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訴 鄧麗英

CACC 325/2005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減刑上訴申請

案件編號:刑事上訴案件2005年第325號

(原本案件編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05年第5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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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由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胡國興宣讀上訴法庭判案書:

引言

1. 2005 年7 月13 日，上訴人在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馬保華席前承認三項欺詐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16(a)條。2005 年7 月22 日，馬法官判處上訴人就第1項控罪22個月監禁、就第2項控罪32個月監禁，其中12個月與第1項控罪刑期分期執行，以及就第3項控罪28個月監禁，其中14個月與第1及第2控罪刑罰分期執行，總刑期為48個月監禁。

2. 2006年2月22日，上訴法庭法官鄧國楨批准上訴人向本庭就刑期提出上訴。

有關事實

3. 根據上訴人認罪時所承認的“事實概要”，第1項控罪的受害人(“第1受害人”)在1994年認識上訴人。2000 年2 月起，應上訴人之邀請，第1受害人開始給予上訴人金錢作投資用途。自2000 年2 月至2003年期間，第1受害人向上訴人提供用作投資的金錢共652,000元，而其間上訴人交還了利息給第1受害人共135,000元。這成為第1項控罪。

4. 第2項控罪的事實如下。自2000 年1 月起，應上訴人的要求，第1受害人介紹上訴人的所謂投資方案給自己的朋友，結果有7位女性朋友參與投資計劃。他們都知道第1受害人有權賺取回佣。7名受害人提供了給上訴人投資款項共2,888,400 元，而上訴人發還給她們的利息則共有1,035,900 元。

5. 至於第3項控罪，第9受害人讀小學時已與上訴人認識，應上訴人的介紹，第9受害人也參與了上訴人的所謂投資方案，自2000 年7 月至2003 年11 月期間，第9受害人向上訴人提供了2,196,360元，而上訴人發還給她的利息共1,389,265元。

6. 在判刑時，馬法官採用了英國上訴法庭Trevor Clark [1998] 2 Cr App R 137一案的判刑案例。有關涉及毀信成份的盜竊罪行，該上訴法庭在第142頁就被盜款項數額的判刑作出以下提議：

(a) 少於17,500英磅，21個月監禁；

(b) 17,500 – 100,000英磅，2至3年監禁；

(c) 100,000 – 250,000英磅，3至4年監禁；

(d) 250,000 – 1,000,000英磅，5至9年監禁；

(e) 超過1,000,000英磅，10年及以上監禁。

上訴理由

7. 代表上訴人的鍾元富大律師所草擬的上訴理由書指出，馬法官引用了Trevor Clark一案的量刑指引作為參考，是錯誤的，因為該案只涉及有毀信成份的盜竊案件，而所謂“毀信成份”是指有特別受人信任位置的人士，例如會計師、律師、銀行職員或郵差等，而並非泛指任何受害人所信任的人。參閱R v Barrick [1985] 81 Cr App R 78，第81頁及香港特行政區訴張景（譯音）[1]等案。

8. 鍾大律師指出，從上述兩案例可見，所謂毀信成份，被告人必須處於一個受信任的地位，而該地位本身必須是在定義或本質上必然受到信任，並被被告人加以濫用，方能構成“毀信”而加重刑罰。

9. 在本案，第1受害人及第9受害人與上訴人之間只是存在普通朋友關係，而上訴人並非在定義或本質上佔據必然受到信任的地位，就算她可能很有說服力說服她的朋友參加她的所謂投資方案投入資金，但是她並非佔據任何特殊地位或優勢，故她的罪行不可以合理地以毀信的情況處理。

10. 在其書面陳詞提鋼中，鍾大律師加入了另一項上訴理由，指涉案的三項罪行皆是由相同事件而衍生，上訴人所干犯之罪行屬同一性質，從2000 年至2003 年間一直經營同一個不存在的投資方案，因此馬法官不應對上訴人作出刑罰分期執行的判決，而所有的刑罰應同期執行。鍾大律師向本庭陳詞時放棄了這上訴理由，所以本庭不需要作出處理。其實這論點是不成立的。雖然本案涉及相同手法，即以一個並不存在的投資方案誘使受害人等提供金錢以作所謂投資之用而盜取金錢，但所涉受害者共9人，分期執行部份刑期並無犯錯。

本庭意見

11. 在馬法官的判刑理由書的第7段可見，馬法官認為上訴人的三項罪行乃涉及毀信而進行盜竊。本庭接受鍾大律師的論據, 因上訴人並非處於一個定義上或本質上必然受到信任的位置，所以她以欺詐而盜竊的罪行不應被視為毀信。可是, 本案申請人是長期欺騙對她極度信任的朋友，因此馬法官以Trevor Clark一案就盜竊所涉的金錢數額衡量刑期，是無可厚非的。參閱Barrick案。

12. 然而，馬法官在其判刑理由書中引用了多項判刑原則，其中有兩方面是犯錯的。

13. 第一方面是馬法官處理退還利息的問題。馬法官指出，上訴人大約退還了2,500,000元給各受害人，雖然通常被告人退還盜竊款項是減刑理由，但是就本案的情況而言，上訴人退還款項不外是用以延續及遮掩她的欺詐行為，所以馬法官並不把退還2,500,000元款項的事實作為可減刑的理由。雖然馬法官的理據是合理的，但是他在量刑時，卻把原先上訴人騙去的款項作為根據，而並不是把各受害人實際所損失的款項作為根據，因此即使上訴人退回部份款項的情況並不可以作為減刑理由，但是馬法官也不應以原先未被扣減還款的款項作為量刑根據，否則本庭認為會對上訴人不公，因為受害人的真實損失，而這也是上訴人所騙去的款額，應是更準確及合適的量刑根據。

14. 扣減了退還款項之後，就第1項控罪而言，第1受害人所損失的款項為517,000元；第2項控罪的7位受害人損失的款項共1,852,500元；而第3項控罪第9受害人所損失的款項為807,095元。按Trevor Clark的提議，第1項控罪的盜款是屬於（b）項，因此適當的刑期應為兩年半，即30個月監禁，第2項控罪的盜款屬Trevor Clark（c）項，適當的刑期應為3年半，即42個月監禁；而第3項控罪的盜款也屬Trevor Clark（b）項，適當的刑期也應為30個月監禁。

15. 馬法官因上訴人所犯的是欺詐罪，故按Trevor Clark所提議的刑期加以3個月監禁，以反映欺詐比無欺詐盜竊的嚴重性。本庭認為，這是無可厚非的。

16. 然而本庭認為馬法官犯了另一項錯誤, 那是在於他就第2項及第3項控罪各加刑3個月，以反映上訴人是再犯相同罪行。本庭認為這樣做法是理據不足的。第1項罪行涉及在2000 年2 月起至2003 年某段時間止上訴人欺騙第1受害人，第2項罪行涉及2000 年1 月至2003 年12 月上訴人經第1受害人介紹，欺騙第2至第8受害人令其提供款項，參加不存在的投資方案，而第3項控罪則涉及從2000 年7 月至2003 年11 月期間，第9受害人被騙提供金錢參與上訴人不存在的投資方案。由此可見，三項罪行發生期間可說是始於2000 年1 月直至2003 年底，各受害人同樣是被上訴人不存在的投資方案所騙誘而提供金錢給上訴人，所以不能正當或準確地說上訴人干犯第2項或第3項控罪時，是已犯了第1項控罪而再犯，或是上訴人犯第3項控罪時是已有第1項控罪及第2項控罪的事件存在而再犯。

17. 從另一方面看來，按Trevor Clark的建議，本案所有受害人的損失是三百一十多萬元，應判刑期約為5年監禁，因認罪而獲三分一扣減後，所得刑期為40個月監禁，本庭認為這是一個適當的刑期，而馬法官所處的48個月刑罰是明顯地過重。

結論

18. 基於上述理由, 本庭認為馬法官所處上訴人的48個月監禁總刑期是明顯過高，因此本庭判上訴勝訴，撤銷馬法官所有判刑的命令，而就三項控罪作出下列的判刑命令：

(1) 就第1項控罪，量刑基準應為33個月，因認罪得三分一扣減後成為22個月監禁；

(2) 就第2項控罪，量刑基準為45個月監禁，因認罪得三分一扣減後成為30個月監禁；

(3) 就第3項控罪，量刑基準為33個月，因認罪得三分一扣減後成為22個月監禁。

19. 本庭命令，第2項控罪的刑期其中10個月與第1項控罪的刑期分期執行，而第3項控罪刑期的其中8個月也與第1及第2項控罪的刑期分期執行，其他刑期均同期執行，總刑期為40個月監禁。

[1] HKSAR v Cheung King, CACC 157/2001, 第21及22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