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成靜

HCMA 400/2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及減刑上訴

案件編號：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9年第400號

（原粉嶺裁判法院案件2008年第35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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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  上訴人被控一項「盜竊」罪，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成立，現上訴人不服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

2.  控方案情指案發地點為一個“收信區”，案發當日上訴人於公眾信箱內取去共35封不屬於她自己的信件。控方第一證人為一名警員，案發日下午四時許，他與同僚於收信區附近埋伏觀察，至晚上七時許，上訴人出現並從公眾信箱取走一疊郵件離去，控方第一證人遂表露身分並截查上訴人，發現上訴人取走的一疊郵件中有35封不屬於上訴人的信件。於警誡下，上訴人向控方第一證人表示「我收不到社會福利署的信，我很憤怒，故拿掉全部的信。」這段回應其後被記載於記事冊 (控方證物P3)。

3.  控方證人作供後，上訴人供稱她有抑鬱病，已就診一段時間，有服食抗抑鬱藥。案發晚上七時許，上訴人於家中接獲女兒來電，催促上訴人替她到上述地點拿取重要信件，上訴人雖身感不適，仍只得懷着焦慮心情前往收信區，把所有盛放於公眾信箱的函件取走返家，好讓女兒從該批郵件中自行辨認，以揀取應收取的郵件，上訴人稱因這情況下她才取走全部郵件，不是盜竊他人郵件，上訴人攜信歸家途中，便遭截停。

4.  上訴人稱審訊時她有反對控方將她的警誡口供呈堂，但經過裁判法官審核後，認為警誡口供出於自願，因此該警誡口供被呈堂列為控方證物。

5.  上訴人就一般事項作證，傳召醫生作專家證人，以證明上訴人確有情緒、精神問題困擾。醫生供述，他於案發當天才剛診治過上訴人，並開出一些抗抑鬱藥予她。

6.  審訊時，上訴人亦有傳召女兒作供，指近案發時段，確曾敦促上訴人替她到案發地點收取郵件，又指家人雖有三個私人郵箱於收信區，但當中一個已損毁，且「郵差不肯把信件放入私人信箱」，意指上訴人因此需從公眾信箱收取屬自己的私人信件。

7.  裁判法官聽取雙方證供後作出分析，認為上訴人所患的抑鬱病不會影響上訴人當時犯罪的意圖，最後，裁判法官拒納上訴人的證供，並接納控方證人的證供，裁定上訴人「盜竊」罪罪名成立。

8.  上訴聆訊時，上訴人再辯稱自己患病，她不是故意干犯「盜竊」罪，認為定罪對她不公。

9.  上訴聆訊時，答辯人申請將控罪詳情修改，因控罪詳情指上訴人於案發日盜竊了35封信件，而上述物品為香港郵政的財產。

10.  代表答辯人的馮大律師公正地指出，按控方證物P5郵務督察黃先生的口供紙看來，控方案情應該是指該35封信件是放在公眾信箱裡等待收件人收取的，因此，這35封信件不是屬於香港郵政的財產。因此，馮大律師提出申請批准答辯人修訂控罪詳情改為“而上述物品為其他人的財產”。

11.  本席認為這其實是控罪的一個主要元素，如屬沒有人的財產，當然不會構成「盜竊」罪。審訊時，控方是要將每個控罪的元素舉證至不存合理疑點下才可以定罪。

12.  正如馮大律師指出，其實該批郵件不屬於香港郵政的財產，當時並沒有證供或證據去支持這元素，這可影響定罪不穩妥。本席認為在這情況下，如果批准修改控罪是對上訴人不公，因此本席拒絕答辯人的申請修改控罪。本席認為定罪並不穩妥，因而裁定上訴得直，上訴人的定罪及刑罰被撤銷。

13.  本席曾考慮是否聽取馮大律師的建議，頒令本案發還裁判法院重審。不過，本席考慮過後，認為本案並不是嚴重案件，上訴人患有抑鬱病，已幾次出席聆訊，在這情況下，本席不會頒令重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