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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54/2023
[2025] HKDC 152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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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律政司署理高級檢控官黃雋文先生，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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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颿先生，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李定匡黃皓駿律師事務所延聘，代表被告人 |
| 控罪： |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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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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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 被告人被控一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修訂後罪行詳情指被告人於2019年5月30日至2020年6月15日期間在香港，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被告人在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國銀行」）所持名下帳戶（號碼012-898-1-045285-6）（「該帳戶」）的總額港幣4,937,761.96元，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2. 被告人否認控罪。經審訊後，被告人被裁定控罪罪名成立。理由在裁決理由書有詳細論述，在此不贅。
裁決重點
3. 被告人的中銀帳戶的交易紀錄顯示自2020年3月16日起計至2020年6月15日（共92天），共有8,734筆總額港幣4,941,361.76元的存款和2,718筆總額港幣4,931,584.45元的提款。當中港幣4,937,761.96元被告人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是「黑錢」，仍然自己或讓他人利用該戶口處理「黑錢」。
4. 本席臚列以下客觀事實和情況是被告人所知道的：第一， 2019/2020年被告人年屆17歲，中四離校後曾全職和兼職工作，心智成熟，並不愚笨。第二，根據中國銀行職員的誓章，月結單以郵寄方式寄往被告人的住址，被告人確認住在李鄭屋邨的地址。即使被告人聲稱母親保管信箱的鎖匙，但他沒有聲稱母親會把這些銀行信件或VTC的信件收藏，不讓他知道。
5. 從以上的客觀事實和情況的大前提下，我們也看一看被告人的辯解。首先，本席有機會耳聞目睹被告人的作供態度，他口齒伶俐，理解能力高。但當主控官就上述客觀事實及關鍵性矛盾向他對質和要求解釋時，他不能合理地解釋，大多是母親告知他的戶口情況，但母親沒有他的銀行卡，如何得知他的銀行戶口情況及進行交易，被告人難以解釋。
6. 按一般合理的人的認知，銀行帳戶及密碼都是非常私人及重要，不會輕易交給別人的東西。若遺失了銀行卡或洩漏了密碼，也會第一時間向銀行或警方申報及補領。被告人一時聲稱2019年初遺失了中銀卡，一時聲稱不知道何時遺失了中銀卡，明顯是掩飾他曾或讓他人使用中銀戶口處理「黑錢」的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因此，被告人即使不知道，也必定有合理理由相信，其銀行帳戶會被用作處理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基於銀行帳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處理財產，被告人提供自己的銀行帳戶，必定同時知悉自己或他人使用中銀帳戶處理該些財產。
7. 由此可見，面對以上客觀事實，被告人佯裝不知，將自己鋪排成一名時常神智不清的吸毒者，美其名為遺失了中銀卡，不知銀行戶口的操作，但另一邊廂同一時間，又清楚另外一個恒生銀行戶口的操作。被告人實際上自己或讓其他人士，利用自己中銀戶口清洗「黑錢」，明顯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戶口「會」、「可」及「實際已經」被用作清洗「黑錢」的用途，仍然心存僥倖，不斷製造開脫罪名的藉口。本席不相信被告人的辯解。
8. 本席認為本案證據支持以下的事實裁定：被告人自己或和讓其他人可運用他的涉案帳戶。如何運用，是沒有限制的。其他人可隨時隨意將帳戶內的款額提走或轉走。
背景及減刑陳詞
9. 被告人現年23歲，案發時約18歲，未婚，教育程度至中四。2020年因管有危險藥物被判感化。代表被告人的馬大律師指出，被告人在審訊時同意了大部分控方案情，節省法庭時間。另外，沒有上游罪行資料，沒有加刑因素，主張刑期約3年監禁。馬大律師在定罪後没有準備案例，本席給他多一天準備，可惜所援引案例不到位，主要是「洗黑錢」作為妻子協助丈夫而獲減刑，或「洗黑錢」案件區院曾判教導所的例子（但本案被告人已超出法定年齡）。馬大律師主張勞教中心，但亦和案例所指的「相稱性」不符。
討論及判刑
10. 「洗黑錢」最高刑罰為14年監禁。
11. 在「洗黑錢」罪行中，上訴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許有益[2010] 5 HKLRD 536列出量刑時參考因素，包括：
「一，涉案金額是重要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的利益；
二，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亦有關連的因素；
三，處理公訴罪行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四，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金融及銀行中心形象受損；及
五，涉案的時間。」
12. 上訴庭在眾多案例中均已指出，被告人不知道「黑錢」的來源，又或控方證明不到其確實來源，不一定是有效的減刑因素。有關此原則，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倪鳳仙 [2013] 5 HKLRD 95和律政司司長訴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均有提及。
13. 在雲國強，上訴庭對「洗黑錢」這種罪行的性質和刑罰有以下陳述：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原因是「洗黑錢」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見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Javid Kamran (CACC 400/2004)、香港特別行政區訴Xu Xia Li及另一人[2004] 4 HKC 16 等案）。
一般而言，「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洗黑錢」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黑錢”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黑錢”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本庭在其他多宗同類案件亦列出其他和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黑錢”有關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及是否精密等等。」
14. 案例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及的金額及判刑，若涉及「黑錢」金額是100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3年監禁；300至600萬元，約為4年監禁；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監禁。
15. 上述或相似的判刑原則得到其他案件確認，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吳建兵 [2012] 1 HKLRD 777。在HKSAR v Lee Shun FatCACC49/2012，犯案人在4間銀行開設4個戶口，從詐騙罪行得來的大約港幣400萬元存進這些戶口，涉及海外成分，犯案人在存款存入後在同日或兩天之內提走款項，上訴法庭認為恰當的總量刑基準是監禁4年半。
16. 而在HKSAR v Boma [2012] 2 HKLRD 33，上訴庭進一步指出應考慮該可公訴罪行的性質、被告人的知悉是否涉及國際層面、相關罪行策劃的複雜性、是否犯罪集團所操控、涉及「洗黑錢」的次數及時間、罪犯是否在已知悉該公訴罪行後仍處理該些財產得益、被告人的角色及行為等等。上訴庭提出「洗黑錢」判刑的難度[1]:
「問題在於，犯罪行為可能發生的情況非常多樣化，從妻子為賭博成癮的丈夫而隱藏財產，到洗錢涉及賣淫/不道德犯罪得益、危險藥物販運、欺詐、人口販運或其他有組織犯罪的所得。有時可以確定上游罪行，有時則無法確定。有時罪犯知道上游罪行的性質，有時則不清楚。有時可以認定罪犯知道或相信這些資金是可公訴罪行的所得，或對其是否如此不以為意；或甚，即使他不知道資金來自可公訴罪行，但可能有足夠合理的人會如此相信。有時罪犯是基本罪行的實施者，但有時他位於犯罪鏈條的下游。有時他是洗錢過程的受益者；其他時候則是中介。此外，還有涉及有組織且複雜計劃的案件，其中罪犯可能是洗錢活動的主導者；或者他可能只是活動中的低階員工。該罪行可能涉及單一交易，或者涉及長時間內的多筆交易。為達成目標的欺詐行為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出現。有些案件所有活動均在本地進行，而其他案件則涉及國際元素。這種未能盡錄的列舉情況變化足以說明為何提供判刑指引是困難且不合適的。換句話說，這是一類犯罪，判刑法官需要運用其「直覺」，結合其判刑經驗，時刻謹記立法所針對的危害。」
17. 套用以上判刑因素於本案被告人，本席有以下分析。
18. 本案在短短3個月前述戶口有接近5百萬元的「黑錢」進出，按案例量刑基準達3至4年監禁。其他量刑因素包括第一：犯案多於一人。第二，本案有預謀、有計劃。經考慮上述因素，本席把量刑基準訂在4年監禁，但因辯方同意了大部分案情、參與程度低、較被動角色等因素調低至3年6個月監禁。最終刑期為42個月監禁。
[1] “25. The problem remains that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offence may be committed are highly variable. They run from cases where a wife hides money for a husband who is a gambler through to those who wash money that represents the proceeds of vice offences, or trafficking in dangerous drugs, or fraud, or human trafficking or other manifestations of organised crime. Sometimes it is possible to identify the antecedent offence; other times it is not. Sometimes the offender knows the nature of the antecedent offence, sometimes he does not. Sometimes he can be taken to know or believe the monies to be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or reckless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otherwise he may be shown to know the grounds upon which a reasonable person will so believe without himself actually knowing the funds to be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Sometimes the offender is the perpetrator of the predicate offence but at other times he lies somewhere down the chain. Sometimes he is the beneficiary of the laundering process; other times a conduit. Then there are cases involving an organised and sophisticated scheme where the offender is the director of the laundering exercise; or he may be a lowly employee in the exercise. The offence may involve a single transaction or, on the other hand, many transactions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Deceit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may or may not be involved. There are cases where all the activity is embraced in a domestic setting but other cases with an international element. This non-exhaustive postulation of the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suffices to illustrate why it is difficult and undesirable to offer guidelines. It is, in other words, a category of offence in which the sentencing judge is called upon to engage his “feel” for the case bringing to bear his sentencing experience bearing in mind at all times the mischief at which the legislation is di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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