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記五金有限公司 對 德昌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DCCJ 364/2024

[2026] HKDC 1672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民事訴訟2024年第3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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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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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本案涉及原告人向被告人申索以下兩筆欠款：

(1)  一千九百件四米長金屬橋板（下稱「該批橋板」）的貨款，合共港幣180,500元（下稱「橋板貨款」）；及

(2)  四筆合共港幣 31,600 元的欠款，其中一筆為購買一個二十呎貨櫃的費用，金額為港幣17,000元；其餘三筆為運輸服務費（以下統稱為「運輸費」）。

2.  被告人的立場是：

(1)  被告人並非該批橋板的買方，而只是介紹原告人向總承建商金門建築有限公司（下稱「金門」）出售該批橋板。因此，金門才是該批橋板的真正買方，原告人應直接向金門追討橋板貨款；及

(2)  運輸費與被告人無關。

3.  審訊時，原告人由其董事雷子球先生（下稱「雷先生」）代表，被告人則由其董事余潔婷小姐（下稱「余小姐」）代表。

背景資料

4.  雷先生是原告人的唯一股東及董事。原告人主要從事二手建築材料供應，並提供運送服務。

5.  早在 2021 年初，雷先生已與余小姐的父親余偉強先生（下稱「余先生」）建立商業往來。當時，余先生代表另一間公司天悅建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天悅」）與原告人交易。根據公司註冊處資料，余小姐亦是天悅的董事。原告人與天悅過往的交易順利進行，天悅並沒有拖欠原告人任何款項。

6.  2021年9月30日，原告人將該批橋板送抵「機場三跑3802地盤」（下稱「三跑地盤」）。該批橋板由被告人的僱員「阿強」在發票（下稱「橋板發票」）的「客戶簽署」欄簽收。橋板發票的抬頭人為「德昌」（即被告人），貨品描述為「4m橋板包運費」，數量為1,900件，單價為港幣95元，總金額為港幣180,500元。

7.  金門是三跑地盤的總承建商，被告人則是金門的分判商。

8.  2021年12月24日，被告人向金門提交「第六號中期付款申請」（下稱「IPA6」），其中一項「VO」的申請金額為港幣180,500元。根據《Appendix 3: Variation Order Built Up》，「VO05」項目的描述為「代表金門購買橋板」（原文：「Purchase planking on behalf of Gammon」），並附上橋板發票。

9.  2022年12月8日，金門向被告人發出電郵，就被告人提交的《最終帳目》（Final Account）提出疑問。根據電郵附件，被告人在《最終帳目》中就「VO05」項目申索港幣207,575 元，項目描述為「按照承建商指示供應橋板」（原文：「Supply planking as instructed by Contractor」）。被告人確認，申索金額由原先的港幣180,500元增加至港幣207,575元，即增加了15%作為行政費。

10.  在該電郵附件中，金門要求被告人提供支付供應商的紀錄（原文：「 Tak Cheong please provide the payment records to supplier」）。

11.  為回應金門的要求，原告人於2022年12月9日發出一張「正式收據」（下稱「橋板收據」），表示已收到被告人以現金支付港幣180,500元，作為該批橋板的貨款。該收據的日期則追溯至2022年1月13日。

12.  2022年12月12日，雷先生在橋板收據的影印本下方加上以下聲明：「此單據只作金門入數之用，事實未收現金，立此為據。」雷先生及余小姐分別代表原告人及被告人在該影印本上簽署。

13.  被告人承認未有支付橋板貨款。

事實證人

14.  本案共有三名事實證人，分別為雷先生、余小姐及余先生。

雷先生的證供

15.  雷先生指，雖然余先生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被告人的公司註冊文件中，但余先生實際上是被告人的實質控制人。

16.  2021年9月，余先生代表被告人向原告人購買一千九百件四米長金屬橋板，雙方協議單價為港幣95元，總代價為港幣180,500元。

17.  2021年9月30日，原告人將該批橋板運送至三跑地盤，並由被告人的僱員「阿強」在橋板發票上代表被告人簽收。雷先生表示，他是按照余先生的指示，將橋板發票開給被告人。

18.  交付該批橋板後，被告人一直沒有付款，雷先生亦不斷向余先生及余小姐追問。

19.  2022年12月9日，雷先生與余先生及余小姐在被告人辦公室會面，討論橋板貨款問題。余先生及余小姐表示，由於金門拖延付款，被告人因而未能向原告人支付橋板貨款。雷先生則表示，該批橋板是由被告人購買，與金門無關，因此被告人不能以此作為拒絕支付橋板貨款的理由。

20.  余先生及余小姐又表示，金門要求原告人提交正式收據，才會向被告人支付相關款項。經商討後，雷先生同意提供正式收據。余小姐遂即場以電腦製作收據，再由雷先生簽署及蓋印。

21.  2022年12月12日，為保障原告人的利益，雷先生在收據影印本下方寫上以下聲明：「此單據只作金門入數之用，事實未收現金，立此為據。」余小姐亦代表被告人在該影印本上簽署。

22.  雷先生同意，他曾於2023年2月向余小姐表示，打算直接向金門追討橋板貨款。他解釋，由於被告人一直以金門尚未付款為由推搪，他遂打算直接向金門查詢，以了解付款延誤的原因。雷先生希望金門將橋板貨款支付予被告人，使被告人可以再向原告人付款。但金門向他表示，由於原告人並非金門的分判商，所以不會與雷先生直接溝通。

23.  雷先生否認上述做法是因為他知道金門才是該批橋板的真正買方。他亦否認余先生曾介紹任何金門人員予他認識或與他聯絡。

24.  關於運輸費，雷先生表示，原告人應余先生的要求，分別於以下日期向被告人提供貨櫃及運輸服務：(1) 2022 年1月18日，港幣17,000元；(2) 2022年7月15日，港幣4,500元；(3) 2022年7月29日，港幣6,900元；及 (4) 2022 年11月13日，港幣3,200元。 余先生亦在相關發票上簽署確認，但被告人一直沒有支付運輸費。

25.  被告人質疑，既然雷先生聲稱被告人一直拖欠橋板貨款，為何他仍於2022 年1月至11月期間繼續承接余先生的運輸訂單。雷先生解釋，雖然余先生一直未支付橋板貨款，但他當時仍相信余先生最終會付款，因此不希望與余先生的關係惡化。他又說：「唔通有生意唔做咩？」

26.  雷先生表示，他一直與余先生維持商業關係。他與余先生及潘先生在2022年12月共同成立長豐建築有限公司（下稱「長豐」）。雷先生解釋，余先生當時告訴他有一項工程招標，三人遂共同成立長豐，打算參與投標；但最終未能成事，長豐亦從未實際運作。

27.  對於余小姐指稱雷先生將橋板收據透過潘先生的Facebook帳戶公開，導致余小姐的個人資料外洩，雷先生否認與該事件有關。他亦否認曾威脅余小姐，表示若被告人不支付橋板貨款，便會公開余小姐的個人資料。

余先生的證供

28.  余先生同意，他是天悅及被告人各地盤的管理人，負責招聘工人、監督工程進度及採購材料等工作，而余小姐則主要負責辦公室文書及行政工作。

29.  余先生確認，金門是三跑地盤的總承建商，被告人則是金門的分判商。他是被告人在三跑地盤的管理人，並有權代表被告人購買材料。

30.  關於購買該批橋板的過程，余先生表示，金門當時需要向被告人提供約二千件橋板，但金門現有橋板數量不足。因此，金門的廖經理向余先生查詢，余先生能否提供橋板，或介紹供應商予金門。

31.  余先生得悉雷先生手上有一批二手橋板，遂致電雷先生，告知他三跑地盤需要約二千件橋板。雷先生表示，可以每件港幣95元出售該批橋板。其後，余先生將雷先生的報價轉告廖經理，並互相提供兩人的聯絡資料，讓雷先生與廖經理自行洽談及交易。

32.  余先生同意，「阿強」是被告人的工人，而該批橋板由「阿強」簽收。余先生解釋，由於原告人並非金門的分判商，無法直接將該批橋板運送至三跑地盤，因此被告人只是協助收貨及安排運送。

33.  余先生否認曾指示雷先生將橋板發票發給被告人。他表示，不知道雷先生為何如此處理，並聲稱自己從未收過橋板發票。

34.  關於被告人為何在IPA6中列入橋板貨款並附上橋板發票，余先生最初的解釋是：被告人的一名工料測量師在編製IPA6 時，錯誤地以為該批橋板由被告人購買，遂將有關項目列入IPA6，並附上橋板發票。余先生表示，他沒有告訴該名工料測量師，金門才是該批橋板的真正買方。

35.  在進一步追問下，余先生改稱，原告人曾直接向金門追討付款，但被告知原告人並非金門的分判商，未在金門開立分判商帳戶，因而不能直接向金門「上單」。因此，被告人在IPA6中列入該批橋板的費用，只是為協助原告人向金門「上單」。余先生強調，被告人沒有從中獲利。

36.  余先生又稱，他是在替原告人「上單」時，才發現橋板收據是開給「德昌」的。然而，他沒有要求雷先生更正發票抬頭，並解釋說：「我當時我都忙，我都冇諗。」

37.  關於《最終帳目》，余先生表示，他應金門要求將橋板收據提交予金門審核，但金門仍沒有支付橋板貨款。他曾多次向金門追問，但金門沒有回覆。至於《最終帳目》中橋板貨款增加 15%，余先生表示這是余小姐的決定，他並不知情。

38.  余先生表示，三跑地盤工程已完成，金門亦已完成核實被告人的《最終帳目》，並已支付經核實的款項；惟該等款項不包括橋板貨款。

39.  關於運輸費，余先生表示，他是以個人身分與原告人交易，有關交易與被告人無關。

40.  余先生承認，運輸費總額為港幣31,600元。他稱，該等運輸服務涉及另一項工程，因此沒有以天悅或被告人的名義與原告人交易。他表示「應該」曾告知雷先生，該等交易屬其個人交易，與天悅及被告人無關。他又表示，不記得自己是否曾收取相關發票。

41.  余先生起初表示，運輸費「大部分都找晒」；在追問下改稱「應該找咗」；再經追問後則稱「肯定找咗」，並指付款方式為現金。

42.  余先生同意，余小姐曾向他提及原告人的申索包括港幣 31,600 元的運輸費，但他沒有告訴余小姐自己已全數支付運輸費。他解釋，當時「唔記得」，並表示直至聆訊前兩天才將其已付款的說法告知余小姐。

余小姐的證供

43.  余小姐表示，她在天悅及被告人主要負責行政及財務工作，而余先生則負責工地管理。

44.  關於《最終帳目》何以將橋板貨款增加15%，余小姐表示，準備《最終帳目》時，被告人的工料測量師建議在所有項目上加上15%的行政費。余小姐稱，她曾要求工料測量師不要增加橋板貨款，但工料測量師沒有理會，並表示「數越大，睇落去會唔會好傾啲啊？」

45.  余小姐表示，被告人應金門要求將橋板收據提交予金門，但金門仍然沒有支付橋板貨款。她稱，被告人曾向金門追問，但金門一直沒有清楚解釋原因。

46.  余小姐表示，她從未看過運輸費的單據，直至原告人展開本案後，在文件披露階段才收到有關文件。她曾向余先生查詢，余先生表示，這是他與雷先生兩個人的事。余先生沒有告訴她，他已全數支付運輸費。

證供分析及討論

47.  本案涉及的爭議主要是事實問題，裁決取決於本席對事實證人的評估，尤其是雷先生及余先生的證供。

48.  在考慮證人是否誠實可靠時，本席倚賴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當時官階）馮庭碩資深大律師在Hui Cheung Fai v Daiwa Development Ltd，HCA 1734/2009，2014年4月8日，第77至81段一案中列舉的原則：

(1)  一般來說，與關鍵事件同時期存在的文件對評估證人的可信性至關重要；

(2)  證人所述某一事件發生的固有可能性，或是否符合明顯的邏輯，也是重要的指標；

(3)  法庭亦可考慮證人的口供是否前後一致，或是否與不能爭議的證據相符，或是否存在矛盾；

(4)  法庭應謹記證供的真實性不能單憑證人的外表或作供時的神態決定；

(5)  總括而言，法庭可考慮客觀證據、證人的動機，及整體證據的可能性；

(6)  倘若證人在案件的關鍵事件上的證詞不實，法庭可據此拒絕信納該名證人的整體證供。

49.  經審慎考慮所有證供及文件證據後，本席不接納余先生的證供。本席認為，余先生並非誠實可靠的證人。

50.  首先，他的證供經常出現前後矛盾。例如，余先生就被告人何以在 IPA6 中列入該批橋板的費用，先後提出了兩個不同的解釋：

(1)  余先生最初的說法是，被告人的一名工料測量師在編製IPA6時，不知道金門才是該批橋板的真正買方，因而錯誤地以為該批橋板由被告人購買，遂將橋板貨款列入IPA6，並附上橋板發票；

(2)  然而，當余先生被追問，若金門才是真正買方，為何橋板發票會以「德昌」為抬頭並由被告人持有時，他改變說法，稱原告人曾直接向金門追討款項，但因原告人並非金門的分判商，未在金門開立分判商帳戶，故無法直接向金門「上單」。余先生遂稱，被告人將橋板貨款列入IPA6，只是為協助原告人向金門「上單」。

51.  本席認為，上述兩個版本截然不同，無法調和。若橋板項目是工料測量師因誤解而錯誤列入IPA6，被告人便毋須、亦不可能是為協助原告人而有意識地代其「上單」。相反，若被告人是應原告人要求而特意將該項目列入IPA6，則工料測量師「誤以為被告人是買方」的說法便不能成立。余先生沒有提供任何可信或合理的解釋，說明為何他的證供會在這一關鍵問題上出現如此根本的轉變。本席認為，以上兩個説法均是余先生杜撰的。

52.  另一例子是關於余先生是否已支付運輸費的證供；他起初稱有關運輸費「大部分都找晒」；在進一步追問下改稱「應該找咗」；再經追問後才稱「肯定找咗」，並表示款項以現金支付。

53.  本席認為，余先生的證供予人信口開河之感。余先生確認，他知道原告人的申索包括港幣 31,600 元的運輸費。若余先生確實已全數支付運輸費，他理應在《證人陳述書》中清楚交代有關付款事宜，而不應待至作供時，才以反覆及含糊的方式表述。

54.  再者，按照余先生的說法，他在聆訊前兩天已經記起自己已全數支付運輸費，並將此事告知余小姐。姑勿論該說法本身已難以令人信服，若余先生在聆訊前兩天已能清楚記起自己已全數支付該筆款項，本席難以理解他為何在庭上仍未能即時確認有關付款事實。相反，他的證供仍在「大部分都找晒」、「應該找咗」及「肯定找咗」之間反覆轉變。

55.  本席認為，余先生有關運輸費已全數支付的證供，是余先生臨時杜撰的。

56.  再舉一個例子，余先生一方面聲稱，他是以個人身分與原告人就運輸費進行交易，理由是該等運輸服務涉及其他項目，與被告人無關。但在盤問下，他又承認，其中一項運輸工作涉及從三跑地盤運送影印機及其他物品。但若該運輸項目涉及三跑地盤，而被告人又金門在三跑地盤的分判商，那余先生為何要用私人名義向原告人安排運輸服務呢？

57.  本席認為，余先生在此問題上的證供前後不一，未能自圓其說。這亦進一步削弱其所稱該等運輸交易純屬私人事務、與被告人無關的說法。

58.  此外，他的證供亦有違常理及商業邏輯，亦與本案的文件證據不符。

59.  首先，若金門確是該批橋板的真正買方，雷先生理應直接向金門發出發票，而非將橋板發票以「德昌」為抬頭。

60.  余先生聲稱，自己從未指示雷先生將橋板發票開給被告人，亦不知道原告人何以如此處理橋板發票。

61.  然而，橋板發票是於2021年9月30日隨同該批橋板一併送抵三跑地盤，並由被告人的工人阿強簽收。換言之，雷先生在運送該批橋板前，已將橋板發票以「德昌」為抬頭。

62.  在橋板交易之前，原告人與被告人並無任何商業往來。本席認為，若余先生沒有明確指示，根本無法解釋雷先生為何會將橋板發票發給被告人。

63.  此外，被告人在IPA6中對「VO05」的描述為「代表金門購買橋板」，並列明金額為港幣180,500元，與橋板發票所列金額完全相同。這一表述顯示，被告人將該批橋板視為由其代表金門購買的項目，而不是單純代原告人提交一項原告人對金門的直接申索。

64.  在《最終帳目》中，該批橋板同樣被描述為「按照承建商指示供應橋板」，而非單純為原告人提交申索

65.  若被告人只是代原告人「上單」，本席認為，「VO05」的描述應是「原告人作為供應商向金門供貨」，或「被告人代原告人提交供應商申索」。然而，文件並非如此記載。余先生的證供與被告人提交的文件明顯不符。

66.  被告人一方面堅稱其只是在無償協助原告人向金門「上單」，並沒有從橋板交易中獲得任何利益。另一方面，卻在《最終帳目》中就同一橋板項目加入15%的行政費。

67.  本席認為，被告人將橋板項目的金額增加15%，與原告人的案情一致，即被告人是向原告人購入橋板的一方，並將橋板貨款連15%行政費納入其向金門提出的工程申索中。這亦符合被告人作為金門分判商的商業角色。相反，如被告人只是協助原告人收款，則其在《最終帳目》中提高原告人發票金額的做法並不合乎常理。

68.  余小姐試圖解釋，該15%行政費是工料測量師自行加入的，而她曾要求不要加入該項加幅，但工料測量師沒有理會。

69.  本席不接納這一解釋。《最終帳目》是被告人向金門提交的正式文件。工料測量師的責任是為被告人編製該文件，理應按照被告人的指示行事。若余小姐確實明確指示不應在橋板項目加入15%行政費，本席不認為工料測量師會無視余小姐的明確指示，堅持加入15% 行政費。

70.  此外，金門在審閱《最終帳目》時，要求被告人提供向供應商支付款項的紀錄。被告人其後取得原告人出具的橋板收據，並將之提交予金門。除付款紀錄外，金門並沒有對橋板項目提出其他疑問。按常理推斷，金門在收到橋板收據後，理應發放橋板貨款給被告人。若金門有其他疑問，亦必定會向被告人提出。

71.  然而，被告人聲稱金門沒有提出其他疑問，但亦沒有向其支付橋板貨款，亦拒絕向被告解釋原因。這根本不合常理。

72.  再者，若金門因為某種理由拒絕支付橋板貨款，有關決定必定會反映在經核實的《最終帳目》中。被告人只需提交該份經核實的《最終帳目》，便清楚知道金門如何處理橋板貨款，及金門是否已經支付橋板貨款。然而，被告人沒有提交該文件，亦沒有就此作出合理解釋。

73.  關於運輸費，四張相關發票的抬頭均為「德昌」，而余先生亦在該等發票上簽署。余先生沒有解釋，若該等交易與被告人無關，為何他會在以被告人名義開立的發票上簽署。

74.  綜合以上所述，本席認為余先生的證供存在太多矛盾及不合理的地方，本席拒絕接納余先生的證供。本席拒絕接納余先生的證供。

75.  本席亦不接納余小姐的證供。正如上文所述，本席不接納余小姐所稱，她曾明確指示工料測量師不要在《最終帳目》中將橋板貨款增加15%，但工料測量師仍一意孤行的說法。

76.  按照余小姐的說法，工料測量師在沒有指示或授權的情況下，刻意誇大申索金額，藉此誤導金門。這是對工料測量師作出的嚴重指控。該說法亦有違常理及專業操守。然而，被告人沒有提出任何確實或客觀的證據支持。

77.  因此，本席同樣拒絕接納余小姐的證供。

78.  至於雷先生的證供，本席留意到雷先生的部分證供與其《證人陳述書》並不完全一致，主要涉及橋板收據的簽發及交付時間。

79.  雷先生在《證人陳述書》中表示，他在2022年1月13日的一次晚餐中將橋板收據交給余先生。然而，在盤問過程中，雷先生承認自己記錯了，並接受被告人的說法，即該收據是在2022年12月9 日於被告人辦公室內，由余小姐列印及準備。

80.  審訊時，雷先生已年屆70歲。本席信納，橋板收據上所載的日期（即2022年1月13日）對雷先生的記憶造成混淆，以致他將收據的製作或交付時間（即2022年12月9日）與收據上的日期（即2022年1月13日）混為一談。本席看不見雷先生有任何合理動機，會就收據出現的時間故意作出虛假證供。

81.  余小姐另指出，按照雙方過往的合作模式，雷先生在完成訂單後會透過WhatsApp向她發送發票，再由她以支票付款。然而，就該批橋板而言，雷先生從未將橋板發票透過WhatsApp發送給她。余小姐據此主張，這證明雷先生當時清楚知道金門才是該批橋板的真正買方。

82.  本席不接納余小姐的上述推論。天悅與被告人是兩間不同的公司，原告人過往與天悅的交易模式並不必然適用於被告人。雷先生在本項目中沒有採用相同的方式呈遞發票，並不足以證明金門才是該批橋板的真正買方。尤其在本案中，橋板發票以「德昌」為抬頭，該批橋板由被告人的僱員簽收，被告人亦將橋板貨款納入IPA6及《最終帳目》，並在後者加入15%的加幅。本席認為，這些客觀事實的證據分量更為高。

83.  余小姐又指出，雷先生曾親自向金門追討橋板貨款，足以證明雷先生知道金門才是該批橋板的真正買方。本席同樣不接納此說法。雷先生直接向金門查詢，與其主張橋板是由被告人購買並不矛盾。

84.  雷先生的解釋是，余先生一直未能清楚交代金門為何拒絕支付橋板貨款，因此他才直接向金門查詢，以了解付款延誤的原因。本席認為，在原告人已交付貨物而又長期未獲付款的情況下，雷先生直接向總承建商查詢，並無不合理之處。這種做法本身不能改變發票、簽收及其他文件所顯示的交易關係。

85.  余小姐又指出，若被告人長期拖欠橋板貨款，雷先生為何仍繼續與余先生維持商業往來，甚至與余先生共同成立公司。余小姐據此主張，這顯示被告人根本沒有拖欠原告人任何款項。

86.  本席不接納余小姐的說法。雷先生的解釋是，在該批橋板已經交付而款項尚未收回的情況下，雷先生希望繼續與余先生維持良好關係，以增加追回橋板貨款的機會。這屬於可以理解的商業考慮。

87.  至於雷先生在明知橋板貨款尚未支付的情況下，仍承接余先生其後的訂單及共同成立公司，他的解釋是：「唔通有生意唔做咩？」。本席認為，這一解釋合乎商業常理。商人未必會因一項尚未解決的付款爭議，便拒絕一切其後可能帶來收益的交易或商業機會；尤其雙方過往曾有合作關係。單憑雷先生仍與余先生保持商業往來，不能推論被告人並無拖欠原告人任何款項。

88.  雖然雷先生的證供並非毫無瑕疵，部分細節亦存在偏差，但其核心證供與本案的客觀文件證據相符，亦符合商業常理。經整體考慮後，本席接納雷先生的證供。

事實裁決

89.  基於上述分析，本席作出以下事實裁決：

(1)  該批橋板是由余先生代表被告人向原告人購買的。該批橋板已按照被告人的要求運送至指定地點，並由被告人的僱員簽收。被告人承認未有支付橋板貨款；及

(2)  涉及運輸費的四項交易，亦是由余先生代表被告人向原告人訂立的。涉及運輸費的四項服務亦已完成。無論余先生或被告人都未有支付運輸費。

結論

90.  因此，本席判原告人勝訴，並作出以下命令：

(1)  被告人須支付原告人橋板貨款港幣180,500元；

(2)  被告人須支付原告人運輸費港幣31,600元；

(3)  被告人須支付原告人上述兩筆款項的利息，由傳訊令狀發出日期至本裁決日期，以法定利率一半計算，其後以法定利率計算，直至判決款項付清為止。

91.  此外，本席頒下暫准訟費命令：被告人須支付原告人本案的訟費，包括保留訟費（如有的話）；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達成協議，則交由法庭評定。若在本判案書日期起計14天內，各方沒有提出申請更改上述暫准訟費命令，暫准訟費命令即成為絕對訟費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