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冰 訴 藏金閣御膳酒軒

HCME 1/200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上訴2001年第1號

（原本案件編號：小額薪酬仲裁處案件2000年第134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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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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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被告人藏金閣御膳酒軒，是由振萬有限公司（“振萬”）經營，地址在九龍觀塘偉業街182號官塘碼頭廣場二樓。申索人王瑞冰女士原是被告人的僱員，在2000年5月1日受僱為侍應生，同年5月31日遭解僱。申索人於2000年7月17日在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提交申索書，向被告人追討HK$4,300，是一個月的代通知金。2001年1月30日，仲裁官林育強先生裁定申索人的索償得直，被告人須於2001年2月9日或以前繳付HK$4,300，及訟費HK$1,000予申索人。

2. 被告人不服以上的裁定，根據《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條例》（第453章）第31條，向本席申請上訴許可。被告人必須符合第31條的規定，其所持上訴理由，必須是「(a)只牽涉法律問題；或(b)因為該有關的申索超逾仲裁處的司法管轄權範圍」。

3. 被告人向法庭呈交了一份13頁的文件，詳細列出它就(a)及(b)兩項的上訴理由，並附有90頁的文件證據。綜合被告人的上訴理由，可歸納為以下數點。

（1）被告人地址的錯誤

4. 本案在2000年8月18日第一次審訊。由於被告人缺席，仲裁官向申索人指出，在2000年7月17日，仲裁處發出聆訊日期和地點通知書，以郵遞方式送達被告人，地址是官塘碼頭廣場“三樓”，郵件在2000年8月9日退回仲裁處，有人在信封上這樣寫：「此處停車場地址錯誤」。當時申索人向仲裁官呈交了一些商業登記文件，証實該酒樓由振萬在官塘碼頭廣場“2/F”營業，而振萬的註冊辦事處地址，是官塘碼頭廣場“Shop 1-19， 1/F"。 仲裁官遂把被告人的地址改為“Shop 1-19, 1/F”，另定2000年9月21日為審訊日期，並且向被告人發出新的聆訊日期和地點通知書，再加上申索書，都寄了去“Shop 1-19，1/F”的地址。

5. 在2000年9月21日的審訊，被告人仍然缺席。仲裁官向申索人指出寄出的文件都被退回，有人在信封上寫了「此樓空置」。申索人表示，據她所知，該酒樓仍然在官塘碼頭廣場的地址營業。仲裁官在聽取過申索人的證供後，裁定申索人追討代通知金得直，命令被告人須於2000年10月5日或以前付HK$4,300予申索人。

6. 仲裁官2000年9月21日的命令，寄了兩份給被告人，地址分別是“三樓”及“Shop 1-19，1/F”， 兩份都給退回仲裁處。 寄往“Shop 1-19，1/F”的信封上，有人寫了「此樓空置」。寄去“三樓”的文件，有人在信封上寫了「退回」、「此是車場」，又在信封裏的兩份文件，即是仲裁處給被告人的信及仲裁官的裁定書這樣寫：「地址錯誤，此處是車場。退回信件共三封以上。你處勿再出現錯誤」。被告人其後在11月28日向仲裁處申請撤銷9月21日的裁定，卻附上寄往“三樓”的文件的副本。在後來的聆訊，仲裁官沒有向被告人查詢，是誰在信封裏的文件上寫字的。

7. 2000年11月17日，申索人向區域法院申請發出執行令狀，要求執達吏往該酒樓在官塘碼頭廣場“2/F”的地址，檢取被告人的貨物，以償還仲裁處裁定的金額。在11月28日，被告人向仲裁處申請，根據第453章第20條，要求撤銷在9月21日作出的裁定。仲裁官在12月2日處理這申請，被告人由蘇閠松先生代表出席。據蘇先生所稱，“2/F”才是該酒樓的正確地址，而中文地址的“三樓”，並不等同英文地址的“2/F”。他又提交了一些商業登記及公司註冊的文件，證明該酒樓及振萬的地址，都是“2/F”或“二樓”。經考慮後，仲裁官接納被告人的申請。2000年12月4日，仲裁官宣佈在9月21日的裁定無效，把案件排期於2001年1月8日重新聆訊。

8. 由於仲裁官已撤銷2000年9月21日的裁定，而本案後來的文件，都已送往被告人在“2/F”或“二樓”的正確地址，本席不認為被告人可以就以前的文件未有送達到正確的地址，提出任何或任何合理的上訴理由。被告人指稱，仲裁處在12月4日的裁定，「原來第一份裁定/命令書（即9月21日的裁定）沒有完全被推翻」，這是完全錯誤的。被告人又稱仲裁官沒有權力，在2000年8月18日及2001年1月30日的命令更正被告人的地址，更是毫無理據。

（2）申索書不符合條例的規定

9. 這點在被告人在2001年1月3日的答辯書提出。被告人指申索書沒有按照第453章第12(d)條，列出「申索的其他詳情，而該等詳情須合理地足以通知被告人有關申索的理由，以及每名申索人所申索款額的計算方法」。被告人辯稱，由於申索書不符合規定，仲裁處「不應受理聆訊該案件」，「原因是No case to answer」。

10. 申索人在申索書的表格，是這樣寫的。在「申索的理由」，寫的是：「代通知金1個月」。在「申索款額的計算方法」，寫的是：「$4,300.00」。第12(d)條的規定，是列明的詳情「須合理地足以通知被告人」有關的事項。本席認為申索書所列出的「詳情」，已足夠令被告人知道申索的理由，是僱主沒有支付代通知金便解僱僱員，而申索款額的計算方法，是基於一個月的薪酬，這些詳情完全符合第12(d)條的規定。被告人所持“no case to answer”的論據，根本不能成立。

11. 仲裁處知悉被告人的答辯理由後，可能是出於審慎的原因，在2001年1月4日把申索人的申索表（這文件並不是第12條提及的申索書）傳真給被告人參閱。在2001年1月8日的審訊，被告人卻認為仲裁處以傳真方式把文件送達，不是「正式」送達「法庭的文件」，又說沒有在聆訊前的3個工作天收到。被告人以上的指責，是毫不合理的。

12. 由於被告人的反對，仲裁處沒有在1月8日審訊，再度押後至1月30日，為此仲裁官作出了一個把案件押後的命令，並指定「雙方必須帶同証人及証物出席聆訊」。被告人指稱，仲裁官不應作出該「命令」，只應發出「聆訊通知書」，這樣做是「剝奪（被告人）答辯權利」。本席認為被告人的指稱，毫無理由。

（3）申索的對象並非被告人

13. 這點在被告人在2001年1月29日致仲裁官的文件提出。被告人指稱，在申索表（這文件並非申索書）裏面，申索人所寫是一位陳小姐是該酒樓的「東主」或「老闆」，而振萬卻是有限公司，不是獨資經營公司，故此並不是被告人，也沒有承認過申索人是其僱員，被告人「又何來要出席聆訊」。

14. 本席也不接納被告人以上的辯稱。申索人並沒有以陳小姐作為東主向她索償，申索人追討的對象一直是經營該酒樓的有限公司，她在2000年8月18日的聆訊，已向仲裁官呈交了振萬的商業登記文件。

（4）仲裁官沒有給予被告人答辯的機會

15. 被告人指稱在2001年1月30日的聆訊，仲裁官「強行聆訊」，又把其代表蘇先生逐出仲裁處，是「違反憲法」。

16. 仲裁官對於當日聆訊的過程，與被告人的說法截然不同。據仲裁官書面理由所述，在審訊開始時，蘇先生被邀請坐在被告人席上，蘇先拒絕這樣做，他的態度極為惡劣及不合作。他清楚對仲裁官表示，他並不是代表「被告人」。在這情況下，仲裁官只有請他離開仲裁處，審訊於是在被告人的代表缺席下繼續進行。申索人作證後，仲裁官作出了得直的裁決，又命令申索人應得HK$1,000的訟費，因為她向區域法院申請執行令狀，付出了的費用，有HK$850未獲發還，況且她確實付出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向被告人索償。

17. 本席無需要裁定蘇先生對仲裁官的指控，是否屬實。從被告人呈交的13頁上訴理由看來，蘇先生當時的態度，是極不合作的。他對仲裁官說如果要他坐在被告席上，仲裁官必須取銷1月8日所作把案件押後的命令，改為聆訊通知書，被告人才會重新答辯，行使它答辯的權利。不論是仲裁官把他逐出仲裁處也好，又或者是請他離開，都不會改變最終的結果。很明顯，蘇先生堅持他的論點是對的，他根本不認為被告人需要出席聆訊。本席毫不接納仲裁官沒有給予被告人答辯的機會。

18. 本席認為被告人提出的上訴理由，毫不合理，也沒有任何法理依據，故此拒絕被告人申請許可進行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