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謝燕俄

HCMA57/2008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罪上訴

案件編號：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8年第57號

(原粉嶺裁判法院案件2006年第31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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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 上訴人被控兩項控罪：

(1) 控罪 (1) —— 作為經營食物業的處所欠缺保持清潔及不受有害物質沾染，違反根據香港法例第132 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制訂的《食物業規例》第 5(1)、第 35(1)(a) 及第35(3)(b) 條。

(2) 控罪 (2) —— 擁有作售賣用途的非合法來源的豬肉及豬內臟，即香港法例第132 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制訂的食物業規例第 29、第 35(1)(a) 及第35(3)(a) 條。

上訴人否認控罪。在審訊後，被裁判官裁定兩項罪名成立。

2. 上訴人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原訟庭提出上訴。

3. 控辯雙方的部份同意案情已包括在「承認事實」之內，其實雙方的爭議點也不多。

4. 證人方面，控方傳召了兩名食環署職員作供及呈遞了3 項證物。控方第一證人說他在2006 年7 月13 日早上7 時許在粉嶺聯和墟街巿巡查，主要負責監視713 號檔，即「運成肉枱」。證人說他看見有人兩次把豬肉運送到「運成肉枱」。當其他食環署職員(包括第二證人)稍後到達「運成肉枱」調查及作拘捕時，他曾向第二證人報告觀察結果。

5. 控方第二證人是另一名食環署職員。在7 月13 日早上8 時許，他看見一名男子用手推車將一些白色膠袋推去「運成肉枱」。當他與其他食環署職員進入「運成肉枱」作調查時，在第一證人的協助下辨認出早前被運到「運成肉枱」的豬肉。

6. 第二證人說他有替豬肉測溫。他發現剛才送達的豬肉溫度是34ºC至42ºC不等，較街巿的室溫25ºC為高。他懷疑豬肉是由不久前屠宰的豬隻取得。當第二證人繼而檢查「運成肉枱」的衞生情況時，他說他發現肉枱不清潔，燈架上有蜘蛛網，地板上出現生銹污漬。

7. 在調查期間，「運成肉枱」的承租人何先生及上訴人先後返回了現場。上訴人向第二證人表示她是肉檔負責人，聲稱「呢度有乜嘢我負責」。第二證人於是要求上訴人提交衞生檢查記錄和屠房來貨單據。上訴人從檔位取出一些文件，但當中的來貨單據祇屬舊記錄，上訴人向第二證人解釋說未有當日的屠房單據。上訴人又重複表示自己是負責人，何先生已將肉枱的事情全部交給她處理。上訴人要求何先生不要說話，因為事情與他無關。上訴人請求第二證人釋放何先生，因為他年老有病。在調查完畢後，上訴人隔了一、兩天才向食環署提交當日的屠房單據。

8. 在盤問時，第二證人同意上訴人是肉枱的登記助手，是何先生的僱員。

9. 控方舉證完畢後，上訴人選擇不上證人台作供，亦不傳召任何證人。但辯方知會了法庭指上訴人沒有任何刑事記錄。裁判官對此情況已作出相關的考慮。

10. 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裡說明，上訴人選擇不作供是她的權利，法庭不會因此而對上訴人作出不利的推論。但裁判官亦指出，辯方沒有提出證據去削弱、反駁或解釋控方的指稱。就控方證人方面，裁判官認為他們誠實可靠、實話實說、沒有廻避問題或誇大其詞，因此裁定他們的證供可信。

11. 辯方所提出的法律觀點，裁判官已詳加考慮。辯方指法例針對的應是「東主」或擋位承租人，即何先生；上訴人的真正身份是僱員，她不屬於法例所言及的「經營食物的人」。

12. 在分析了有關「經營」的定義後，裁判官認為法例原意並非只涵蓋「東主」，「承租人」或所謂「負責人」。裁判官的看法是相對於一般俗稱的「老闆」，「伙記」亦可以符合「經營」的法律定義。裁判官指出在這方面，主要的測試是某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經營」，而不祇是拘泥於身份的稱呼(見裁判陳述書第 34 段)。

13. 就「管有」方面的爭議，在參閱了《食物業規例》(Cap 132X)第 29 條及多宗涉及「管有」概念的案例後，裁判官也否定了辯方在這一點上的陳詞(見裁斷陳述書第 35 及36 段)。很明顯，裁判官認為本案證據支持上訴人「管有」涉案的豬肉，她「知情」及對豬肉有「控制」或「控制權」。

14. 就本案的案情，裁判官作出了以下的基本結論(見裁斷陳述書第 43 段)：

「甲、  被告人是街市地下M13號檔『運成肉枱』的負責人；

  乙、     M13號檔『運成肉枱』是經營食物業的處所；

  丙、    M13號檔『運成肉枱』欠缺保持清潔及不受有害物質沾染。」

15. 裁判官補充，就第二控罪而言：

「      ……[上訴人]雖然當日運送豬肉時，她並不在場，但身為檔位的負責人，及處理屠房的單據，被告人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參與及控制這批豬肉。本席肯定她知道這批豬肉是禁售的食物。本席認為唯一合理無可抗拒的推斷是被告人管有這批豬肉，而這批豬肉是禁售的食物。」(見裁斷陳述書第 45 段)

16. 上訴人提出以下的上訴理據：

「上訴人在本案中經審訊後被定罪的兩項控罪不服原判，理由[是]原審法官在法律條文的闡釋上不合立法原意[，]並且在評估證供時不作出充份考慮證供，導致定罪判決不穩當。

詳情

第一控罪

(一)   原審法官在闡釋食物業規例(Cap 132x)將『經營』與『從事』食物業混為一起，『從事』在正確的理解下並不等同『經營』食物業。

第二控罪

(二)   在裁斷上訴人是否『管有』非法來源的豬肉及豬內臟時，原審法官處理證供及證物時欠[缺]周詳的考慮分析。

(i)    原審法官考慮被告在被第二證人調查時所作的回應，祇是流于片斷的字面分析，並無全面考慮被告在當時環境所作的全部回應。

(ii)   忽略證物P2的證據價值。

(iii)   錯誤地理解『管有』與『負責』的含義。」

17. 上訴人的代表黃大律師陳詞指在食物業規則裡面，法例在不同條款分別用了「經營」和「從事」的字眼，這即是說它們代表了不同的概念。「從事」會是指食物業東主以外的人，當中包括僱員。根據上訴方就第 34C 條的分析，「經營」應是針對「持牌人」，亦即是「東主」，而非僱員。黃大律師又引用英文字典的解釋來說明「經營」是“conduct, carry on, continue, keep up”的意思，而「從事」則是“engage in”之意，兩者應有分別。

18. 黃大律師強調，兩詞的中英文意思及其所指，對象都是有根本性的分別，不可相提並論，或混為一談。他強調「經營」一詞應祇適用於東主或承租人，而「登記助手」則沒有法律定義 ，看來祇是為方便管理而採用的名稱。他斷言肉檔的「東主」祇有何先生一人，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是「僱主」或其代理人(見上訴人書面陳詞第18 段等)。

19. 在考慮過後，本席認為上訴方的理據難以成立。規例在不同條款裡用上不同的字眼，當然是有不同的目的和作用。但在考慮某人是否有觸犯某項規例時，主要都是要考慮有關條款的因素與內容，更重要的是要以每宗案件的不同證據來作審核基礎。

20. 本席認為，就上訴方所提出的字典解釋來說，形容某人在「經營」或「從事」某些業務，可能祇是對參與及投入的程度上有分別。本席同意，一般來說，形容東主在「經營」某行業會比較說僱員在「經營」較為恰當。但針對一名負責打理生意、有決定權的「僱員」，是否就不能說他是在“conduct, carry on, keep up”一門生意呢？另一方面，一位不太管事的「東主」又是否就不可以說他是“engage in”有關的生意呢？本席認為視乎案中的證據，僱員也可以是實際的「經營」者。

21. 就以本案的證據而言，上訴人親口三番四次地向食環署調查人員表明自己是肉檔的負責人，肉檔有事由她負責，她呈交單據給食環署職員查看，又甚至在何先生到場後要求他不要出聲，因為「唔關他事」。對上訴人的說法沒有證據指何先生曾作反駁。上訴人又提出希望「放走」何先生的要求，因為他年紀老，又有病。雖然單在記錄方面，上訴人是檔位的登記助手，但在這情況下，證據則顯示上訴人是「實質」的「經營」者。

22. 黃大律師陳詞指上訴人所說的話祇是「情急護主之舉」，因為「上訴人在該肉檔工作已有數年時間，亦提及何先生年紀老邁及患病……，上訴人作出這些聲稱純屬保護何老先生而已……」

23. 就黃大律師的說法，本席有以下的結論：

(1) 黃大律師所提出的是他的意見，是陳詞而不是證據。裁判官面前沒有上訴人說這些話之背後意義的證據；

(2) 上訴人在現場的表現及表達，尤其在提交單據及要求何先生不要作聲這兩方面，已超過「求情」的界線，已是她確定(assert)自己是「經營」者，是負責人身份的聲明；及

(3) 上訴人的表達內容，也合乎她是「經營」者的身份，即何先生年老有病，所以由她打理肉檔的工作，這是合乎情理的安排。在這情況下，雖然她不是持牌人，也沒有檔主的銜頭，但正如裁判官所指，有效的測試是上訴人的行為是否在法律上構成「經營」，而不是身份的形容，一般俗稱「伙記」的，也可以是「經營」者(見裁斷陳述書第 34 段)。

24. 至於上訴方在第二項控罪方面的投訴，本席也認為不能成立。本席不認為裁判官在裁斷上訴人是否「管有」非法來源的豬肉時，在處理證據及證物時有欠周詳。裁判官在考慮上訴人在現場的回應，並非是流於片面，也沒有忽略上訴人在當時環境所作的全部回應。上訴人當時私下的「心情」如何，裁判官不能基於陳詞來作裁決。不論字眼如何，或者是否可以用「代理人」去形容上訴人，上訴人都符合「經營」者的因素。在這基礎上，大律師所提出上訴人可能不知悉肉檔內的情況不會出現。

25. 從裁判陳述書的內容來看，裁判官也沒有錯誤理解和詮釋「管有」的意義(見裁斷陳述書第 36 段)。

26. 黃大律師的陳詞有力，對本案的法律原則及證據也作了很詳盡的分析，但最後本席還是認同答辯方的意見。本席認為上訴理據不足，上訴必須駁回，維持原判。