或可作非法用途的物件，例如膠索、錘仔、鉗等等。基於上述分析，本席認為被告的裝備不足以讓法庭可以在唯一合理並無可抗拒作出推論被告有參與暴動。至於控方質疑被告何須逃跑，本席考慮辯方陳詞、被告的證供及傳媒攝錄到的現場實況，被告是見到其他人跑，也見到手持盾牌、警棍的防暴警察在近距離正向他的方向跑來。本席接納，任何人的本能反應是會跟著人群跑。

45.  經過小心考慮過控方第三證人的證供及片段見到的現場實況後，本席認同辯方，控方第三證人的證供不是可以安全地倚賴，原因如下：—

(a)  在主問中，控方第三證人作供稱，在驅散行動開始時，他和速龍隊員從兆業街左轉入偉業街，向觀塘方向推進，見到大部份示威者向觀塘後退，但依然有數十名示威者在30米外近常怡道天橋下方的偉業街的障礙物與警方對峙和投擲雜物。他在路障附近距離該數十名示威者有30米左右，他留意到，在這數十名示威者當中有一名中國籍男子，年約30歲、身高大約1.6米、瘦身材、戴眼鏡和防毒面罩，身穿黑色短袖衫、黑色長褲，背著一個藍綠色的背囊。惟是，他在辯方盤問時起初是說，他在路障觀察的時間不足半分鐘，但辯方讓他觀看過相關錄影片段後，他承認在路障向前觀察只有3秒，前後相差10倍時間。他也同意，在該處集結的示威人數超過數10人。再者，根據控方案情，被告在該處並沒有向推進的警員投擲雜物。在短短3秒時間，控方第三證人為何會特別留意一個甚麼行動也沒有的人？控方第三證人也沒有令人釋除疑慮的解釋。

(b)  此外，控方第三證人指稱，他在30米外見到該目標男子年約30歲、身高1.6米、瘦身材、戴眼鏡和防毒面具。令本席費解是，若果該目標男子有戴眼鏡和防毒面罩，他如何判斷到該男子年約30歲？更甚，隨後他同意被告還有戴口罩和一頂黑色帽。辯方大律師指出，被告的身高比他自己高一些，有1.75米，在庭上示範站在被告身旁來比較，控方第三證人同意，兩人身高差不多。如此，被告的身高與控方第三證人所稱的目標男子的身高相差有0.15米，這個分別應該是很明顯。

(c)  再者，當辯方質疑控方第三證人，他如何在觀察期間見到該目標男子孭在背後的背囊是藍綠色。控方第三證人指稱，因為該男子與數十名示威者在路障留守時左右張望，有移動身體，所以他可以見到。若果控方第三證人的觀察有30秒的話，本席認為有此可能，但控方第三證人改口承認他的觀察只有3秒，那就令人懷疑他的證供可信程度。此外，辯方亦指出，控方第三證人在主問中提及，他在第一眼見到該目標男子時距離他約30米，中間隔了一個路障，在盤問中，他起初說該路障可以繞過去。但在辯方盤問時，讓他觀看過相關片段後便更改他在主問的說法，他是「跨過」而不是「繞過」該路障，而且在該處只向前觀察了3秒。既然他要跨過該路障，本席認為他不可能在跨過路障時視線沒有離開該目標男子。在他從追逐該目標男子的過程中，該目標男子是背著控方第三證人逃跑，因此，控方第三證人跨過路障後要找尋該目標男子一定是留意孭著一個藍綠色背囊的男子。然而，從當日相關片段及辯方結案陳詞附錄3截圖可見，在關鍵時刻，有兩名背著相似的藍綠色背囊的人士在近距離出現。他們都穿著黑色衣服，而他們的逃跑路線亦有互相交錯。這兩人其中一名身材較為高大，即被告，另一身材較為矮小。因此，法庭無法排除控方第三證人第一眼看到在數十名示威者當中，該目標男子其實就是另一名身材較矮的背著綠色背囊的人士這可能性，因為控方第三證人在跨過路障後，他的視線離開該目標男子，因此，見到一個孭著同款背囊的人士就以為是該目標男子。本席認為不能完全排除控方第三證人是認錯人。

(d)  辯方亦質疑控方第三證人有否坦白告知法庭事實的全部，指出在審訊第三天下午，控方第三證人在盤問中稱，被告被制服後曾被拖行，但記不起在拖行期間是否有警察揮動警棍打被告。在審訊第四天上午，在看過證物P5的相關片段後，控方第三證人承認他看到有警察用警棍打被告的身體。在被追問為何一開始不承認時，控方第三證人狡辯說，他的意思是沒有看見警察打被告的頭。辯方陳述，控方第三證人故意隱瞞對警方不利的證據，因此，他的誠信大打折扣。

46.  在警方作出驅散和拘捕行動之前，在偉業街近兆業街有沒有示威者作出構成暴動的行為，從傳媒錄影下的實況是見不到。本席從片段所見，待命已久的速龍小隊率先，大批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尾隨，由兆業街衝出衝向示威人士，才見有大量雜物投擲，繼而出現速龍小隊追逐示威者，與少部份示威者互相攻擊，繼而出現投擲汽油彈。根據控方，就是如此展示示威者的行為令非法集結演變成暴動。上述情況是在偉業街西行線發生。故此，辯方指出，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證明在關鍵時間在偉業街東行線上的集結是集結暴動。

47.  控方指控被告干犯暴動罪，主要依賴控方第三證人的證供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即使法庭認為被告的證供不可信，舉證責任依然在控方，舉證標準必須達致毫無合理疑點。本席認為控方第三證人的證供，尤其是在認人方面，並不可以讓法庭安全地倚賴。其實，控方第三證人所作的證供，在盤問下多處出現前言不對後語，實在罄竹難書，本席認為毋須在此一一列出。

結論

48.  基於控方在舉證上有合理疑點，本席必須將疑點歸於被告，因此，裁定被告面對的暴動罪罪名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