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鄭太君

CACC 7/2023，[2024] HKCA 676

原案件：[2022] HKDC 1495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不服定罪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23年第7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21年第4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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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理 由 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1.  本案源於區域法院，有十一名被告，他們被共同控以一項‘暴動’罪，申請人（D6）是審訊後被定罪的十名被告當中的一位，獲原審法官（林偉權法官）判囚52個月。申請人不服[1]，就定罪提出上訴許可申請，申請在單一法官的指示下直接交由上訴法庭處理。

控罪

2.  控罪指十一名被告在窩打老道與咸美頓街之間的彌敦道一帶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參與暴動，日期是於或約於2019年11月18日。

案件簡介

3.  根據原審法官的簡介[2]：

「 2. 2019年11月18日，示威者正佔領理工大學，遭警方圍堵，九龍多處地方都有騷亂。當晚2200時左右，警方驅趕加士居道的示威者，示威者退至彌敦道，並向旺角方向且戰且退。大約2245時，示威者退至彌敦道／窩打老道交界，聚上千多二千人，他們組成傘陣和用木板遮擋，與警察對抗超過四十分鐘。示威者向警察投擲二百多枚汽油彈，警察亦不斷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及橡膠子彈。

3. 到了晚上大約1126時，特別戰術小隊（俗稱速龍小隊）由窩打老道／碧街東交界向西推進，而駐守彌敦道／窩打老道交界的機動部隊則向北推進，彌敦道的示威者大部份向北逃走。有些越過彌敦道／碧街交界繼續向北跑，有些因速龍小隊在前方（從碧街東而來）封著他們的去路，改往碧街西面跑去，那處是油麻地地鐵站A1出入口。該處有一建構物，形成兩條窄巷（在南面的稱為小巷一；在北面的稱為小巷二），大量人士同時湧進，塞在那兩條小巷內，警察控制人群及封鎖該處。被困的人稍後一一被帶出來及遭到拘捕。

4. 警察將彌敦道／窩打老道交界（又稱A點）、彌敦道／碧街西交界（油麻地地鐵站A1出入口，又稱B 點）、彌敦道／咸美頓街交界（又稱C點）和彌敦道／碧街東交界（油麻地地鐵站A2出入口，又稱D點）封鎖起來，形成一長方形封鎖區（又稱A-B-C-D區）。

5. 警察在A-B-C-D區及邊陲（又稱暴動範圍或案發現塲）拘捕了二百一十三名涉嫌暴動者，包括本案的十一名被告人。

6. 案中沒有證人能夠說出十一名被告人被捕的確實位置 …」

控方說法

4.  原審法官在簡介中接著指出[3]：

「 12. 案發時，理工大學（下稱理大）正被警方圍封，接近理大的油尖旺區都有動亂，油麻地區的主要交通停頓多時。運輸署、新聞處和警方發出了多項公布和帖文，提醒市民該等地區發生何事及勸喻市民遠離該等地區。控方說各被告人會因此知悉有關情況，沒理由前往油麻地區。

13. 控方又指十一名被告人並非居住在油麻地區或附近，沒理由在當時當地出現，該段彌敦道發生的暴動維時不短，危險情況明顯，被告等人若非參與暴動，是不會出現在該處及逗留。十一名被告人在暴動範圍被警察捉着，必是剛參與該處的暴動，在警方推進時逃走不及或被困在碧街那兩條小巷而被捕。」

具體證據

5.  本案涉及大量的控方證人和承認事實，下面是跟這次申請最為有關的部分。

（現場環境）

6.  根據PW1（高級警司及現場最高指揮官）供稱[4]：

「 35. PW1說警察和示威者對抗期間，場面相當暴力，附近的店舖已經關閉。」

（封鎖區的形成）

7.  根據PW2（警司及機動部隊D連指揮官）供稱[5]：

「 44. PW2説下屬在2326時後的十五分鐘內，依着他的指示在窩打老道至咸美頓街的一段彌敦道四面設防，進行封鎖，未經批准的人不得進入封鎖區，但未完成封鎖前，人們可以自由進出。

45. 封鎖區的四邊是彌敦道／窩打老道交界（A點）、彌敦道／碧街西〔A1地鐵出入口〕（B點）、彌敦道／咸美頓街交界（C點）及彌敦道／碧街東〔A2地鐵出入口〕（D點）。[這A-B-C-D封鎖區及其邊陲在下文又被稱為暴動範圍或案發現塲。]。

46. PW2又叫下屬設立臨時拘留區。他說警方在上述行動中一共拘捕了二百一十三人（不包括上文第27及37段所說的五人）。」

（D6被捕）

8.  承認事實指出，D6是從碧街被一名警長（PW19）帶到臨時羈留區的，由該處一名高級督察（PW39）以‘暴動’罪宣佈拘捕，其後則被帶至黃大仙警署[6]。

（D6的著裝）

9.  被捕時，D6身穿一件白色短袖上衣、一件灰色長袖外套、一條黑色長褲和黑白色鞋[7]。他並無任何暴動者身上常見的裝備。

中段陳詞

10.  原審法官指出[8]：

「 132. D2、D5、D6、D7和D11的律師提出毋須答辯申請。他們都撰備了書面陳詞，並在庭上闡述 …

133. 簡單而言，上述幾位辯方律師都指控方缺乏證據，或是只有薄弱證據，不能證明他們代表的被告人在案發現塲逗留了多久，於什麼情況下被捕及如何參與暴動。」

11.  有關的申請，被原審法官以問題屬於陪審團的範疇為理由而駁回。

辯方立場

12.  D6既不作供，也沒有傳召證人。

13.  原審法官總括D6以及其他被告的立場如下[9]：

「 195. 多位辯方律師各有論述。D2、D5、D6、D7和D11的律師曾提出毋須答辯申請（見上文第132-137段），他們也採納自己早前的毋須答辯陳詞。

196. 簡單來說，眾辯方律師指控方沒有證據顯示被告等人何時到場和逗留了多久。律師說遭警察拘捕的人可能只是剛到場，控方未能證明他們清楚知道該處已發生暴動，也未能證明他們作出暴動行為和有暴動意圖，法庭不能單憑某被告人的衣着和所謂示威裝備去論斷他／她曾參與暴動。律師說當時街上仍有途人，也有商店營業，被告等人可能只是路過或旁觀。

…

199. 有律師說控罪所指的暴動僅發生在彌敦道／窩打老道交界，並在警察推進時馬上結束。

200. 也有律師說被告等人身處的位置可能離開彌敦道／窩打老道交界較遠，不清楚知道前面的暴動情況。即使他們參與示威，也只應非法集結罪成，而非暴動有罪。」

原審裁決

14.  原審《裁決理由書》的分析部分，長達四十三頁，以下僅為與本申請最有直接關係的部分。

（暴動範圍和時間）

15.  原審法官不同意辯方指暴動只發生於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界及只維持了約四十五分鐘（2245至2326時）。

16.  他指出，即使是在A-B-C-D封鎖區形成之後[10]：

「 302. 在C點北面幾十公尺外，有為數不少的示威者聚集及和警察對峙，並向警察投擲硬物和汽油彈。警察稍後再向北推進去驅趕及拘捕示威者，如此清剿行動一直進行至凌晨二時許。

303. 在2245至2326時期間，彌敦道的暴動者主要聚集在窩打老道至咸美頓街那段彌敦道的較前（南）位置，較後（北）也有暴動者，但分佈比較疏落；而彌敦道／窩打老道交界的東面及西面也有一些暴動者。

304. 當速龍小隊由窩打老道／碧街東交界向西推進時，他們也遇上一些持磚的人。本席肯定那些是從彌敦道走入碧街的暴動者。」

17.  原審法官的結論是[11]：

「 305. 本席裁定窩打老道至咸美頓街的彌敦道一帶（即A-B-C-D區及邊陲，又稱暴動範圍或案發現塲）都有暴動者。案中的暴動是由早前在加士居道發生的騷亂衍生出來，暴動高峰發生在大約2245至2326時。期間，暴動者和警察在彌敦道／窩打老道交界激戰超過四十分鐘，警察在大約2326時採取㚒擊行動（向西及向北推進），令暴動人群潰散，但為數不少的暴動者成功逃往咸美頓街以北的位置聚集，繼續向警方作出攻擊。因此，案中的暴動並非在大約2326時立即消弭，而是向北延續，暴動者往北且戰且退。警方在凌晨二時許才完成向北的所有掃蕩，整場暴動那時才算告終。」

（被告的被捕位置）

18.  原審法官表示：

「 319. 警方在大約2326時開始夾擊行動，數分鐘內已經到達B點及C點控制人群，PW1很快便下令設立封鎖線，未經批准的人不得入內。

320. 封鎖A點、B點、C點、D點各處是一個過程，警察要傳達命令和安排人手去完成封鎖會用上一些時間；A點、B點、C點、D點各處的完成封鎖時間實難說準。不過，綜合有關的證人所說，封鎖行動在2326時不久後開始，於午夜前已經完成。

321. 有辯方律師說可能有人（i）剛在警方推進前，或（ii）在警方推進後但未完成封鎖前，進入暴動範圍後被誤會為暴動者而遭到拘捕；更有律師說可能有人（iii）在警察封鎖A-B-C-D各處後獲准進入封鎖區，然後被捕。

322. 本席不認同辯方以上三種說法。

323. 警方於大約2326時採取驅散及拘捕行動，在此之前的四十多分鐘期間，暴動者與警方激戰，暴動者擲出二百多枚汽油彈，令A點火光熊熊，警察則射出很多催淚彈和橡膠子彈，該處持續有爆炸聲、槍聲，不時煙霧瀰漫，就如控方所說，那裏恍如戰場，離遠的人亦可見聞。試問有什麼人在如此情況下還會走進暴動範圍。

324. 警方採取㚒擊行動，拘捕大批疑人，並開始封鎖A-B-C-D各處。即使警察一時未能完成封鎖，正常人看見上述情況，亦不會走入暴動範圍。

325. 本席更不信警察在A-B-C-D各點設立封鎖後，有人問准警察而獲准進入，卻遭到拘捕。

326. 有辯方律師指出PW2說他不清楚二百一十三名被捕人士是否都在A-B-D-C區及其邊陲的暴動範圍內被捕。PW2確是這樣說，但這僅代表他不清楚所有人的被捕確實位置，而不是說有人在暴動範圍以外被捕後被帶入A-B-C-D區。

327. 案中並無證據顯示任何被告人是在上述三種情況下進入暴動範圍，亦無證據顯示他們是在暴動範圍以外被警察捉着才帶進暴動範圍。本席肯定十一名被告人在警察採取㚒擊行動前都已身處暴動範圍（A-B-C-D區及邊陲）內，亦肯定他們都是在暴動範圍內被警察捉着。〔警察後來在咸美頓街以北拘捕八人，並沒帶進A-B-D-C區，而是直接押往警署。〕。」

（D6不是附近居民）

19.  由於D6沒有作供，沒有提出證據反駁他申領身分證時向入境事務處報住的地址，所以被原審法官認定為非暴動範圍或附近的居民。

（結論）

20.  原審法官最後裁定[12]：

「 391. 本席肯定其餘十名被告人（D1、D2 、D3 、D4、D6 、D7、D8、D9、D10和D11）在地面被警察捉着，也肯定他們於警察採取㚒擊行動前已經身處暴動範圍，和警察距離較近，明知該處正發生激烈暴動，但選擇留下，當警察在大約2326時採取行動時，他們因為走避不及或因慌忙走進小巷而受困，最終被捕。

…

396. 有辯方律師說控方未能證明被告等人有所作為去破壞社會安寧，也沒證據顯示他們舉起標語、旗幟，作出手勢或喊叫。律師又說有些被告人更沒什麼裝備，衣著普通。

397. 本席已在上文說過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的人不一定有示威裝備或穿深／黑色衣服。非法集結者或暴動者也不一定舉起標語、旗幟，作出手勢、喊叫，或親自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事實上，很多非法集結者或暴動者都是不動口及不動手；他們只是到塲加入非法集結或暴動人群，默默地鼓勵和支持其他非法集結者或暴動者，他們知道自己鼓勵和支持的人當中，有人正作出明顯的破壞社會安寧行為或法律所禁的訂明行為。一個人如此鼓勵和支持其他非法集結者或暴動者，即使自己沒有動口或動手去作出法律禁止的行為，也屬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他們並非沒有作為，他們的作為就是蓄意出席非法集結或暴動，藉此壯大非法集結或暴動人群聲勢，即使沒有親自作出破壞社會安寧行為或其他被禁行為，也因自己進塲去鼓勵及支持其他非法集結者或暴動者，便是參與該處的非法集結或暴動。這樣的人不是旁觀或路過，絕非「僅是在塲者」。

…

401. 本席肯定D1、D2 、D3、D4、D6 、D7、D8、D9、D10和D11當晚出現在控罪所指的暴動範圍，並無其他因由，就是為了參與該處的暴動；他們不是旁觀或路過，絕非「僅是在塲者」。他們不是沒有什麼作為而僅身處現塲，他們的作為就是明知彌敦道／窩打老道交界發生暴動，卻刻意走進暴動範圍及留在暴動範圍，成為暴動人群一份子，藉着自己到場去壯大暴動人群聲勢，意圖鼓勵及支持其他暴動人士，就算自己沒有作出任何破壞社會安寧行為，也屬參與該處的暴動。」

是次申請

21.  從原審已經開始代表D6的張民輝大律師為D6提出兩項上訴理由如下。

（理由1）

22.  理由1投訴，原審法官錯誤理解Lo Kin Man案[13]，以致錯誤裁定，沒有證據證明有任何相關行為而只是純粹身在現場的D6，參與暴動。

23.  關鍵陳詞：

Lo Kin Man案說明，暴動是‘參與式’的罪行（participatory in nature），被告必須被證明有‘參與’（taking part）和有‘參與的意圖’（participatory intent）。

‘參與’可由兩種行為構成。一是直接破壞社會安寧（committing breaches of the peace）；二是作出促成、協助或鼓勵他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doing acts facilitating, assisting or encouraging breaches of the peace by others）。它們都是‘助長暴動的行為’（acts in furtherance of the riot）。‘參與的意圖’就是通過上述兩種方式參與暴動的意圖。

法庭可根據各種環境證據就‘參與’和‘參與的意圖’作出推論。

問題是，本案並無任何有關D6被捕的細節，例如是時間、地點和是否曾經逃跑或反抗等。D6在警方展開圍捕前的位置、逗留時間和期間的行為也是個謎。D6被警方發現時也沒有例如是頭盔和護甲等常見裝備。

也就是說，控方最多只能證明D6被警方發現身在暴動現場，而法庭也無法單憑D6身在現場而推論D6有參與暴動和參與暴動的意圖。

要特別指出，根據Lo Kin Man案判詞第86段，‘光是身在現場而沒有其他’（mere presence without more），是不能構成‘鼓勵’的，即原審法官裁定D6有罪的基礎。

有關的觀點有不少普通法地區的案例支持。

（討論）

24.  Lo Kin Man案是有關‘暴動’罪的最權威典據。該案判下之後，對一般的相關議題而言，法庭和業界已無需再借助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案例來尋找答案。

25.  就如何構成‘鼓勵’他人暴動，Lo Kin Man案其實是有相當清晰的指引。首先是判詞第79段。這裡面提到的‘Question 2d’，很大程度就是張大律師的問題：

“ 79. Question 2d in Annex 1 asks whether a person can be found guilty of riot ‘without specific conduct on his part falling under the prescribed conduct provided in sections 18 and 19’, but ‘merely by virtue of alleged encouragement through his presence’.”

26.  如果本庭沒有誤會，張大律師認為這問題的答案是簡單和明確的‘否’。不過，把判詞讀下去的話，情況恐怕要比張大律師主張的微妙得多：

“ 81. It is obviously important to avoid treating innocent passers-by who find themselves caught up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as guilty of an offence just because they were present at the scene. Presence at the scene in itself is not enough to constitute ‘taking part’ or aiding and abetting. As the Queensland Court of Appeal held in R v Cook, at common law, mere presence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is generally insufficient to found liability. I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considered necessary that there be some intentional activity in furtherance of the riot.

82.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the bar is set high. It does not take a great deal of activity on the defendant’s part to move the case from the ‘mere presence’ to the ‘encouragement’ category. Thus, in 1810, Mansfield CJ stated in Clifford v Brandon :

The law is, that if any person encourages or promotes, or takes part in riots, whether by words, signs, or gestures, or by wearing the badge or ensign of the rioters, he is himself to be considered a rioter, and he is liable to be arrested for a breach of the peace.

83. This was echoed more recently in Caird, where Sachs LJ said ：

It is the law … that any person who actively encourages or promotes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whether by words, by signs or by actions, or who participates in it, is guilty of an offence which derives its great gravity from the simple fact that the persons concerned were acting in numbers and using those numbers to achieve their purpose.

84. And as Byrne J stated in R v Cook :

Generally, mere presence at the scene of a crime does not involv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ut presence to facilitate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by others has every potential to attract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s 7 [of the Criminal Code (Qld)]. And so those present to ‘lend the courage of their presence to the rioters, or to assist, if necessary’ may be guilty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nts.

85. Whether a defendant has done enough to constitute ‘taking part’, especially if by way of encouragement, is a matter of fact and degree, taking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to account.”

27.  作為總結，終審法院在接續一段解釋，只要有足夠的相關證據，‘身在現場’（presence）是可以構成‘鼓勵’的；相關的證據不足，被告的出現也只是‘光身在現場’（mere presence）。一切要視乎案件的整體環境：

“ 86. Question 2d contains certain rolled-up propositions. Aiders and abettors or counsellors and procurers may obviously perform acts which are not themselves acts of disorderly conduct or breaches of the peace but which offer encouragement or assistance to others in the commission of such acts, thus founding secondary liability (or, as previously explained, possibly also liability as principals for ‘taking part’). Thus, if the defendant’s presence occurs in circumstances qualifying it as ‘encouragement’ of the prohibited conduct by others, then the answer to Question 2d would be in the affirmative. But mere presence without more is not treated as encouragement, whether for the purpose of ‘taking part’, or accessorial or inchoate liability.”

28.  要特別一提，就Lo Kin Man案判詞第83段提到，案例Caird指‘鼓勵’即‘積極鼓勵’（actively encourage），本庭已在劉智峰案裁定[14]，‘積極’一詞實「未有對‘鼓勵’的概念帶來任何內容上的加添」（判詞第35段）。其後，本庭拒絕就同一議題發出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證書，申請人的申請也隨著終審法院對‘規例7’的適用而迎來了終局處理。

29.  有關的法律一旦被釐清，D6的情況便清楚不過。正如本庭在聆訊中多次指出，案發時理大的暴動已持續了最少一星期，而且還不時波及到油尖旺一帶，警方不斷呼籲市民不要前往。即使是本案的特指暴動，及至警方展開圍捕行動之前也最少繼續了四十五分鐘，期間雙方不但展開了例如是汽油彈和催淚煙的攻防戰，而且警方還不斷舉旗警告和用揚聲器著令暴動人群散去。在這個情況下，一個不想牽連於其中的普通市民，是絕無可能選擇置身於現場的。不是住在油麻地的D6違反常理而行，但又不作供，他意圖參與暴動就是唯一合理的推論。同樣，D6不理政府一整星期以來的勸告、不聽從警方在本案所發出的命令散去，直至警方圍捕及建立起封鎖區時（需約十五分鐘）還被發現於現場，D6當時最少是要以身處其他暴動人士當中以作鼓勵，也是唯一合理的推論。

（理由2）

30.  理由2投訴，在控方未作任何澄清之下，原審法官妄自解讀PW2的證供，以得出D6並不是在封鎖區以外被捕的結論。

31.  關鍵陳詞：

PW2在即將結束他的主問時承認，他不能肯定，當晚被捕的二百一十三人全部都是在封鎖區內被捕。這無疑是打開了D6在外面被捕，及於其後才被帶進封鎖區的可能。然而，原審法官卻在控方沒有把問題澄清下否決了這個可能，認定那不是PW2的意思（原審《裁決理由書》第326段：見上文第19段下的節錄）。

（討論）

32.  PW2那段證供，其實是出現於他複述整個圍捕過程的最後。從1126時「上司 … 畀指示go go go」開始[15]，PW2幾乎是講出了每一刻的進度，尤其是有關如何建立A、B、C、D四點所形成的封鎖區和之後的無法再行出入。換言之，當PW2提到最終被捕的二百一十三人，他指的就是警方在這個圍捕過程中捕獲的人，沒有其他。

33.  至於有沒有人在A-B-C-D封鎖區外被拉進去，公道地說應該是沒有，但警方在推進至緊貼彌敦道時卻確實遇上及拘捕了若干數目的暴動人士，這點從PW2最後的約二十條對答清楚可見（注意第十一個答案所講的「隔離少少」）[16]：

「 問： 好喇，即係變咗就彌敦道喺你哋呢一個警方嗰個封鎖嘅範圍，就你哋設立咗有警員去看守唔同嘅路口喇，係咪？

答： 正確。

問： 唔。咁你哋警察就可以喺度安心去繼續做你哋進行嘅工作，係咪？。

答： 正確。

問： 唔，好。好喇，亦都冇爭議㗎喇，之後，你哋喺彌敦道一個位置成立咗一個叫做「THA」嘅臨時羈留區，係咪？

答： 正確。

問： 好喇，臨時羈留區嗰個運作，你了唔了解㗎？

答： 臨時羈留區嘅運作，其實最主要開頭我係同我哋嘅刑事嘅總督察曾庭賓（譯音），當時嘅總督察喇，喺嗰度設立咗個位置，我覺得比較適合嘅。

問： 係。

答： 咁而跟住個運作，我就交咗畀我哋嘅刑事部同事去處理。

問： 明白。好喇，當日，你係幾多點離開現場㗎？

答： 我當日係做到凌晨嘅大概六點零鐘離開現場嘅。

問： 唔。好喇，最後統計，一共有幾多個示威者畀人拘捕？

答： 最後，其實我--跟住我係叫咗一啲同--我哋有好多嘅負責入log嘅同事呀，或者mark住被拘捕人士，根據佢最後畀我個表，係我哋拘捕咗213人，喺現場。

官： 你所講嘅現--首先，人數係213？

答： 213，法官大人。

官： 呢啲係根據即係當時分派在場作一個正式紀錄嘅人...

答： 正確，法官閣下。

官： ...登記落啲logbook呀、正式嘅文件計出嚟嘅？

答： 正確，法官閣下。

官： 但係你最後所講嘅現場，你可唔可以話畀我哋聽，即係呢個圖嘅由邊度到邊度為之叫「現場」呀？

答： 由窩打老道到碧街嗰個現場，即係其實當晚被拘捕人士，其實我冇一個理念究竟佢會唔會有啲喺隔離少少呀，咁但係整體上，我知道當晚我哋拉咗213人。

官： 我哋個問題就係，咁呢213人係喺凈係某段嘅彌敦道，抑或再加埋某段嘅橫街，喀，例如，碧街，甚至再北啲嘅，嗰段碧街以北嘅彌敦道去到咸美頓街，再喺咸美頓街又拉咗啲人，抑或甚至再--即係再北啲稍後又拉咗啲人，我想知--我哋想知道，即係你講話--你回答主控官嘅問題，嗰日拉咗213人，係根據一個警察所登載嘅正式紀錄，你能唔能夠話到畀我哋聽，呢213人喺你所講嘅現場被拉，你嗰個現場有幾即係闊，即係去到邊度呀？

答： 明白，法官閣下，誒...

官： 如果講唔到就講唔到。

答： 係喇。

官： 講唔到，可能主控官有佢嘅辦法，就係由番其他證人或者其他即係文件嗰度講，喀。

答： 係喇。明白，法官閣下，我...

官： 唔好即係靠估。

答： 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我唔能夠準確地講到出嚟嘅，呢個。

官： 即係對於呢213人，其實大致嘅分佈，由即係南去到北邊度，由東去到西邊度，你係講唔到嘅？

答： 我講唔到，法官閣下。

官： 喀。請繼續。

問： 係。嗱，我哋見到頭先你都提過有四個，D1、D2、D3、D4四個platoon，就封鎖咗不同嘅區域，係咪？

答： 正確。

問： 好喇，咁我哋簡單稱喇，即係變咗呢一個四個封鎖線裡面嗰度，你簡單稱為封鎖區，好唔好？

答： 正確，封鎖區。

問： 你能唔能夠講到呢213人，以你所知，是否全部都喺呢個封鎖區被拘捕？你知嘅就話畀我哋聽，唔知就話唔知道。

答： 我唔能夠講到。

問： 好。」

34.  基於以上的原因，本庭認為原審法官對PW2的證供的解讀沒錯。PW2的意思本來就非常清楚，而且D6也沒有作供或提出任何形式的質疑和反駁。事實上，根據PW19，D6就是他從油麻地站A1出口附近（即碧街）轉移到臨時羈留區的被捕人士之一[17]。最後，基於PW2的證供，原審法官並未把本案的暴動範圍限定於「A-B-C-D封鎖區」；他的說法是「A-B-C-D封鎖區及其邊陲」。本庭看不到D6有任何可投訴的地方。

全案判決

35.  D6的兩項上訴理由不成立。本庭拒絕他的定罪上訴許可申請並同時駁回他就定罪提出的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