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旭熙及另二人

DCCC 946/2020、947/2020 & 948/2020（合併）

[2023] HKDC 1350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0年第946、第947及第948號（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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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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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的第三被告被控一項暴動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9（1）及（2）條（第三項控罪），及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7（a）條（第四項控罪）。第二、第三及第五被告共同被控一項暴動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9（1）及（2）條（第五項控罪），及一項串謀有意圖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7（a）條和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及159C條（第六項控罪）。第二被告否認第五及第六項控罪。審訊前，第三被告承認第三及第四項控罪，但否認第五及第六項控罪。第五被告承認第五項控罪，但否認第六項控罪。經控方申請，針對第五被告的第六項控罪保留在法庭檔案內，沒有法庭的批准，控方不得繼續檢控。經審訊後，第二及第三被告共同被裁定第五項控罪罪名成立，但第六項控罪則罪名不成立。

案情

2.  警方就一個在2020年1月19日下午2時至晚上10時於中區遮打花園舉行的集會（下稱「集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劉穎匡是集會負責人。集會舉行當天約1300時， 高級督察蔡棟雄、警署警長鄧偉、女偵緝警長孫偉薇及警員14804吳凱健及其他警民關係組警員到達遮打花園就集會進行聯絡工作。

3.  稍後警方發現遮打花園內簷篷上有約100名黑衣人手持美國國旗揮舞及張開橫額，有些人站立而有些人坐在簷篷邊緣位置，構成危險。集會負責人勸喻這些人返回地面，但不果，他們繼續站在原位，因此對在場人士構成危險。

4.  同時間在集會現場附近的終審法院外的閉路電視鏡頭被噴上漆油破壞，亦有示威人士拆去遮打花園的欄杆，及在美利道及會所街企圖堵路。

5.  約1600時，蔡督察要求劉頴匡處理這個情況，同時間劉頴匡卻呼籲集會人士迫爆會場，之後可以流水式地向金鐘方向散去，蔡督察感到集會將變成一個遊行。

6.  1620時，蔡督察收到指揮中心指示需要終止集會，他嘗試與劉頴匡就此事到遠處較靜的地方傾談，但遭劉穎匡拒絕，劉頴匡並要求他出示委任證。約1623時，劉穎匡在諸多刁難後利用揚聲器向集會人士宣佈集會結束，指示集會人士向金鐘方向散去。

7.  1623時至1629時，約50至60名在場人士表現不滿，並包圍蔡督察。有人開始帶頭叫囂及叫「黑社會」，「死黑警」等挑釁說話。現場人士情緒高漲及跟着叫囂，期間有一名女子向蔡督察吐口水， 當時人群（包括第三被告）開始襲擊蔡督察。蔡督察被人用腳踢及用硬物打頭部，頭部被打至流血，亦有人用各種物件包括水樽及雨傘拋向他。吳警員及一名男子嘗試保護蔡督察，但不果，在場人士仍繼續襲擊他們。這形成第一個暴動（下稱「遮打花園暴動」）及傷人罪（第三及第四項控罪）。 

8.  蔡督察等人逃跑至長江中心門外，當時蔡督察的頭部仍在流血，但仍有多名人士（包括第三被告）追趕着他們，在途中亦有人指駡他們。

9.  蔡督察等人到達長江中心門外，因門被鎖上而無法進入。當他們在長江中心門外等候支援時，有數十名黑衣人（包括第二、第三及第五被告）包圍及用武器襲擊他們（期間第二被告曾使用磚頭襲擊蔡督察等人），形成第二個暴動（下稱「長江中心暴動」）。案發時間約為1629時至1630時。

10.  警員因這次襲擊而有以下傷勢：

（1）蔡督察：頭部有5厘米曲線形深的裂傷、右手手指有瘀傷、指骨有粉碎裂傷及輕微移位， 頭部的傷需要縫針。蔡督察需住院2天及得到12天病假。

（2）鄧警長：左手尾指有瘀傷及壓痛， 右邊肋骨壓痛， 得到2天病假。

（3）孫警長：前額有4厘米傷口、左邊頭頂有4厘米傷口、左手踭瘀傷及腫脹、左手尾指擦傷、右手尾指有一傷口、左及右手尾指有骨裂， 左前頭骨有凹形骨裂。 孫警長需留醫10天及得到103天病假。

（4）吳警員：頭部有4厘米彎形深的傷口、左手腕有擦傷、頭骨中央有骨裂。吳警員需留醫2天及得到27天病假。

11.  公開媒體在現場錄影的片段及附近建築物的閉路電視片段拍下了遮打花園暴動及長江中心暴動的案發經過。這些片段顯示第二、第三及第五被告有份參與遮打花園暴動及/或長江中心暴動。

12.  2020年3月11日，第二被告被拘捕。警誡下，第二被告分別說：

（1）「當時我知道有人圍住嗰啲差人，我咪揸住舊磚走埋去作勢打咗2吓，然後將舊磚掉向差人，之後就走喇。」

（2）「我向警察方向打咗2吓，但我唔知有無打中佢。」

（3）「我係遮打花園集會期間見到啲人跑向長江中心，於是我跟住跑，去到長江中心度，我知道有警察俾人圍，於是我就跑埋去，幫手圍警察。」

13.  根據本席的裁斷，第二被告參與了長江中心暴動，並用磚頭襲擊警員。

14.  2020年3月11日，第三被告被拘捕。警誡下，第三被告承認他曾在遮打花園踢了一名警員，即他承認參與了遮打花園暴動，並與他人一同襲擊蔡督察等人。在錄影會面中，他從現場片段中指認出自己曾在遮打花園內出現，及後走向長江中心。根據本席的裁斷，第三被告以身在現場鼓勵其他參與暴動的人士，並參與了長江中心暴動。

15.  2020年1月19日約1631時，第五被告從長江中心逃跑時被截停及以非法集結罪名被拘捕，警誡下第五被告保持緘默。被捕時，第五被告身穿黑色連帽長袖上衣、黑色長褲、戴口罩、透明護目鏡及防毒面具、手戴有灰紅色手套。

16.  2020年3月11日， 第五被告就傷人罪被拘捕。警誡下第五被告承認當時他聽到有人叫「打狗呀」，於是便跟隨朋友走向長江中心， 當時有黑衣人包圍着蔡督察等人，他亦有在包圍的人群中。他承認當時確是有意圖襲擊警員， 但因防暴警員到場而未能出手襲擊警員。在錄影會面中，第五被告在現場片段中指認出自己出現在長江中心外，當時他的衣著配件亦在當天被警員檢獲。

求情陳詞

17.  各被告的代表大律師在書面求情陳詞均援引多宗區域法院的判刑理由書以支持其求情陳詞。本席向辯方指出上訴庭過往已多次指出同類罪行，但犯案背景和案情有別時，其他案件判刑的指導性作用不大[1]。

18.  上訴庭在 律政司司長 訴 唐健帮及另二人 ，CAAR 13/2022[2] 重申這原則：

「35. …本庭在 律政司司長 訴 溫達揚 一案第27段已指出：

「… 因為這些判刑，從來就沒有經過上訴而被肯定，也沒有什麼量刑原則可言，對量刑既沒有約束力也沒有參考價值，根本起不了任何指導作用，根本不應稱之為『案例』…」

況且，「有意圖而傷人」及「暴動/非法集結」罪的案情，以及某被告人的背景、犯案動機、於該案所扮演的角色等事項，可謂千變萬化，任何單純對案件判刑作出比較的做法，都不能協助本庭處理原審判刑是否恰當這個議題。…」

19.  上訴庭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晉旭及另三人 ，CACC 243/2021[3]不厭其煩再次重申「未經上訴的原審判刑對同級法院沒有約束力，對上訴法庭也沒有任何參考價值，不應被業界用作上訴時的依據。」

20.  最終，三位被告的代表大律師在求情時不再依賴在書面求情陳詞所援引的判刑理由書。

1. 第二被告

21.  第二被告現年23歲，案發時19歲，與家人同住。第二被告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22.  第二被告於2018年修讀副學士課程，於2020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同年獲香港中文大學取錄，修讀學士課程。基於本案的定罪及判刑，第二被告不能如期於明年畢業。

23.  求情信件顯示第二被告心地善良、孝順父母、愛護弟弟、努力上進。辯方指第二被告犯案時年少無知，受當時社會環境氛圍影響而愚蠢犯案，他重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辯方懇請法庭信納本案所牽涉的行為與其以往性格相違，屬單一個別事件。面對前途會被毀於一旦的危機，第二被告已經得到了沉重的教訓。此案件已困擾第二被告歷時超過三年之久，對第二被告的人生規劃構成一定的影響，而他承受的壓力亦已造成額外的懲罰。

24.  辯方指第二被告在審訊時同意大部分控方證據，只挑戰了招認的自願性及可呈堂性，減少控方傳召證人，令審訊時間在預期之內，希望法庭給予適當的刑期扣減。

25.  辯方指本案第五項控罪的案情較其他暴動案件輕微：

（1）本案發生當天，現場本來有一場得到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和平集會；

（2）本案暴動是即場突然發生，沒有證據顯示暴動的參與者之間事先有預謀策劃暴動，亦沒有證據顯示第二被告有預謀襲擊受害人；

（3）本案暴動歷時極短，只有10至15秒（不多於1分鐘），受害人的受襲亦歴時甚短，暴動參與者在防暴警察到場前已散去；

（4）本案發生暴動的地點範圍不廣，只局限在中環長江中心門外；

（5）本案的暴動規模十分小，只有約數十人聚集，影響範圍有限；

（6）控方沒有證據顯示第二被告擔當領導角色或是事件的始作俑者，亦沒有證據顯示第二被告曾煽動或號召其他人士參與暴動；

（7）本案沒有證據顯示第二被告的行為激發了其他在場示威者作出更激進的暴力行為；

（8）本案沒有證據顯示第二被告破壞暴動範圍的周邊設施；及

（9）雖然受害人確實有受到傷害，但沒有證據顯示第二被告有實際襲擊過受害人。

26.  考慮到第二被告年紀尚輕、品格良好、沒有刑事定罪紀錄、健康及精神狀況皆良好，辯方邀請法庭就第二被告先索取勞教中心適合性報告。

27.  若法庭認為應判處即時監禁，辯方希望法庭考慮到本案案情較輕微及第二被告是初犯者，並寬大處理。

2. 第三被告

28.  第三被告現年37歲，已婚及育有一名女兒，與家人及母親同住。第三被告學歷不高，只能從事勞動為主的工作，如看更、運輸等工作。他是家中經濟支柱，亦要照顧母親。第三被告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29.  求情信件顯示第三被告本性不壞，內向友善，樂於助人，工作勤勞，認真有禮，能力及態度均受到顧客及上司讚賞。

30.  辯方指第三被告如當日其他數十至百名在遮打花園內的在場人士，因突發情況而情緒被激發，衝動之下向警員施襲。雖然襲擊中有人以硬物施襲，但按第三被告招認，他只曾在遮打花園踢了一名警員，顯示第三被告並非有備而來。第三被告於遮打花園暴動中有實際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辯方亦指各控方證人較重的傷勢均是在之後的長江中心暴動所造成的。長江中心暴動的襲擊維持約10秒，第三被告於這個暴動中沒有實際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而是透過身在現場鼓勵其他參與暴動的人士。就這個暴動，至少就第三被告的參與是突發而沒有預謀的。兩個暴動均沒有造成財物的損壞，最大的傷害是加諸於一眾警員的傷害。

31.  第三被告於審訊前已承認涉及遮打花園暴動的第三及第四項控罪。就第五項控罪而言，第三被告的爭議是就控方界定的第二個暴動，及他沒有鼓勵其他參與暴動的人士。即使如此，第三被告同意控方針對他的絕大部分的證據。再者，在二十多天的審訊當中，涉及第三被告的爭議實質只有不足一天相關特別事項的部分。

32.  辯方亦指第三被告已得到深刻教訓，他同時對因自己一時衝動而令警員受傷表示遺憾。第三被告承諾不再犯事，並懇請法庭寬大處理其判刑，好讓他可以盡早獲釋回家，努力工作，侍奉母親，照顧妻子及女兒。

33.  第三被告就第三及第四項控罪早已認罪。至於第五項控罪，辯方希望法庭考慮案發時間緊接另兩項控罪，案發地點以至受影響人物亦大致相約，以及總量刑原則，可判處部分刑期同期執行。

3. 第五被告

34.  第五被告現年21歲，案發時不足18歲，是一名學生。他於2009年來港定居，父母已離婚，繼母居住於內地，他現與父親同住。第五被告没有刑事定罪紀錄。

35.  第五被告為人孝順，於課餘時間做兼職，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約於2022年6月，第五被告的父親中風，約四個月半身不良於行，自此第五被告一直肩負照顧父親的責任，照顧起居飲食及到醫院覆診。

36.  第五被告在中學的成績一般，但他的操行一向是良好。求情信件顯示第五被告品性純良、尊敬師長、友愛同學、虛心受教、待人有禮、樂於助人、做事認真。第五被告更曾獲得「好學生獎勵計劃」銅獎。案發後，第五被告參加了香港青年協會義工服務，並於疫情期間幫助派發防疫物資給予地區清潔工及獨居長者。

37.  第五被告自11歲開始，已被評智能屬「有限」。根據2022年作出的評估，他的全方面智商評分是75，屬邊沿水平的範圍。第五被告於2020年1月19日被拘捕，期後於2020年3月11日再遭警方以傷人罪拘捕、羈留和問話。第五被告因此感到壓力及焦慮。其後，他於2020年10月31日被診斷為患上適應性障礙（Adjustment Disorder），需服用精神科藥物治療，現已停止服藥。

38.  案發後，雖然患上適應性障礙，但第五被告仍以積極的態度改善自己，包括重讀中五打好基礎應付中學文憑試，希望可以升讀社會服務課程，服務社群；參加義務工作服務社會；於2020年尾，考取了専業咖啡師，學習一技之長；及準備入獄後更加努力讀書應付中學文憑試英文科考試。

39.  就本案而言，辯方指第五被告没有參與遮打花園的事件，也不是從遮打花園追受害人的那群人。第五被告只參與了長江中心門外的暴動。案發時，第五被告是身處長江中心近滙豐銀行大廈的位置，聽到有人叫打警察，所以跟隨朋友走向長江中心的案發地點，加入了第五項控罪的暴動，干犯了第五項控罪。當時第五被告並没有持有武器，他本人没有進行襲擊，只在暴動人群的較外圍位置，一段短時間後防暴警員已到場，第五被告便逃跑了。

40.  辯方認為第五被告的罪責較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天琦  [2020] 4 HKLRD 428及HKSAR v Tang Ho Yin（鄧浩賢） [2019] 3 HKLRD 502為低：

（1）第五項控罪的暴動是突發的，並不是預先計劃襲擊受害人；

（2）數十人參與該暴動；

（3）暴力程度：有人用鐵支及磚頭襲擊受害人，持續約1分鐘，沒有使用汽油彈、没有縱火；

（4）該暴動的規模：發生於星期日的假期，所在之處是長江中心集團一門外；

（5）該暴動歷時約1分鐘；

（6）五人被襲，當中有三位警員和一位巿民受傷。傷勢不屬最嚴重，但也不算輕。没有證據顯示該暴動造成財物損失或破壞；

（7）第五被告參與程度低，他只是跟隨者，並不是帶頭角色。本案没有證據證明第五被告曾經「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與暴動，也没有證據證明第五被告是從遮打花園一直追打受害警員和巿民的人群。第五被告本人並没有直接襲擊受害人；及

（8）第五被告没有干犯其他罪行。

41.  辯方指第五被告是受到朋輩唆擺和社會不良的氛圍和風氣所影響，才會罔顧後果而干犯了本案。他已深切反省，誠心改過，不會再犯。案件發生於2020年1月19日，距今已有三年，第五被告現在已21歲，錯失了被判教導所的機會。辯方懇請法庭考慮為第五被告索取勞教中心報告。

42.  若法庭認為需要判處即時監禁，辯方指第五被告於開審前通知法庭他的認罪意向，希望法庭可以給予最大四分之一的刑期扣減。此外，第五被告犯案時不足18歲，現在已21歲，辯方希望法庭能酌情給予扣減。

判刑

43.  暴動罪是十分嚴重的罪行，最高刑罰是監禁10年。

44.  在楊家倫 案，上訴庭指出就暴動罪的判刑原則[4]：

「59. 本庭必須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是和平和安寧的社區，絕不容許本案所出現的無故及嚴重的暴力行為，特別是針對執法者的暴力行為。

60. 本庭認同原審法官的說法，要對有關罪行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對犯案滋事者迎頭捧喝，防止同類事件再次出現，否則社會要付出慘痛代價，有違公眾及執法人員的利益。

61. 對於一名出身自良好家庭及有良好教育的年輕人處以長期監禁的刑罰，對他個人、其家庭、甚至社會都是悲劇，但法庭必須堅決打擊本案所顯示的罔顧法紀及漠視社會秩序和執法人員的安危的犯罪行為。」

45.  在 鄧浩賢案，上訴庭指出法庭在處理暴動罪的判刑時必須考慮三個重要原則：第一， 暴動罪的嚴重性不可只憑個別參與者有作出或沒有作的行為來判斷，必須考慮其協助的那群人的所作所為。第二，罪行的嚴重性可能會因為參與者在暴動時進一步干犯其他罪行而加重。第三，必須大力阻嚇那些陪同及聯同其他人，務求以廣泛的暴力手段來造成大規模破壞的人[5]。

46.  在 梁天琦 案，上訴庭重申[6]：

「73. 為了保護公共秩序不被暴力破壞而令法治受到損害，法庭對暴動罪的判刑，必須反映法律對維護公共秩序的決心，並向社會和公眾清晰說明，法律絕不容許公共秩序被人以暴力非法破壞或擾亂...」

47.  上訴庭並指出暴動罪判刑的考慮因素包括[7]：

（1）暴動是即場突然發生，還是預先計劃的，若是後者，計劃周詳及精密的程度為何；

（2）參與暴動人數多少；

（3）暴動者所使用暴力的程度，包括有否使用武器，若有的話，是甚麼武器和數量；

（4）暴動的規模，包括發生暴動的時間、所在之處、地點數目及範圍；

（5）暴動歷時多久，包括暴動有否延長；是否經警方或其他公職人員重複警告後仍然進行；

（6）暴動所造成的傷害：例如有否對財物造成任何損失或破壞，若有的話，其程度為何；是否有人受傷，及若有的話，傷者人數及傷勢為何；

（7）暴動造成之威脅的嚴重性及逼近程度為何；

（8）暴動對公眾造成滋擾的性質和程度；

（9）暴動對社群關係的影響；

（10）暴動對公共開支造成的負擔；

（11）犯案者的角色及參與程度，如除自己有參與暴動外，有否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與暴動；及

（12）犯案者在暴動發生期間，有沒有干犯其他罪行。

48.  在 律政司司長 訴 周建諾  [2022] 3 HKLRD 752，上訴庭提及對不同背景及/或不同立場的人的肆意攻擊，並同時帶有仇視、霸凌、恫嚇和滅聲等特徵的行為，法庭必須從嚴處理[8]。

49.  上訴庭在 唐健帮案處理有意圖而傷人罪、非法集結罪及暴動罪判刑覆核時重申，當罪行明顯涉及「私了」的行為，即示威者是因不滿己方的破壞行為受到他人譴責，而出手襲擊對方，這等仇視、霸凌、恫嚇和滅聲的行為，必須處以阻嚇性的刑罰[9]。

50.  就本案的暴動而言，本席的觀察如下：

（1）事件源於警方透過蔡督察要求集會負責人終止在遮打花園的集會，現場人士得知這個要求並包圍蔡督察，期間集結的人士變得情緒激動。最後當集會負責人宣佈終止集會，集結的人士便開始襲擊蔡督察。換言之，參與遮打花園暴動的人士知道蔡督察的警察身份，基於不滿警方的要求而襲擊蔡督察。本席認為即使這並非「私了」，但針對警察身份而作出的襲擊也增加本案的嚴重性。事實上，辯方在求情時亦接納這是本案加重刑罰的因素；

（2）後來蔡督察及其他警員走到長江中心外等候支援，一群黑衣人包圍及用硬物襲擊他們。根據第三及第五被告的招認，他們是知道蔡督察的警察身份而刻意包圍蔡督察等人並作出襲擊。換言之，在長江中心的暴動也涉及上述加重刑罰的因素；

（3）現場集結的人數並不算十分多，兩個暴動的參與人士均為約數十人；

（4）暴動是突發性的；

（5）暴動人士均穿深色衣服、戴上口罩或面罩，明顯是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違法，並意圖以口罩掩飾身份，逃避法律責任；

（6）暴動歷時短暫，遮打花園暴動歷時約3分鐘，而長江中心暴動歷時約1分鐘。在暴動中，暴動人士使用硬物襲擊警員及一名保護警員的市民，但沒有使用汽油彈，也沒有引致財物損毁；及

（7）本案沒有證據顯示三名被告為帶領或號召的角色。本案有證據顯示第二及第三被告有實質參與了暴力行為，而沒有證據顯示第五被告有實質參與暴力行為。然而，上訴庭已清楚指出，暴動罪的嚴重性不單在其個人的行為，而在其參與的整個群體所做的事。

51.  正如上訴庭在上述案例指出，為了保障公眾利益和執法人員的安全，維護社會秩序，法庭必須就暴動罪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對犯案滋事者迎頭捧喝，防止同類事件再次出現，否則社會要付出慘痛代價。此外，由於本案的暴動涉及上述襲擊警員的加重刑罰的因素，法庭更加要從嚴處理。因此，在本案的情況下，本席認為即時監禁是唯一的判刑選擇。再者，基於第二及第五被告的年齡，勞教中心的羈押期最長只有12個月，並不能反映罪行及案情的嚴重性。因此，本席拒絕辯方的建議，沒有就第二及第五被告索取勞教中心報告。

52.  考慮了本案暴動的規模、參與人數、暴力程度、蓄意襲擊警務人員以示不滿的元素，及有關行為對公共秩序和警員造成的危害，本席認為就第三項控罪（即遮打花園暴動）及第五項控罪（即長江中心暴動），每項控罪適當的量刑起點為57個月監禁。第二及第三被告分別在參與長江中心暴動及遮打花園暴動時有實質參與暴力行為，此乃加刑因素，量刑起點應上調3個月。

53.  至於第四項控罪，上訴庭沒有訂下量刑指引，一般的判刑為3年至12年監禁。

54.  上訴庭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馬迪倫  [2015] 1 HKLRD 371引述 HKSAR v Chan Chun Tat [2013] 6 HKC 225並指就有意圖而傷人罪的判刑必須具阻嚇性，法庭須考慮的重要因素為：

（1）襲擊的預謀程度；

（2）襲擊的背後動機；

（3）襲擊者的精神狀態；

（4）襲擊者有否受酒精或藥物影響；

（5）襲擊是個人或群體行為；

（6）使用的武器性質；

（7）武力使用的程度；

（8）受害人的傷勢；及

（9）襲擊帶給受害人（及親人等）的影響。

55.  此外，上訴庭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徐國明 ，CACC 380/2013 指在這類傷人案件的加刑因素為：（1）被告是事件的主腦；（2）有其他人夥同行兇；（3）襲擊並非源於挑釁；（4）在公眾地方作案；（5）事主在跌倒後繼續受襲；（6）事主在失去防衛能力後繼續受襲；（7）事主受到嚴重及永久傷害；（8）被告被接見時就案情誤導警方，顯示沒有悔意。

56.  案發時蔡督察因要求終止集會而被暴動人士以物件襲擊，第三被告加入其中並用腳踢警員。片段顯示暴動人士情緒激動，蔡督察被襲至頭部流血及被址到地上，暴動人士沒有停止襲擊，反而繼續對他拳打腳踢。考慮到襲擊沒有預謀、涉及多名襲擊人士夥同犯案、在襲擊時有人使用硬物、也有人拳打腳踢、施襲者明顯地把不滿發洩在蔡督察身上、蔡督察被襲至頭部流血、蔡督察抱頭坐在地上沒有防衞能力下仍繼續被襲，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刑起點為54個月監禁。

57.  第二及第三被告的代表大律師均提及兩名被告在此案的審訊承認了大部分控方案情，節省法庭時間及資源，可視作減刑理由。就第二被告而言，本席認為他同意的案情基本上是一些媒體或閉路電視拍攝片段所顯示的情況。本席看不到他有什麼理由不同意這些片段所顯示的情況。第二被告除了爭議警誡供詞的自願性及可程堂性，也爭議警員的辨認證供及搜屋的情況。因此，本席不認為這點是有效的減刑因素。本席不會為此作任何刑期扣減。至於第三被告，本席接納他的抗辯只針對特定事項。在二十多天的審訊中，第三被告就爭議事項而對控方證人的盤問時間更不足半天。因此，本席會就這因素酌情給予第三被告1個月的刑期扣減。

58.  本席明白由拘捕至審訊，各被告承受了三年多的等候和壓力，但這並非因控方不合理的延誤而引致，這不構成任何特殊的減刑理由。

59.  鑒於第二被告相對年輕，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過往有參與義工服務，及他的其他背景因素，本席行駛最大的酌情權，酌情給予他2個月的刑期扣減。就第五被告而言，除了他在審前認罪應有的四分之一刑期扣減外，基於他相對年輕、過往有參與義工服務，及其他背景因素，本席酌情給予額外2個月的刑期扣減。至於第三被告，就他經審訊後被定罪的第五項控罪，基於他沒有刑事定罪紀錄及其他背景因素，本席酌情給予額外2個月的刑期扣減。

60.  除了認罪及上述的減刑因素外，本案的三名被告沒有其他有效的求情理由可以把刑期進一步下調。

61.  就第二被告而言，他面對的第五項控罪的量刑起點為57個月監禁，基於第二被告有實質參與暴力行為，量刑起點上調3個月至60個月監禁。由於第二被告是經審訊後被定罪，他不能享有一般的認罪扣減。如前述，基於第二被告相對年輕及其他因素，本席酌情給予2個月的刑期扣減。因此，就第二被告而言，第五項控罪的刑期下調至58個月監禁。

62.  就第三被告而言，他面對的第三、第四及第五項控罪的量刑起點分別為57個月、54個月及57個月監禁。由於他就第三項控罪有實質參與暴力行為，量刑起點上調3個月至60個月監禁。基於第三被告在案件提訊階段已表示會承認第三及第四項控罪，他可獲得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就這兩項控罪，刑期分別下調至40個月及36個月監禁。至於第五項控罪，第三被告是經審訊後被定罪，他不能享有一般的認罪扣減。如前述，由於第三被告在審訊時同意了控方大部分的案情及在案發時沒有刑事定罪紀錄等因素，刑期下調共3個月至54個月監禁。考慮了整體量刑原則，由於第三及第四項控罪源於同一事件，兩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第五項控罪的暴動與第三項控罪的暴動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暴動，本席下令第三及第四項控罪的總刑期其中3個月與第五項控罪的刑期分期執行，總刑期為57個月監禁。

63.  至於第五被告，他面對的第五項控罪的量刑起點為57個月監禁。他在開審前承認第五項控罪，可獲得四分之一的刑期扣減，刑期下調至42個月監禁。如前述，基於第五被告相對年輕及其他背景因素，本席酌情給予2個月的刑期扣減，刑期下調至40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