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偉文傑又名沈文傑及衛文傑

DCCC 837/2021

[2022] HKDC 59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1年第8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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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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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人被控一項盜竊罪[1]，被告人承認控罪，並同意控方指稱的案情。

修訂案情撮要

2.  於2021年6月26日，約下午5時15分，第一控方證人盧小姐與兒子在濕貨街市，即香港新界元朗橋樂坊2號地下大橋街市M79號舖外購物。

3.  當時街市人流多，盧小姐背著背包，感到背包拉鏈被人拉開，回頭看到被告人正在身後，並手持盧小姐載有一張個人八達通卡的卡片套。

4.  盧小姐質問被告人，被告人交還該卡片套，並作出道歉，請求盧小姐不要報警。

5.  案件最後報警處理，警員到場拘捕被告人。警誡下，被告人承認一時貪心，拉開盧小姐背包的拉鏈偷竊八達通卡自用。

被告人背景及求情理由

6.  被告人的經歷口供，提及其年齡為53歲，越南出生，於越南接受教育至小學程度，以及被告人被捕時無業。

7.  被告人有31項控罪的刑事定罪紀錄，其中有26項控罪是牽涉企圖盜竊及盜竊，當中有13項牽涉企圖扒竊及扒竊，分別曾經判處監禁9至21個月不等。最後一次有關扒竊的定罪，是在2018年3月。

8.  辯方大律師替被告人作出的求情陳詞中，表示被告人剛剛過了生日，現在54歲。於1979年來港，在香港沒有親人，亦因居無定所而無法申請銀行戶口，政府援助的申請亦因此不被批核。

9.  主要求情理由為被告人坦白認罪；有關失物已被起回及交還事主，事主沒有損失；被告人對自己所作所為感到後悔，承諾法庭不會再犯。

辯方援引被告人之前兩宗區域法院的判刑理由書

10.  辯方大律師在求情時，呈上被告人之前自己其中兩宗刑事定罪紀錄的判刑理由書，DCCC 213/2015[2]及DCCC 355/2017[3]，給法庭參考。

11.  在DCCC 213/2015的案件，彭法官指出因罪行發生在行人過路處，並非一個擠迫或遊客區域，因此不視為一項加刑因素[4]。但因被告人過往有多項「扒竊」的記錄，是一名「扒竊」的慣犯，這一項因素加刑9個月[5]。

12.  在DCCC 355/2017的案件，姚法官因被告人是一名慣犯，及案件發生在人流眾多的地方，兩項因素合共加刑9個月[6]。

13.  辯方希望法庭不要就每一項加刑因素分開獨立考慮，並希望法庭將所有加刑因素一併來考慮，並只加刑9個月。

14.  首先，辯方援引以上的兩宗案件均是區域法院的判刑案件，對本庭並沒有約束力，只有參考作用。

15.  再者，在考慮各項加刑因素前，法官應明確指出適當的量刑起點，尤其是當控罪有不同的情況而有階段性的加刑因素，法庭需要讓被告人或任何上級上訴法院清楚知悉明確的判刑考慮。[7]

量刑起點

16.  「扒竊」罪行嚴重，原因之一是該等罪行不但令受害人蒙受經濟損失，亦會導致他們因為私隱暴露及損失個人物品，而要面對甚多不便。

17.  就量刑起點，被告人的代表大律師援引HKSAR v Ngo Van Huy（吳文輝）[8]一案。上訴法庭就在公眾地方干犯的扒竊罪行，定下判刑指引。根據該指引，在公眾地方扒竊，初犯者的量刑基準是12至15 個月即時監禁，而如案件有其他加重罪責因素，量刑基準則會相應提高。上訴法庭列出的罪責因素包括：

1） 使用工具以便犯案，更甚者，傷害受害人；

2） 犯案地點行人眾多，令公眾人士更容易受害，例如地鐵、馬場、人多擠迫的購物地點等；

3） 被告人夥同其他人犯案，特別是處理「有組織及職業扒手黨」時，須大幅度調高刑期。如有國際扒手經常在香港犯案，則量刑基準最少為監禁2年6個月；

4） 被告人並非初犯者。如被告人持續犯案，刑責則更甚。

18.  根據Ngo Van Huy案，12至15 個月監禁的量刑基準，是以一名初犯者而言。本案的被告人並非是一名初犯者，法庭理應要以多於15個月的監禁，作為量刑起點。

19.  但在判刑時，本席同時亦提醒自己避免有重複計算的情況[9]。正如Ngo Van Huy案，在考慮了這一因素後，上訴庭最終仍然採納15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10]。

20.  考慮了相同的原則，因此，在本案本席亦採納15個月的監禁，作為量刑起點。

加重罪責因素

21.  另外，上述Ngo Van Huy案的第2和第4點加重罪責因素，在本案適用。

22.  就第2項（即犯案地點行人眾多）的加重罪責因素，加刑3個月的例子眾多[11]，就這處理手法，被告人的代表大律師亦為之認同。

23.  就第4項（即被告人持續犯案）的加重罪責因素，辯方大律師表示，希望法庭行駛酌情權，考慮一個較低的加刑準則，不採納9個月的加刑刑期，而採納6個月。辯方大律師表示因過去沒有一個案例說明慣犯是一定要採納9個月的加刑刑期，只是大家從最終的刑期減15個月的起點，從而計算或估計出當時法庭是加刑9個月。

24.  辯方力陳，沒有案例指出過，就慣犯這項因素的加刑低過9個月是錯誤，辯方亦有見過法庭採納6個月的加刑刑期。

25.  事實上，根據辯方援引的Ngo Van Huy案，以及其他均有援引該案例的眾多上訴庭案例，犯案者就偷竊罪的案底纍纍，須要有阻嚇性，應加刑9個月。

辯方提出的其他減刑因素

26.  辯方在求情的時候，表示被告人近期身體開始轉差，有肚痛、腹痛、腸痛、膽發炎的情況、腸道亦發現瘜肉，但是是良性，最近亦開始還有認知障礙症。辯方亦呈上被告人2022年1月5日的醫療報告，給法庭參考。

27.  辯方亦倚賴早前呈遞給法庭的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肖萍^[12]，原審法官因三名被告也是聾啞人士，而減刑兩個月。辯方希望在本案，因被告人身體的問題，給予被告人兩個月的減刑。

28.  就被告人的健康問題，他所提及的身體情況，並非如肖萍一案中的上訴人，患有殘障的情況。

29.  而且，根據被告人的醫療報告，醫生亦只是安排被告人在門診部覆診。被告人所提及的身體毛病，並非是被告人服刑時懲教當局無法應付的問題，被告人在懲教署內，亦會得到充足的醫療照顧。[13]

30.  辯方亦在陳詞中表示，被告人沒有經濟能力，由於居無定所，在香港開啟不到銀行戶口。公共的援助亦由於被告人沒有銀行戶口，因而拒絕協助被告人。

31.  根據辯方指被告人沒有經濟能力這一的說法，上訴法庭眾多的案例當中已清楚說明，因為經濟困難而犯法，這只可以構成犯罪的解釋，絕非求情理由，不能構成減刑因素。[14]

32.  辯方亦指被告人有悔意，但被告人的案底纍纍，他指自己有悔意並非由衷之言，法庭不會接納。而辯方表示被告人上一次的刑事紀錄，已經是在2018年，亦非減刑理由。[15]

總結

33.  在判刑時，本席考慮了案情的整體性、較早前提及的各項加重罪責因素，同時亦提醒自己避免有重複計算的情況、以及辯方大律師替被告人的求情陳詞。

34.  根據Ngo Van Huy案的原則，本席認為應採納15個月作為基本的量刑基準。

35.  正如控方於修訂案情撮要中清楚指出，本案明確存在加重刑責的考慮，被告人於人流眾多的街市犯案，因這加重刑罰的因素，加刑3個月。

36.  除此之外，被告明顯是一名「扒竊」慣犯，而以往的判刑都不足以阻嚇他，令他不再犯案。法庭應採納更嚴厲的判刑，根據上述有關案例，這一項因素，應加刑9個月。

37.  被告人於第一時間承認控罪，應可得到三分之一的認罪刑罰扣減。因此，法庭將總刑期27個月監禁的刑罰，下調至18個月監禁。本席考慮了所有求情陳詞，但沒有其他任何特殊的減刑理由。

38.  綜合上述分析，就著本案盜竊罪，本席判處被告人監禁18個月，即時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