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高文光

HCMA524/9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1999年第5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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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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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訴人高文光上訴判罪。本案在1999年2月至5月初期間，在裁判官盧潔儀女士席前審理，共有7名被告，而上訴人則是案中第6被告。7名被告共被控罪12項，而第6被告(即上訴人)則被控四項罪名，如下:

第六項控罪	聲稱是三合會社團的成員，違反香港法例151章《社團條例》第20(2)條，即於1998年 9月25日，在香港銅鑼灣洛克道491-499號京都廣場8字樓，蘋果卡拉OK酒廊內，聲稱是「和合桃」三合會社團的成員。
第八項控罪	刑事損壞，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60(1)條，即於第六項控罪所指之時間及地點，第6被告與其他6名被告及在逃人士，無合法辯解而損壞屬於該酒廊的枱椅、煙灰缸、爉燭座及玻璃杯，以圖損壞該財產或妄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損壞。
第九項控罪	刑事恐嚇，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24(A)(i)條，即於第六項控罪所指之時間及地點，威脅黃美玲會使其財產，即該酒廊，遭受損害，以圖使她受驚。
第十一項控罪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39條被處刑罰，即於第六項所指之時間及地點襲擊劉偉雄，因而對該劉偉雄造成身體傷害。

2. 在本案件審訊謄本中，記錄有裁判官的裁決理由。裁判官細心地觀察過控辯雙方証人作供時的表現，認為控方的証人均可靠及誠實，而她又不接納各作供被告人(包括上訴人)的証供。

3. 簡單地說，案情如下:1998年9月25日，即控罪所指之日期，零晨4時許，第1及第4被告離開控罪所指之酒廊，當時他們在極不愉快的情況下離開，因為較早前他們不肯付賬，招致酒廊職員麻煩，而最後亦只由他們鄰桌的朋友付錢。同日早上5時，當時酒廊經已打烊，音樂關掉，兩部到達酒廊的升降機其中一部已被上鎖，有14至15名男子，其中包括7名被告在內，到達酒廊。裁判官環顧所有情況，裁決唯一合理的判斷，就是該14/15名男子進行一個聯合行動，是到該酒廊進行搗亂。

4. 裁判官更裁定以下之事實：

(1) 在1998年9月25日，早上5時，第1至第7被告連同其他7至8名男子，到達該酒廊。

(2) 第1及第4被告在較早時，即早上4時左右離開酒廊，而在極不愉快之情況下離開。

(3) 1998年9月24日之前，控方第1証人認識第1被告是酒廊的客人。有時候，第1被告會有些小麻煩。控方第1証人在案發之前亦認識第4被告，形容他是一個很好的客人。

(4) 於1998年9月20日之前，控方第2証人聽過“亞檬”的名字，但他未聯想到“亞檬”的樣子和名字的分別，只聽到客人及同事以“亞檬”叫喚過一名客人。

(5) 當該14/15名男子於早上五時進入酒廊時，其中包括第1至第7名被告，他們聲稱屬於「和合桃」。

(6) 該班男子毀壞該酒廊裏面的物件，包括煙灰缸、爉燭座、燈籠、紙燈籠等等。

(7) 該班男子包括7名被告，作出事先安排的聯合行動，上該酒廊搗亂。

(8) 在此事件中，該酒廊的職工，包括一名叫亞輝、一名叫李惠紅及控方第1証人被襲擊。

(9) 因為該名亞輝並非12項控罪所指的被傷害的人，故與本案無關。李惠紅雖是本案一項控罪的受害人，但她並無出庭作証，法庭覺得就她被傷害的証據距離控方所須舉証責任的準則太遠，所以法庭認為關於襲擊李惠紅的控罪不能成立。

(10) 至於控方第2証人，根據就他的傷勢的醫生報告，被襲擊後，他有受傷。當時控方第2証人是遭第1被告及第6被告所襲擊。

(11) 第1被告、第2被告及第4被告，均有聲稱他們屬於「和合桃」或「合桃」。

(12) 第6被告曾經恐嚇控方第1証人說，如果控方第1証人報警，他就會火燒該酒廊。因此控方第1証人覺得很驚慌。

5. 基於上述各項的裁定事實，裁判官判第6被告(即上訴人)第六項控罪不成立、第八項控罪罪名成立、第九項控罪罪名成立及第十一項控罪罪名成立。

6. 在本庭中，代表上訴人的梅大律師，提出5項上訴理由，如下:

(1) 在控方第1証人、第2証人及第3証人辨認上訴人的証據及有關辨認方面的爭議點，裁判官未有處理或未有作出充份的處理。

(2) 就案中所指之事件，裁判官未有解決控方第1、第2及第3証人的証據中的嚴重差異，或裁判官未有解釋如何將該三名証人的証據與警方証人的証據的差異歸於一致。

(3) 並無証據或充份証據証明有夥同犯罪或上訴人是一夥同犯罪的參與者。

(4) 裁判官以接納或不接納控方証人的証據而作裁決的基礎是犯錯誤的。

(5) 判處上訴人第八項、第九項及第十一項罪名成立，是不安全及不能令人滿意的，而亦是與裁判官基於她所裁定的事實而判決上訴人第六項控罪不成立的情形是不協調的。

7. 梅大律師援引女皇控湯保(譯音)¹一案，以說明法庭應如何處理認人的証據。在該案中，首席大法官衞則理勳爵宣讀英國上訴法院的判詞。他說：

“...我等的判斷，如審案的法官向陪審團以此判詞所載的方法作出總結，違背公義的危險則會大為減少。

第一，每當針對一名被告的案情全部或大部份依靠對被告的一個或多個辨認的準確性，而辯方指稱該辨認是存有錯誤，法官就應警告陪審團，他們依賴該辨認或該等辨認而判決被告有罪之前，特別需要謹慎。再者，法官應指導陪審團為何有此類警告的需要，而亦應指出一名犯錯誤的証人可以是有說服力的証人，而多名此類的証人也可以全都出錯。如果法官以清楚的言語這樣做，他不需要用某種獨特的言詞。

第二，法官應指示陪審團去謹慎地審查每名証人所作出辨認的環境。証人觀察被告有多久? 距離有多遠? 光線如何? 該觀察有否被防礙，例如被經過的交通或很多人在場而妨礙? 証人在案發前曾否見過被告? 見過多少次? 如只間中見過，証人有沒有特別的理由記得被告?証人在原來的觀察後多久才向警方指出認得被告? 警方第一次會見証人時，他向警方所作的被告的描劃與被告的真實樣貌有無嚴重的差別?無論如何，不論案件以簡易程序或公訴書處理，若控方有理由相信有此類嚴重的差別，則控方應將最初交予警方的描劃詳情供應給被告或他的法律代表。在所有情況下，如被告索取此類描劃的詳情，控方亦應供給。最後，法官應提醒陪審團辨認証據中的任何特殊弱點。

証人認識被告比認出一名陌生的被告更可靠；但是就算証人好像認得他認識的人，法官亦應提醒陪審團，辨認近親和朋友有時也會出錯。

如此種種，皆有關辨認証據的素質。如被告案情完結時此素質是高的而又持續是高的，辨認出錯的危險就會減少，但素質愈低，則危險愈高。"²

8. 當然，本席及其他所有審理刑事案件的法庭，均以上述的法理作為處理辨認証據的依歸。但是衞則理大法官所說的法理，卻是就有陪審團的聆訊而作出的。在本港的裁判法院及區域法院刑事案件審訊中，並無陪審團；裁判官及區域法官是法律及事實兩方面的全權決斷者。

9. 有關區域法官陳述判案理由的職責，載於女皇控盧(譯音)³一案的判詞中：

"但一定要記着，地方法官[即現時的區域法官]已聆聽過全部証據，他並無責任準確地列出他信納什麼駁回什麼和他附給每項証據的份量、或大律師就証據所提出的爭議、或他作出結論前他腦中全部運轉過程。"⁴

10. 上述的判詞亦得其後上訴法庭的贊同及附和(見女皇控張元慶(譯音)⁵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控鄭崇德(譯音)⁶等)。

11. 在此方面，裁判官的職責與區域法官的無異。在女皇控劉清(譯音)⁷一案中，祁彥輝高等法院法官(當時的官階)說：

"裁判官並無責任要在他的裁決陳述書論及全部的証據，而裁判官不提及証據的某部份並不表示他沒有考慮該部份。"⁸

他又說：裁判官並不須解決每一証據上的衝突，只要指出他所信納的証據的顯著之點。

12. 在本案中，梅大律師指出若干證據，强調控方第1、第2及第3證人在辨認上訴人的證據上，存有危險：如案發時燈光的情況、各証人與上訴人的距離、多人同時在酒廊搗亂、及控罪所指的行為只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等等。但是裁判官已作出合理的處理。她說：

“法庭認定控方證人喺嗰個環境之下，當時係比較混亂嘅情況，而根據呢啲證人所講佢哋當時係相當之恐懼，其中有啲證人亦被襲擊。喺咁嘅情況之下，法庭認為佢哋好難能夠逐啲逐啲好細微咁講出呢十幾人每一個人嘅行為，所以法庭喺考慮佢哋證供嘅時候會有呢個考慮。”

13. 裁判官在審訊時有充份機會觀察證人及各被告作供之神態、舉止，有助她對證人及證據作出裁決。本席則只有閱讀案件證據謄本而得知證人的證言，並無機會對作供者作任何觀察。裁判官信納控方証人証供，而拒納各被告的証供，除非能夠指出她在法律或理由上有犯錯，否則本席不能作不同之結論。

14. 更且，控方第一證人認出上訴人是到酒廊搗亂群中的一份子，7名被告都有摔東西(構成第八項控罪)，又是向她說出第九項控罪言語的人，致使她很驚謊（構成第九項控罪)，而亦認出上訴人是用煙灰缸打控方第2證人的人（構成第十一項控罪)。控方第2證人，即第十一項控罪的受害人，亦有指証及認出上訴人為用煙灰缸打他左眼的人。所以証據確鑿。

15. 梅大律師向本席指出辨認上訴人的証據的差異，及其他共10項証據上差異。其實所指差異可能是每名証人所處的位置及處境不同，觀察力亦不一樣，在很多情況下都不能說為差異。就算是有差異，亦屬微不足道，並未如上訴理由第(2)項所指，有嚴重的差異。事實上，被告等人及其後警方到場前離去的人，在酒廊大肆搗亂及打人。7名被告在警方到達時仍在酒廊內。在警方要求下，所有酒廊的燈都開着，就算在場搗亂時燈光不太亮，在警方來到的時候，酒廊一定很光亮，證人在認人上應沒有困難。況且控方第1及第2證人同為酒廊的股東，那批人在酒廊搗亂，摔壞酒廊的財物（控罪第八項），他們應會注意。而他兩人亦是第九項及第十一項控罪分別的受害者，上訴人向他們作出該兩項控罪之犯罪行為時，雙方距離極近，故認錯人的危險實在極低。

16. 裁判官裁定被告7人夥同犯罪。案中證據證明，在該天晨早 5時，酒廊已打烊，被告7人及其他人等，共14至15人到酒廊搗亂。但是他們是分兩批到達，抑或是同時到達，證據則不甚一致。所同者，就是到來的人都作搗亂，摔東西、踼桌椅，不一而足。故裁判官的裁決，被告7人夥同犯罪並無不妥。況且恐嚇控方第1證人和襲擊控方第2證人的人，就被他們分別認出為上訴人。而控方第1證人亦指出上訴人連同其他6名被告有參與搗亂。在此有力的證據下，夥同犯案之裁決，對上訴人實質上並無影響。

17. 本席亦找不到裁判官就信納控方證人的證供犯有任何錯誤。如上述案例所說，裁判官並無責任列出所有證據或作出分析。

18. 上訴人就第六項控罪，被裁判官裁定無罪。梅大律師指這罪名之不成立可顯示上訴人被判第八、九及十一項控罪罪名成立是不協調的。事實上，證據指出，只有第1及第4被告稱他們屬於「和合桃」三合會。其他的被告有沒有如是自稱，則証據不大清楚。只有控方第1証人說過上訴人和其他被告也有說過「和合桃」的字句。但是謄本顯示控方第1証人說得太籠統，裁判官不予接納為足夠的證據。這只顯示裁判官處理此案的態度認真，謹慎地考慮証據的可靠性及就針對每一名被告的証據作出小心處理。並不是如上訴第(5)項理由所指，第六項控罪無罪與第八、九及十一項控罪有罪存有不協調。

19. 基於上述原因，上訴各項理由一一駁回。經本席仔細考慮本案宗卷，認為上訴人的所有判罪並無不當，亦不感覺有任何不安全或不穩妥的地方。故此，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