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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740/2022
[2023] HKDC 1424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2年第7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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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律政司檢控官黎靖欣女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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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蓉蓉女士，由鄧王周廖成利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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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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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人袁展翔在我席前承認一項暴動罪。
2. 庭上，主控官除了向被告人讀出「經修訂的案情撮要」外，還播放了一些新聞工作者在暴動現場拍攝的片段，辯方也確認該些片段的真確性。因此，本席下面就案情作出的撮要，部份資料來自該些片段。
3. 涉案的暴動發生於2020年5月24日中午時分，地點是銅鑼灣崇光百貨對出和附近的主要街道和馬路。
4. 該暴動由一遊行轉化而成。當天中午時分，先有人舉行由銅鑼灣出發，目的地是中環的公眾遊行，警方從來沒有就這遊行發出過任何「不反對通知書」。
5. 當日下午12時56分左右，約500名示威者在崇光百貨外面的東角道與記利佐治街交界聚集，當時有警員在現場駐守和戒備。聚集的示威者不斷叫喊口號及高舉或展示印有口號的旗幟，而且也佔領了東角道行車路。
6. 本席從庭上播放的片段看到，當時現場有示威者展示及／或高舉美國國旗及港英時代的殖民地旗幟，還有印有「天滅中共」的標語。另外，示威者當中有人帶領其他人叫喊不同的口號，包括「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香港獨立，唯一出路」，以及詛咒警員及他們家人的口號。
7. 在有人牽頭的情況下，出席的示威者的情緒都非常激動。
8. 駐守在現場的警員向示威者發出口頭警告和舉起藍旗，要求聚集的示威者散去。
9. 示威者沒有遵從警方的要求而散去。大約十多分鐘後，於下午1時12分左右，示威者取道軒尼詩道，打算行往灣仔。他們走出崇光百貨外的軒尼詩道，佔據了東西行線的行車路，阻礙了車輛，包括巴士、私家車和電車的行駛。
10. 於下午1時20分左右，因為示威者的不斷推進，警方已經把防線撤退至軒尼詩道西行線和波斯富街的交界附近。片段所見，為數約十多二十名的警員，已被示威者圍著，警員只能擠在一起。
11. 在那裡，示威者與警方對峙。他們向警員投擲物件，包括玻璃樽、水樽、磚頭、雨傘和樹枝。
12. 就在差不多同一時候，在銅鑼灣廣場一期外的一段波斯富街及其附近街道，也有一些示威者跟警員對峙（註：銅鑼灣一期位於軒尼詩道與波斯富街的交界處）。
13. 當時被告人身處軒尼詩道與波斯富街的交界處；而就在那一個交界處，有一個為了分開兩條行車線而構造出來的中央分隔帶。該中央分隔帶上面鋪有磚頭。
14. 就在那時候，被告人蹲下，從該中央分隔帶那裡拾起一塊磚頭，然後跳起並將磚頭擲向正在後退的警方防線。該磚頭約一呎長、半呎闊。
15. 被告人投擲磚頭後，立即轉身離開該中央分隔帶，並且跑向軒尼詩道的東行線，即向著銅鑼灣一期廣場奔跑，但是，一名警員隨即追趕而至，並且成功從後制服被告人。
16. 被告人被制服於地上時作出激烈反抗。在數名警員合力下，被告人被成功制服和控制。警員以「暴動罪」拘捕被告人。警誡下，被告人保持緘默。
17. 被捕時，被告人頭戴黑色鴨舌帽，身穿綠色T恤、黑色長褲及運動鞋，背著一個斜孭袋。
18. 當時他也管有一把可伸縮雨傘、一支黑色單筒望遠鏡、一件黑色T恤和一件藍色外套。
19. 如前所述，是次遊行及集會，是在沒有得到警務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情況下進行。而且，基於本席上面所述，在現場所發生過的事件，是次遊行及集會已經帶有破壞社會安寧的成份，因此已經演變成為暴動。
20. 在關鍵時間，被告人連同其他示威者參與這暴動。
21. 代表被告人的郭大律師存檔了書面求情陳詞和一些判刑案例。庭上，郭大律師也作出了詳盡的口頭陳詞。
22. 犯案時，被告人24歲，現在他27歲。
23. 被告人未婚，與父母在一個公屋單位同住。他的父親70歲，現已退休，退休前任職建築工人。母親68歲，是家庭主婦。
24. 被告人有一名姐姐和一名哥哥。姐姐任職售貨員，哥哥則長期在澳門居住。
25. 被告人在香港出生，但是年幼時因為家中經濟環境欠佳，被父母安排寄養在內地親戚的家中。其後被告人回港就讀小學。中六畢業後，被告人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的一個課程，成為一名專業攝影師。
26. 他在本案發生後，在2021年，曾經跟朋友合夥做木工的生意。但是，他因為本案的司法程序未完成，最終決定終止該生意，改為以自由工作者（freelance）的形式工作。他每月收入約$12,000。
27. 被告人干犯本案前，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28. 辯方呈上了最少五封求情信來說明，被告人過往有良好的品格，是次犯案純粹因為被告人沒有深思熟慮，罔顧嚴重的法律後果，在一時衝動下才犯案。辯方陳詞，被告人的犯事行為實在與他過往的良好品格不相符。
29. 那些求情信，有被告人撰寫的，也有由他的中學校長、訓導主任、老師和前上司撰寫的，本席已經悉數閱讀。
30. 辯方也呈上由「蛻變計劃」（Project Change）發出的一份心理學家報告。
31. 辯方說，「蛻變計劃」是政府核准的機構，成立的主旨，是要協助因反修例事件而被捕、被控及被裁定罪成的青少年重回正軌，重新投入社會。
32. 辯方引述該心理學家報告指，被告人經歷本案後，已經有機會反思和反省；被告人對於自己犯下的過錯，深表悔意。辯方說，被告人願意在服刑後，接受和完成由「蛻變計劃」負責的一年更生計劃。
33. 在那一年計劃當中，被告人會定期接受心理和精神輔導及導師的引領和指導，從而協助自己更生和重投社會。
34. 辯方說，被告人承諾不會重犯任何罪行。
35. 辯方在其書面求情陳詞中指出，本案存有以下對被告人有利的減刑因素：
(i.) 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是遊行、示威、集結或暴動的策劃者；
(ii.) 被告人被捕時，沒有穿著或配戴示威者時常配戴的裝備，例如頭盔、手套、眼罩、口罩或面罩，也沒有管有任何攻擊性武器；
(iii.) 雖然被告人曾經向警員投擲磚塊，但是沒有證據有警員或其他人士受傷；
(iv.) 本暴動的情節不屬於同類案件中情節最嚴重的一個類別；
(v.) 被告人犯案前，其實是前往銅鑼灣廣場一期旁邊的SOLO電業城（門牌是軒尼詩道505號）維修他的一部電腦。他是在沒有預謀和部署下犯案。辯方呈上了一張電腦維修單據來說明這點；
(vi.) 被告人被警員制服時，曾被傷及頭部，後來他到廣華醫院求醫。廣華醫院轉介他到一所醫學影像掃描中心接受腦部掃描。辯方指，被告人左側腦室管膜下有0.6 x 0.7 x 0.6 cm 的腫塊／結節（nodule）及灰質異位（focal subependymal nodular grey matter heterotopia），並且需要定時在廣華醫院覆診；
(vii.) 被告人於2020年5月24日被捕至今（2023年9月）已有3年3個多月的時間。等候聆訊和判刑期間。被告人承受龐大的心理和精神壓力。
36. 在此，本席打算討論剛才提及的第(v)、第(vi)和第(vii)點。
第(v)點
37. 被告人所謂當時其實是要去維修電腦，沒有犯案預謀之說，只是他的片面之詞。本席不能忽略，根據案情撮要，被告人頭戴黑色鴨舌帽，而且，他的斜孭袋內載有伸縮雨傘、單筒望遠鏡、黑色T裇和藍色外套。
38. 根據片段顯示，當時沒有下雨，也不是陰天。而且，本席也實在想不到，無緣無故，為甚麼被告人會攜帶一支望遠鏡在身。
39. 本席憑藉被告人攜帶的雨傘、望遠鏡、額外的黑色T裇、額外的藍色外套、他配戴的黑色鴨舌帽和穿著的黑色長褲，作出唯一推論，根本他出發前往銅鑼灣前，已經打算和有意圖參與是次遊行、示威和集結。他其後透過辯方大律師呈上的電腦維修單據，只是一個掩飾。換一個角度去看，如果他只是為了維修電腦而到銅鑼灣，為甚麼他會攜帶額外的衣服、雨傘和望遠鏡？
40. 因此，本席不接納辯方的求情第(v)點。
第(vi)點
41. 就著被告人的頭部傷勢問題，辯方在聆訊前，存檔了醫學影像掃描中心發出的腦部掃描報告，卻沒有存檔廣華醫院發出的任何正式醫生報告。
42. 聆訊時，本席曾就此事向控辯雙方查詢。控方說，根據他們紀錄，被告人當天被送往瑪麗醫院安排驗傷，而當時他只投訴身體其他部位受傷，沒有提及頭部有任何傷勢。
43. 上次聆訊過後，控辯雙方都各自存檔了他們於稍後時間獲取得到的醫學文件。他們將該些文件呈遞了來法庭，並且以信件形式作出了簡短的陳述。
44. 控方堅持被告人被捕當天沒有就頭部傷勢作出過任何投訴。但是，本席留意，辯方呈遞的一疊由瑪麗醫院急症室發出的文件當中，確曾有記載，於2020年5月24日22:12，即被捕當晚，他便有嘔吐（vomit）的徵狀；而且，於2020年5月30日，初步的腦部掃描已偵測得到，被告人的腦部有一些異常現象。
45. 有見於瑪麗醫院的醫學文件，本席接納辯方所說，被告人因為這次事件而頭部承受了傷害，並因此需定期覆診。
46. 至於案件延誤問題，本席理解，辯方不是投訴控方有一些不合理和需要被問責的延誤。辯方只是想帶出，客觀事實是，被告人由被捕至正式答辯認罪那天，已經有三年三個多月的時間，期間被告人不僅承受心理和精神壓力，而且生活和工作也被打亂和大受影響。
47. 在庭上，控方曾經交代案件經歷的各個階段，包括警方的調查、案件等候律政司的法律意見、案件在裁判法院的提訊，和案件在區域法院的提訊等。
48. 本席審視過有關各個階段所耗的時間後，不認為警方或控方，有甚麼不合理的時間延誤。因為，根據法庭經驗，這一類型案件，往往要經歷數年才能於區域法院審理。
49. 當然，本席明白，過去的三年多等候，對被告人和他的親友來說，是一種煎熬。
50. 就著刑期長短的問題，控方呈上以下三宗案例：
(i.)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天琦 [2020] 4 HKLRD 428；
(ii.) HKSAR v Tang Ho Yin (鄧浩賢) [2019] 3 HKLRD 502；及
(iii.)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楊家倫[2019] 1 HKC 296。
51. 辯方同意這些案例適用。辯方陳詞時特別指出，在鄧浩賢一案，暴動發生時有29名警員受傷，而最終，因為各種原因，尤其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曾在暴動現場縱火，上訴庭認為，合適的量刑基準，應為四年半。
52. 辯方陳詞，在本案，雖然被告人確曾在路邊執起磚頭並將它投向一位警員，但是，沒有證據顯示該名警員有任何傷勢。辯方倚重這一點陳詞說，本案的量刑基準不應比鄧浩賢案的四年半更高。
53. 上訴庭沒有就暴動罪頒下一個硬性的量刑指引，但是，在梁天琦案，上訴庭羅列出12項法庭量刑暴動罪時應該考慮的因素。在此本席不重複那12項因素，詳情可以參照梁天琦案判詞第79段。
54. 本席的理解是，一般來說，在沒有加刑因素的情況下，暴動罪的量刑起點，介乎4年至5年之間。
55. 本席留意，本案具備以下的嚴重情節：
(i.) 示威者叫喊的口號和展示的旗幟，帶有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和仇視警隊的元素；
(ii.) 聚集的示威者，有500人之多；
(iii.) 片段所見，示威者癱瘓了多條銅鑼灣的主要街道，包括軒尼詩道和波斯富街，可以這樣說，基本上，當時銅鑼灣已被癱瘓；
(iv.) 片段所見，示威者不僅挑釁警方，甚示追趕和用雜物攻擊警察，更加把警察逼往軒尼詩道和波斯富街交界處；
(v.) 雖然片段未能顯示被告人的出現，案中也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確實於何時出現在暴動現場，但是，本席上面已分析過，被告人是有預謀和計劃去參與是次遊行、示威、集結和暴動的；及
(vi.) 被告人的角色，不只是鼓勵、利便或協助其他暴動者那麼簡單，他本人曾經執起磚頭，並將它投擲向警員。
56. 上訴庭的案例經已指出，個別被告人的暴動參與程度只是其中一個法庭要考慮的因素。除此以外，法庭還要考慮暴動的性質、規模、參與人數、對公眾造成的滋擾的性質和程度，以及對公共設施和私人財產的破壞和影響等。
57. 是次事件未演變成暴動之前，是一個非法的遊行和集結。是次非法遊行和集結的籌辦者及其參與者，都有著鮮明的立場和主張，因為，他們都叫喊著相同主題的口號，及高舉著主題相同的標語或旗幟。
58. 示威者的聚集，是要公然和肆意挑戰國家主權、法治和警隊。
59. 至於被告人，其仇視警察的心態，更加昭然若揭。
60. 本席認為，是次暴動的情節嚴重。
61. 本席考慮過所有因素之後，認為合適的量刑起點，應為4年9個月監禁，即57個月監禁。
62. 被告人認罪，可以獲得三分一的認罪扣減。因此，因應被告人的認罪，刑期先下調至38個月。
63. 另外，本席考慮到辯方提出的求情理由，包括被告人過往的良好品格、其頭部傷勢和在等候案件審理的時間，酌情給予被告人兩個月的扣減。
64. 因此，本席判處被告人的最終刑期，是36個月，即三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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